杨永祥

舅舅的“推销点”不是舅舅的，是公家的，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舅舅守“推销点”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事。那还是计划经济时期，为了方便乡亲们购买日用品，乡镇供销社在各村都开了一个“推销点”，卖些烟、糖、酒、煤油等日用杂货，这其实就是后来的小卖部，但那时人们都叫它“推销点”。

舅舅不是我的亲舅舅，他跟我们是同村的，我妈和他同姓同辈，便认了姐弟，两家经常走动，互相照应。舅舅对我挺好，每次来我们家都有东西给我，什么水果糖了、小口哨了、小气球了等等，都是那时的我最喜欢、最渴望的东西。

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才知道舅舅有个推销点，因为它就在学校里。推销点只有一间屋，被隔成前后两半，前半部分摆货物，后半部分是舅舅晚上守夜睡觉的地方。每到课间休息，总有一些小同学踮起脚尖攀着舅舅的柜台，有的买支铅笔，有的买一颗水果糖，偶尔有“富裕”的买个芝麻饼。也有好些只看不买的，他们要么挨个儿打量那货柜和货架上的糖果、饼子，要么看着那些买了东西正得意地吃的小伙伴。看他们谗得垂涎的样子，我满是自豪，在心里说：哼，那些东西都是我舅舅的！我跑过去，攀着柜台仰着头喊：“舅舅。”听到舅舅答应一声，我便转身跑开了。此时，我的背上背满了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我很少去推销点买东西。有一次，同学们问我为什么，我当然不能说没钱，便胸脯一挺说：“我舅舅的东西，我不用买的。”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才不信呢！”其中一个同学说：“我爸爸说，推销点不是你舅舅的，是公家的。”我却很认真地说：“是我舅舅的，不信看我的。”说完，我径直跑到舅舅面前，喘着气说要买一支铅笔。舅舅从柜台里拿出一支红色的铅笔，叫我等一下，然后用小刀把笔头削得尖尖的，递给我说：“拿去吧，我给了。”我只听明白了“拿去吧”，便飞也似的跑向在外面等待答案的同学们。

那天下午放学回到家里，我一邊剁猪草，一边问正在做饭的妈妈：“舅舅的推销点是不是舅舅的啊？”妈妈一边往灶膛里添茅草，一边说：“那是公家的。”妈妈的回答令我很不甘心，我把大菜刀扔到筐里，说：“那为什么，我买铅笔舅舅不收我钱，说‘拿去吧，我给了’呢？”妈把火钳子往灰坑里一插，一拍大腿说：“你个不懂事的，那是你舅舅替你给了钱嘞！以后不许那样了！你舅也不富裕嘞！”“啊？”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在同学们中炫耀自己的舅舅了，但会在经过推销点的时候喊一声“舅舅”。有一次，舅舅把我叫住，从玻璃缸里拿出几颗水果糖要给我，我边说“不要”边飞快地跑开了。

舅舅的推销点隔一阵子会有一天时间不卖东西。门还是开着，里面会有一个陌生的叔叔（有时是阿姨）和舅舅一边清理东西一边打算盘。他们要一天的时间才能做完。我问舅舅：“那是在做什么？”舅舅回答说：“那是在盘点。”“盘点”这个词在学过的课文里还没有出现过。我便回去问妈妈，妈妈却叫我去问爸爸，爸爸说：“就是清点拿过来的东西卖了多少，剩下多少，该交多少钱，该补多少东西。”我似懂非懂地“哦”了一声。

上初中时，每天一大早得走半小时的羊肠小路才能到学校，我上小学的学校是我的必经之地。舅舅的推销点还继续开着。我每天下午放学路过，都要远远地看看舅舅的推销点，偶尔能看到有人买东西。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去了离家20多公里的学校上高中，便很少知悉舅舅那推销点的情况。从爸妈那碎片式的谈话信息里知道，小学学校（后来叫村小）并入了乡中心学校，推销点就没开了，舅舅也回家务农去了。

2020年清明节，我回乡祭祖路过原来的学校，其房屋的格局并无变化，但40多年的风雨早已把它们磨蚀成龙钟之态了。舅舅开推销点的屋子，泥墙斑驳，木门倾斜，如衣着单薄的清瘦老人瑟缩在风中。此时，一辆小卡车从旁边的水泥路上驶过，小喇叭循环放着“沃柑、菠萝、香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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