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特质问题〔*〕<br/>——再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中国社会政治发展中的特质问题〔*〕
——再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

2022-03-10乔耀章

学术界 2022年2期

乔耀章

(1.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湘潭 411105；2.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苏州 215123)

笔者曾在《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一文中，从政治发展、中国政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发展四个层面论述了我国的政治发展问题，着重阐述了我国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定向性、初级阶段性、多质性及后发优势。〔1〕20年过去了，笔者认为，对相关问题仍然有再论的必要。社会具有至上性，专门以社会为研究对象的社会科学是关于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学问及其分科的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一方面，它是人类社会科学或全球(学)社会科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其他国家的社会科学共通，但也有区别，且不能独立自在；另一方面，它又关涉中国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不同层级的(但不是等级)社会科学(如江苏社会科学)、不同领域的社会科学、不同区域的社会科学等。中国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与地方层面的社会科学需要互动、互补，共同“顶天立地”，探寻中国社会存续和发展规律，探寻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以全面推动整个中国社会健康有序向前发展为指归。社会是一个总系统，社会发展由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等子系统构成，是一个既唯物又辩证的有机整体。其中，相比较而言，政治发展不能不占首位。一方面，政治、政治发展既受制于非政治系统的经济、文化发展及其程度；另一方面，政治、政治发展又能动地正、反作用于其他非政治系统的经济、文化的存在与发展。在数十年的思想苦旅中笔者坚持认为，道或理是直的，路是曲折的，应当小心走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已经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必须的和正确的，是中华民族之大幸。然而，马克思主义诞生是有条件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也是有条件的，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有条件的，关键在于要始终有效地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既要坚持唯物主义，又要坚持辩证法；既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又要坚持历史辩证法。坚守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尽量少犯唯心主义盛行和形而上学猖獗的错误。毛泽东同志说得好：“世界上没有直路，要准备走曲折的路，不要贪便宜”，“我们面前困难还多，不可忽视”。〔2〕历史实践证明，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并非处处平坦，留下的脚印是否深刻往往与道路的泥泞程度成正相关。因为我们还长期生活在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多质态的时代、多质态的社会、多质态的政治之中。所谓“多质态”主要是指封建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三种质态，尤其是内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质态的并存。正如列宁指出的，资本主义同封建制度相比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3〕当今，如果没有社会主义，世界就是不完整的世界；如果没有一定程度受到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中国也是不完整、不真实的中国。在我国，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定向的社会政治发展，既有利于防止“左”的倾向，也有利于警惕右的“去社会主义化”的倾向。

一、研究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的普照之光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马克思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马克思还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除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政治生态的影响外，归根结底是受制于国内的社会发展水平及其性状的，因为内因是变化发展的根据。

社会形态是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关于社会结构理论与社会发展理论的范畴。前者是指在一定社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有机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意识形态；后者主要用以说明人类社会遵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社会形态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性质的外在表现形式。在社会形态理论方面，马克思始终强调各个民族社会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规律是共同的，具有统一性；同时他也强调，各个民族的地域特色导致各个民族具体发展道路和模式千差万别。亦即对于人类社会而言，社会形态演变是一般规律与社会特殊性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普遍性与特殊性有机结合规律是理解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精义所在。1845—1882年，近40年间，马克思围绕社会形态依次更迭问题先后留下了大量论述。比如，在1846年12月28日《致帕·瓦·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批判了蒲鲁东的唯心史观和经济理论，深刻地阐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二者的辩证关系，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基本原理从根本上决定一切社会关系和整个社会的发展。马克思还提出了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不能自由地选择社会形式等。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逐步出现相应的市民社会，并产生与市民社会表现形式相应的政治国家。尽管每次论述的时代背景、语境、历史指向和列举的社会形态名目以及更迭顺序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点展开，那就是人类社会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只是具体发展道路千差万别罢了。马克思最早论述社会形态更迭问题是从所有制关系开始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掌握的西欧历史知识，把西欧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制形式的更迭顺序归纳为：部落所有制、公社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从多方面论述中能够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对所有制关系的“情有独钟”，以及社会形态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厦中的基础性意义，以至于在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标志的《共产党宣言》中，用一句话把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而且不是消灭别的什么私有制，是消灭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然后进入成熟期的人类社会——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根据马克思的社会形态基本理论，社会形态总体上有经济社会形态与技术社会形态两种划分方法。

在经济社会形态范围内，又主要有两种划分方法：一种是我们平日最为熟悉的“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另一种是“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其中，关于“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主要是根据生产关系的不同性质把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是其第一阶段)。需要指出的是，“五种社会形态”是依据生产方式的不同，特别是生产方式中生产关系的所有制不同来进行区分的。其所展现的只是对历史抽象发展趋势的概括，并不是说每个各具特色的国家与民族都将以模板的方式经历这五种类型的社会形态。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哪个民族或国家确切地把五种社会形态完整走过。马克思所推理论定的基本历史趋势并不否定某个民族国家可能出现的跳跃性发展现象，也不否定某些民族国家可能出现的暂时的“战略退却”。各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发展应当以各民族国家社会政治实践的具体历史条件为转移。“五种社会形态”特别强调以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形式为中心或重心，然而，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形式不是由人为的任意选择或者随心所欲所能建构的，而是最终由社会生产力发展性状决定的。关于“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主要是把人类社会依次划分为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始终把人的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心和中心议题。我们认为，把人类社会发展聚焦于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精髓所在。因为它把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贯彻到底，即贯彻到人的层面，这是对在社会生产力问题上只见物不见人这种认知的理性回应。如果说“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主要是侧重于生产关系，即人与人的关系，那么“三种社会形态”划分法主要聚焦于人的问题，是“五种社会形态”划分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们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技术社会形态一般是指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学界通常把人类社会发展过程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机器时代—电子时代，其技术社会形态为渔猎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以及后工业社会、后经济社会、后文明社会、后资产阶级社会、互联网社会、智能社会、生物社会等。技术社会形态所展示的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它往往不彰显社会的特质，就像特定的人不彰显社会特质一样。社会的特质主要是由生产关系即所有制性质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虽然社会特质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的，但同时还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激化程度的制约和影响，在阶级社会里受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阶级力量对比状况的制约和影响，受这个国家所处时代的国际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受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所造成的生产关系容纳生产力发展程度的伸缩性的制约和影响。由此，往往就会出现技术社会形态与经济社会形态不对等、不相吻合的复杂情况。这种复杂情况在当今世界范围内有三种情形：其一，在相同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生产关系的性质可能是不同的，因而形成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如苏联与美国(当然如从特定角度说来可能不具有典型意义)；其二，在不同的技术社会形态的基础上，不同国家的生产关系的性质又可能是相同的，因而形成相同的经济社会形态，如经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属于这种情况；其三，从相对意义上说，技术社会形态较高的国家，其经济社会形态可能处于“较低的阶段”，如北美、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仍然停留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技术社会形态较低的国家，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经济社会形态又可能处于“较高的阶段”，如当今中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由此观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大理论贡献，是“社会科学的同义语”。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经济社会形态和技术社会形态)包括三大基本理论元素，即生产关系所有制性质、现实的人和以科学技术为载体的生产工具。前两者为经济社会形态，主要关涉的是人与人的关系，第三者为技术社会形态，主要关涉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它们体现了“天人合一”的社会形态观。如何在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有机统一的基础上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理论，是我们理论和实际工作者都要共同直面的问题。

二、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直面多质态时代

本文的“时代”特指“大时代”。有别于“时代主题”或“新时代”等概念、范畴，是“时代本质”的同义语。“时代”是“时”与“代”的时空结合体。我们在注重“时”的前提与基础上，要特别关注该“时代”中的更具有代表性之“代”。因为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时代”的代表者决定着该时代的特质。

马克思、恩格斯依据人类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在1848年2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创造性地宣告了人类社会开始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从那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国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席卷欧洲。列宁在《打着别人的旗帜》一文中指出，我们生活在世界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两个时代的交界点上。自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资本主义已经结束了它一统天下的格局，就像它自身结束了自由资本主义历史进程而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一样，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或理想开始变为实践或现实的，亦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一球两制”)并存、斗争、竞争的历史时代。100多年来，虽然世界力量对比还是“资富社贫”“资强社弱”“资攻社守”的态势，虽然世界总体上还处于由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还远不能说是社会主义时代，世界社会主义还呈现出某种短板的“木桶效应”，但是，世界资本主义被世界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总趋势并没有改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千万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的“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代”中的“社会主义”只看成或等同于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或“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为世界资本主义已经远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时的那种资本主义，那种资本主义已经在世界历史的新陈代谢中不断自行消亡或被消亡；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也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论证中的那种社会主义的实现。因此，中国社会政治发展道路就应当置于从现实世界资本主义向现实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观中进行审视。

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整体化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人们所说的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中的“时代”，只是多种关于时代表达法中的一种。解析时代观问题可以从时间维度、空间维度和价值维度“三个维度”着眼。无论是从时间维度还是从空间维度看，当今世界的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国际社会生产力和国际交往的普遍发展，正越来越显示出世界整体化的发展趋势。但从国际社会的价值维度来审视，人类社会依然处于马克思、恩格斯17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的人类社会已经开启的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过渡或转型的历史时代。也就是说，人类社会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的“时代本质”依旧未变。由此，我们应当从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历时态与共时态的共处关系中认知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所处的时代问题，以期达到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再认识、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对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相互关系的再认识，以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再认识。

我们依据大历史观看问题，世界资本主义与其前阶段的封建主义和其后阶段的社会主义相比具有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无论是其比较优势还是其比较劣势一般都不宜与其共时态社会所具有的优势和劣势相比较。依据新陈代谢规律，非平衡发展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绝对规律。人类封建社会(东西方)非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使西方资本主义赢得先机，率先走进人类社会历史舞台，从局部的民族国家的历史扩展到整体世界的历史。对于人类社会的整体或总体而言，资本主义是必经的历史发展阶段，并且在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社会的非平衡发展规律又有日益加剧的趋势，这种日益加剧的非平衡发展趋势既体现在时间的先后维度上，也体现在空间的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领域维度上。依据新陈代谢规律，资本主义走出人类社会历史舞台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非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就像当初它走进人类历史舞台是因为封建社会非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一样，资本主义之所以既能走进历史舞台，又会走出历史舞台，这是由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势决定的。其中，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既是存在的，又是有限的。

说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是存在的，主要在于资本主义是以“资本”私有为本位主义、为本质特征的社会。在资本主义5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使资本成为全世界主流却不过是近100多年的事情。资本主义使私有制经济社会制度发展到最高最完备的阶段。资本主义由封建社会发展过来，将地主与农民的租赁关系改变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使民族国家的历史改变成为整体世界的历史。除了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的优势，资本主义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它创造了政治文明、创造了一系列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规范，改变了民族、国家、世界的政治面貌，使民主共和制度为一切文明民族所认同，使得民主、平等、自由等成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理想，成为一切人类文明的公共财富。在此过程中，资本主义的初心——从利己主义出发——要求不同资本(民族国家及世界范围内的)对不同资源发挥各自作用来推动社会发展，这样资本就不断地走出个体化的私域，就会不自觉地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初步展现全面社会化趋势。在展示这种全面社会化趋势的过程中，在“一球两制”的全球化生态中，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也在不断进行自身进化并升华为“新社会要素”。

说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又是有限的，主要在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与它的比较劣势是相伴相生、与生俱来的，并且是在它的比较优势发挥过程中日益或逐步显现出来的。资本主义的比较劣势主要表现为：其一，它并未能彻底告别封建性。比如，列宁曾经说过，与封建主义相比，资本主义是福不是祸，这显示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但是，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是不可能彻底的。这种不彻底性主要是指它的资本的私有性与封建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性相近，只不过是私有性的程度、内容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其二，它在国内，在事实层面上依靠人民反封建取得经济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后，为了巩固其资本统治地位，在价值层面上开始走向虚幻，名不副实。其三，它在国际上，在走向世界的殖民化过程中，往往与前资本主义的民族国家的统治阶级、社会的上层政治势力相互勾结为盟(如旧中国的三座大山)，反对弱势民族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力量，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头盖骨盛美酒，走向历史性的反动。其四，它在全球拒斥异己，本能地对自身的生成物——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成长路径的民族国家(不管它们处于什么样的发展、成长程度或阶段)都进行无情的战争、扼杀、围追、堵截、封锁、制裁、和平演变，等等。其五，它的历史贡献有限。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或贡献客观上对于接替它的新社会只能提供有限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或基础，远不是也不可能是大部分或全部的前提和基础。以上这些都是某种程度的资本主义的比较劣势。

资本主义有限的比较优势和劣势表明，对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言，资本主义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或历史任务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或者说，对于“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当今资本主义并不负有无限的历史使命和无限的历史责任，因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人类社会历史的终结。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世界范围内，或在全球社会范围内，资本主义应当肩负的人类社会反封建主义的历史任务尚未真正完成，它为新社会诞生创造社会历史条件的使命也尚未真正完成。有限的资本主义比较优势同时也隐含着它的弊端，与其比较劣势叠加在一起，往往使人过度工具理性化，使理性发挥到极致，在资本主义中异化、丧失自我，变成理性的奴隶，追求微观自利有效，忽略宏观道义稳定无效。具体表现诸如：以最大的欲望追求剩余价值和超额垄断利润，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加剧；用血和火去侵略亚非拉美各民族国家地区；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无法解决，造成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出现等。所有这些都可以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的历史暂时性，它被以自身为基础生长起来的更高的新社会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社会取代只是时间问题，不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当然，这一取代过程，既是世界资本主义“自行”的又有“外力”的辅助。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资本主义的这种消亡过程并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简单的消灭或从有到无的一种“死亡”，而是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以努力保留其优秀文明成果为前提的积极的扬弃过程。

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至此，人类开始了由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原初设想主要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突破口。但是随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跌宕起伏，在《共产党宣言》发表近70年以后的1917年，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写了马克思、恩格斯原初的理论论证与实际运用的序列，即“首先”与“然后”的发展序列，完成了从“先建设后革命”到“先革命后建设”的序列转换。前者，我们称之为“革命问题上的唯物主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先创造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的必备条件，然后进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完全符合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世界历史非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后者，我们称之为“革命问题上的辩证法”。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对外侵略扩张的过程中，将他们国内的社会矛盾和危机转嫁到了非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内，加剧了那里的社会矛盾和危机，并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造就了那些国家的革命形势，那些国家在不那么具备较成熟的革命的经济、政治、文化条件下“被逼上梁山”，只有先进行革命，等待革命成功后再进行“补课性质的建设”。这就是被铁一般事实已经证明了的不可更改的历史逻辑。至此从世界资本主义“一统天下”到形成世界资本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一球两制”再到国内(中国的乃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一国两制”共时态并存互鉴的世界历史大格局形成。〔5〕

在学术界，笔者较早提出和论证了“一球两制”问题。1995年，笔者发文认为，有国家存在，就有国家财产、国家所有制和国有企业。在我们这个“一球两制”的世界上，存在两种历史类型的国家所有制：一是资本主义国有制；二是社会主义国有制。资本主义国家所有制可谓“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制可谓“国家社会主义”。〔6〕笔者的研究认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贯穿20世纪的整个进程，它既有过辉煌的过去和高歌猛进的年代，又有过遇到前所未有的重大挫折和严峻挑战的年代。当前，我们要冷静反思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方面的问题，更新社会主义的观念，〔7〕从整体世界的大历史观出发，概略地研究宏观社会主义和微观社会主义及其相互关系，探索全球化生态条件下的“一球两制”问题，即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主从关系及其运行轨迹。笔者的研究主张从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来解释“时代”，因为“时代”是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的有机结合。做好时代的文章，一方面不仅要做好时间维度的文章，做好与时俱进的文章；另一方面还要更好地做好空间维度的文章。为什么？因为我们坚持认为“时代”的“代”不仅仅蕴含“空间”的含义，而且还富含那个时代的不一般的、不寻常的代表之“代”！比如，我们通常认为我们现在仍然处在马克思、恩格斯揭示的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代表”我们今天这个大时代的还不是世界社会主义，而依然是世界资本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则是“明天”的“未来”世界的代表。只要还是世界资本主义主导的时代，更准确地说，只要是美国主导的“美国时代”还存在，这个大时代的世界资本主义性质就不会根本改变。譬如人们从“美国绝不搞社会主义”就可见一斑。2019年2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发表其任期内第二个国情咨文，他在讲演中强调美国永远也不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他说：“在美国让我们感到警惕的是那种要在我们国家施行社会主义的呼声。美国的建国基础是自由与独立，而不是政府强制、主宰和控制。我们生而自由，我们将保持自由。今天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时间和人类历史会对特朗普此番言论给予评论，然而，现实中西方国家社会客观地存在许多“新社会要素”，譬如有很多经济政策，虽然名字不是社会主义，但最终起的作用都是限制、削弱乃至剥夺私有资本财产，削弱自由企业的作用，扩大政府权力，并向社会主义靠拢，采用的手段则包括高税收、高福利和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等。从一定意义上说，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100多年中，世界资本主义也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异化”，具有了趋向某种“新的社会主义入口”的潜质。当然，我们还远不能轻率地作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也存在某种“一国两制”情势的判断。

根据我们对“大时代”的界定，时代有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方面。其中，时间维度通常称为“历时态”；空间维度通常称为“共时态”。“一球两制”从时间维度亦即“历时态”看，是指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间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社会形态的先后承继关系。“一球两制”从空间维度亦即“共时态”看，是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共同存在于一个时空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关系。必须指出的是，相比较而言，“一球两制”的空间维度、共时态比起时间维度、历时态来说更为紧迫、更为棘手，因而也就更为重要。因为时间维度和历时态维度更多展示的还是一种未来情景。有所不同的是，相比之下，“一国两制”则更多表现在空间维度的共时态，即一个国家内部同时实行或实际存在两种不同制度要素的关系更为现实、更为重要。为什么？因为无论是“一球两制”还是“一国两制”，在两种社会制度要素的共时态并存中，如果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不能赢得与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的话，那么，世界社会主义制度也就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范围内，均不能赢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间维度的历时态的未来。当然，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还是在一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如果发生颠覆性的战略性错误或失误都有可能导致社会主义事业的挫败，对此应当保持高度警惕。

由是观之，所谓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直面的多质态时代，主要是指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共时态并存的“大时代”。虽然当今世界上还有极少数封建君主制的残存，但在总体上主要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即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长期并存、较量、斗争、互鉴，它们之间的主从关系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角色转换。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世界基本格局还将是“一球两制”，而且是“资强社弱”，亦如17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基本格局还没有根本性改观一样。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共时态并存过程总体上可分为三个战略阶段，即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目前，世界社会主义在两种制度关系中总体上仍处于战略防御的特定阶段。我们既要坚信“社会主义必胜论”，又要防范“社会主义速胜论”，更要坚持“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的持久战”。由此说来，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隶属于人类社会的“大时代”；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进入了自己的新时代、新时期、新阶段，但可能还不能自称为“中国时代”。有史为鉴，世界进入近代史，开启了英国资本主义率先进入世界资本主义的时代——英国时代。从1870年正式开启了英美时代的时空切换期，经过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这一时代切换的进程。1941年，《时代》周刊创办人亨利·卢斯在著名的《美国世纪》中说:“美国的经验是未来的关键，它将成为国际社会的领袖。”这篇文章成为开启“美国时代”的宣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的现代化运动、全球化进展几乎完全进入美国时代，美国时代进一步异化和升级为美国霸权时代。目前，世界格局整体上仍然属于美国时代。在《美国世纪》出版74年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中国世纪》一文中说:“中国经济以拔得头筹之势(以购买力评价计算)进入2015年，并很可能长时间执此牛耳。”〔8〕这篇文章预示着“中国时代”已初露曙光。2009年9月28日的《时代》周刊刊载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的文章《繁荣之路》，周刊封面配有五角星，“中国时刻”一词跃然纸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时刻”频频出场，将一个又一个的“中国时刻”串起来，这就是“中国时代”。〔9〕对此，本着战略上藐视问题、战术上重视问题起见，我们应当采取审慎的态度。我们一定要理性地、审慎地处理好“大时代”的本质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审慎地处理好世界社会主义时代—中国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审慎地处理好时空切换的关系问题。〔10〕

三、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直面多质态社会

目前中国到底是什么社会？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智力和道德难题。对此，有些回答似乎有点不伦不类，难以说服人、掌握群众。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创造。那么，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社会历史条件是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重新观察中国社会，对中国政治发展的社会历史起点是什么，应该重新再认识。这就关涉中国现实社会形态问题，关涉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社会形态转型实践中的运用问题。基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我们试图从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旧中国社会性质、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小康社会等问题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来探寻和回答中国政治发展直面的多质态社会问题，以便在历史的长河中明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方向。

(一)对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再认识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经历了“封建”社会阶段。相对于西方的封建社会而言，中国的封建社会更具特色。我们拟提出“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这一概念。自1840年以来，中国的社会形态开始在历史悲剧中发生近代转型。这种转型至今尚处于正在进行时。〔11〕一方面，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制度形态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基本结束，然而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遗留问题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真正走出历史。也正如马克思忠告我们的，那些“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伴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对于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来说，那些“古老的陈旧的”并不只限于“封建”)。如若从大历史观审视，与其他社会形态相比，“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既很“早熟”，又很“坚挺”(绵延不断数千年)，甚至还很“顽固”(在一定的程度上它还以顽强的生命力寄生于现实中国社会形态的肌体内部)。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存在或样态问题再次引起学界讨论。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为冯天瑜先生。冯天瑜在其学术专著《“封建”考论》中主张以秦为历史坐标，秦前或前秦为“分封制”，从秦始为“郡县制”。封建本义为“封土建国”，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为郡县制。冯天瑜指出，从秦至清的2000多年间，中国并没有“封建社会”之说，只是到了“五四”之后才有了“反封建”“半封建”等说法，并通过论战使“封建”有所泛化。冯天瑜还认为这有可能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着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争论，改革开放40多年后还在继续，且尚无精准而明晰的定论，这说明了什么问题？有些人为何要为“封建”正名？我们以为显性的争论实则隐性地告诫人们，在中国究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似乎已经在价值层面回答了，但其实还没有从事实层面上彻底解决。关于“封建”的名实考辨，直接关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社会历史起点问题，且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有别于欧美日。如果我们真正把握了中国现代社会转型前的自身社会发展差异性，就有助于正确树立对世界现代化路径多样性的合理性认知，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应当独具特色是合理性的规律指向。

(二)对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再认识

基于马克思关于民族史——世界历史理论，按照我们对资本的认知，资本不是一种安分守己的存在物，自从它来到世间，这个世界就开始变得不得安宁了。资本从西欧一隅追逐利润，在开拓殖民地市场的过程中，就开始了把民族(国家)史逐渐演变为“世界史”的进程。自那以后，凡是一个民族国家范围内特别是非欧民族国家范围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事务都不仅仅是原来本民族国家自己的事，还被不由自主地嵌入了西方国家资本的意志，使得原本复杂的民族国家内部事务变得更加复杂起来。为了便于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更加科学地认识历史的中国，更加科学地认识现实的中国与历史的中国的联系，我们很有必要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出发，对旧中国的定义作重新界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曾有过关于近代以来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广泛争论。比较经典的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科学论断：就半殖民地而言，主要是指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中国虽形式上仍显现为国家独立，但政治经济命脉已经掌握在帝国主义手中，这是指旧中国的国家地位和外部特征；就半封建而言，主要指帝国主义入侵以后，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逐步瓦解，并逐步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国民经济总体表现为半自然经济的态势，这是指1840年以后旧中国的社会形态和内部特征。从封建社会的中国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并不是一种历史的沉沦，而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半封建”之外的另一半当然不是半社会主义而是“半资本主义”，那么，半封建便是旧中国的衰亡着的封建因素，半资本主义就是旧中国的生长着的资本主义因素。生长着的资本主义因素同衰亡着的封建主义因素彼此之间的斗争、消长，是1840年以后旧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潮流或必然趋势。“半资本主义”是从“半封建”引申出来的概念，意即“不完全的资本主义”。旧中国的资本主义包括“三资”，即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它们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命运是有所不同的。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同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相勾结，处于统治者和压迫者的地位。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与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有联系，但处在受它们的双重压迫与夹缝之中。各种资本主义又从不同的方面孕育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因素。其中，中国的官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及其在华的资本主义代理人是中国革命的对象，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它们被没收或剥夺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从一个特定角度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只有经过资本主义才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则受到中国革命的保护，并随着革命的胜利，以“赎买”“改造”为途径得到适度保留和发展。

我们对旧中国社会性质的再认识是有其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第一，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现实基础，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非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存在和发展的历史依据。第二，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不能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的老路，主要是由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不让中国走的缘故。第三，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不具备西方式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条件，但这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或不存在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第四，它有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并充分把握中国式资本主义的特征，也就是充分认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历史使命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即世界资本主义进入中国，亦即把世界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带入或“转嫁”到中国，激化了古老中国内部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的封建生产方式同新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导致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中华民族的解放程度在其本国的历史转化为世界历史的进程中逐步成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与否，受到自身发展程度与世界历史的双重制约。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既是世界资本主义对近代中国社会起正反历史作用和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结果，又是一种对世界资本主义和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否定。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否定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否定，我们不妨称之为“双否定”。其一，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否定，即对西方式资本主义的否定，这种否定主要是指对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掠夺的历史视为“传播文明”的理论的否定，是指对中国可以走西方式资本主义道路的幻想的否定，也是对中国丧失国家主权的历史的否定。这些否定，都不是对西方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对世界历史所起的正向作用的否定。其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否定，主要是指对1919年以后中国社会发展主体、发展道路、发展方向上的资本主义的否定，并不是对其作为非主体的客观存在的经济体及其历史作用的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这两种否定的历史遗嘱执行人的功能，也就是在旧中国的母体内孕育成长起来的社会主义要素在执行着这两个否定的功能。一方面，外国的资本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既在客观上“共同”否定着中国的封建主义，又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因素发展起来；另一方面，中国的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因素又否定着中国境内的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其中，中国的社会主义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否定是在共存和共同发展中逐步实现的。这就是1840—1949年中国社会发展的否定之否定，其必然的归宿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与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社会。

(三)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认识

在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中，存在着一种比较忽略“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与实践的倾向。这种倾向认为，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在新中国最初恢复国民经济的基础上，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提前基本完成后，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者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前7年看作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时期，或把“新民主主义社会”视同“过渡时期”。譬如曾经有这样的设问：新民主主义社会在哪里？答曰“在桥上”。我们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三个半”旧中国，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社会性质决定着旧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决定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反帝反封建。反帝，谓之民族革命，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反封建，谓之民主革命，争取人民民主。反帝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反封建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不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官僚资本主义)。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事业，这场革命的近期目的就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这场革命的远期目的就是通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进而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这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有充分的论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大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同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结合起来的产物，它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全新创造，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和理论的逻辑归宿。它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社会历史范畴，具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相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而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具有更为重要的历史价值，它回答了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社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如何建设国家并创造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继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之后又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它有着独特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和形态，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和发展阶段性，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性(长期性)的社会形态又是一个过渡性的社会形态，介于旧中国社会和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社会之间。按照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和新民主主义社会，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以前的奋斗目标，也是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的建国纲领。1949年新中国成立，标志着我国在大陆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已经建立起来。应当指出，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解放区就建立了最初的地域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虽然还是局部的，还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范畴，但它有无限的生命力，是日后建立的全国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和基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多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它体现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部成果。这些成果一方面表现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因为民主主义革命的客观要求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由于中国经济仍相对落后，因而并不禁止非官僚资本主义的一般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环境里，中国本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共产党人不怕资本主义，如果没有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要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社会，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开拓宽广道路的。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一部分是从解放区的公有经济发展而来的，一部分是由没收帝国主义在华资本和官僚资本转变而来的)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控制着国计民生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多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因而某种程度上都具有社会主义因素。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两个半的社会”即“半资本主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社会”，是资本主义因素逐渐减少，社会主义因素不断发展壮大的社会。因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中国式的资本主义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它并没有直接绕过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半资本主义”不同于旧中国的“半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半资本主义”是新中国主权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主要是指民族资本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国家资本主义。旧中国的外国在华资本已被剥夺和没收，并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当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也不存在1978年以后“利用外资”意义上的外国资本主义)。据毛泽东同志的分析，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既不走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道路，也不走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道路，但最终目的、最后结果和最终前途，是走避免资本主义而定向性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存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它们共同创造着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当然，这样也就必然存在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所引发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和斗争，不过这种矛盾和斗争应当约束在对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的基础上和范围内，也就是控制在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建设有利的基础上和范围内。

1949年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确定了各项基本政策，标志着党和人民选择了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方向，也提出了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先进的工业国的新中国建国蓝图，其基本点是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后来在《共同纲领》中没有把中国的社会主义前途写进去，这就说明我们党当时对要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巩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是真心实意的，当时认为这个历史阶段大致应有20～30年。新中国成立初期，各种经济成分并存，到1952年，它们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是：国营经济19.1%，合作社经济1.5%，国家资本主义经济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6.9%，个体经济71.8%。其中，社会主义经济不占主体地位，与其他经济共同构成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经济形态。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中曾经把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作一对“连体龙凤胎儿”。说它们是“龙凤胎儿”，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有着根本性质不同的区别，它们在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和发展前途也是不同的；说它们是“连体胎儿”，是指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者之间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共同构成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资格上老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但在旧中国，它发育不全，并且面对的是一条死胡同，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它才能获得新生。历史实践已经证明，外国资本主义、中国官僚资本主义不能救中国，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没有能力救中国，更不能单独担负起实现中国的工业化以及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等历史重任，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领导，只有依靠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同时必须承认的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不具备单独承担国家现代化建设历史重任的能力，它也离不开中国社会资本主义的那一部分。由此可见，中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色集中到一点，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命运与共、共同发展。旧中国的社会历史选择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选择和重塑着中华民族的历史，共同创造着新中国社会历史。因此，我们可以如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是连接“半殖民地、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旧中国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中介”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没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要教育后人，不应忘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段历史。

(四)对多质态“后新民主主义社会”再认识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及了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新民主主义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质态的社会。其中，经济上的多种经济并存就是一种多质态，当然主要是社会主义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多质态并存。在这里我们需要进一步研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何谓多质态社会；另一方面，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及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关系问题。

所谓“质态”，一般是指事物的性质、本质、特质的状态或表现形态。“多质态”一般不同于“等质态”“同质态”，即指事物包含着多性质、多本质、多特质的状态或表现形态。所谓“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是笔者在发现中国社会过程中初创的一个名词，是指某一个特定社会由多种性质、多种本质、多种特质和状态构成的极其复杂的社会有机体。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归根结底是由具体人的本质不同以及具体人的自然、地理、历史条件的差异性所决定的。“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有别于“等质态”“同质态”“异质态”社会等，也有别于“差异性社会”。在笔者初创“多质态社会”术语的同时，任平教授也初创了“差异性社会”概念。他认为，根据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物质利益关系的不同，可将社会分为同质性社会、异质性社会，即阶级对抗型社会和差异性社会两种类型。差异性社会理论是关于我们国家社会类型、社会结构、社会性质的理论，是关系我们国家未来长治久安、社会良性发展的基础性理论。〔12〕多质态社会关涉特定社会形态质的“社会纯净度”问题。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形态基本思想和理论，所谓多质态社会或社会多质态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上：一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多质态性；二是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多质态性；三是我国现实社会的多质态性。在人类社会多质态的视域中，无论是与西方社会的多质态相比还是与东方其他社会的多质态相比，中国社会更具鲜明的多质态性。如果从历时态和共时态同时考究我国的社会，就会发现我国社会呈现出过去的遗迹、现实的基础和未来的萌芽三种社会质态共存或并存的局面，仿佛人类社会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各种质态要素都聚集在我国的现实社会之中，尤其是社会主义质态和资本主义质态共生并存。可见，当今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多质态的社会现实基础之上的。无论是没有社会主义特质的中国还是没有资本主义特质的中国，都不是现实的真实的中国。现实的中国向何处去，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始终坚持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导向，这是至关重要并决定一切的。那种因为某种需要过于强调根本利益及其道义上的一致性，而无视现实政治上质的差别性、矛盾性、冲突性乃至斗争性客观存在的认知是值得商榷的。〔13〕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与“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及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关系的问题。“后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最初笔者在《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纵横谈》一书中，曾经以“不该忘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历史性接轨”等方式初步论及。经过10多年的再思考，又以《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法》为题，发表在《江苏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其中论证：在现实的中国，那种主张“补课论”，即在中国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课的论调不现实；同时，那些主张“回去论”，即中国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论调也同样不现实。事实上，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任务并不能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前7年就完成，并使之真正成为历史。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当今我国还处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或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因为现实的社会已经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以前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或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为了表达既不同于“补课论”又不同于“回去论”，既表达与新民主主义社会或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不同，又表达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联系与区别，笔者原创性地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后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相对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而言，所谓“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有泛指和特指两个方面。其中，泛指的“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既包括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后期，又包括后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他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等；特指的“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指后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先于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或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因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是毛泽东思想体系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之一，本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从旧中国社会中成长起来的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资本主义而又避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理论论证的那种建立在被推翻的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对于当代中国社会实践来说还属于一种未来情景的社会。有鉴于此，“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更符合中国社会实际的历史方位，这是一种不可漠视的混合型的社会，亦即多质态的社会。

(五)对小康及小康社会历史方位再认识

根据已发表的文献，1979年12月，邓小平会见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时较早用“小康之家”形象地描绘了中国的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1986年，邓小平进一步指出：“所谓小康社会，就是虽不富裕，但日子好过……没有太富的人，也没有太穷的人。”依据邓小平的论述，小康社会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看，是一个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的，逐步向中等发达国家靠近的社会发展阶段；从生产关系的性质角度看，应当是一个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方向的发展阶段。小康社会从“进入”到“建设”和“全面建设”再到“全面建成”，具体体现为在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与十九大中都不断持续聚焦小康社会发展与实现问题。特别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聚焦小康社会问题，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主题下，着重关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命题，并指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时代条件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从邓小平用“小康之家”描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蓝图、规划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构想，到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报告提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小康社会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理论界对何为小康社会、如何建设小康社会、如何建成小康社会的研究也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所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布局，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除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还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力图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保驾护航。根据邓小平的最初设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当今中国共产党人阶段性奋斗目标的小康社会，得到了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但不应忽视的是，数千年之前《礼记·礼运》中的“小康”与现在建成的小康社会的原意或本意已有天壤之别，无论是在时代还是在社会形态方面都已不可同日而语。《礼记·礼运》中对大同与小康的描述主要如下：“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古代近代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可以用我们自制的图式来表示。

在《礼记·礼运》中既描绘了大同社会之“公”的蓝图，又提出了以“私”为基础的“小康”社会。按照这种描绘，大同社会①是先于小康社会出现的，属于理想化的原始社会，以禹、汤之前的尧、舜时代为底本。“小康”社会是对大同社会①的否定，实际上是一个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而大同社会②则是对小康社会的否定，是对大同社会①的“历史回归”。诸子百家、士阶层、农民、近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对理想社会的追求，都是在上面所说的“小康社会”阶段产生的，因此，这种追求就有两重性质。一重性质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考察，从大同社会①到“小康”社会固然属于一种历史的进步，但在“小康”社会阶段出现对大同社会①的追求(如图1中虚线箭头所示)，又是一种“逆汰反映”，是一种“怀旧”，是一种对历史的“反动”或“倒退”；另一重性质是对从“小康”社会到大同社会②的追求，是对“小康”社会的自我否定，对大同社会②的追求是一种顺应历史潮流的思想和进步行为。因此，在考察和评价中国古代近代理想社会观时，我们不应盲目地推崇那种对大同社会理想的追求；我们也不应盲目地对那种“小康”社会思想加以根本肯定和否定。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古代近代关于理想社会的种种蓝图和方案都不可能实现。尤其是那时的“小康”社会与现在2020年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既有思想文化的历史传承，也有本质的区别。在彼时，因为大道既隐，因为天下为家而小康；在此时，因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之大道而小康。然而，如果因为稍微不留神导致社会主义之“大道既隐”，重新回复到“天下为家”的小康，那么就有违邓小平最初倡导的“小康之家”的原意或本意了，因此，坚持以社会主义道路为定向发展的小康社会可以叫作“社会主义小康社会”它与历史上的因“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此小康并非彼小康，它们的共性主要在于立“家”(立“私”)同立“公”相对应，有所不同的是，彼小康是从“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开始走向“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逐步走向私有化。而此小康则是要在坚守原有的社会主义之大道的前提或基础上，公然地修正原有的不恰当的公有的实现形式，公然地并适度地为家、为私有的存续和发展留有一定的必要的空间或余地，但必须止于“私有化”，这是现实中国社会之国情使然。相对于“大同社会”的公的理想社会，“小康”是人们不得不接受的退而求其次的社会现实。孔子所揭示的“礼崩乐坏”的小康社会的那种“天下为家”的私性特质，特别是在非公经济的私有制及私有观念方面，在今天中国全面建设、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中还真实地、不同程度地、暂时地、客观地存在着。它们正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国有制”甚至“混合所有制”等名义存续并发展着。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掌握“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理论的精髓与特质。

由是观之，人类社会依然行进在从世界资本主义向世界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时代的历程之中。当今中国社会还应当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国社会既不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或理论论证的社会主义社会，也不应该是西方式的或中国式的资本主义社会，还不应该是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更不应该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性的“小康”社会，而只能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种表达法的多质态的“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该完成而尚未最终完成的历史任务(如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祖国的完全统一)，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完成而实际尚未真正完成的现代化的历史任务。这种多质态的“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另一种表达法在本文可谓之“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从这个特定意义上说，所谓当今中国多质态社会，实质上是一种“后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三位一体”(可视为同义语)的社会。清华大学崔之元教授认为，“小康”或“共同富裕”的一种解读可以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的政策，实际上包含“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创新，但其至今未能予以正面的理论解释。当然，他的这种论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四、中国社会政治发展直面多质态政治

多质态的中国社会势必决定着多质态的中国政治。中国多质态政治主要表现在纵向的时间维度和横向的空间维度两个方面。纵向时间维度的中国多质态政治，在历时态坐标系上，关涉中国政治从何而来，现在何处，向何处去，在关涉作为现实基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同时，也要关涉中国特色非社会主义政治，亦即作为历史遗迹的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的封建主义政治和作为现实存在的一定范围与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政治。横向空间维度的中国多质态政治，在共时态坐标系上，关涉中国社会政治的不同政治层级、不同政治主体或不同政治角色。由这两方面构成多质态的中国政治如何共存、共建、共治、共享，是中国政治发展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研究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不能“性质无涉”。既然政治是围绕人展开的，那么，为什么人的问题，使人成为什么样人的问题，依然是构成中国特色多质态政治发展的一个根本性问题。

研究中国多质态政治可以从价值与事实层面切入。一方面，从价值层面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可谓“性质既定”。名称是内容的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被“中国特色”、被“社会主义”抑或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修饰，其性质自然而然就应当是既定的和明确的。在主观层面上看，中国政治发展的性质既是中国特色的，更是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但是，另一方面，从事实既有的动态层面上看，亦即在客观层面上看，我们不能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因为其名称就自然而然在事实上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或人民性质是绝不会因为社会主义的价值选择就自然而然地一劳永逸地获得与存续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有比较清醒的认知意识。

从横切面看，多质态的中国社会政治整体结构主要是由其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对应即为“文化”)结构组合而成。其中，无论是经济结构的构成要素还是政治结构的构成要素抑或意识形态(文化)结构的构成要素，都不可能纯粹是社会主义的要素，这或许就是多质态社会政治中的社会主义“纯净度”问题的本意。

多质态的社会经济结构，主要是指社会生产关系中以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或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并存关系的总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各种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发展状况，与之相适应的还有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并存，其中除了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有一定程度的非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它的存在和构成决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现实的经济基础及其性质；它的存在和发展制约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作用于并影响着其他不占主导地位的各种生产关系，表现在利用它们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规范和引导它们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一定程度内的发展。其他各种不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在正常情况下对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起着补充和辅助等正面的作用，但也有可能起着腐蚀和瓦解占主体或主导地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负面作用。各种作用的影响构成复杂而又有生机的社会经济生活，占统治地位或占主要、主体、本质地位的生产关系，与不占统治地位或居于次要、非主体、非本质地位的生产关系，依据一定的条件可以发生转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生产关系之间表现为制约、相互制约与反制约，作用、相互作用与反作用，影响、相互影响与反影响的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这种多样性的经济结构，不仅制约、影响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生活，而且也制约、影响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可谓经济的政治或“经济性政治”，还制约、影响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精神生活——可谓经济的文化或“经济性文化”，进而从根本上决定着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政治面貌。

多质态的社会政治结构，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部政治上层建筑关系的总和。全部上层建筑由“有形”和“无形”两部分组成。“有形”的部分主要指物质实体性的政治上层建筑，如政治法律制度以及军队、警察、法院、监狱等具体组织机构与设施；“无形”的部分主要指非物质实体性的观念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亦称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各种思想体系。观念上层建筑是统治阶级利益和意志的体现，其功能体现在论证政治上层建筑之政治法律制度及其所对应经济基础的合理、合法化。整个政治上层建筑由其经济基础决定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而在整个政治上层建筑之中，其核心又主要在于国家政权。在当今世界政党政治中，国家政权和领导国家政权的政党又是政治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现阶段就主要表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列宁在《论国家》《再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错误》等文中指出，国家是关系全部政治的主要的和根本的问题。〔14〕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结构、政治生活不仅直接维系自身系统的政治安全，也直接维系自身经济基础的经济安全——可谓政治的经济或“政治性经济”，还对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结构和精神生活起着不同程度的制约和影响——可谓政治的文化或“政治性文化”。

多质态的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结构，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科学反映，是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政治直接相联系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的总和。直接反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和文化关系，构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意识形态结构，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现阶段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原本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但它具有两重性特质。一方面，它既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规律性，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曾经起过的非常革命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又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历史暂时性和被自身基础上产生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在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取得胜利，建立以社会主义为定向发展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并与自身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基本相适应，指导和服务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结构——可谓文化的经济或“文化性经济”和政治结构——可谓文化的政治或“文化性政治”。

在多质态的整体社会结构中，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文化)结构具有相互耦合的有机统一性。其中，经济结构是决定整个社会结构的现实基础，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文化)结构树立于经济基础之上，意识形态(文化)维护政治结构，反映并决定于其经济基础。三者之间共同作用，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整体社会结构的特殊功能。

从纵切面看多质态的中国社会政治整体结构，还要历时态地考察中国社会政治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多质态的中国社会政治犹如一座大的“熔炉”或“博物馆”，几乎人类不同的社会形态、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领域的各种要素，都共生共存于我国现实的社会政治之中。

譬如，就所有制关系和所有制观念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把共产党人的所有理论概括为“消灭私有制”，亦即消灭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随即开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名义上是“改造”，实际上被“消灭”的“私有制”却不是现代资产阶级的私有制，而是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私有制，譬如有与原始社会公有制、奴隶制、封建制甚至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等相联系的私有制。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说过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以前的私有制用不着无产阶级共产党人来消灭，而是在现代资产阶级私有制形成过程中由资产阶级消灭的。马克思、恩格斯还论证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即在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同时，还要同传统的所有制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则是前者不能再现“复生”的必备条件。历史已经证明，新中国在进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并没有做到两个最彻底的决裂，最主要的原因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还远没有具备实行两个最彻底决裂的条件。历史也已经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被改革开放以来的“改造社会主义”的历史实践所修正。今天中国的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私有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等，已经构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小康社会多质态的综合经济基础。

人类社会的多种社会政治形态及其要素以不同的变量共生共存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们不可能属于任何一种纯粹的社会政治形态，它们也不可能各自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政治形态。因此，如果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视为一种过渡性的社会政治形态，可能更符合它的实际。社会政治是一个开放的巨系统。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形态，即使是过渡性的社会政治形态，也都含有历时态的三种社会政治质态，这就是过去社会政治的遗迹、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和未来社会政治的萌芽。一种社会政治形态之所以成为“这一种”社会政治形态，而不是“那一种”社会政治形态，主要是由该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决定的。一方面，该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既积淀着过去社会政治的遗迹，并由“过去”社会政治萌发而来；另一方面，该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又孕育着未来社会政治，当未来社会政治的萌芽逐渐成长壮大，成为新的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时，原有的现实社会政治的基础便逐渐成为过去社会政治的遗迹。我们可以通过抽象思维来观察人类社会链式发展过程(见图2)。

因此，任何一种社会政治形态的现实基础都是“活”的，它从历史走来，又告别现实走向未来。现实社会政治基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它既是历史社会政治发展的标的，又是未来社会政治发展的母体。但从动态和发展观来看，它又必将成为过去社会政治，成为历史的社会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一特定社会政治形态还具有历史、现代与未来的“三重性社会政治”特质，尤其是过渡性的社会政治形态，这种“三重性社会政治”特质就表现得更加突出。譬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或“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也具有这种“三重性社会政治”特质。它表现为既有前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要素(封建社会政治要素)、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要素，也有作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这些不同性质的社会政治制度要素既历时态地又共时态地共存并相互作用着。当然，它们必须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发展的主体、载体和导向。

由是观之，从价值层面及未来发展趋势看，中国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但从现实的事实层面看，中国政治发展是“多质态”要素历时态和共时态的共生共存并且相互矛盾、竞争甚至斗争着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需要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不动摇。多质态的社会，必然决定着多质态的政治，如果我们以大胆解放思想为前提，就可以负责任地认为，当代中国政治不可能是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政治，除了决定国家和社会性质的社会主义政治，还客观存在着作为历史遗迹的一定的封建政治残余、作为部分现实基础的资本主义政治，以及“后新民主主义社会”政治，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或社会主义小康社会政治。各种政治相互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政治依存度”。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不能割断与中国封建主义政治历史、中国及世界资本主义政治现实的联系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正在发展中的现实中国政治可谓是一种“多质态政治”共生并存的“综合性政治”，虽然中国社会政治是始终坚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为定向发展的政治，但是很显然，这种由多质态社会决定的多质态政治是难以用“差异性社会”或“差异性政治”替代并具有同样说服力的。应当警惕其他政治扰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方向。这也是一种政治站位、政治正确所必需的题中应有之义。

注释：

〔1〕乔耀章：《略论作为社会主义定向的政治发展》，《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2期。

〔2〕《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63页。

〔3〕参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8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8、585页。

〔5〕乔耀章：《关于十月革命方式的思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

〔6〕乔耀章：《国有制产权改革比较研究》，《国外社会科学情况》1995年第6期。

〔7〕乔耀章：《宏观社会主义与微观社会主义初探》，《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8〕李效东：《中国向何处去？——当代中国治理基本问题研究》，北京：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15页。

〔9〕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10〕李慎明：《对时代和时代主题的辨析》，《红旗文稿》2015年第22期。

〔11〕参见〔法〕谢和耐：《中国社会史》，黄建华、黄迅余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