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 辉

“新田园诗”这一概念的提出，至少是21s初的事情。2003年，在武正国、翟生祥主编的《新田园诗词三百首》（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中，该书序言（杨金亭）提出：“一个由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艺术焕然一新、闪耀着时代光芒的‘新田园诗’体，已经成熟并引起了诗歌界和广大读者的普遍关注。”2013年，在吴洪激主编的《新田园诗三百首》（作家出版社）中，该书序言（吴洪激）认为：“我们所说的新田园诗，是承接古代田园诗脉，又有别于古代田园诗的当代三农之诗，重在一个‘新’字。即从古代田园诗中吸取丰富营养，用新的思想、新的角度、新的手法，深刻反映当今农村改革中出现的新人、新诗、新风尚、新景观，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软实力。这就是不同于旧田园诗的新田园诗。”这些论述对促进21世纪以来的新田园诗创作，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是，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新形势下，深入认识与界定新田园诗，仍然是促进新田园诗创作，服务乡村振兴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将基于“一‘言’三‘缘’”的传统诗学命题，即“诗言志”（《尚书·尧典》）、“诗缘情”（陆机《文赋》）、“诗缘政”（孔颖达《毛诗正义》）、“诗缘事”（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来谈一下笔者对“新田园诗”这一概念或范畴的一孔之见，以求教于当下诗学界的专家与诗歌界的诗家。

一、新田园诗的基本特征是“言众志”“抒共情”

“诗言志”作为传统诗学的开山纲领，说明包括田园诗在内的传统诗歌，其生命之要在于“志”，“也便构成中国诗学精神的原核”。什么是“志”？闻一多关于“志”的含义的研究，已经成为现当代诗坛的共识，即“到了‘诗言志’和‘诗以言志’这两句话成为人们所公认的定义时，便已经开始用‘志’来专指‘怀抱’即‘情’‘意’了。”这也正如《诗大序》的孔颖达《正义》云：“诗者，人志意之所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这也就是说，中国传统诗歌（韵文）的本质特征是言志抒情，既区别于散文（与韵文相对应）的“文以载道”，又区别于西方的所谓“诗言神”与“诗言存在”。由于诗歌题材有“大我”与“小我”之分，所以诗歌所言之“志”亦表现为两类：一类是以理性为主的“大我”情志；另一类是以感性为主的“小我”情志。当然，很多诗歌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只不过是相对侧重于某一方面而已。显然，传统田园诗中的“隐逸诗”，其所言之情志，主要是偏重于诗人个体的“小我”情志，并且随着隐逸者的人生经历与隐逸形式的不同，隐逸诗中的个体感受又是千姿百态的。唐代就所谓“大隐”“中隐”“小隐”之分，即诗人白居易的《中隐》诗所云：“大隐隐于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这也就导致不同诗人的隐逸诗，蕴涵其中的情感既有共性的一面，即获得精神上的自由与心灵的安适，享受悠闲自在的生活乐趣；亦有个性的一面，即表达不同个体所特有的即时喜怒哀乐与忧愁怨恨。这类田园诗的语言可分为三种：一是“田园语”，即于田园中的“目之所见”，亦即田园意象；二是“大家语”，即对于有着共同文化基因的中国人来说，那些“田园语”均可能激起的以理性为特点的情志类语言，如“闲适语”就是其中最为常见的“大家语”；三是“自家语”，即诗者本人，基于自身特别经历，通过那些“田家语”（尤其是字里行间所构筑的“召唤结构”），所蕴涵的以感性为特点的情志类语言。例如，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其一）》与苏轼的《和陶归园田居（其一）》，尽管都有共同或类似的“田园语”与“大家语”，但陶的诗句“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苏的诗句“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则包含着各自不尽经历所产生的不同情感，是典型的“自家语”。以“自家语”为出发点与落脚点，是“隐逸诗”的重要特征，这类诗的“言志”，其落脚点还是“小我”情志。

传统诗学的“三缘”命题中，那个“缘”字不同于“诗言志”中的那个“言”字，不是说诗“写什么”，而是说“为什么”写诗，也就是传统诗歌创作的动机或动因、动力问题。根据“缘”字的释义，“‘缘’者，因也，循也。”所以，“诗缘情”的意思就是诗歌因情感激动而作。说明“诗缘情”既不同于“诗言情”，字面上也与“诗言志”不冲突。然而，“应该承认，就‘志’的本义来说是指‘藏在心里’的一切思想感情，所包括的范围甚为广泛。但问题是先秦儒家对‘诗言志’的‘志’作着狭隘化的理解，他们把这个‘志’解释为一种符合理性规范，表现社会共性的志尚怀抱。这种思想后来经过汉代诗学的发挥，提出了‘发乎情、止乎礼义’，‘情志合一’等命题（见《毛诗序》），把‘志’解释为一种合乎礼义之情，表述得就更为鲜明透彻了。但‘缘情说’所讲的‘情’却不同，它要比‘言志说’的‘志’涵盖面更广，反倒更接近‘志’的本义。它不但可以包容‘言志说’中的‘志’，即那些合乎礼义的‘情’，而且还可以容纳那些不尽合礼之‘情’；不但可指那些表现社会共性之‘情’，而且更偏重于那些个人化的、日常生活化的‘情’。”这也就是说，陆机提出“诗缘情”中的“情”，主要是被排除在“诗言志”以外的那些“情”，即指可不受“观民风、知政教”约束的“私情”。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发愤以抒情”中的“情”，完全不同于陆机“诗缘情”中的“情”，其实质是“发愤以言志”，尤其是言说他心中那“美政”之“志”。于是，传统诗学中的“三缘”命题，则就“为什么”写诗提供了答案：一是要言“小我”之情志，即陆机提出的“诗缘情”；一是要言“大我”之情志，即孔颖达提出的“诗缘政”。至于说，班固提出的“诗缘事”，则根据“事”的属性一分为二：即是“大我”之事，必然就是孔颖达的“诗缘政”；若是“小我”之事，自然就是陆机的“诗缘情”了。

纵观中国传统诗歌的漫长历史，因为儒家诗学的巨大影响，“‘诗言志’是开山的纲领，接着是汉代提出的‘诗教’”，让“诗言志”中的“志”主要是指与社会政教、人伦相关联的“怀抱”，且还带有鲜明的理性思维烙印，进而逐步忽略了“情志一也”中的“情”。长而久之，传统诗学则将“言志”与“言情”看成是中国诗学的“两大传统”：一是侧重于以理性地言“大我”之志为特色的“言志”说；二是侧重于以感性地言“小我”之情的“言情”说。因此，充分发挥传统诗歌“兴观群怨”的社会功能，立足新时代，反映新田园，创作特征鲜明的新田园诗，需要倡导“言众志”“抒共情”，亦即应扬弃传统田园诗中的“隐逸”情感，通过深入生活，走进田园，将“个体”融入“全体”，用“共情”过滤“私情”，让“诗家语”连通“田园语”和“大家语”，把“诗者，志之所之也”的传统诗学理念，通过从生活素材到创作题材再到审美意象，最终物化为与新时代同频共振、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风雅颂。

二、新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当“循政理”“咏农事”

实际上，基于新田园诗的主要特征是“言众志”“抒共情”，那么，结合“为什么”写诗，新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就清楚了。一是从题材角度看，也就是新田园诗所描述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必然是“咏农事”，即既是“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领域的“生活事件或生活现象”，又是“大我”范畴的“事”。否则，就不是田园诗了；二是从主题角度看，也就是新田园诗“所表现的中心思想”，或者说“诗作思想内容的核心”，自必“循政理”，即必须遵循“政”之理，服务并助力乡村振兴。从审美价值的角度看，“众志”“共情”“政理”的统一，蕴涵着真善美的统一。其中，“政理”的价值是“真”，“众志”的价值是“善”，“共情”的价值是“美”。若是新田园诗的主要内容只讲求“咏农事”，而不“循政理”，又如何称得上是“言众志”抒“共情”呢？当然，鉴于传统诗歌的本质特征是“主言情志，大美无邪”，所谓“循政理”，并不是要用诗来说理而大发议论，而是要让“政理”始终成为新田园诗的底色。需要说明的是，“诗缘政”中的“政”，其内涵远比现代意义上的“政治”要丰富得多。基于历史语境，所谓“政”，“不仅是指以国家权力、制度、法令等实现对国民统治的活动，它更是作为一个渗透在时代价值取向、人际关系、利益诉求及人格风范等道德与生活层面的范畴”。《论语·为政》载孔子论政则云：“政者，正也。”孙中山也说过：“政是众人之事。”体会这些论述，既有利于全面理解“诗缘政”这一传统诗学命题，又有利于理解与“政”密切相关的“众志”与“共情”。请看一位诗者的《鹧鸪天·万亩水产养殖基地》：“七月荷花分外香，湖田万亩闪珠光。青菱碧草随风舞，野鹜银鳞逆水翔。 虾屈屈，蟹藏藏，泥鳅黄鳝远名扬。农民学用高科技，致富何须走异乡。”其字字句句都不离“家事”，而字里行间却又遵循“政理”，即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

这里，若是结合叶燮《原诗》中的“三语”说，则更可以基于传统诗学命题，深化对新田园诗的认识。叶燮《原诗》云：“曰理，曰事，曰情，三语大而乾坤以之定位，日月以之运行，以至一草一木一飞一走，三者缺一则不成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理事情之所为用，气为之用也。”叶燮又认为：“曰理，曰事，曰情，此三言者，足以穷尽万有之变态。凡形形色色，音声状貌，举不能越乎此。此举在物者而为言，而无一物之或能去此者也。”叶燮还认为：“夫情必依乎理，情得然后理真，情理交至，事尚不得邪？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叶燮的上述诗学理念告诉我们，一是作诗之本，就被表现的客观事物来说，可以用理、事、情三者来概括；二是在理、事、情之上，还有一个上位概念——“气”，“气”是赋予理事情以生命活力的根本要素，理、事、情都要附于气以行；三是诗学思维应当“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表达“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立足于新田园诗的创作实践，理解叶燮“三语”，思考诗学“三缘”，倒是可以加深对新田园诗的认识。从总体上讲，以“言众志”“抒共情”为主要特征的新田园诗，其主要内容自必离不开叶燮的“理、事、情”“三语”。从某种意义上讲，若是考虑到“志”与“情”的共性与个性，“抒共情”可大体与叶燮“三语”之“情”相对应；“咏农事”可大体与叶燮“三语”之“事”相对应；而“循政理”则大体与叶燮“三语”之“理”相对应。至于说那个叶燮“三语”上位概念的“气”，作为“文学作品的内在生命活力（体现人的精神活力）”，自然可以理解为是诗人“藏在心中”、尚未“发口于言”之“志”。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以服务乡村振兴为目标的新田园诗创作，提升到这样一个诗学框架来理解：即以“气盛为美”来统领以主言情志为特色的积极审美心理，以“言众志”“抒共情”为主轴，激活以审美意象为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以“政理”为底色，从“农事”中提炼、选择与组合审美意象，并根据“境生象外”的诗学理念构建“召唤结构”，最终以文本形态进入“诗人——诗作——读者”这样一个“三位一休”的诗学活动全过程。

三、新田园诗的审美特色为“以‘大我’观物”“创‘大我’境界”

毋庸置疑，作为传统诗歌范畴的新田园诗，其创作与鉴赏都是一种审美活动。叶朗《美学原理》指出：“审美活动是人的一种精神——文化活动，它的核心是以审美意象为对象的人生体验。”“在这个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体验活动中，人获得心灵的自由。在这个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体验活动中，‘真’‘善’‘美’得到了统一。”对传统诗歌的创作与鉴赏来说，诗学心理是以主言情志为特色的积极审美心理，诗学思维是以审美意象为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从“诗人”到“诗作”再到“读者”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诗学活动全过程，是典型的“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体验活动”，自始至终都是特色鲜明的审美活动。在传统诗学领域，表达这种审美活动，最有代表性的诗学理念就是“情景交融”，如刘勰《文心雕龙》等诗学著作所提出的“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观意象而运斤”等观念，都是这一理念的切实体现。在王国维看来，传统诗歌中“景”“情”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我观物”，创造“有我之境”，“故物皆着我之色彩”；一类是“以物观物”，创造“无我之境”，“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朱光潜则从西方“移情说”出发提出：“移情作用是凝神注视，物我两忘的结果，叔本华所谓‘消失自我’。所以王氏所谓‘有我之境’其实是‘无我之境’（即忘我之境）。他的‘无我之境’……都是诗人在冷静中所回味出来的妙境（所谓‘于静中得之’），没有经过移情作用，所以实是‘有我之境’。与其说‘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似不如说‘超物之境’和‘同物之境’，因为严格地说，诗在任何境界中都必须有我，都必须为自我性格、情趣和经验的返照。”至于说如何协调这两位大家的学术见解，也许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借此来理解新田园诗的审美特色。

在新田园诗的创作过程中，诗人的审美体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且还关乎审美动因，正如锺嵘《诗品序》云：“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那么，对于以“言众志”“抒共情”为基本特征的新田园诗，又如何能够让诗人在创作与鉴赏的审美活动中体现审美价值呢？这里，蕴涵着一个以“情景交融”为特色的审美转换问题。其核心是遵循传统诗学的“物感”说，将“众志”“共情”融入诗者心中，成为“藏在心中”的“情志”。古代学者王夫之的名言“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为新时代诗人走进新田园，深入新农村，认识新农业，贴近新农民，听取新呼声，立足于“共”“众”立场，因循“政理”，观察“农事”，并最终融入灵魂，成为进一步催生审美情感的在心之“志”。然而，“诗言志”并不意味着“诗”可以与“志”画等号，即王夫之评诗时所说的“诗言志，岂志即诗乎”？诗人通过深入生活，可以让“众志”“共情”融入心灵，成为“入心”的“情志”，但这种“情志”仍然是一种自然的“情志”，是未经审美化的“情志”。在此基础上，如果要将入心之“众志”“共情”，通过“发言”而成为“新田园诗”，需要诗人在审美活动中“以‘大我’观物”，将未经审美孵化的理智“情志”，经过审美体验，即传统诗学所谓“精思”“凝思”“沉思”，或者是审美心理学所谓“内觉体验”，进而转变成沁人心脾的、可以“再度体验”的审美情志。在这个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审美体验活动中，实现“发言为诗”的关键环节是将审美情志对象化，即在“以‘大我’观物”的审美体验中，激活以审美意象为特色的积极形象思维，运用以赋比兴为特色的积极修辞手法，通过审美意象的选择与组合，创造出既融合王国维所谓“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又融合朱光潜所谓“同物之境”与“超物之境”的“‘大我’境界”。

尚需着重指出的是，鉴于诗歌创作是“诗人以高度的主体意识进行自由、自觉的创造，他所营构的诗与美的境界，是一个以他自己心灵的气息作为阳光、空气和雨露的崭新的宇宙，是诗人独特气质、性灵与人格的直观化，是对主体自由的最高度肯定与最充分展示。”所以说，“言众志”“抒共情”“循政理”“咏农事”“以‘大我’观物”“创‘大我’境界”，都是通过诗人这个“小我”来实现的，进而对诗人审美心理结构的“自觉性”与“积极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新田园诗创作“这个以意象世界为对象的体验活动中”，既没有绝对的“有我”或“无我”，也没有绝对的“主观”或“客观”、“无为”或“有为”，而是通过诗人在“情景交融”的过程中，反复玩味审美意象中的“理、事、情”，实现“造境”与“写境”“理想”与“写实”“主观”与“客观”“有会而作”与“有会而作”的统一，让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伟大理想，引领“以‘大我’观物”，促进“情景交融”，实现与诗人的心灵契合，进而创造出无愧于新时代的“‘大我’境界”，乃至于为追求“诗意栖居”的当代人，构筑丰富多彩的“共有”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