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传红

“我十拿九稳地相信，下一门其应用陷入道德困境的科学，是生物学;如果物理学难题似乎是难的，那么，与生物学知识的发展相关的难题将是巨大的。”美国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在获得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前一年曾如是断言。

生物技术的迅速发展很快就验证了费曼的预言。

1966年，人类遗传密码及其在蛋白质合成方面的机能被破译。上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掌握了直接参与基因活性的方法：限制性核酸内切酶和DNA连接酶先后被发现。前者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核苷酸连接处以特殊的方式把DNA链断开，后者则能够把两股DNA结合起来。1972年，美国生物化学家保罗·伯格所做的后一项“结合”工作，形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的重组DNA分子。这意味着在不同生命体之间组合编辑基因已成为可能，生物体的遗传性状可以人为地改造。

进入新世纪后，这一研究领域取得了更为惊人的突破。科学家发现，某类细菌已进化出一些特殊的酶来抵御致病性的病毒，它们可以识别并去除病毒插入细菌基因组中的外源DNA。特别是，被称为“Cas 蛋白”的 DNA 剪切酶家族，携带了“向导RNA”分子，能识别目标DNA，并准确地将其特定的序列剪断。科学家旋即开发出CRISPR基因组编辑技术，可以快捷地对基因序列进行剪切、粘贴、插入或移除等操作，如有效地删除会导致缺陷或疾病的基因序列，然后用有益的、正常的基因片段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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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传学与生命科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困境。

遗传学与生命科学上的突破同时为我们带来了希望和困境，尤其是当“基因组编辑婴儿”在2018年11月意外诞生之时，更引發了广泛的质疑。

加拿大伦理学家佛朗索瓦丝·贝利斯的观点颇有代表性：对于我们的细胞而言，有可能引发意外且不想要的修饰，从而导致疾病、残疾或死亡中的一种或多种后果。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而言，当利用遗传知识改进生物结构，我们的社会规范和互动模式也随之变化，或许会破坏社会福祉和社会关系。例如，我们可能会寻求使用基因组编辑技术以接近“理想的”人类，却不知不觉愈加趋同，对可见瑕疵的容忍度逐渐降低。令人尤为担心的是“差异”将被视为“残疾”，被当作某种需要消除的事物。要是那样，这项突破性技术最为显著、最为持久的潜在危害可能是社会性而非生物性的。

而今我们操控生命能力的增强可谓史无前例，未来生物技术将巨大的潜在利益与有形且显明、无形且微妙的威胁混合在一起。试想，如果遗传修饰变得像复制和粘贴文本文件一样简单，人类将陷入更多的麻烦和伦理困境……如何阻止这项技术被用来制造新型致命病毒？人工合成的生命体或突变动物如何监管？科学界又怎样实现自我规范……

这是美国生物学家、197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戴维·巴尔的摩写下的带有警示意味的诗句，且为本文作结——

多年过去，曾经不可思议的事情已经近在眼前。

时至今日，我们感觉即将能够改变人类的遗传。

此时此刻，我们必须面对以下问题：

作为一个社会整体，我们应当如何行使这种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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