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小军　刘杰

【关键词】  占领华尔街  民主社会主义  激进左翼政治  伯尼党人  奥弗顿之窗  Z世代

【作者简介】  门小军，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上海  邮编：201620）;刘杰，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上海  邮编：201620）

【中图分类号】 D09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568-（2022）02-0099-24

【DOI编号】 10.13851/j.cnki.gjzw.202202006

以抨击超级富豪和政治权贵著称的佛蒙特州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在2016年和2020年两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强势崛起，在年轻人中迅速掀起一阵“社会主义旋风”，被视为数十年来美国政治中最令人激动和充满希望的事态之一。但其最终仍不敌希拉里和拜登，两次折戟于民主党初选。

国内理论界倾向于认为桑德斯两次竞选失利乃是美国激进左派政治势力持续式微的表现，是“左派政治的挽歌”。相较于同时期的右翼运动，21世纪美国爆发的两场左翼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桑德斯竞选运动，既未能将属意的候选人推上关键的领导地位，也未能扭转美国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趋势。“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维度看，21世纪美国左翼运动都处于衰势之中”。

国外理论界主要从左翼民粹主义或威权民粹主义的视角阐释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兴起原因、主要政纲、动员策略及其“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来源和性质。国外新闻媒体的报道则较多关注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政治遗产问题，认为其在洗刷“社会主义”在美国的污名化历史、推动民主党政策纲领向左转、激发年轻人参与选举政治这三个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并认为21世纪美国激进左翼政治呈现复苏态势。

桑德斯所代表的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究竟是在走向衰落，还是走向复苏，通过对桑德斯竞选运动四个政治遗产的提炼和分析，本文倾向于认同后者。

从“占领华尔街”到桑德斯竞选运动表明，“美国政治氛围发生了如此深刻的变化，以至于社会主义开始作为群众性政治运动重新复苏。” 推动“社会主义”去污名化，并使之成为美国时代思潮之一，是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一个政治遗产。当然，这里的“社会主义”是指“民主社会主义”，是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变种，与科学社会主义存在根本差异。

桑德斯竞选运动反映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范围内争取激进变革的新生群众运动的核心诉求。从智利到厄瓜多尔，再到法国、黎巴嫩、苏丹、伊拉克等其他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对激进变革的渴望如潮水般涌现，挑战了既有的政治制度。这种对变革的渴望并非凭空而起，而是缘于不平等现象的蔓延。在美国，不平等问题表现尤为突出，程度远超其他国家。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其《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1910—1950年，美国收入不平等状况持续好转，最富有的10%的家庭所占的社会财富总额从50%下降至35%，但此后收入不平等重回扩张区间;1990—2010年，收入不平等加剧;2012年，这一比例又升至50%，为20世纪20年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状况。

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始终存在。进入21世纪，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让这个问题变得再次严重起来。美国社会保障署的数据显示，尽管2010年美国人均收入达到39 959美元，但一半就业人口的年收入不到26 364美元，人均收入的中位值仅为平均收入的66%，低于1980年的72%。 2011年，反对经济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示威者喊出“我们是99%”（I am the 99%）的口号，激进左翼思想自此重新进入政治领域，并逐渐显示出其潜力，反对经济不平等的“运动如野火一样蔓延开来”，“占领芝加哥”“占领旧金山”“占领西雅图”等运动此起彼伏，波及全美1 000多个大中小城市，矛头直指金融寡头等1%的富人。紧接着，“争取15美元时薪”（Fight for $15）运动开始兴起。2012年11月，纽约市快餐业工人在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 SEIU）组织下发动集体抗议，要求将最低工资由2009年以来的每小时7.5美元提升至每小时15美元。这一运动得到广泛响应和支持，并在随后数年蔓延至美国多个州和城市，家政服务业、交通运输业、零售业等行业工人被组织动员起来，声势不断壮大。2014年6月，西雅图市议会通过美国第一个关于15美元时薪的法案。随后，旧金山市、洛杉矶市、华盛顿特区、纽约州相继通过法案，明确分阶段逐步提高时薪至15美元。紧随其后的桑德斯竞选运动“将经济分配和民主复兴作为主要诉求”。桑德斯是15美元时薪诉求的最坚定支持者，也是首个提出该诉求的总统竞选人。

“占领华尔街”运动并未如同茶党运动那样在选举中直接发挥作用，但卻让每小时最低工资提高至15美元以及改革美国金融体系、让富人交更多的税等缩小贫富差距的诉求重新进入政治议程，并使激进左翼在美国政治场域重新找到存在感，这些诉求都成为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主要政策纲领。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曾指出，美国之所以没有社会主义，是因为其产业工人的生活水平超乎寻常。 而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兴起，主要原因便是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21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争取15美元时薪”运动的出现都是先兆。对此，《美国瞭望》（The American Prospect）杂志主编哈罗德·迈耶森（Harold Meyerson）指出，“若如维尔纳·桑巴特所主张的那样，经济条件日益上升的现实和预期以及人们感受到这个国家对劳动的奖励是当年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的关键，那么经济条件日渐衰退的现实和预期以及人们感受到这个国家只奖励富人，则是当今美国社会主义意外崛起的关键”。

换言之，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梦变成空中楼阁，出于对社会经济现状的愤怒，美国社会内部逐渐出现了一种对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向往。这也说明，“桑德斯的成就不能仅归功于他自己。他站在前辈的肩膀上，最近的则是无领导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

桑德斯首次参加总统竞选，便在美国掀起了一场有关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应对美国所面临问题的全国性论战。 冷战开始以来，“社会主义”一词在美国政治中被贴上了负面政治标签，它不仅用来描述一种政治经济体系，还被右翼用来侮辱左翼政治竞争对手并破坏其名声。 时过境迁，桑德斯参加总统竞选，标志着美国部分民众对“社会主义”看法的微妙变化。美国盖洛普民调显示，1982年只有20%的美国人认可“社会主义”;至2015年，则有47%的美国人表示会投票给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参选人; 2016年大选中，投票支持桑德斯的人达1 300万之众，创造了美国历史之最。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公开以“社会主义”名义参选总统并创造最好选举记录的是美国社会党人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他于1920年第五次参加总统竞选时也仅获得91.5万张选票。

如今，“社会主义”一词在许多美国人眼中已不再是负面政治标签，而是流行词汇，更是时代思潮。究其根本，乃是“严重的社会两极分化和前所未有的不平等，造成人们意识上的整体左转，以及政治上的尖锐对立。资本主义制度面临严重的合法性危机。所有这一切自然反映到桑德斯的竞选中，该竞选也助力将社会主义思想普及到数百万人。” 桑德斯竞选运动在把“社会主义”一词去污名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其本人亦不再如过去那般闪烁其词，反而愈加坦然地宣称自己是“民主社会主义者”。

2018年的盖洛普民调数据显示，57%的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怀有好感。而与民主党人对“社会主义”有好感不同，身处政治对立之中、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共和党人惊呼“社会主义正在美国政治话语中卷土重来”，他们仍继续使用“社会主义”一词贬损民主党对手，抨击和讥讽来自纽约的国会民主党女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新科议员， 并声称永远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当前发展态势表明，共和党人过去半个多世纪一直在使用的这一攻击策略已不再奏效。

桑德斯竞选运动“在政治领域造成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在桑德斯的支持者中，出生于1981—1996年的千禧一代和出生于1997—2012年的Z世代占据多数。 2016年的民主党初选民调显示，艾奥瓦州84%的17—29岁选民、威斯康星州82%的18—29岁选民、密歇根州81%的18—29岁选民 选择支持桑德斯。2019年1月，美国阿克西奥斯（Axios）民调数据显示，61%的Z世代选民对“社会主义”持积极看法。对“资本主义”持积极看法者仅有41%，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许多。2020年民主党党内初选，“超级星期二”投票结束后的出口民调 显示，桑德斯在18—29岁和30—44岁两个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8%和41%，远超拜登的17%和23%。 2020年，千禧一代和Z世代已占全体选民的40%， 超过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和1946年前出生的沉默一代，他们无疑将拥有影响政治演进的巨大能量。千禧一代和Z世代比之前的任何一代都更加左倾，多将气候变化、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视为重要议题，希冀政府能够出台更多解决方案，与作为激进左翼的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主要政纲不谋而合。

千禧一代和Z世代深知资本主义制度只服务于少数富人，而“社会主义”则是他们用来抵制美国精英层以及表达反叛的工具。通过两次参加总统竞选活动，桑德斯成功影响了40岁以下的千禧一代和Z世代，将两代美国人带向左翼。正如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USA， CPUSA）所指出的，桑德斯竞选运动激发了美国的“社会主义时刻”，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和工人已经被政治化，现在对社会主义理念持开放态度，诸如全民医疗保险、向富人征税、免费教育、工会权利和遏制气候变化等政纲，都更受年轻人欢迎，这都归功于桑德斯。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冷战无甚记忆，如今美国很多热衷民主社会主义的年轻人并不明白社会主义复杂的含义和历史，他们对桑德斯“社会主义”的认知更多停留在实用层面，即类似于北欧国家的“大政府、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他们更愿意将“社会主义”简化理解为对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财富的一种分配方法，去意识形态性是其重要特征。

在桑德斯竞选运动影响下，“社会主义”标签在美国政治中长期以来的形象正在改变，“社会主义”已经重返美国。但是，桑德斯并非要推动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要寻求对一个即使是主流政界人士也越来越认可的问题的答案。这个问题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不再以其过去或应有的方式運转，答案是北欧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并坚持的科学社会主义，也丝毫没有苏联式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经济的色彩，而是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美国变种。桑德斯的乌托邦理想是丹麦、瑞典和挪威，这些国家结合了自由市场与提供多项公共服务并努力创造平等社会的强大政府。桑德斯毫不掩饰对北欧国家的好感，称赞其儿童贫困状况远好于美国，认为美国应当向它们看齐，将免费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引入美国，“将世界最狂暴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变成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式的民主社会主义”。

桑德斯既不代表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也不倡导生产资料公有化制度，因为历经变化之后的“社会主义”的内涵与这个词的传统内涵相去甚远。因此，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等左翼思想家并不把桑德斯看成是“社会主义者”，而是一个“新政民主党人”，或曰“罗斯福新政主义者”。

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传承了罗斯福主义，尤其是从未得到实施的1944年“第二权利法案”（The Second Bill of Rights）中所提出的理念，即住房、教育和医保等社会产品是权利而非商品。换言之，桑德斯的政治观念只是停留在国家干预层面，且局限于经济领域。自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r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以来，桑德斯一直倡导这种权利观，并将其贴上“民主社会主义”的标签。不同之处在于，桑德斯朝着真正的北欧风格的“民主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

因此，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体现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调整的逻辑，其实质依然没有超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范畴，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

桑德斯的两次竞选运动虽然均未成功赢得党内初选，但是取得了“非凡的成功，彻底改变了辩论和讨论的场域”。包括成功将免费大学、单一付款人的全民医疗保险和“绿色新政”等原本为激进左翼所主张的边缘化政纲纳入民主黨的主流，将民主党推向了左翼，并“重拾其价值观”。这构成了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二个政治遗产。

桑德斯竞选运动带动了一些被边缘化的议题，促使民主党人至少在话语层面采取更为进步的立场。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希拉里的竞选策略，使其竞选演说不得不更多触及不平等、贸易、将华尔街的罪恶绳之以法等边缘化议题。这尤其体现在对待《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态度上。桑德斯与希拉里都反对TPP，区别在于前者直言TPP是一份灾难性协议，反对态度极其坚决;后者则强调一种逐步变化进而明晰化的过程。希拉里在2012年任国务卿时曾高度肯定TPP是贸易协定的黄金准则，在党内竞选初期态度则含糊其辞，至2015年10月才首次表态不认可该协定。她试图与奥巴马划清界限，认为美国急需一个能够促进就业、增加工资和保护国家安全的贸易协定，而TPP并未达到预想中的高标准。虽然民主党2016年最终版的政纲未明确提及是否批准TPP，但却为后来的贸易协定提出了一些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包括贸易谈判必须透明和具有包容性、提供高质量的国内就业岗位、提高工人薪资、设定强制且可执行的劳工和环境保护标准等。

桑德斯还推动希拉里采取更强硬的气候立场，改变了民主党的气候变化政策。 2015年10月，桑德斯在参议院提出议案，要求联邦政府停止在公共土地和近海地区开发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并增加碳税、取消化石燃料补贴和投资可再生能源，提出到2030年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2017年水平上至少削减71%。2016年1月，桑德斯开始责难在竞选活动中在应对气候问题计划上仍不明确的希拉里;加之气候变化活动家与绿色和平组织的压力，希拉里被迫“成为更环保的候选人”。桑德斯反对在北冰洋进行海上钻探、在公共土地上开采化石燃料的立场从有必要转向最终禁止，对大西洋海上钻探从热衷于压裂法转向希望施加更多的监管，对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Keystone XL）也由赞同转向反对。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允诺桑德斯任命的政纲起草委员会五名成员中，就有创建国际环保组织350（350.org）的气候活动人士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正是他呼吁大幅减少化石燃料开采，并领导了抵制美加“基石”输油管道项目的运动。

桑德斯及其支持者的行动深刻影响了民主党2016年的竞选纲领，包括在全国推行最低时薪15美元;增加数百万就业岗位，重建基础设施;制定21世纪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拆分“大而不倒”的银行;征收碳排放税，减少化石燃料使用;封堵跨国企业海外避税漏洞;改革包括废除死刑、关闭私立监狱等在内的刑事司法制度;等等。整体而言，桑德斯的第一次竞选运动成功推动左翼议题和政纲在美国政治中摆脱边缘地位，促使希拉里及民主党的议题和政纲向左进行了一些修正，迫使其与政治右翼不至于走得太近。

2016年，桑德斯虽赢得1 300万张初选选票，但其理念尚未成为主流。到2020年大选时，讨论前一次大选所触及的边缘议题成为民主党的主流，争取2020年党内提名的民主党候选人纷纷进一步左转。

第一，以全民医疗保险为例，在2019年初宣布参选总统的六名民主党参议员中，包括桑德斯在内，有五位持支持态度。由于让全民享有联邦医疗保险会大量消耗国家财政资源，许多民主党人之前对该提案均表示无法接受。2013年，桑德斯提出全民医疗保险法案 时，找不到一个共同发起人。2016年竞选期间，希拉里曾拒绝该提议，认为是听起来不错但在现实世界中无法实现的想法。2020年初，拜登还坚称全民医疗保险行不通，但其很快便改变了立场。如今，全民医疗保险已经成为有志于问鼎白宫的民主党人证明自己拥抱进步观念的试金石，而且多达85%的民主党人都支持桑德斯消除私人医疗保险的主张，美国最大注册护士工会全国护士联盟等十多个工会都是该计划的支持者。始于2020年初并延续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更是大大提升了该计划的支持度。

第二，再以“绿色新政”为例，2016年尚无人对此讨论，2019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此类议案时还是华盛顿的笑料，但如今已大不相同。在2019年参议院投票中，47名民主党议员皆投票反对;2020年，26名民主党初选候选人有20人支持该议案。民主党初选获胜者拜登提出的“绿色新政”方案比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提出的版本稍有缩水，但仍保留百分之百清洁能源、零碳排放的关键内容，实现了从笑料到严肃竞选政策的大幅度转变。拜登之前承诺到2050年实现100%的清洁能源经济，并计划在10年内投资1.7万亿美元。由于桑德斯所引领的“绿色新政”浪潮来势凶猛，以及受到“350行动”（350 Action）和“日出运动”（Sunrise Movement）等环保团体的影响， 民主党2020年政纲起草委员会提议在2035年实现100%清洁发电，并承诺在未来四年投入2万亿美元。与此同时，许多民主党议员也接受了“绿色新政”理念，呼吁建立一个无碳能源的电力部门，建造更节能的建筑和车辆，大力投资电动汽车和高速铁路。

第三，除全民医疗保险和“绿色新政”外，另一些在五六年前根本无法想象的政纲如今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包括社区大学免费、大麻合法化、重建国家基础设施、投资公共住房、每小时15美元最低工资等议题也得到几乎所有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桑德斯是推动民主党政纲左转的核心人物之一，对左翼主张进入民主党主流发挥了重大作用，他所倡导的政纲主导了2019年以来民主党历次总统竞选人辩论的议题。如同《今日美国报》撰稿人杰森·萨特勒（Jason Sattler）所言，桑德斯从未加入民主党，但民主党已加入桑德斯，他的竞选运动已经将工人的需求推到了民主党的中心。 换言之，2020年桑德斯点燃了将民主党向左拉的运动，速度更甚于2016年。如今，主流民主党人提出的政策纲领愈加左倾，他们关注的问题已不再是国家或本党是否应该左转，而是要在左的方向上走多远。

需要指出的是，桑德斯第二次竞选虽败于拜登，但并不意味着其“民主社会主义”政纲不为民主党选民认可。南方“红州”（共和党传统势力范围）的数据更具观察意义。有民调数据显示，在得克萨斯州，民主党选民中有57%赞同“社会主义”，情况甚至好于加利福尼亚州。在得克萨斯州，有36%的民主党选民投票给拜登或布隆伯格;在拜登以23个百分点优势击败桑德斯的亚拉巴马州，51%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全民医疗保险，而非私人保险;在拜登以10个百分点优势击败桑德斯的田纳西州，73%的民主党选民支持公立大学免收学费;在南卡罗来纳州，53%的民主党选民认為美国经济体系需要彻底改革。 这些都表明，南方许多年长的民主党选民实际上赞同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理念和政纲，甚至更为支持桑德斯而非拜登的政策，他们只是在战术层面支持拜登。

向富人征收重税也许更能体现美国政治氛围的微妙变化。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西方起支配作用的共识基本上倾向于对商业友好的政策，而非明确试图解决贫富不均问题，如今形势发生了变化。 在2019年国情咨文中，特朗普将桑德斯等人提出的对最富有美国人征收新税和强化企业监管的建议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目的在于唤起选民内心中关于苏联式社会制度的强烈联想，但“变化中的政治气候看来也影响到了美国……就连大多数已作了选民登记的共和党人现在也赞成对富人多征税”。两个民调数据可以佐证这一点。首先，2019年1月，意识形态倾向右翼共和党的福克斯新闻台民意调查发现，70%的人支持对年收入超过1 000万美元的家庭增税，受访的共和党人中也有54%支持这一动议。 其次，美国《国会山报》和哈里斯民意调查公司联合对1 001名登记选民进行的调查显示，59%的人支持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对年收入超过1 000万美元的富人征收70%个人所得税的提议。

桑德斯坚信“有组织的人可以打败有组织的金钱”，在美国掀起一场选举政治革命，成功将那些对不公平的经济体制感到愤怒、对自由政治产生幻灭感的沉默观众变成积极的参与者，从中发现并锻炼了越来越多致力于推动进步主义纲领的年轻政治新秀，还在美国激进左翼中掀起了选举热情。激励年轻人，并间接带动激进左翼选举热情，推动为美国的“社会主义”愿景而战，是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三个政治遗产。

桑德斯和以纽约为大本营的左翼人士如迈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都是推动民主党向左转的先驱，不同之处在于桑德斯获得了在选举中阐述“社会主义”主张的经验。如果说为数不少的左派在20世纪70年代妥协于从民主党内部进行改革，那么桑德斯则决定发扬从他的楷模尤金·德布斯继承来的传统。1981年，桑德斯出人意料以14票的微弱优势当选伯灵顿市长。当伯灵顿市政委员会不愿与他合作时，桑德斯决定发起选举政治革命以赢得更多选举。他领导的进步联盟在每个选区都参加竞选，赢得了足以否决民主党或共和党提出的任何议案的席位，迫使两大传统政党不得不与他合作。在市长任期内，伯灵顿成为“民主社会主义”的试验区。1990年，桑德斯当选众议员并连任8年，2007年当选参议员。从地区选举胜利到当选国会议员，桑德斯仍无法践行其北欧式民主社会主义的理念，他还需要公众的更多关注，包括需要一场声势浩大的竞选运动来筹集资金、宣传政纲、动员志愿者，竞选总统为此提供了条件。

桑德斯倡导在美国推行选举政治革命，革命的方向是政府向全民负责，而非只是为少数富人服务，目的在于“让资本主义变得人性化一些”。究其实质，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并不反对资本主义民主本身，而只是反对金钱民主，手段是“让更多的美国人出来投票，让选票来改变政治人物的立场，从而将美国的政治权重从富人阶层转向中产阶级”。桑德斯推动选举政治革命的初衷，是激发来自各种背景的人群特别是年轻人进入政治舞台，参与政治改革，建立基于经济、社会、种族与环境正义原则的政府。

受经济和社会危机影响的千禧一代接受了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理念，竞选地方、州和联邦职位，拥有权力，倡导从小处入手实现意义重大的变革。一批受桑德斯影响对政治产生兴趣、热衷于进步思想并与之结盟的年轻人已经取得重大选举成功，成为推动美国渐进式变革的重要力量。有民主党“三剑客”之称的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拉希达·特莱布（Rashida Tlaib）和伊尔汗·奥马尔（Ilhan Omar）皆齐聚桑德斯麾下。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拉丁裔政治新秀的崛起，这既包括纽约州众议员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也包括纽约州参议员茱莉娅·萨拉查（Julia Salazar）、弗吉尼亚州议员伊丽莎白·古兹曼（Elizabeth Guzman）、加利福尼亚州圣路易斯·奥比斯波市市长海迪·哈蒙（Heidi Harmon）等。这些拉丁裔政治新秀至少有两个共同点。首先，出身底层，且无从政经历，为改变政治而去参与政治。如伊丽莎白·古兹曼和海迪·哈蒙曾是社区工作者，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曾是酒吧服务生。其次，有桑德斯竞选团队经历，极力倡导桑德斯的政治理念，推动激进左翼立法，“对桑德斯忠心耿耿，仰视他若生命之父，” 被称为“伯尼党人”（Berniecrats）。他们原本对选举政治颇为反感甚至拒绝投票，但是桑德斯发现并点燃了他们内心的政治热情，并严格恪守自己的价值观，如伊丽莎白·古兹曼所说，“我们从未想过像我这样的人——移民、妇女、工人可以竞选并获胜，桑德斯告诉我们可以。” 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将“他们有钱、有政治机器、有权，但我们有人民”作为口号，被视为桑德斯的政治继承人。需要指出的是，拉丁裔人是美国最年轻的人口群体，平均年龄为28岁， 远低于白人平均年龄。截至2020年，美国有2 900万拉丁裔选民，每年有近90万拉丁裔人年满18岁。拉丁裔人口的壮大和拉丁裔政治新秀的崛起，以及“社会主义”思潮在拉丁裔人群中影响力的日益增长，将对美国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仅在得克萨斯州，2018年就有80万拉丁裔人参加投票，在许多地区已经超过白人选民。这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组织（Democratic Socialist of America， DSA）在得克萨斯州影响力日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千禧一代中的许多人已经或正在竞选公职，被视为“新”民主党人。他们将取代在克林顿竞选总统中受到激励的婴儿潮一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主导作用并领导下一代民主党。 他们中的活跃分子坚信“从党内施加压力，可以改变党的结构”，还成立了一个新兴政治派别——“正义民主党人”（Justice Democrats），致力于推选更多的进步主义者取代建制派民主党人，把民主党甚至整个政治光谱都推向左翼。未来的民主党和美国政治将更多感受到桑德斯的存在。美国著名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曾在1896、1900、1908年三次成为总统候选人。虽从未获胜，但其强硬的民粹主义经济立场深刻改变了民主党。罗斯福新政受布莱恩竞选纲领的影响很大，而“伯尼·桑德斯则留下了同样持久的遗产”。

桑德斯竞选运动造成的一个意想不到的影响是，无论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DSA，还是坚持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 （Party for Socialism and Liberation， PSL），抑或托派政党社会主义替代（Socialist Alternative， SA），成员数量都在激增。其中，DSA更为引人注目，其成员规模在桑德斯竞选期间稳步扩大，在大选之后又大幅增长。在2014年底决定支持桑德斯竞选运动时，DSA成员仅有6 500人左右，2016年11月选举日时增至约8 500人，2017年7月时达到2.4万人，目前超过9万人，且多为18—35岁之间的年轻人， 已成为美国现今最大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专注于宣传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左翼刊物《雅各宾》（Jacobin）订阅量也以每周数以百计的数量增长，询问基本定义和历史问题的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杂志社为此专门编辑出版《社会主义知多少》（The ABCs of Socialism）一书，以问答方式选登杂志文章，为读者呈现“社会主义”发展史，解析桑德斯竞选运动所激发的“社会主义”思潮。“在沉寂了半个世纪后，社会主义左翼在美国东山再起了”。

更为重要的是，桑德斯竞选运动还激发了激进左翼的选举热情。2016年，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总统竞选人格洛丽亚·拉·莉瓦（Gloria La Riva）赢得了74 300余张选票，创造了历史最好成绩。DSA将较多精力倾注于选举政治，成果颇丰，目前至少有15名DSA支持的候选人在地方选举中胜出。其中最大的进展是2017年李·卡特（Lee Carter）当选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以及2018年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当选纽约州众议员。在芝加哥等左翼传统浓厚的城市，DSA成员已经可以做到不以民主党的名义参与竞选。就连美国共产党亦开始呼吁自己的党员竞选国家领导人，并将之纳入党的建设议程。 这些激进左翼原本普遍认为美国选举制度不过是给人民制造幻想的工具，它掩盖了两党政治皆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因而多从消极层面看待选举。DSA信守“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举策略，坚持在民主党框架内参与选举;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则尖锐批评该策略为政治陷阱。桑德斯竞选运动使美国激进左翼意识到过去那种让自己转向政治后台而不关注自身健康发展的做法是错误的，力量弱小的政治组织唯有参与选举才能在政治上崭露头角。

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还分析了参与选举的合理性。首先，观察美国历史，新生的进步主义运动往往是从旧制度最薄弱的地方即選举来寻求突破。美国人无一不对选举制度感到熟悉，选举过程乃是进行政策辩论和思想交锋的场所，选举亦是使某个政治纲领获得暂时合法性的主要政治形式。其次，通过选举唤醒反资本主义、亲社会主义意识，是阻力最小的一种方式。考虑到美国“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有限，仅具备“社会主义者”的坚定信念而不考虑美国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工人整体的阶级意识以及当前的最急迫问题，远不足以找到正确的斗争方向。再次，对于普通人来说，相较于街头抗议和街垒斗争，特别是暴力抗争，通过选举表达对“社会主义”候选人的支持，更为合理，也更为可能。

桑德斯竞选运动激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为建立一个人道和自由的世界而奋斗，并通过自己的行动了解团结的意义。包括DSA、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社会主义替代在内的美国激进左翼不仅支持桑德斯竞选运动，还积极肯定其在唤醒工人阶级意识层面的重要作用。加之它们的短期纲领或称最低纲领与桑德斯相近，建立激进左翼选举联盟的可能性似已浮现。唤醒工人阶级意识，催生美国激进左翼选举联合的可能性，是桑德斯竞选运动的第四个政治遗产。

在政治光谱中居于民主党左侧的美国激进左翼，总体上都正面看待并支持桑德斯竞选运动，其原因至少有五个方面。一是如美国共产党所言，桑德斯一直致力于推动进步主义议程，桑德斯的政纲同它们所坚持的短期纲领或最低纲领相近。二是美国不少年轻人对“社会主义”持积极态度，激进左翼从桑德斯竞选运动中看到了“社会主义”兴盛的希望。社会主义替代指出，“数以万计的青年和工人将希望寄托在桑德斯身上，美国左翼必须与他们建立关系，耐心向他们解释需要建立工人阶级政党来替代民主党。这些青年和工人中的许多人第一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会在建立这样一个党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是如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所说，桑德斯竞选运动释放出的社会力量，具有发动激进革命的潜在可能，将“很快发展成为反抗现有亿万富翁统治制度的一场真正的大规模激进运动”。四是如社会主义替代所说，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已经发现，“相较于在工作场所开展阶级斗争，在政治层面表达对当权派和新自由主义的不满和反对更为容易。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在以一种扭曲的方式表达这种反抗。桑德斯竞选运动尤其表明，建立一个新的代表99%的政治力量是可能的。” 换言之，激进左翼有很大的可能建立一个新的代表绝大多数人的泛左翼政党。五是如DSA所强调的，桑德斯竞选运动培养了新的政治领袖，在基层社区建立了长期联系，增强了左翼的力量。DSA成员的首次激增便直接来源于桑德斯竞选声势的走高，2016年11月大选后，其成员开始超过1万人，到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于2018年6月赢得纽约州14区民主党议员提名时，这一数字更是超过4万。

美国激进左翼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支持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提供竞选志愿服务，这以DSA表现最为突出。在2020年大选中，DSA倾尽全力，发起“DSA支持伯尼”（DSA for Bernie）竞选运动，动员至少75个地方组织进行了50万次以上针对各种族工人社区的上门走访，遴选和培养了数以万计的桑德斯支持者。另有数千名DSA成员直接成为桑德斯竞选活动志愿者，在全国各地发挥着关键作用。二是提供竞选舆论支持。在桑德斯的竞选纲领被右翼共和党和民主党温和派指为“太左”时，DSA、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等都通过官网、相关报刊发表社论、时评或声明，以声援桑德斯，并揭露、抨击相关政治势力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压制和围堵，将桑德斯退选归因于民主党统治阶级的联合。

在本国呼吁社会主义变革、发动“多数人革命”存在民众主观意识方面的特殊困难，这是发达国家激进左翼难以克服的障碍。长期以来，美国激进左翼一直强调“社会主义”变革的重要性和建立替代社会的紧迫性，但也清醒认识到美国人整体上阶级意识淡薄，且短期内难以改变。如同美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工人尚未意识到统治阶级对其困境漠不关心，尚未认识到作为一个阶级需要将命运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中，因此“最激进的要求并不总是革命性的”。亦如DSA所承认的，目前的力量对于提高工人阶级的意识影响不大，即便与工会组织合作，也无法实现当下所需的阶级意识的质变。 总之，当前美国激进左翼的当务之急是唤醒人民的阶级意识。

“美国正从缝隙处裂开——并非种族或民族的缝隙，而是阶级。” 在美国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看来，恰恰是桑德斯竞选运动唤醒了美国人的阶级意识。DSA指出，桑德斯竞选纲领满足了工人阶级的需求，增强了人民对实现此类政纲所需条件的认知，激发了成千上万的激进主义者付诸行动，在催生新一轮工人阶级的激进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桑德斯的政纲固然是针对即时需求，而非彻底破除资本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但推进“社会主义”政治这个更为宏伟的目标的前提条件是数百万人具有更高水平的阶级意识，而桑德斯正在朝着这个目标迈进。参与桑德斯竞选运动是推进阶级政治的最佳方式，这不仅是在“培养我们自己的能力，更是在帮助建立整个工人阶级的意识和能力”。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亦強调，对于有阶级意识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来说，桑德斯竞选运动为提高工人阶级的期望、将重要的“社会主义”改革引入大众话语、增强人们对这个国家阶级分化现实的意识等提供了一条阻力最小的道路。 长期以来，选举投票被视为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式，而非政治信仰的准确晴雨表。桑德斯竞选运动表明，这种观点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美国激进左翼对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支持亦带有批判性。在社会主义理念层面，美国激进左翼会强调其与桑德斯竞选运动的不同，如DSA反对“任何政党、任何组织或机构中的任何人把我们的运动描绘成这是一群来自‘伯尼兄弟’的不满运动”，并指出民主社会主义的含义不仅是桑德斯罗斯福式的新政民主，而是废除私有财产（但不是个人财产），彻底破坏资本的力量。社会主义替代更是指出，桑德斯将自己局限在改良资本主义的路线和纲领上。在政策纲领层面，他们声援桑德斯对民主党当权派的抗争，但拒绝成为桑德斯的追随者，也不认可他所有的政策立场。而且，他们赞同的多是桑德斯的国内政策主张，对其不反帝国主义的“非社会主义”政策立场则批评颇多。至于桑德斯竞选运动的最大缺陷，他们皆认为在于桑德斯未能作为民主党外的独立人士参选，亦未能发动一场群众性、激进的工人运动，更未能建立一个革命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

当然，他们也认识到任何现存的激进左翼政治力量都无力独自承担并完成这一任务，激进左翼若能联合起来发起一场基于阶级独立意识的竞选运动，就能在建立工人阶级政党之路上迈出重要一步。这样的竞选运动短期内显然没有机会取胜，但却能为建立一个革命和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打下基础。这可谓激进左翼前进的另一条道路，即阿根廷社会主义左翼阵线的实践。该阵线是工人阶级革命组织的选举联盟，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工党和社会主义左翼共同组成，奉行基于阶级独立、反帝、拒绝与资产阶级政党的一切合作的共同政纲，在竞选中推出共同的工人候选人。阿根廷社会主义左翼阵线2015年在全国选举中赢得超过3%的选票。不容忽视的是，经历桑德斯两次竞选运动，美国激进左翼已形成了一个被美国共产党视为“新常态” 的变革性、全国性的共同政纲——全民医疗保险、“绿色新政”、全民高等教育和足以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标准等，并以此动员了工人阶级，唤醒了工人的阶级意识。桑德斯的选举政治革命虽未触及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政权问题，与社会主义语境中的“政治革命”迥异，但却为激进左翼的政治联合打开了新局面。在此新形势、新认知下，就连坚持“我们的运动和党的核心价值目标”的左翼组织，亦不排斥与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战术必要性”。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智库麦克金纳克公共政策中心（Mackinac Center for Public Policy）研究员约瑟夫·奥弗顿（Joseph Overton）提出了在任何给定领域为社会可接受的政策开启“窗口”的想法，这被称为奥弗顿政治可能性之窗，亦即“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约瑟夫·奥弗顿认为，直接倡导那些公众并不接受的政策毫无意义，更好的做法应该是努力介入政治辩论，在大众中形成新的政治共识，从而推动“窗口”向内或向外移动，使那些以前无法想象的政策理念成为主流。也就是说，通过在一段时期内重塑政治话语的努力，“政党所接受的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并通过一系列动态而复杂的因素呈现”。

历史上，主张积极进取型小政府理念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巴里·戈德沃特（Barry Goldwater）曾在1964年总统竞选中大幅落后于民主党的乔治·麦戈文。两人都吸引了大批年轻知识分子进入各自的政治阵营，但前者在失败之后留下了更为持久的思想遗产，如成立美国遗产基金会（American Legacy Foundation）和创立《国家评论》杂志（National Review），逐步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话语氛围。戈德沃特的竞选运动为十六年后“里根主义”的盛行打开了“奥弗顿之窗”，包括里根本人和其总统任期的许多领导人，都受到了戈德沃特1964年竞选运动的影响。“里根主义”奉行和商人结盟的政治理念，削弱工会和福利制度，开启了资本的反击进程。如今，桑德斯通过两次总统竞选运动，推动“社会主义”从负面政治标签变成时代思潮，促使民主党政纲发生明显“左转”，并在选举政治革命中培育和锻炼了许多呼吁加强社会再分配的“伯尼党人”，更为美国激进左翼的选举联合创造了难得的机遇和可能性。可以说，伴随美国社会结构性不平等问题的蔓延和加剧，桑德斯竞选运动所留下的四位一体的政治遗产可能已经为若干年后“另一个桑德斯”的选举成功开启了“奥弗顿之窗”，届时历史或将见证1980年里根赢得总统选举而开启的政治意识形态循环的终结和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塑局面。“如果没有桑德斯在2016年激发起左翼的政治热情，以及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其他人士的推动，美国今天的社会主义运动恐怕会如之前幾十年一般仍在低谷徘徊。十多年的政治动员和不断提升的阶级意识为左翼政治的复兴奠定了基础，但桑德斯竞选运动是其中关键的星星之火。”

换言之，桑德斯两次竞选总统铩羽而归，并非美国激进左翼政治衰落的标志，相反却是21世纪自“占领华尔街”运动爆发以来，美国激进左翼政治的重大进展。维尔纳·桑巴特在其1906年出版的《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中对“美国例外论”的原因解释长期受到学界的极大关注和广泛引用，但却很少有人引用该书结尾最后一段话，即“以上就是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原因。但是，我此刻的观点则是：所有到目前为止阻碍美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那些因素，都将会消失或朝着相反的方向变化，其最终的结果将是美国的社会主义或许在下一代人那里能够获得广泛欢迎。” 显而易见，桑德斯竞选运动四位一体的政治遗产对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

在美国“社会主义有复兴之势但仍脆弱的时代”，桑德斯在千禧一代和Z世代中铺下了民主社会主义之路，这将极大影响未来数十年的进步运动。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民主党已经老了，在接下来的十年中，其领导层肯定会被彻底更换。这些新唤醒的民主社会主义者更为年轻，他们将努力改变民主党的方向。” 与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等新生“伯尼党人”相比，包括拜登在内的传统民主党人仿佛已经不属于这个时代。总而言之，民主党舞台上会涌现出越来越多桑德斯的政治门徒，注入了千禧一代和Z世代进步主义者的力量，桑德斯竞选运动或将造就一个更具进取性的民主党，桑德斯的思想及被其运动带入政治的人才是民主党的未来。在此过程中，DSA的影响力也将随之上升;而对于美国共产党、争取社会主义与解放党、社会主义替代等政治理念更加左倾的激进左翼力量来说，挑战或将大于机遇。对美国“社会主义”兴盛的期盼、对年轻人“社会主义”倾向的捕捉、对激进左翼共同政纲推动契机的把握，要求激进左翼力量调整选举策略以适应新形势。从中长期来看，这会助长激进左翼政治势力的发展势头，同时也将倒逼其修正自身固有政治理念。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由于民主社会主义的固有缺陷，桑德斯竞选运动的四个政治遗产尚难以引发美国政治机制的革命性变化，但是它却从推动激进左翼政纲等层面促进着美国国内的改良性变化。

[责任编辑：樊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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