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维亮

关键词：两汉时期;法律法规;监察体系;审计制度;保驾护航

对财政的管理，审计很重要。汉代国力之所以强盛，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重视审计。审计监督制度与经济法制相统一，让审计机构与监察机构相结合，逐渐成为一种国家管理模式;与此相应的是与审计有关的一系列法律法规也因此产生。这是值得研究的，并可因之总结出重视审计就需要法律法规为其保驾护航的经验。

一、汉代对法律法规的重视

秦统一六国后，其刑法非常苛繁，例如重新修订了包括盗律、贼律、囚律、捕律、杂律、具律在内的“秦六律”，颁行全国。学术界普遍认为，汉高祖入关后，针对秦的苛政，以“约法三章”代替严刑;其实，汉高祖并没有“悉除去秦法”[1]，也并未完全废除秦的苛法。汉初立法，在以宽待民、以严治吏、宽猛结合的综合原则下，承袭了秦律中对官吏的严厉立法，以重刑防范官吏的贪贿，从而使吏治得以基本保持健康状态。

两汉的法律法规包括律、令、科、比等。按照严格立法程序形成的成文法称为“律”;由皇帝发布的与处罚有关的诏令称为“令”;对律令进行具体诠释与补充的文字称为“科”;可以援引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断事成例或断案判例称为“比”。这一系列互相配合的法律法规，维护了汉代国家的稳定。

汉高祖十一年至十二年（公元前196年—前195年）间，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2]，在秦六律之外，又增加了户、兴、厩三篇。这是与徭役、户籍和赋税、畜牧牛马等事项有关的法规，亦称“事律”。这三章“事律”与修改后的“秦六律”，共九章，从而形成汉代基本的法典“正律”——《九章律》。

在汉代，《九章律》是“正律”。之所以强调它是“正律”，是因为在汉惠帝、汉武帝时期，叔孙通、张汤、赵禹等人又分别为《九章律》补充了《傍章》18篇、《越宫律》27篇、《朝律》6篇。为《九章律》补充的这51篇法规，与前者共同组成“汉律六十篇”。它们对刑罚的规定非常细致。

在汉代的这些律法中，对经济犯罪的处罚许多都与审计相关;同时，汉代颁行的监察法规许多也与审计相关。

在汉律中，《上计律》确立了“上计制度”的法律地位。所谓“上计制度”，是一种包括审计在内的呈送和审理会计报告的方式，也是我国古代皇帝考核地方官吏政绩的方法。它是与审计关系最为密切的专门法规。可惜，全本的《上计律》早就遗失，只在古代典籍中有零星记载。清人沈家本从古代典籍中集佚有《汉律摭遗》，其卷十八就有“上计吏”“上计簿”“尚书主大计”“岁尽遣吏上计”“计文书断于九月”“正月旦朝贺见属郡计吏”“受计”“陈属车于庭”“御史大夫敕上计丞长史”“郡国计吏会陵”“计偕”“月计日计”等条，[3]可知《上计律》的内容很广泛，规定也非常细密。

二、对经济犯罪的惩治规定

读《汉书》，可以发现因为侵犯公私财产而获罪的人相当多，这表明其时审计工作的成效突出。

在汉代法律法规中，有许多关于经济犯罪的罪名，其中就有法律所禁止的盗窃国有财物。萧何编定的《九章律》，首章就是《盗律》。盗窃国有财物者要受到严厉惩处。例如，西汉时的丞相、乐安侯匡衡，因为“专地盗土以自益”，被免为庶人。[4]大司农、阳成侯田延年因诈称增加了民车租运费，被告发盗用三千万钱，汉宣帝因之召其到廷尉受审。他自知罪责难逃而自杀，侯爵当然被削除。[5]对盗窃者的惩罚，汉代是根据赃物多少而量罪定刑，赃多则罪大刑重，尤其是对主守盗窃者，处罚更是从重，因为这属于知法犯法;对“敢盗郊祀宗庙之物”和“盗宗庙服御物”者，因为涉及到国家大禁，处罚极重，分别处以“无多少皆死”“弃市”。[6]

汉代对惩处受贿官吏非常重视。例如，汉文帝十三年（公元前167年），朝廷颁发诏令，规定“吏坐受赇枉法……皆弃市”[7]，说明国家对受贿枉法行为的零容忍。汉文帝规定：“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8]贪赃者要被取消终身为官的资格。汉朝历代皇帝，对受贿枉法行为者均不手软，例如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颁发诏令：“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指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同罪”[9]。

在“汉律”中，对受贿官吏的惩处，罪名有很多。清人沈家本撰《汉律摭遗》，仅其卷二就列有受财监、受所监、受赇枉法、受财枉法、听请等罪名。[10]受财监、受所监，指被处罚的官吏必须接受被监视、被管理，因犯者的官职、爵位不同，需判定不同的刑罚;官吏如果从下属手中贱买财物，转手贵卖，也属于这一法律条文。受赇，也就是受贿，必须给以刑惩。听请，指的是官吏接受请托，枉法从事，判司寇刑（即派往边地服劳役，并防御外寇）;若听请受财，则处以重罚。

汉代的经济法规有很多，包括《田令》《水令》《金布令》《马复令》《惩贪令》《租挈令》《缗钱令》《禁名田畜奴婢过品令》《禁官吏车服违礼令》《禁吏民嫁娶过令》《两千石各修职令》等等。《惩贪令》颁布于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汉书·景帝纪》记载：“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它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臧（赃）为盗，没入臧（赃）县官。吏迁徙免罢，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送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无爵，罚金二斤，令没人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赃）。”[11]這是对赃罪的严厉处罚规定。官吏私自接受下属的馈赠，是犯罪行为，违者要撤职查办。

在汉科中，与审计有关的条目有“使者验赂”和“平庸坐赃”两条。《晋书·刑法志》载：“（汉）《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12]

三、法律规定多层次监察体系

汉代的审计工作之所以能顺利开展，并且卓有成效，与汉代建立的在法律法规指导下的多层次监察体系是分不开的。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汉代监察体系，不仅强化了对官吏的制约，也有利于审计工作的开展。

汉代制度，大体沿袭秦制。就监察体系而言，在中央是以御史大夫为首，负责对百官进行监察和纠劾。在御史大夫之下有御史中丞，对内领导对朝中百官的纠劾，对外领导和监督地方监察机构行使监察权。侍御史和监御史是御史大夫的属官，侍御史具体执行对百官的监察;监御史还代表朝廷对地方和出征的军队进行监督。

汉惠帝三年（公元前192年），朝廷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地方性监察法规——《监御史九条》（又称《御史九法》）。它是西汉初年朝廷授权监御史监察地方的法规，是一套以刺史为中心内容的行之有效的督察地方的制度。九条内容载于《唐六典》卷十三，包括词讼者、盗贼者、铸伪钱者、狱不直者、繇赋不平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千石以上者、作非所当服者这九类。《监御史九条》的监察对象均是地方郡县官吏，监察事類都与财政财务有关，其中对“铸伪钱者”“吏不廉者”“吏苛刻者”“逾侈及弩力千石以上者”处罚尤重。

汉代在行政机构内部，为加强监察力量，设置了主管监察的官员司直，形成行政组织与专门监察组织交叉监督的格局。监察范围相当宽，甚至连御史大夫、司隶校尉、王侯、州牧郡守、墨绶之官等等，均是被监察对象，可以说是“职无不监”。

汉武帝时期，针对地方豪强势力抬头，二千石郡守多为奸利小人的新情况，又制定了《刺史六条》。

刺史监察系统是西汉时期创立的一种重要的地方监察制度。汉武帝正式废止派监御史监郡的办法。他把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在每一个州部设立一个监察区，设置一位刺史，监察区与刺史的职责很明确：监察该州部内的郡国及官吏。

《刺史六条》，又称《六条问事》，即是关于州部刺史职责的规定，《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有记载：“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13]这里“诏条”就是《刺史六条》，详细注解见于颜师古注引的《汉官典职仪》：

刺史班宣，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以六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一条，强宗蒙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蔡募。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背）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截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也。[14]

其中第二条，是指年俸二千石的官员不遵守法令，贪图私利，侵害百姓，聚敛钱财;第六条，是指年俸二千石的官员比附豪强，收受贿赂。这两条都是官吏贪赃枉法的行为。

《刺史六条》较之《监御史九条》，有界定明确的监察对象，即地方豪强与二千石官吏，重点是后者，从而使立法有更强的针对性。这部法规一事一条，表述清楚，便于操作。

由于刺史不与地方行政官员发生利益关系，受命于中央，只对中央负责，所以能够认真履行职责，不受官场尊卑秩序的制约。这种割裂监察官、行政官利害关系的刺史监察制度，在实践中证明对预防、惩治官吏职务犯罪效果良好，确实有作用。

汉代创设的刺史监察制度为后世所肯定并沿袭。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九《部刺史》中，甚至称赞“刺史六条乃百代不易之良法”。这是很高的赞誉了。在汉代以后，隋朝实行的巡察六条制度，唐朝实行的十道巡按制度，其实都是西汉刺史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两汉时期所具有的较高水平的监察立法，为审计工作的顺利推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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