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海

坚持唯物史观，将视野放到历史长河中，梳理事件产生与发展所处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就能明辨江苏第一个中共支部创建的历史必然。当时的徐州基本具备了中共地方组织创建所必需的阶级基础、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徐州社会矛盾尖锐，中共组织对徐州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铜山站工人领袖革命意志坚定，也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创建提供了有利条件。

一、 党组织创建的阶级基础

1882年，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创办，这是江苏历史上最早的近代化企业之一，也是徐州地区民族工商业者创办的第一个民营企业。1882年徐州开通电报线路，建立电报机构；1901年，徐州设立邮政局及下辖属县的八个分局；1917年创办民营徐州电话公司，徐州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近代通信系统。1905年，徐州开办加工本地棉花，生产布匹、毛巾等产品的“劝工厂”，有机器十台、工人百名……修理厂、铁厂、发电厂以及银行等都纷纷创办起来。

近代工商业兴起，无产阶级也相应产生、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1911—1915年，津浦、陇海两大鐵路相继通车以后，徐州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铁路交通枢纽，铁路工人队伍随之迅速扩大，仅陇海铁路铜山站下属的机务处大厂就有工人400余名。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那时的铁路工人劳动时间普遍每天都在10～12个小时，且没有休息日，所得报酬是连养家糊口都难以为继的月薪4～12元，经常还被克扣。但一个普通外籍职员的月薪高达400元以上，为中国工人的数十倍。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的一般积累规律》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一头是财富的积累，一头是贫困的积累，就是说，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绝大多数人不仅相对贫困，而且绝对贫困，也就是社会在无产阶级化。”徐州“无产阶级化”的工人队伍，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阶级基础。

二、 党组织创建的思想基础

近代工商业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引进，促使人们学习掌握其性能及操作，兴办新式学堂成为必然。1905年至1907年间，徐州地方有识之士纷纷创办新学堂。民国成立后，1913—1914年，仅徐州城区和铜山县境内就陆续建立了6所高等小学堂、15所初等小学堂。1913年2月、1917年11月，徐州又分别建立了江苏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和第十中学。在此期间，许多外国教会也纷纷到徐州办学，宣扬教义和西方文化。学校的创办带动了文化的传播，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创办杂志报纸，1913年4月《醒徐日报》创刊，标志着徐州报业的发端。《醒徐日报》为同盟会会员创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也深深影响了徐州。1912年徐州的同盟会组织改为国民党，成立铜山县党部。

真正给近代徐州带来思想激变的，是马克思主义在徐州的传播。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学说的报刊书籍逐渐传入徐州，且不断增多。徐州同文书局就是最早销售马克思学说书籍的书店之一，徐州的省立第七师范学校的部分学生，通过该书局最早开始阅读到一些进步报刊书籍。五四运动后，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思潮在徐州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积极阅读新书刊，批判旧思想、旧文化，要求民主、崇尚科学、探索救国救民的途径等进步活动在青年学生中普遍兴起。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生组织群益阅读会，订阅进步书刊，开始接受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逐步对马克思主义有了认识。

1920年夏末，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陈德荣等到徐州，联络省立第七师范学校学生陈家安等，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久，陈家安、解步尧、郭子化等十余人组织了徐州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1920年10月，以李大钊为首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秘密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徐州马克思学说研究小组的骨干成员在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联系过程中，秘密成立了徐州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派人到陇海铁路从事工人运动，并在铜山站建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机关刊物《工人周刊》分销处，在工人中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灌输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统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在徐州的深入传播，为中共地方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思想基础。

三、 党组织创建的组织基础

控制陇海铁路铜山站的法国和比利时资本家在机务处大厂设置了该厂中国工人的唯一出入口——八号门，其开关时间完全由外籍职员掌控。1921年11月8日傍晚下班时间，守门者不给劳累了一天的工人开门放行，致使工人越聚越多、群情激愤，僵持两个多小时后，愤怒的工人破门而出。外籍职员串通大厂副厂首高长利，诬称工人组织“老君会”的两位负责人柴凤祥、王辅聚众闹事，对两人拘押并宣布开除，企图借此镇压工人的反抗。

“八号门事件”点燃了铁路工人长期被压迫、被奴役的怒火。11月20日，铜山站全体机工率先罢工，紧接着，陇海铁路各站工人举行罢工誓师大会，宣布全线大罢工。11月26日，外国资本家和北洋政府被迫答应工人们所提全部条件。

纵观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洛阳、开封、商丘、徐州等站都有老君会参与组织、发挥作用的身影。老君会起初是车站工人为捍卫自身权利，自发结成的秘密结社。就当时情况看，老君会是一个具有初级工会性质的秘密工人组织，其诉求主要聚集在争取工人的经济利益上，其政治要求是很弱的，即使有也是临时性的、短暂的。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敏锐地认识到蕴藏于工人中的反抗力和组织力。在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直接指导下，各站以老君会为基础，纷纷成立了提出政治诉求的赤色工会。后来担任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书记的姚佐唐即在此时被推举为铜山站赤色工会的会长。徐州工人的阶级意识、历史主体意识逐步被唤醒，且有组织的斗争和反抗得到一步步加强。当时的徐州初步具备了建立中共地方组织的组织基础。

四、 徐州社会矛盾尖锐

近代的徐州民众遭受的苦难尤为深重。带领“辫子兵”进京复辟的北洋军阀张勋长期盘踞在徐州，其对徐州地区的盘剥和伤害罄竹难书。1913年7月19日，同盟会会员、铜山县代理民政长王少华为抗争张勋的勒索，跳楼自尽；1915年3月9日，张勋生祠在徐州城内动工，徐属八县为建此祠筹银3.6万两；[1]1917年7月中旬，张勋复辟失败的消息传到徐州，“辫子兵”大乱，兵士大肆抢掠，全城富有商家大户无一幸免，抢劫之后还放火焚烧商业区，奎河沿至马市街的房屋全部化为灰烬……[2]这般悲惨世界，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革命热情。

1915年，隴海铁路修到徐州。这条靠着法国、比利时用庚子赔款修建起来的经济动脉，成为帝国主义压榨中国的工具。1921年，陇海铁路机务总管由法国人若里担任。若里来中国前在法属殖民地安南（越南）多年，其在当地就以对工人极为暴虐而臭名昭著。来中国后，他不仅故伎重施，更是花样翻新地虐待铁路工人，不仅随意打骂苛罚工人，还用铁轨作棋盘，把刻有文字的磨盘当棋子，驱使工人在铁轨上搬动沉重的棋子供他们下棋取乐。

陇海铁路大罢工之所以能够“徐州一呼各站响应”，反对帝国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是一大因素。1921年11月20日，铜山站机工率先罢工，随即电告各站；12时许，接开封、洛阳等站来电，得悉各站同意全路同时罢工；午后，陇海铁路各站工人举行罢工誓师大会，铜山站工人领袖姚佐唐宣布总罢工委员会发布的罢工宣言《敬告全国各站同胞同业兄弟们，恳乞求助声援》，揭露帝国主义对陇海铁路的暴虐统治，列举若里十条罪状，号召工人兄弟坚决进行“反虐待、争人格、光国体”的斗争。

五、 中共组织对徐州工人运动的有力领导

陇海铁路铜山站工潮甫一兴起，就有连带全路各站之势，致使帝国主义、北洋政府和地方军阀均为不安。交通部急命陇海路督办施肇曾前去查办；军阀吴佩孚扬言“如不上工，即按乱党办理”，要挟以武力镇压。

就中共早期组织而言，“深入到工人中去，了解他们的疾苦，并把他们组织起来，是中国先进分子筹备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步”。[3]1921年8月，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提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同月，中共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构。徐州作为津浦、陇海两大铁路的交会点，战略位置之重要不言而喻。因此，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的消息刚一传出，迅即得到中共北方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高度重视，李大钊主持召开北方区委会议，分析陇海铁路的罢工形势。为使罢工更具组织、更加有力，李大钊派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罗章龙前往陇海路指导罢工。

罗章龙于1921年11月21日抵达洛阳站，当晚召集各站工人代表商讨对策，拟定了《坚持罢工，争取胜利》的斗争方案。会上，重点对罢工条件进行反复讨论商定，将铜山站提出的3条补充为15条。在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的领导下，陇海铁路沿线工会组织不断建立，工人运动蓬勃兴起，迫使帝国主义铁路当局和北洋政府答应谈判。11月26日，谈判双方正式签订复工条件。签订的10条复工条件，包括了工人所提15条的主要内容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要求。至此，陇海铁路全线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

12月初，罗章龙到徐州考察，车抵铜山站时，姚佐唐率数百工人聚集月台迎接。当晚，举行欢迎大会，罗章龙、姚佐唐等发表讲话，再一次振奋了铁路工人的斗争意志。中共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给罗章龙的信中高度评价此次罢工胜利的意义，称其为“我党初显身手的重大事件”。[4]

六、 铜山站工人领袖革命意志坚定

江苏第一位中共支部书记——中共陇海铁路铜山站支部书记姚佐唐1898年出生于安徽省桐城，从上海扶轮中学毕业后，到陇海铁路铜山站大厂当学徒工。他有知识，不怕苦、不怕累，深得工人的信任。五四运动后，他大量阅读《新青年》《劳动界》《劳动周刊》等进步书刊，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陇海铁路罢工斗争取得胜利后，姚佐唐于1922年1月15日当选由四人组成的陇海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会长。同年2月，中共中央局委派李震瀛赴陇海铁路指导工人运动，李在徐州发展姚佐唐、程圣贤、黄钰成入党，建立起江苏境内第一个中共支部，姚佐唐任书记。姚佐唐深知工人疾苦，多次得到李大钊、邓中夏等党的领导人的指导，善于联系群众，深受工人爱戴，成长为早期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1924年6月至7月，姚佐唐随李大钊、王荷波等五人组团，代表中国共产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和赤色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并在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上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代表发言。

1925年，受中共组织的委派，姚佐唐组建了由50多人组成的铁道队。1926年7月，北伐战争打响，他率领铁道队到广州参加了北伐军，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属铁道车队负责人，战斗在铁路沿线，保障铁路运输畅通无阻。在攻打武昌的一次激烈战斗中，他身负重伤失去了一条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姚佐唐所在的铁道队党支部因组织严密、工作严谨，是南京当地完整保存下来的唯一中共党组织。

1928年党组织决定派姚佐唐去苏联，8月他与送船票的同志接洽后，因叛徒出卖被捕，10月6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于南京雨花台。

姚佐唐以坚定的革命信念、执着的革命追求和勇于担当的革命品格，在江苏建党等重要事件中贡献了积极力量，彰显了优秀品质。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徐州市档案馆.徐州百年大事记（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4.

[2]徐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徐州市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94：23.

[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57.

[4]徐州市史志办公室.中国共产党徐州地方史[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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