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2022-03-08陈翊旻刘渝琳

改革 2022年2期

李舟陈翊旻刘渝琳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论断。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政绩考核，创建和完善制度环境，推动我国经济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取得新进展。2019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从“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取得明显成效”，到“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到“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的“中国之治”路线表，指明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一方面，高质量发展需要相适应的治理体系和制度环境来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另一方面，完善的治理体系和高效的治理能力为实现全方位、高效率、更均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并引导推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

面对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调整、大国博弈加剧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需要直面“十四五”时期经济发展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继续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又要实现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能等目标，这就更彰显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性。本文基于“中国之治”的新视角，拓展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揭示“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及其路径优化提供参考。

一、“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联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系统总结了中国国家治理的经验，重点阐释了“中国之治”的制度内涵、显著优势和理论逻辑，聚焦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开启了“中国之治”新境界。“中国之治”是新时代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的有效治理，是一个与“世界之乱”相对的概念，指在世界局势变化、不确定性增强对中国发展形成冲击的情形下，中国仍能保持经济稳健增长、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稳定和谐的状态，具体体现为一系列政治、经济、法律制度体系，也可以体现为一整套治国理政的文化理念与价值文化。“中国之治”根源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质是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以人为本，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之治”的集中体现。“中国之治”始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序开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日渐宽广，使得中国制度的优势不断凸显，更充分地延展了治理边界。

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鲜明的特征。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来看，高质量发展是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的经济发展质量状态：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高质量发展的内生特点，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普遍形态，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标。高质量发展是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高效率、更公平和绿色可持续的发展，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全方位的、协调的发展，体现为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升级技术水平、维护公平正义、补齐制约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短板、保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目标，要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

“中国之治”要求面向“中国问题”开展国家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立足于现实国情，以中国智慧和全球视野来不断观察和分析中国社会各阶段所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进入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这一新的“中国问题”需要“中国之治”保驾护航，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将制度优势转为治理效能。新时代“中国之治”之所以能蓬勃发展，是因其积生出了推拉驱牵的强大动力。“中国之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保障，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之治”的必然结果：“中国之治”是具备强大生命力的制度体系，社会主要矛盾对发展提出全新要求之时“中国之治”也在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外部经济运行矛盾的转化和环境的新变化在客观上需要治国理政的新思路；而提升治理效能，发挥“有为政府”的支撑作用，将激发出中国经济的显著比较优势和发展韧性。“中国之治”视角下的高质量发展是基于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涵盖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均衡、更可持续的发展。理论上，“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独特性体现为对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核心的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治理。因此，有必要将代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优势纳入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以体现“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新内涵。

二、“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指标构建

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具有多元化、动态性的特征，合理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是研究问题的关键。“中国之治”是中国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与制度保证，“中国之治”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从而推动经济由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

（一）多维指标体系的构建机理

已有文献从不同维度构建指标体系来对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和评价，代表性研究包括：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稳定性、福利分配、资源环境代价四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基于经济增长基本面和社会成果两个维度测度经济增长质量；提出经济增长速度、经济结构、创新成果质量和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等具体评价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以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发展、资源配置高效、市场机制完善、经济增长稳定、区域协调共享、产品服务优质、基础设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成果惠民衡量高质量发展水平；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标，从城市维度为中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增长转变提供事实基础；构建包括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5个维度共27项指标来评价发展质量；将高质量发展归纳为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社会高质量发展，并构建相关指标进行进一步研究；构建包括高质量供给、高质量需求、发展效率、经济运行和对外开放的指标体系来测度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程度；构建包含经济增长效率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标体系。相关文献采用的指标测度方法包括因子分析法、熵权法、加权主成分分析法以及因子聚类分析、灰色系统分析法等。总体而言，学术界从不同角度构建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框架。本文在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将“中国之治”量化为“制度优势”，融入经济质量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位一体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中，以体现“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

“中国之治”通过制度优势作用于经济发展，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维度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以新发展理念引领、政府治理保障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更协调的区域发展、更有效的创新驱动、更可持续的生态文明、更均衡的民生发展以及更开放的对外进程，最终实现“中国之治”下的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之治”相辅相成，“中国之治”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力制度保障，而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之治”的必然治理结果。

在参考众多文献指标选取的基础上，本文构建涵盖经济质量（内生经济增长）、创新发展（创新驱动）、协调发展（区域协调）、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开放发展（对外开放）、共享发展（民生发展）的指标体系，并引入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与政府治理）作为调节指数，基于“中国之治”视角考察我国高质量发展水平。上述指标体系分别体现了高质量发展和“中国之治”的内涵和特性，其中，内生经济增长既体现了数量上的增长，又体现了质量上的特性，具体以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率指标来反映经济增长质量；创新发展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高效性”，以创新能力、人才供给和动能转换等指标反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驱动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协调发展体现了高质量发展的“均衡性”，以收入差距和人口结构等指标反映城乡、区域协调和整体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进程；绿色发展反映了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环境可持续、能源可持续、资源可持续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开放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包容性”，从对外贸易和招商引资等方面反映对外开放水平，以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推进多区域互利共赢，实现高质量发展；共享发展体现高质量发展的“公平性”，以共同富裕、社会保障等指标反映发展成果的共享程度。作为调节指数的制度优势则反映“中国之治”的保障力，为经济质量、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等多层次、全方位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二）数据来源与方法

本文采用1998—2020年国家层面的数据来测算全国高质量发展指数，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人才资源统计报告》《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人民日报》数据库等。

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制度优势测评工作主要包括数据的采集和补充、无量纲化处理、权重和指数测算等。通过采取具有客观赋权性质的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共同组合赋权得到各维度及单项指标的权重，采取灰色系统分析法检验制度优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在此基础上测度“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指数，以揭示“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就定量指标而言，每项指标的内容及量纲各不相同，直接综合在一起不具有可比性，因而有必要将这些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和转换。

当第j项指标y为最大特性时，即正指标，对其作如下变换：

当第j项指标y为最小特性时，即逆指标，对其作如下变换：

无量纲化处理后，通过采取具有客观赋权性质的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共同组合赋权得到各维度及单项指标的权重。主成分分析法是一种使用最广泛的数据降维算法，主要思想是将n维特征映射到k维上，这k维是全新的正交特征，也被称为主成分，是在原有n维特征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出来的k维特征；熵值法是客观赋权的方法之一，是用于判断指标离散程度的数学方法，根据各项指标的变异程度，利用信息熵计算出各个指标的权重，为多指标综合评价提供依据。基于最优化思想，本文将上述两类赋权法所得的各评价指标的权重通过组合赋权法来形成最终权重，这样既能从数据层面客观地反映各指标的重要性，又能反映实际情况中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程度。组合赋权法方法如下：

设主成分分析法获得的权重向量w和熵值法获得的权重向量w分别为：

令组合权重为w=kw+kw，设约束条件为k+k=1，k、k≥0，则组合权重可表示为：

确定k值是组合赋权法的关键，本文根据评价指标重要等级与权重排序的相同关系确定k值：

（1）若各评价指标处于同一重要等级上，根据熵值法得出的权重为最终各指标的权重，此时k=0；

（2）若各评价指标处于不同的重要等级上，但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得出的权重排序完全相同，则说明重要的指标得到的权重较大，为消除降维因素的影响，仍取熵值法得出的权重为最终各指标的权重，此时k=0；

（3）若各评价指标处于不同的重要等级上，由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得出的权重排序不完全相同，但评价指标重要等级的排序相同，将两种赋权法得出的权重取平均数为最终各指标的权重，此时取k=0.5；

（4）若各评价指标处于不同的重要等级上，由主成分分析法与熵值法得出的权重排序不完全相同，且评价指标重要等级的排序也不相同，说明由熵值法得出的权重已不是按指标本身的重要程度得出的，熵值法得出的权重对于确定最终各指标的权重不具有参考价值，此时以主成分分析法得出的权重为最终各指标的权重，取k=1。

三、“中国之治”视角下全国高质量发展的多维表现

根据表1的计算结果，本文通过六个维度的比较发现，全国总体高质量发展指数与各维度指数的变动趋势具有方向同质性及变化异质性特征（见图1）。

表1 “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及权重确定

图1显示，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高质量发展指数整体上呈增长趋势，从1998年的0.197上升至2020年的0.825，说明我国高质量发展趋势整体向好。六个一级指标的指数除协调发展指数、绿色发展指数外，其余均呈增长趋势，经济质量指数、创新发展指数和共享发展指数的增势较好。值得注意的是，协调发展指数的趋势并不理想，甚至出现下滑，说明我国城乡、区域间发展不协调问题是新时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突出问题之一。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转向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必须注意统筹协调城乡与区域之间的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此外，我国的绿色发展指数虽总体呈上升趋势，但近年来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尤其是2018年以后出现下滑，说明我国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综上所述，高质量发展整体趋势向好，六个一级指标指数的发展与高质量发展的整体水平协调，但个别指数存在异质性。

图1 高质量发展及各一级指标指数（1998—2020年）

目前，学术界在将制度变量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方面已进行一些开拓性的工作，研究发现，制度对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沿用罗默的经济增长思想，本文将制度优势视为调节指数，表示制度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系数。由于制度优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而灰色系统分析法在研究此类不确定性问题时越来越被广泛使用，因而本文采取灰色系统分析法检验制度优势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联程度，评价纳入制度优势的“中国之治”视角下高质量发展综合指数的合理性和准确性。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通过灰色绝对关联度判断将制度优势调节指数纳入高质量发展的合理性。

系统行为序列表示为：

（一）经济质量：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上升，经济结构变化差异明显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关于经济质量的各二级指标存在一定的差异：经济规模、经济效率均为正指标，经济结构中的城乡结构为逆指标，产业结构、企业结构为正指标。其中，经济结构占经济质量权重最大，其次是经济效率，最后是经济规模。这表明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对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实现从依靠大量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高质量发展，而不是仅仅追求经济规模的扩大。进一步分析发现，在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金融结构、城乡结构占比较大，决定产业结构的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从1998年的0.81上升到2020年的1.44，自2012年开始全国第三产业产值超过第二产业产值，且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正在紧扣“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高质量的产业结构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另外，决定金融结构的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比整体呈上升趋势，由1998年的2.14上升至2020年的3.53，表明我国的金融结构得到持续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决定城乡结构的城乡人均收入比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收入差距过大易引发贫富阶层对立、人口流动失序、教育失衡等问题，导致社会认同削弱，影响社会稳定。虽然自2012年起城乡结构有所改善，但当前我国处于快速城镇化阶段，须警惕城镇化过程中潜在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二）创新发展：创新能力逐渐增强，新旧动能转换效率显著提升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关于创新发展的各二级指标差别不大，创新能力、人才供给、动能转换均为正指标。其中，人才供给权重最大；动能转换权重略低于创新能力，但相差不大。从创新能力的视角来看，全国层面R&D投入强度和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均呈上升趋势，其中R&D投入强度从1998年的0.65%上升到2020年的2.40%，说明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逐步增强；与此同时，万人发明专利授权量从0.13件/万人增加到15.80件/万人，反映了科技水平在显著提升。从人才供给的视角来看，每万个劳动力中R&D人员占比从1998年的0.944‰增加至6.78‰，且就业人员受高等教育占比从3.50%显著提升为19.63%，反映了高质量人才供给能力的提升。从动能转换的视角来看，R&D投入与政府投入比保持在稳定水平，而科技进步贡献率则从39.70%增长至超过60%，说明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显著增加，新旧动能转换效率显著提升。

（三）协调发展：收入差距呈下降趋势，人口结构失衡凸显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关于协调发展的各二级指标权重存在一定的差距。其中，义务教育的三级指标为正指标，收入差距的三级指标均为逆指标，人口结构的三级指标少儿抚养比、城乡人口比为正指标，老年抚养比为逆指标。从权重来看，人口结构占比最高，其次是收入差距，最后是义务教育。

1998—2020年，我国少儿抚养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1998年我国少儿抚养比为38.17%，2020年少儿抚养比降至26.20%。越来越低的少儿抚养比意味着人口结构的失衡。除此之外，我国老年抚养比从1998年的9.9%逐步增长到2020年的19.71%，这一指标反映了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状况。生育率逐步降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将给高质量发展带来挑战。同时，我国基尼系数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的收入差距正逐步缩小。

（四）绿色发展：资源环境改善明显，能源消费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绿色发展各二级指标权重之间相差不明显。能源可持续、资源可持续的三级指标均为正指标，环境可持续的三级指标均为逆指标。从权重来看，环境可持续占比最大，其次是资源可持续，最后是能源可持续。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018年以来绿色发展指数出现下滑趋势，表明我国绿色发展仍任重道远。从环境可持续的三级指标来看，1998—2020年，我国二氧化硫与氮氧化物排放量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烟粉尘排放量也呈波动下降趋势；工业废水排放量从1998年的395.30亿吨增加到2019年的771.61亿吨，整体呈上升趋势；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逐年上升，2013年后上升更加迅速。当前环境问题仍十分突出，水污染防治和碳减排有待加强。从资源条件来看，我国人均水资源、人均森林和人均耕地整体变化趋势比较平稳，必须坚持节水优先，强化水资源管理；坚持国土绿化，精准提升森林质量；在稳步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严守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上述结论表明，我国资源可持续发展呈现整体向好态势。从能源可持续来看，我国的人均天然气消费量、人均煤油消费量、人均燃料油消费量整体呈上升趋势，人均天然气消费量的增长表明清洁能源使用的增加，我国能源结构得到一定优化。但高排放低效能的焦炭、煤炭仍在能源结构中占主导，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仍需进一步优化。

（五）开放发展：进出口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稳中有升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开放发展各二级指标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外贸易、招商引资的三级指标均为正指标。从权重来看，招商引资所占比重远远低于对外贸易，说明对外贸易对国家整体的开放发展有着更大的影响。进出口贸易总额的增加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攀升表明我国进出口贸易及利用外资效率对高质量发展有积极影响。

（六）共享发展：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有所提高，稳步迈向共同富裕

通过组合赋权后得到的共享发展各二级指标之间不存在明显差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社会保障支出均为正指标。从权重来看，社会保障的权重高于共同富裕。当前我国社会基本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建设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关乎基本民生保障，是人民走向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安排。

我国的社会保障支出逐渐增加，上升趋势明显，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不断完善，但这一制度体系的不平衡不充分发展格局仍未根本改变，亟待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地区利益、群体利益固化的藩篱。在共同富裕方面，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虽有上升但仍落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2013—2014年有轻微回落，但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总体而言，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不断提高，表明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全体人民正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七）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显示强大优越性，市场化程度逐渐增强，公共安全有待进一步提升

制度优势各二级指标之间存在一定差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市场化、政府作为、公共安全的三级指标均为正指标，政府腐败的三级指标为逆指标。从权重来看，市场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障占比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之治”的根本，显示出强大优越性。要科学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政府调节起到重要作用。具体而言，我国市场化指数整体呈上升趋势，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不断完善。财政支出的持续优化增长、惩治贪腐力度的增强以及公共安全水平的不断提升，体现了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提高。在“中国之治”制度保障下，科学准确把握政府与市场关系，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另外，公共安全增长平缓，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交织影响，我国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任务繁重艰巨，经济发展遭遇较大挑战，总量性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交织。前者主要表现为潜在增长率下滑和不确定性加剧，后者则主要表现为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城乡结构的固化甚至逆向反弹。在此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更大的挑战，宏观调控要坚持底线思维，通过政策组合的优化，实现稳增长的最佳效果。就实证分析结果来看，我国经济质量、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取得了显著进步，然而稳增长不能忽视调结构，要从多个维度入手为结构升级创造条件，着力提升发展质量。在“中国之治”视角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多重考验：

一是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与质量的错配。以往依靠物质资源消耗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无法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此情形下，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效率提升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在城镇化进程中，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劳动力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引致收入差距过大、人口流动失序、教育失衡等问题，经济下滑趋势存在持续可能。

二是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与五位一体发展理念仍存在不适配的问题。工业结构升级面临较大瓶颈；城乡结构有所改善，但须警惕城镇化过程中潜在的差距扩大问题；少儿抚养比逐年降低，老年抚养比逐年增长，生育率常年处于低位，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剧，人口结构严重失衡，这些都将给高质量发展带来严峻挑战。总之，协调发展和共享发展水平亟待提升，绿色发展尚任重道远。

三是制度优势虽有所提升，但政府效能与市场机制协调发展不足。我国目前的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完全由市场来主导制定标准尚不现实，因而需要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政府在合适的领域和环节应有效介入。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面对行政体制改革中的“硬骨头”，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各级政府仍面临失灵的可能，因而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至关重要。

面对上述三个短板，未来应融入更多“中国之治”和多维度高质量因素的考量，具体应从三个方面着力。

（一）直面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注重技术创新的重要地位，削弱以经济绩效考评的硬约束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研究结果表明，生产要素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的需要，我国面临经济增长规模、结构与质量错配，加之外部环境复杂和不确定，结构性矛盾更加严峻。旧的增长模式难以维持现代化经济的发展，当下应注重技术创新作为高质量发展驱动力的重要地位，加强产学研用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注重高水平人才培养，激发创新创业的热情活力，实现发展动力转换、结构优化和经济提质增效升级。同时也要注意到，使用经济数量绩效考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应采取多维度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削弱政府以经济绩效考评的硬约束，注重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相关的发展指标，采取包括经济、社会、环境等多维度的综合绩效考评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健全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

（二）构建人口数量与质量动态均衡下的边际贡献激励机制，解决公共资源非均衡问题，持续推进全面共享

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和绿色发展关乎人口、就业、教育、社会保障、能源、环境等有关人民生活的大事小情，其发展掣肘也将阻碍人民幸福感的提升。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面对我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实际，应积极构建人口数量与质量动态均衡下的边际贡献激励机制。一方面，要激励人力资源质量提升，加大政府在义务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岗位培训等方面的支出，为人力资本质量的提升提供财力支持，要重点关注农村和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培育，补足农村的人才短板，提高我国深度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质量；另一方面，激励人口生育，切实推进婚假、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完善女性生育休假和保险制度，完善税收、住房等方面的支持性政策，努力降低少儿抚养成本。同时，也要关注到我国公共资源的非均衡问题，特别是涉及人民日常生活的教育、市政、环保等领域，今后需加快实现全国统筹的社会保障制度，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为实现全面共享提供托底支撑。

（三）继续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大优越性，做好“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深度融合与广度拓展，加强制度创新

成功实践和辉煌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励着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踏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要继续发挥制度优势，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从深度与广度两个维度建立完善“中国之治”与高质量发展的配合衔接机制。一方面，要以“中国之治”对接经济增长质量提升，推动制度深度融合。要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融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中，坚持党的统一领导，注重制度落实和反馈机制建设，充分协调治理能力和经济质量共同发展。另一方面，以兼容性、动态调整机制推动“中国之治”和高质量发展向广度拓展。在人民追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中国之治”的内涵和要求也要不断丰富，与时俱进，协调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准体系、统计体系。此外，要对新时代“中国之治”与发展质量之间可能的冲突梗阻及时进行动态调整，针对出现的新问题、新形势、新要求及时优化制度设计，做到新旧兼容、协同运行，把制度优势更好地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