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政府视阈下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之思考

2022-03-08荣振华

职业教育研究 2022年1期

摘要：新冠疫情及其防控，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存在诸多短板。顶层设计缺乏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内涵的界定，致使高校对此类人才培养存在路径依赖，人才供给与政府数智治理现代化发展需求错位。基于此，文章提出在政策上明确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内涵，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进行准确的能力培养定位，重构课程体系以提高公共卫生人才的技能性，细化保障制度以提高公共卫生人才发展横截面与纵深度，从而培养出符合国家数智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

关键词：数智政府;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22）01-0034-05

一、问题的提出

2020年以来，在新冠疫情防控工作中，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智技术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快速推进了疾控体系现代化，同时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储备及能力培养存在诸多短板。首先，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储备不足。根据国家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统计数据，2009—2018年，我国疾病防控系统从业人员减少4.5%，总量仅有18.8万人，每万人口仅有1.4名疾病预防控制人员[1]，各大公共卫生机构防控重大突发疾病的能力严重不足。其次，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对数智现代化技术的运用能力欠缺。新冠疫情加速推动了公共卫生防控工作的数字化转型，然而在实践中，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与现代化信息技术的融合存在诸多问题。虚拟医疗助手和智能决策等的应用，需要完成人机互联互动，而公共卫生防控医务人员的知识结构不足以应对数字化与智能化快速发展的挑战[2]。

那么，我们要储备和培养哪些公共卫生人才？从《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新增“公共卫生管理”“职业卫生工程技术”“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技术”不难看出，我国加强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那么，何谓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数智政府发展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提出怎样的新要求？现在各高校培养的公共卫生专业的学生是否属于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如何设置相应的教学管理制度来保障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这一系列问题不仅涉及到对当下公共卫生专业的培养目标、教学计划和教学运行体系等进行检省，同时还关涉到未来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定位与教学规划。如果我们不能对上述系列问题做出确切的回答，而是盲目地扩张公共卫生类学生的招生数量，非但不能消弥当下公共卫生人才存在的问题，而且还可能产生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侧的新矛盾。

二、现行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现状

2016年6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和规范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公共卫生大数据应用，推进医疗机构、公共卫生机构和口岸检验检疫机构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全面提升公共卫生监测评估和决策管理能力。同时，从2020年以来的疫情防控措施可以看出，政府通过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智手段的运用，实现了对公共卫生各项数据的实时监测、风险多维度分析与智能预警。这些数智防控举措不仅涉及公共卫生知识，而且涉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对数智手段的运用，对我国公共卫生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出了全新挑战。

（一）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内涵界定不明且缺乏对数智因素的考量

何谓高素质应用型公共卫生人才？这个问题不仅涉及人才类型界定，而且还涉及人才培养质量的定位。怎样判断“技能型人才”？又如何识别是否属于“高素质”？严格意义上讲，这两个词汇因含动态变量因素，就会随着社会外界因素的变化而具有不同的考量標准。盘点国家相关政策规定不难发现，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自2013年教育部启动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以来，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引导地方开展技能型人才培养，同时建构技能型人才评价机制，但这些文件并没有对技能型人才内涵做出明确界定。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结合地方实践对技能型人才的定位做出各种尝试与探索。例如，上海市发布《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年）》，提出将高校划分为“学术研究、应用研究、应用技术和应用技能”四种类型[3]，将技能型人才归类于应用型项下，同时规定应用技术型高校以“特色性”和“多科性”为主，培养专门知识和技术应用人才，可授予学士和研究生学位，而“应用技能型”则面向行业、职业“特色性”，培养专科层次的操作性专业技能人才。这种细化表述仅是对学历层级进行定位，并没有对“技能型人才”做出具有操作性的界定。至于为何将技能型人才定位为专科学历，也缺乏推理论证。这样的人才定位，不仅不能得到相关高校的认同，而且可能因为将应用型过度细化而引发新一轮的认知混乱，甚至会引发人们对技能型人才的误读，将技能型人才简单定位于熟知某一类专业技术操作的人。

相比上海市的主动探索，很多地方的教育政策对技能型人才表述模糊，而这种模糊的政策表达必然会引发高校在技能型人才培养方面出现“犹疑”与“观望”，抑或不断按照自我理解进行探索的状态。而在创新制度缺位的情况下，高校的自我探索极易进入原有教育路径依赖与状态锁定，仍按照自我理解的技能型人才开展相关教育活动而欠缺前瞻性，在人才培养定位上，无法将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发展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新诉求显现出来。

国家及地方政府政策层面明确提出要培养高素质人才。对于如何评判“高素质”，则是见仁见智。有的学者认为高素质是具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扎实专业素养和科学的知识结构[4];有的学者认为高素质是指在思想上诠释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专业上追求卓越并精益求精[5];还有的学者认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具有高站位的职业意识、高品质的专业能力、高质量的职业劳动和高水平的生涯发展[6]。虽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分析，但鲜有论及政府数智治理背景下如何界定“高素质”。

分析至此，不难看出，无论“技能型人才”还是“高素质”，都没有确切的明晰的界定，进而也就无法厘清“高质素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认定标准，更无法对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有准确的且符合数智现代化治理需求的定位。

（二）高素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数量无法满足国家公共卫生事业需求

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数量一直处于“高校供给不足与职场人才流失交融”的状态。首先是高校人才供给不足。据2018年统计，我国2 663所普通高校只有97所院校设置公共卫生专业，而“双一流”的137所高校中，仅有24所公共卫生院校[7]。简言之，公共卫生人才供给受限。其次是从业人才流失严重。根据卫健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的统计，仅在2009年至2018年间，疾病防控系统从业人员减少4.5%，总量仅有18.78万人，没有达到2004年总量的90%[8]。根据《中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从2014年至2019年间，我国每千人口拥有公共卫生人才数量几乎没有增长，2019年每千人口拥有0.64个公共卫生工作人员，而且这些人员仅44.2%拥有本科以上学历，12.5%拥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9]。这个人才比例远远无法满足当下对公共卫生和疫情防控之需求。

2.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质量无法满足国家公共卫生数智化治理需求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对公共卫生的释义，公共卫生的使命主要是侧重于疾病预防，既包括未发生疾病的预防，也包括疾病发生后尽早治疗与康复，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卫生预防的手段也会不断调整，如采取数智化手段进行疫情防控。然而，当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课程侧重于理论，主要有卫生经济学、社会医学、医疗保障原理与政策、医院管理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这些课程安排严重偏离公共卫生的使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与从业标准脱钩，致使公共卫生类学生毕业从业后缺乏对疫情研判或决策能力、应急处置能力、智能信息管理能力等，表现为较低的岗位胜任力[10]。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也暴露了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医防脱节与数智应用能力缺位的问题。随着时代发展，人们对健康的理解不仅关注身体健康，还关注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健康，同时更注重全程健康。简言之，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不仅能够“防未病”，同时也能够配合医疗人员“治已病”，更能够追踪“已愈病”[11]。这种全周期健康管理决非公共卫生人才一己之力能够完成，需要多元主体供给服务模式，这就对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提出了两方面的新要求：一是了解并掌握医学知识，避免知识结构性失衡，以便在预防阶段对疾病隐患进行识别和判断;二是培育现代化数智应用能力，并具有与其他医疗主体进行信息、技术、资源等要素高效互通的能力。然而，当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并没有重视医防能力与数智应用能力，致使公共卫生人才医防结合能力较弱，未能将患者健康信息及时同医疗服务部门合作共享，阻碍了疾病防控的精准化，使患者难以享受系统性的健康服务。因此，在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过程中，应推进公共卫生与医疗及数智应用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增强公共卫生人才的医学知识与数智应用能力，进而真正培养符合时代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

3.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制度保障无法满足公共卫生人才发展之需求

人才培养需要制度做保障，相关引导与约束制度的缺位，必然会引发人才培养失序、无序或低效的运行状态。我国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主要集中在医学院校的公共卫生学院（系），属于单个或碎片化的培养模式，拥有公共卫生专业的学校之间也没有进行人才培养的互通互联，没有任何宏观或中观制度引导相关专业的校校联合。尤其是职业类本科院校与应用型普通本科院校更是泾渭分明，鲜有教学互动，更谈不上资源共享，进而导致公共卫生人才培养无法形成合力。

横向联合制度缺位可能影响人才培养的共通共享，而纵向人才进阶制度的缺乏，可能会影响人们对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选择。例如，职业本科院校的公共卫生人才是否可以报考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研究生？如何进行制度安排，进而避免学历出身歧视？如果人才进阶制度通道不明晰，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的从业选择，进而导致公共卫生人才短缺。

公共卫生人才的实践操作能力较弱，一方面源于课程设置偏理论，另一方面是校外实践教学基地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所致。无论是高校还是社会用人单位，热衷于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的成立，而对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与相关教学的开展却流于形式，主要原因是相关制度的缺位。

同时，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属于连续性且要求终身学习，只有这样才能符合社会需求。然而，现在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属于割裂状态，院校培养与从业后继续教育没有有效地结合。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相关制度缺乏引导，进而导致从业人员通过执业发现自身能力不符合社会需求时却无法找到再学习的场域。例如，大数据、人工智能产业的快速发展，使许多数智要素应用于公共卫生防控之中，并提高了公共卫生防控工作的效率，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发现自己的知识结构无法满足数智公共卫生需求而提出继续学习诉求时，我们的院校与用人单位之间却无法开展公共卫生从业人员终身学习教育工作，进而影响了公共卫生人才向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转型发展。

三、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之思考

（一）明确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内涵

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内涵的确定，不仅能够为人才培养定位指明方向，而且还有利于相关教学管理制度及保障制度的构建，同时也能体现智能产业化发展与公共卫生知识架构的同步与统一。因此，在政策层面有必要对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内涵做出明确界定。要回应数智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新诉求，还要适应公共卫生发展提出的新需要，更要顺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新趋势。结合2020年疫情防控实践，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应定义为具有高站位的职业情怀，精通公共卫生专业知识，并能够与智能技术相结合，同时具有较强的终身学习能力、规划能力、沟通能力、知识技能迁移能力和职业经验结构化能力的人才[12]。通过2020年以来疫情数智防控实践的检验，结合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内涵，可以推导出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的能力定位，既不同于本科生的創新能力，也异于研究生的学术能力，而是提高学生的岗位胜任力。

（二）重构培养课程体系，提高公共卫生人才的技能

公共卫生数智化治理需要公共卫生人才的素质既涵盖传统技能人才的工匠精神，又整合了技术技能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治理技术，还包含人文与社会要素。因此，应重构公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增加“法学、社会学、伦理学、政策科学、信息科学”等相关知识教育，强化学生的人文素养和责任意识。蔡元培先生认为，德育是完全人格之本，如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在公共卫生人才培养过程中，避免强化技术忽视人文思想培育的倾向，要强化法治意识、社会责任、使命担当等人文思想的融入。尤其是“公共卫生管理”专业，要以“大健康、大卫生”视野为出发点，从新医科和新文科人才全新定位的视角，加大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培养学生系统掌握公共卫生风险监测评估技术、有效维护公众健康安全和应对卫生突发事件的应急管理能力。

公共卫生技能人才培养教学的主线是，首先学习医学理论知识，进而学习认识疾病规律，从中掌握健康和疾病的影响因素，最后培养预防疾病和促进健康的实践能力[13]。这种学习进路可以改变当下公共卫生技能型人才医防知识脱节，能防不能治，而使公共卫生技能型人才的“技能”更加符合公共卫生业态“能防善治”的需求。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印发的《公共卫生防控救治能力建设方案》和《全民健康保障工程建设规划》提出，要提升公共卫生工作人员的疫情发现和现场处置能力、传染病检测和诊治能力。关于这一点，各高校可以参考2018年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中对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类教学质量设置的国家标准，其中，课程设置必须有集中实践环节，包括有资质的教学医院进行临床见习与临床实习，以及在公共卫生机构见习、社区和公共卫生现场实践与服务。在实习或见习期间，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网络的在线课程，组织学生在实践之余参加网上跨校修读学分，进行理论再学习，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验证理论，在实践中学习理论。唯有这样，才能培养一批业务精通、素质过硬、理论水平高且动手能力强的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14]。

（三）细化保障制度，提高公共卫生人才发展横向面与纵深度

首先，建构破除院校之间壁垒的制度。国家相关部门联合出台教育政策，明确规定职业本科院校与應用型高校之间建立人才培养通道，并实现师资共建共享，强化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横向贯通。同时，允许职业本科院校的学生报考“双一流”应用型高校的研究生，进而完成技能型人才培养的纵向衔接，避免因人为因素而阻断人才自我提升的进阶。同时，也要对横向联合培养设置培养目标和教学制度，以保障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仅强化技能的应用基础，而且还能增强技能有机融合能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对公共卫生业态变迁的影响为例。职业本科院校与应用型高校之间完全可以通过5G技术和教学仿真等互联网技术实现现代化教学资源共享，在技术应用过程中提高学生的通用技术技能，以及人机互动和人机共生能力。

其次，细化校外基地教学管理制度，避免校外实践基地“重形式、轻内涵”。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的培养，最终落脚点还是在增强学生的素质能力，尤其是近些年，公共卫生知识与智能技术融合与叠加，形成数字化公共卫生防控技能、公共卫生防控远程交互技能、公共卫生全生命周期质量管理技能等，这些数智技能必须在实践操作过程中才能明白操作程序与原理，并强化技能经验的积累和能力的迁移。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校外实践基地教学管理制度，强化疾控机构、传染病医院等校外实践基地与高校之间的协同合作，明确校外实践基地的教学目标和课程设计，利用开放式实训平台训练与虚拟仿真实验、增加问题与案例为导向的讨论式课程、创新训练项目等方式，探索预防医学专业实践技能培养的新模式[15]。同时，将实践教学责任到人，设置激励机构，促进实践教学基地能够主动配合高校进行实践性教学活动。通过校内外协同育人机制，以制度保障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本科人才的培养，进而达到“深入实践、以知促行、以行求知”的效果[16]。

再次，构建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终身学习保障制度。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培养属于持续性工程，需要相关部门之间联合，构建公共卫生人才院校教育培养与毕业后继续教育相结合的教学管理制度，避免公共卫生人才技能培养过程中两者相互割裂，同时也促使高校对自己培养的人才进行及时跟踪，并对现有的教学内容进行再修正。利用高校的教学资源对现有公共卫生从业人员进行再培训，促进高素质技能型公共卫生人才自我提升和自我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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