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

小说观点（point of view）， 就是小说的叙述视角，也就是：一部小说是从什么人的眼光来看、用什么人的口气来写。白先勇曾和胡菊人有过一个对谈，他说：“西方现代小说非常注意观点，他们有很多书，特别讨论观点，我忘记是哪一位小说家或者是批评家讲的，你选的观点已决定了写这部小说成败的一半。观点的运用非常重要，因为观点决定了文字的风格，决定了人物的个性，有时甚至决定了主题的意义。”（《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见白先勇《蓦然回首》）白先勇又说：“一个小说家写一篇小说的时候，首先碰到的难题便是如何选择叙事观点，叙事观点一旦选定，一锤定音，整篇小说便定了调。”（白先勇《花莲风土人物志——代序 》， 见高全之《王祯和的小说世界》）初写小说的人往往愛用全知观点，容易产生作者干扰，以为小说人物的观点就是作者的观点。“他明明写的是老管家，没有受过教育的，思想非常陈旧的，但他自己是个知识分子，很年轻的，他以自己的思想方法、语言来表达老管家那个point of view，常常看来不真实，他们犯了作者与小说人物的距离弄不清楚的毛病。”（《与白先勇论小说艺术》，见白先勇《蓦然回首》）

白先勇早期并没有自觉到小说观点的重要，出国留学后，他在美国爱荷华大学的“作家工作室”学习，使他有机会读到大量的西方现代小说，同时也接触到西方现代小说理论的一些经典之作，使他在小说理论上有了自觉，开始在小说创作时有意借鉴这些理论，指导自己的创作。一般来说，小说家主要靠的是天资，但后天的学习也不是没用的，白先勇自己就承认：“在爱荷华作家工作室，我学到不少东西，我了解到小说叙事观点的重要性。Percy Lubbock那本经典之作：《小说技巧》对我启发是大的。”（白先勇《蓦然回首》）这种理论意识的自觉，尤其是观点运用意识的自觉，使白先勇小说的艺术技巧显得更加完美。

《小说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的作者珀西·卢伯克（Percy Lubbock） （1879-1965）是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这本书是在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 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小说诗学。亨利·詹姆斯对西方现代小说有相当的贡献，他破除了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小说中必定要有一个“无所不知”的叙述者的传统手法，在隐去这个“无所不知”的小说叙述者的同时，他特别强调小说观点的重要。我们知道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多运用单一观点法（同前文引），小说中故事的叙述，都是从其中一个人物的观点出发，优点是能马上带领读者切入小说角色的内心，小说角色内心的波澜起伏，种种隐秘私念，都一一揭露出来。由于他对观点的有效控制，使得作者与小说人物之间保持了适当的距离，避免了作者干扰。人们称亨利·詹姆斯为西方现代小说的鼻祖，是有道理的。亨利·詹姆斯强调“观点”的重要， 卢伯克则进一步将之提升到“整个错综复杂的小说创作方法问题都受观点问题支配”的高度。小说观点说到底就是小说创作是叙述者所站位置与故事的关系。对此，卢伯克将之归纳为三种可能：一、叙述者按照他所看到的那样讲故事，即叙述者的视角或观点;二、叙述者本人就在故事里，参与故事的进展，即小说中某一人物的视角;三、以一种读者直接看得见的视角，让读者直接观看正在进行中的情景， 即客观的“显示” 视角。正是在这三种视角（或称观点）的基础上，卢伯克建立起了自己的“小说技巧”理论。

白先勇写小说非常注意观点的运用①，这来自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西方小说的影响，一是《红楼梦》的影响。

白先勇对《红楼梦》一书观点运用之成熟，尤表惊叹。《红楼梦》这么复杂的一本书，不可能用单一观点，不可能用第一人称来写，曹雪芹用全知观点来表现，这是基本原则和大方向。曹雪芹厉害的地方是，尽管采用全知观点，可小说中不同的场景，又从不同的人物观点出发来表现主题，换句话说，观点又在不断转换。宝玉在场时，大部分用宝玉的观点看;别的场合，他也精心选择一个人物，用这个人的观点来推展故事。非常了不起，曹雪芹在那个时代就能自如运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技巧——观点转移 （ shifting of viewpoint）， 而且观点的改变非常自然，不露痕迹。（同前文引）黛玉初进贾府，这一场基本就是以黛玉的观点看一个一个人物的出场、看贾府各房的陈设。黛玉是个敏感、心细的人，加上初到一个陌生的环境，由她的眼睛来交代人物的出场，自然会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凤姐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登场，在黛玉这个女孩心里掀起一阵疑云。她为何敢在贾母面前如此放肆、又如此热情？似乎老太太还喜欢她的“放肆”。黛玉内心的嘀咕，为当家二奶奶“凤辣子”在贾府的特殊地位作了铺垫。

再看曹雪芹对大观园的描述，可见他观点运用之高妙。曹雪芹对大观园有两次着力的描述：第一次在十七回，为了元妃省亲，大观园工程告竣，贾政领着一帮清客来到园中拟题匾额对联。贾政知道宝玉虽不喜欢读书，却有些歪才，很会吟诗作对，便命宝玉跟入园中，意欲试试他的才情，也隐含炫耀儿子的意思。于是有了这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一方面，作者有意让宝玉展才;另一方面，透过贾政一行人的眼睛，我们对大观园也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曹雪芹这次写大观园，是用贾政、宝玉及众清客的视角来看的，这些人生长于富贵人家，对深宅大院、亭台楼阁司空见惯，大观园当然非同寻常，但在他们心中也不会太过惊奇，曹雪芹基本上是用类似电影中的“长镜头”一处一处扫过去，给读者一个总体的印象。第二次着力写大观园是四十回和四十一回，通过刘姥姥的观点来看大观园。刘姥姥眼中的大观园就细致得多了，大观园中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对这个乡下老妇来说都是新鲜的、奇怪的，她都想看个究竟，如同电影里的“大特写”。我们跟着刘姥姥的“视角”，得知：潇湘馆的陈设如同哥儿的书房，妙玉修行的栊翠庵花木茂盛，怡红院宝玉的卧房像小姐的绣房——这次，读者对大观园的细节也有了很多了解，不仅知道了大观园的外在面貌，而且，也通过刘姥姥的眼睛看到了园中贵族的生活细节。如果用作者曹雪芹本人的观点，来描述大观园的场景和里面奢华的生活，从戏剧效果来看，就要差多了。作者选刘姥姥这个穷老太婆作为了解大观园的视点，引导读者走进园内，让读者对大观园有立体的、全面的把握，把贾家那种气势、那种气派表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潜在地批评贾家奢靡的生活，暗伏了其后面的败亡。

中国古典小说中，比《红楼梦》稍早的《儒林外史》②已开始注意到小说的叙述技巧问题。吴敬梓刻画人物、推展情节的技巧是革命性的。中国古典小说有个通病，就是作者喜欢现身说法，夹叙夹议把人物当木偶操作。吴敬梓却要高明得多，他是隐身的，不干扰读者对人物的评判，让人物自己登上舞台，由他们的举止言行，逐渐展现自己的性格。

《儒林外史》第二回就是个例子。几个村人聚集在观音庵里商议正月闹龙灯之事，人物先后登场，作者寥寥数笔，介绍了他们的外貌，然后把他们推上舞台，由他们彼此之间的举止言行，让读者去分辨、领悟这些人物的不同身份、个性，以及相互间的关系。而且又十分巧妙地暗藏了作者对这些人物势利品行的讽刺。其实这就是小说观点的恰当运用。

现在，我们来看白先勇的代表作《游园惊梦》，这部小说是用全知观点和钱夫人的观点交换着来推进故事的，钱夫人从南部来到台北窦公馆，由于她地位下降、年华渐逝，内心那份敏感和委屈也就格外突出，实在有点黛玉初入贾府的境况，只是她比黛玉多了分沧桑感。从钱夫人的观点，我们看到了人世的变化。来到窦公馆参加宴会的客人有些是钱夫人的旧交，有些则是头一次见面，她从这场宴会敏锐地感到人生无常的悲凉。尤其涉及到回忆时，基本上是用钱夫人的观点展开——在这部小说中就是内心独白。这涉及到西方现代小说的影响。有些心理分析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就是从内心写起， 从小说人物的观点出发， 来表现人物自己。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名作《包法利夫人》，这部小说观点的运用也很有名。小说一开始用全知观点来描写，交代完之后，转用女主角艾玛（Emma）的观点，变成了单一观点。用单一观点有一个长处：可以把艾玛内心想法的来龙去脉表现得清清楚楚，读者和人物之间非常亲近，很能认同艾玛内心的痛苦（同前文引）。

在白先勇小说观点应用方面，《谪仙记》处理得特别好。在分析《谪仙记》的观点运用之前，我们有必要介绍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的不朽之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小说所讲的是美国北达科他州一个贫穷的农家子盖茨比，步步高升，成为有钱有势的非法之徒的故事。当初，他在肯塔基州一个军训营里做着默默无闻的少尉时，第一次有机会踏进美国的上流社会，遇见了一个可爱的南方女子，名叫黛西。他梦想着自己同她心心相印，缔结鸳盟。可惜，他被调遣到法国去，不得不离开她。结果黛西嫁了个大富翁。盖茨比后来不顾一切热烈追求黛西，想要用美国人的方式使黛西相信她错了。然而，黛西最终还是顺从世俗的看法，牺牲了她的情人盖茨比。作者叙事的圆熟技巧，令人拍案叫绝。在小说中，盖茨比是个很神秘的人物，对这个人物有多种诠释的可能。有人说，盖茨比轮廓不够鲜明清晰，性格不够完整。没错，或许作者自己也没看清楚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很难下判断。妙就妙在菲茨杰拉德选用尼克这个人的“观点”来写这篇小说（同前文引），他是黛西的表亲，和盖茨比有关系，但关系又不大，一半在事内，一半在事外。尼克不算知情者但也不是局外人。知与不知在他身上形成了一种有趣的结合。盖茨比把他引为知己，可是直到故事结尾这位“知己”才弄清楚盖茨比的底细。他住在隔壁，似乎隔着一层幕帘看盖茨比，也就增加了盖茨比的神秘性。作者用尼克作为叙述者，来表达作品的主题——既描绘出对盖茨比的世界的迷恋向往之情，也透露出对这个世界的幻灭失望之感，可以说非常成功。只要用得着尼克的地方，他总在那里出现。但是他从来不贸然闯入一场戏里。尼克追忆往事时的感情都带着宁静的气氛，所以这故事除了神秘之外，还带着几分安详。

现在来谈《谪仙记》，这篇小说的观点运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很类似，或许白先勇受到它的影响。小说写上海官宦小姐李彤的沦落史。她貌如天仙，但率性而行，由于年轻美丽，难免有心高气傲的缺点。她和另三个大户人家小姐黄慧芬、张嘉行、雷芷苓从上海来到美国留学，在校园里出尽风头。但家中巨变——父母因轮船失事罹难，她和荣华富贵的过去似乎顷刻间断了联系，人也脱胎换骨，变得完全不顾别人，一味放纵任性。三个好友也都一一成家，生活归于平静，只有她还在东荡西浪，不肯服输，也不愿在别人面前流露疲惫之态。终于，有一天传来李彤在威尼斯自杀的消息。在白先勇笔下众多女子中，李彤的性格非常奇怪，有人欣赏，有人费解。尽管遭到丧亲之不幸，但为何会变得对人生如此游戏？追她的男孩那么多，为什么不好好嫁个人？她为什么要死？我们实在有很多疑问。我想，白先勇本人也未必能解答。生活中不可知的事还少吗？不过，你喜欢李彤也好，讨厌李彤也好，这个神秘难解的女子一定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像菲茨杰拉德选和盖茨比有一定距离的尼克作为叙述者一样，白先勇这篇小说的观点落在了黄慧芬的丈夫陈寅身上。陈寅和李彤的关系很微妙。一方面，他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观察李彤;另一方面，他对李彤又抱有一份莫名其妙的好感，两人甚至还有点惺惺相惜的爱意。然而陈寅对李彤的了解毕竟是有限的，从太太慧芬口里听到一些，再加上寥寥可数的几次见面。因为小说的叙述者是仅和李彤有数面之缘的陈寅，所以整部小说实际上也就是由几段聚会组成：吃饭、打牌、跳舞、赌马。其实，陈寅也只能为我们勾勒出李彤的大概轮廓，她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我们无法知道。她出现了，又消失了，总是来去无踪，非常神秘。试想，用第一人称李彤自己的观点来写，根本不行，以李彤的个性，她才不要袒露心灵，她也无法搞清自己。若用黄慧芬、张嘉行、雷芷苓这三人中任何一个作为小说观点，也都不对，她们是李彤从小的好姐妹，知根知底，缺乏神秘感，而且这三人和李彤性格不同，境界不同，对李彤后来的变化也理解不了，反不如陈寅对李彤的理解深刻。读者只消对叙述者陈寅有相当的信任，那么，对李彤这个角色也就平添几许同情——尽管，这是李彤最不需要的。陈寅总是带着理解和欣赏的眼光看待李彤的一言一行，当得知李彤自杀时，这个一向沉稳的男人似乎也变得有点失控——他居然为一件小事对太太厉声厉色。李彤的死，对陈寅的内心一定产生极大的冲撞，这冲撞也感染给了读者，诱发我们一起对人生进行思考。

白先勇早期两篇小说《金大奶奶》《玉卿嫂》皆选用一个叫“容哥儿”的小孩作故事的叙述者，透过儿童的观点来看成人世界。西方不少名作都是以小孩观点看大人世界的。像一九九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作家格拉斯（Gunter Grass） 的《铁皮鼓》就是采用怪婴奥斯卡的观点，揭露上世纪德国纳粹的暴行。从奥斯卡的一双眼睛，映出了一部德国史。格拉斯笔下的世界是丑陋的，所以小说中的主角不要长大进入成人世界，却冷眼旁观，毫不留情地目睹他母亲的颓废生活。这个“六岁侏儒”的故事被著名导演施隆多夫拍成电影后轰动全球。说到电影，瑞典大导演伯格曼的代表作之一《芬妮和亚历山大》也是用男孩亚历山大的观点看家族的纷乱关系和梦魇世界。白先勇的《金大奶奶》写一个旧式妇女的悲剧故事，金大奶奶第一个男人有钱但早逝，现在这位风流潇洒的金大先生显然是看中金大奶奶的钱财，才娶了这个不算漂亮的寡妇，这也就注定了金大奶奶的不幸命运。和金大先生关系暧昧的金二奶奶更是有力的帮凶，对金大奶奶百般虐待，甚至连用人阿红和金二奶奶年幼的儿子小虎子也时不时欺负这个可怜的女人。不解人事的容哥儿，以他清澈的孩童眼光，看成人世界的残酷陋行，心中留下诸多疑问与迷惑。其实，这种疑问与迷惑，也是每个成年人应该加以省察和反思的。以儿童眼光，提出這种迷惑，使读者对人性的丑陋一面，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也唤起读者成长过程中曾有的类似经验。容哥儿的“眼光”和读者年幼时曾经有过的 “眼光”，相互交织，对人性的追问也就更进了一层，它就变得不仅仅是一篇“遇人不淑”的故事了。

《玉卿嫂》讲女佣玉卿嫂省吃俭用，一心放在她的小爱人庆生身上。柔弱多病的庆生在内心对“玉姐”一直有一种躲避。玉卿嫂对庆生的爱，是那种占有式的，几近疯狂，这对庆生构成一种心理压力，他有意逃脱玉卿嫂爱的笼罩。最后，当玉卿嫂发觉庆生另有新欢，她万念俱灰，觉得人生的寄托与希望彻底毁灭了，辛辛苦苦做用人的意义也没有了，于是，起了杀心。她杀了庆生，也杀了自己，双双倒在血泊之中。整个故事是通过小少爷容哥儿的观点交代的。玉卿嫂和庆生在一起是偷偷幽会，有一天，容哥儿发现了这个秘密，并答应不告诉外人。实际上，这个秘密已经变成了他们三人的秘密，容哥儿在不知不觉中已成了其中一份子。

《金大奶奶》中的容哥儿基本上是个旁观者，《玉卿嫂》中的容哥儿已经置身故事之中，一方面，他像一个“侦探”，从他的视角出发，读者看到玉卿嫂和庆生的“偷情”;另一方面，他又是三人中的一员，他的行为也在牵动故事的进行。这篇小说，说到底是一个“情杀”故事。用小孩观点来写，可以增添故事的不可测性，也道出成人情欲之爱的可怖可怜。

白先勇小说《一把青》观点的选择也是费了一番心机的。欧阳子评论道： “《一把青》这篇小说，是采用师娘的观点，以第一人称写的。师娘这一角色的主要功能，固然在于叙述朱青的故事始末，我们却不能忽略她本身在小说情节里的地位。她既是个怀有同情心的旁观者，也是推动故事的要人之一，作者借她的眼睛观看，借她的口吻叙述，一方面传达出第一人称小说较易引起的亲切感，另一方面却又保持了作者自己与小说人物的距离，而不失客观。”（欧阳子《王谢堂前的燕子》）《一把青》是写空军太太朱青，新婚不久，丈夫飞机失事，遭受丧夫之痛后，朱青变得判若两人，由纯情女子蜕变成一个玩世不恭的成熟妇人。用师娘观点来写这篇小说，不仅看到朱青的前后反差，同时，也暗写了师娘和朱青的比较。师娘也是空军太太，也死了丈夫，但她不像朱青那么走极端，岁月流逝，师娘的性格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她还是个一味充满爱心、“逆来顺受”的平凡女人。小说用师娘观点，客观叙述出前后大异的朱青，效果骤增。又因这两人背景遭遇类似更烘托出朱青故事的悲剧性，也暗示师娘一生“平淡的悲楚”。从某个角度说，《一把青》也是东方的《魂断蓝桥》，最美的爱情一旦失去，人也就无所谓了，成了行尸走肉。

在小说观点上，类似《一把青》的还有《花桥荣记》，这两篇同样采用第一人称叙述法，都是藉叙述者的观点，道出另一个人——小说真正的主角的故事。《花桥荣记》的叙述者是米粉店的老板娘，故事的主角是她店里的客人卢先生，通过老板娘之口，我们看到卢先生一步一步走向毁灭。

白先勇的小说《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观点运用也恰到好处，基本上是第一人称叙述法，再加上闪回（flashback）的倒叙技巧。叙述者是一个大专刚毕业正在服兵役的青年，调回台北，常来舅妈家走动，这样一来，渐渐知道了一些舅妈家四十上下、木讷寡言的男佣王雄的情况，他和舅妈的独生女儿丽儿十分有缘，却和女佣喜妹格格不入。丽儿入中学后，由于同学嘲笑王雄像个大猩猩，她开始疏离他。王雄百般讨好丽儿，也都没用。从此，王雄变得更加沉默，也开始变得暴戾。一天，他和喜妹发生争执，对她施暴，人也就此失踪。之后，他的尸体被人在基隆海滩发现。由于这篇小说潜藏着难解的神秘含义，作者用外甥的观点道出舅妈家男佣的悲剧故事，只是展示出小说的神秘性，其实，这个普普通通的大专生对王雄的内心谈不上了解，对小说的神秘含义也懵懵懂懂。他的作用就是客观说出他的所见所闻，说出王雄的故事，至于故事的内涵，就让读者自己去思考了。在叙述者不经意的、如实的叙述中，读者或许可察觉出作者的（不是叙述者的）弦外之音。

另外，白先勇的《寂寞的十七岁》采用第一人称自叙的手法，如实细腻地写出一个十七岁少年的内心寂寞，使读者非常能认同这个寂寞男孩的绝望心情。由于叙述者——正处在青春期的杨云峰，也就是故事的主角，我们跟随着他的观点、他的自述，逐渐了解到这个孩子一天甚于一天的压抑。杨云峰是个富家子弟，由于学习成绩不好、常逃课、爱撒谎，父母对他很失望，他和父母的感情也越来越疏离。在家被嫌弃，只好到学校寻找情感寄托。可他又不是个会交际的学生，加上性格的怪癖和多少有点女性化的气质，反倒成了一帮坏学生欺负的对象。班长是个有同情心、正直的人，他对杨云峰很关心，杨云峰从未有过友情的温暖，一旦得到，就抓住不放，整日缠着他，以致同学们“讲得很难听”，在流言的压力下，这段友情也告终了。杨云峰的叙述其实是蛮冷静低调的，就像他这个人，表面上很冷漠。不过，读者从他的叙述中却强烈地感受到家庭、学校给这个男孩内心带来的诸多压力。以叙述者自己的观点写出自己的故事，把他的内心世界和盘托出，也就显得更加真实可信，增添了作品的感染力。

白先勇的小说《骨灰》是一篇相对复杂的作品，对中国现代史不甚了解的读者，就很难抓住它的含义;在地域上，又跨越中国大陆、台湾、美国三地，可以说，时空交错，头绪众多。小说两个主要角色大伯和表伯，大伯过去是国民党特工人员，抗日有功，同时也帮国民党镇压“民主人士”。他的表弟（小说中的表伯）是民主斗士，同情共产党，领导学生闹学潮，当年大伯还镇压过他。两人都爱国，但对“爱国”有不同的理解，彼此成了“敌人”。然而两人命运都很凄凉，大伯到了台湾，却见弃于国民党，表伯留在大陆，遭遇运动。经过了这些人生坎坷，晚年两人又在美国重逢，大伯对表伯感慨道：“我们大家辛苦了一场，都白费了——”回过头来，说说这篇小说的观点择取，白先勇用两个主角的侄儿齐生的第一人称观点写《骨灰》，齐生和他俩有亲戚关系，听长辈讲当年故事有亲切感，而他是晚辈，对这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又似懂非懂，所以在亲切感中又有某种客观的距离。胡菊人在评论《骨灰》的观点运用时，称赞道：“一般来说，第一人称的观点，是最近距离，是比较主观的，但小说中这个‘我’齐生却是‘客观的’，因为他一直在‘旁听、旁观’，有拉远距离的作用;反而叙述当年故事的老人，表伯鼎立和大伯罗任重这两个‘他’，成了主观者，代替了‘我’的身份，又拉近了距离，白头宫女话天宝，无限的心酸、委屈、沉痛，对自己数十年来的际遇一一申诉。这个‘他’‘我’互换位置和功能的手法，是很值得我们欣赏的。” （胡菊人《对时代及文化的控诉》，见白先勇《骨灰》）

由此可见，白先勇非常注意中外文学作品中出色的“观点”运用，并在自己的小说实践中，不断尝试，找到最好的叙述者。如果读者关注到白先勇小说中观点运用的巧妙，也有助于对他作品的进一步理解。

① 除了白先勇自己的小说，从他写的有关评论也可看出他对小说观点的重视，如：他评欧阳子等人的小说就很注意小说观点的运用。可参看 《崎嶇的心路——〈秋叶〉序 》， 见《蓦然回首》（台北：尔雅出版社，1978），第25—32页。

② 可参看吴敬梓《儒林外史》（济南：齐鲁书社，1994），第14—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