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 舟

20世纪90年代，随着社会生活与文化思潮的变化，中国当代新诗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置身新的境遇，部分诗人表现出承担意志与精神。王家新作为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的诗人，经历了时代的宏大叙事，其经历与个性使他成为那一代诗人中独特的“这一个”。面对新的时代命题，在随笔、创作谈、诗论、诗歌访谈录中，王家新自觉思考诗与时代之关系，探究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专注于诗歌的“承担”问题。何谓承担?王家新认为:“‘承担’，首先是承担生命之重。除此之外，一个诗人当然还应有一种更大的关怀，因为‘人生的’也就是‘历史的’，‘语言的’也必然会是‘文化的’。”①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2期合辑。在他心中，诗是一种自我表达与承担，诗创作是以诗的方式介入时代、历史，介入人类的精神生活，承担人生、历史的重量，承担生命之重、语言之重、文化之重。王家新的承担精神是一种对时代的承担，也是对知识分子精神的承担，他的诗歌实践对这种承担精神做了最好的“回答”。

一、时代的承担

诗歌与时代的关系，是当下问题，也是古老的命题。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时世变化势必带来歌谣的发展;“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章与时序处于一种共振关系。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序》中表达了类似看法:“诗迹所用，随运而移。”诗歌创作随时运而变化，这是诗歌史演变的规律。王家新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经历了时代的变迁，经常在随笔、创作谈中论及与时代相关的话题。1997年，他著文称诗人应承担“历史与时代生活的全部压力”，认为:“正是通过这种承担，我们的写作才有可能积极介入到目前中国的话语实践中并成为其中富有变革、批判精神和诗性想象力的一部分。”②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只有这样，诗歌才能真正介入当下中国的“话语实践”，这是基于对80年代以来非历史倾向的诗歌创作的反思而得出的观点。1999年，他问道:“在历史上当然不乏具有永久魅力的诗篇，但这是否意味着有一种对任何时代、任何语境、任何具体写作都有效的一成不变的诗学呢?”他本人对此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现象与问题——“无视历史和文明的变化，无视当下写作的处境和具体问题，抽象、静止、封闭地来设定一种文化本质和诗歌本质，这并不是一种严肃、诚实的诗学探索，恰恰相反，是对它的取消。”①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他主张诗人不要空谈抽象的诗歌本质，应立足自己的时代，关注真实的生存处境。2003年，他提出:“其实‘时代’是不邀自来的。”②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2期合辑。王家新时刻关注所处的时代，诗与时代的关系是他诗歌思想的重要内容，贯穿了他整个诗人生涯并仍在延续。

在注重诗歌时代性的同时，王家新对于“纯诗写作”或者“不及物写作”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坦言自己从8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或半个纯诗主义者，并且到现在‘诗的纯粹性’仍是我在写作时的一个重要尺度”。③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2期合辑。诗人必须重视诗性、诗美，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诗不能无视时代，在他看来，脱离时代背景与历史脉络的写作只是逃避现实的手段。对此他提出一连串问题:“在中国这样一个语境中，我们怎么来承担历史赋予给我们个人的重量?我们的写作怎样与真实的人生发生遭遇而不是陷在某种‘美学的空洞’中?我们怎样把文学的超越性建立在一个更坚实的、可信赖的基础上?”④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2期合辑。其答案在于诗必须承担历史的重量，将诗之超越性反映在坚实可靠的时代生活上;换言之，他追求诗的纯粹，但不主张诗疏离时代，坚信“诗的纯粹性”与时代书写之间的相容性。当一些诗人以讽刺或嘲弄的口吻述说着时代的浮躁，或者走向“与世隔绝”的写作道路时，他在诗中写下:“路过崇文门劳工市场，/看到那片在寒风中期待着被领走的人们，/我再次想到我们都曾有过的贫穷与无助。”⑤王家新:《蒙霜十二月》，《游动悬崖》，第156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从电报大楼到西单闹市，再到崇文门，他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感受着这个城市的变化和生存的艰难。与此同时，当拔地而起的商业巨楼、四处可见的广告牌、对老外穷追不舍的三轮车、傍晚在街边等候的美丽姑娘逐渐成为一种日常时，王家新感到自己正在与这个时代慢慢脱节，社会的急速运转以及周边的景象对他来说如同幻境。王家新的诗歌承担着显现时代的重任，这一观点突破了时代决定诗歌写作的观念，化解了诗歌的纯粹性与时代性之间的对立关系，超越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诗人所主张的疏离时代、仅在诗歌内部谈论诗歌艺术的纯诗观。

王家新曾经援引阿甘本、罗兰·巴特、尼采等学者所提到的“不合时宜”或与时代“错位”的观点，认为不合时宜者“比其他人更有能力去感知和把握他们自己的时代”，他们与自己的时代之间是一种奇异的联系，“同时代性既附着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⑥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读阿甘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第231-23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这种关系是非一般意义上的紧密关系，“同时代是通过脱节或时代错误而附着于时代的那种联系”，诗人只有坚持这样独立的姿态，才能把握时代。王家新认为，“诗人当然关注他的时代”，但他也指出:“任何一个伟大或优秀的诗人在内心里都不可能与他的时代完全保持一致，事实是，正是一种深刻的错位感而非‘合拍感’造就了诗人。”⑦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以独立的姿态与时代之间建立一种“深刻的错位感”，这是一种辩证的观念，是王家新对作为个体的诗人与时代关系的一种理论把握。他认为诗人不仅需要“凝视”时代，还应该通过“征引历史”以“回归当下”，即通过“阅读历史，并以此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回归”。⑧王家新:《诗人与他的时代——读阿甘本、策兰、曼德尔施塔姆》，《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第231-23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时代是现在进行时态的存在，是诗人所置身的社会状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当下是相对于过去而言的，具有某种延续性，因此思考诗与时代的关系不能不思考诗与过去的历史、文化艺术之间的关联。那么诗如何与时代发生关系，承担时代重量?他认为，“从古到今，在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也一直有着一种痛苦的对话关系”，“我当然希望我的写作愈来愈具有一种深刻独特的个人性质，但我知道，身在这样一个国家，作为一个诗人又不能不以某种‘痛苦的视力’来观照他自己的生活和时代”。诗歌的时代感不是刻意为之的，而是“在写作与语境、个人与历史的张力关系中产生的”。①王家新:《回答普美子的二十五个诗学问题》，《诗探索》2003年第1-2期合辑。诗人以个人化方式介入时代，在个人与历史紧张的关系中承担时代的重量。时代在哪里?在王家新看来，时代并不是空洞的宏大概念，时代是具体的生活片段构成的，诗人每一次对生活细节的表达，便是对历史的进入，对时代的表现。

王家新认为自己的创作“总是在词中上路，又总是永无归宿;总是在本土与异乡之间，在个人与时代之间，甚至在生与死之间来回移动”。②王家新:《〈游动悬崖〉自序》，《游动悬崖》，第2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他把诗歌创作归结为“以词上路”，其间个人与时代构成交互关系。生活的沧桑使王家新特别重视诗中的生命书写，当他发现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在一些诗中几乎不见踪迹时，他内心极度不安。他倡导具有担当精神的个人诗学，既让语言显露它的本真，又让历史在其中现身。王家新诗歌创作所处的时代，正值中国大地经济、政治大变革时期，诗歌与时代常常显得格格不入，这是当代中国诗人共同面对的诗歌课题。而对于诗歌所处的边缘境地，他坦言:“在历史上恐怕从来就没有过一个专门为诗歌而形成的时代，但那些真正的诗人们却在非诗的时代开创出了一个个诗的时代!”③王家新:《岸》，《对隐秘的热情》，第148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王家新坚信诗人可以在“非诗的时代”开创出诗的时代，这是他对新的历史时期诗与时代关系的回答，是一种建立在历史认知基础上的诗歌观念。

二、知识分子精神承担

在八九十年代文化转型大潮中，知识分子面临自我身份确认和价值重构的困境，知识分子的社会身份、位置与价值成为讨论的重要话题，对此，文化界开展了广泛的“人文精神”讨论。有学者提出:“在当代诗歌无比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中，‘知识分子性’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屡屡受挫的未完成性话题。”④程光炜编选:《导言:不知所终的旅行》，《岁月的遗照》，第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诗人群体的边缘化感觉强烈，诗人何为、诗歌何为的问题开始凸显。1987年，王家新作为《诗刊》编辑，参与举办了“青春诗会”，会上“知识分子精神”成为重要议题。在如此文化语境和诗歌发展状况下，王家新开始思考诗歌与知识分子之关系，倡导诗歌应该表现、承担知识分子精神，他从三个问题入手对知识分子精神和知识分子写作进行了阐释。

第一，何谓知识分子?王家新这样回答:“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他更是一个文化的产物，在少数杰出的优秀者那里，他还是人类千百年来所创造的一个‘灵魂’。正因为如此，愈是在动荡和危机的年代，人类的理智和良知愈是要求他能够守住一线文化命脉，拒绝各种时尚诱惑，而独自维系并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⑤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1993年第6期。这是在更广阔的人类文化视域中定义知识分子，认为其不仅具有一般社会成员的属性，更是“文化的产物”，是人类的“灵魂”，所以关键时候应坚持自我独立性，能够独自“维系”和“深化”人类“更根本的精神存在”。有学者曾经这样评价王家新:“王家新的诗歌已被视为当代中国诗坛的启示录，象征了诗歌领域的一种内在精神的觉醒。”⑥吴晓东:《“锻造一个种族的尚未诞生的良心”》，《当代作家评论》2010年第1期。在王家新的诗中总能找到一种精神的在场，这是一种支撑命运重担的力量，而他习惯于将生存的压力内化，其语言具有极强的信念感。这种信念感源于诗人对诗歌的深切认识:“诗歌之所以有其存在的必要，正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重新唤起我们自己忘记的灵魂。”⑦王家新:《从一首诗的写作开始》，《没有英雄的诗》，第2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诗歌之于王家新，不是赖以生存的工具，更不是诗情画意的生活方式，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升华，一种直达灵魂深处的自我拷问，所以他的作品总是透出历史的沉重与现实的苦痛。

第二，诗人与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传统语境里，这本不是问题，因为在原有的观念体系里，诗人是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有知识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但自90年代开始，随着萨义德、福柯、萨特、韦伯等人思想的引入，西方现代知识分子观念被中国学界所接受，知识分子不仅指有专业知识的人，还必须有一种独立的意志，超越狭隘的专业知识限制，具有正义感与良知，关注社会，关注公共文化建设，敢于抨击愚昧、丑恶与不合理现象，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关注边缘与底层，勇于质疑、指证与对抗不公正的行为与规则。王家新说:“知识分子当然并不等于诗人，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或者说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他认为在大众文化时代，诗人首先应该“具备知识分子的独立立场和认知态度”，也正因此，“诗人与知识分子并不对立，相反，只有把中国现代诗歌及当下写作纳入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根本历史境遇和命运之中，我们才能充分认识它的职责和意义”。①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不等于诗人，这个判断没有问题;但诗人从来就是知识分子，则不准确，与事实不相符，所以他补充道——诗人“应具备知识分子的视野和精神”，“行使一种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即诗人应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品格，这种品格就是“独立立场和认知态度”。这是他对当下诗人与知识分子关系的理解。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的写作就是一种知识分子写作。

第三，什么是“知识分子写作”?王家新认为，“它首先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对写作的独立性、人文价值取向和批判精神的要求，对中国诗歌久已缺席的某种基本品格的要求”，这种写作需要“切入我们当下最根本的生存处境和文化困惑之中”，关注现实，“担当起诗歌的道义责任和文化责任”，这就是“知识分子写作”。②王家新:《知识分子写作，或曰“献给无限的少数人”》，《诗探索》1999年第2期。王家新在对中国当代诗学进行话语分析时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诗坛出现了一种“非历史化的诗学倾向及‘纯诗’口味”，诗歌创作看似繁荣，实则有一种内在的萎缩倾向。他追问道:“非历史化的抽象写作或不及物写作纵然可以把某种诗歌写到纯之又纯的程度，但它们能否和人们当下的生存及语言经验发生一种切实的摩擦?”他的答案是否定的，认为正是这种不及物写作、“纯诗”写作导致“这些年来一旦社会生活发生震荡，诗歌一下子就显得那么苍白、虚幻、不真实”，所以诗人们应自觉介入现实，介入生命真实的存在，“重获一种面对现实、处理现实的能力和品格”，③王家新:《阐释之外:当代诗学的一种话语分析》，《文学评论》1997年第2期。创作出具有历史批判精神与诗性想象力的作品。这是一种忧虑，不只是自我反思，更是对诗歌发展状况的反思，是对诗歌发展走向的期待。这种知识分子写作观，源于王家新对八九十年代中国诗歌写作状况的观察与认识，它意味着中国诗歌写作“由八十年代普遍存在的对抗式意识形态写作、集体反叛或炒作的流派写作、非历史化的带有模仿性质的‘纯诗’写作等等到一种独立、沉潜的具有知识分子精神和文化责任感的个人化写作的转变”。④王家新:《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读书》1999年第12期。即是说，知识分子写作被界定为承担知识分子精神的个人化写作。

透过这三个问题，王家新构建出自己心中的知识分子精神，并把知识分子的承担精神作为对自己写作的要求。他对“复杂世界的可怕简化”“二元对立思维”“话语的绝对性和排他性”“思想的暴力及极端主义”⑤王家新:《在一部电影结束的雨声中》，《没有英雄的诗》，第6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保持高度的警惕。在他看来，“一种文学，如果要想获得它的成熟、高贵和尊严，就必须在任何境况下都能保持住一种知识分子精神”。⑥王家新:《冯至与我们这一代人》，《读书》1993年第6期。他极力避免脱离语言的现实感进行空泛的创作，同时拒绝“意识形态”“诗歌派别”以及“写作立场”对自身的束缚，其写作最重要的特征是保持思想的独立性与批判性。批判是建立在独立人格之上的独立思考能力，是抵制了盲从的诱惑之后，在理性、道德约束下所做出的公允的判断，是深入诗歌内部，以一种广阔的文化视野对个人命运以及现实境遇进行的深刻反思，更是“摆脱对于‘独自去成为’的恐惧，最终达到能以个人的方式来承担人类的命运和文学本身的要求”。①王家新:《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关于当代诗学》，《诗探索》1996年第1期。他常常引用阿多诺的名言:“奥斯威辛后写诗仍然是野蛮的，也是不可能的。”对此他的理解是:“‘奥斯威辛’之后写诗的前提应是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不仅是对凶手，还是对文化和艺术自身的重新审视和批判!”奥斯威辛之后能否写诗的问题已经不再单纯地怀疑“写诗”行为的合理性，而是对整个文明的发展、艺术的演变以及人类自身理性与非理性行为的高度质疑。当人类无法解决自身最根本的问题时，不止写诗，任何行为都没有意义。在王家新看来，这一切都是“文化与野蛮的辩证法”，②王家新:《“你的金色头发玛格丽特”——德国艺术家基弗与诗人策兰》，《在一颗名叫哈姆莱特的星下》，第217-2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他试图从这类极端事件中找到人类发展的困境。

在对人类痛苦根源的不断探寻中，王家新将目光朝向人类以外的世界。他曾写过一首《致唐山的树》。王家新想象着在大地撕裂之时，这些树木以一种怎样不屈的姿态来抵御这场浩劫，树根痉挛，树枝被无情地折断，满树绿叶四散，人类所能遇到的最悲惨的遭遇，同样发生在这些树木身上。它们和人类一样拥有强烈的求生欲，哪怕枝丫残缺，哪怕太阳已经被黑暗吞噬，它们也在顽强地与命运做抗争，这种对生的渴望足以让任何人泪涌。“哦，你那被命运无情撕裂、又顽强裸露的伤口愈合了吗?当你转向历史，额头上的皱褶又将压进什么样的表情呢?”;“让整个人类都看到:就是在这样的树下，在历史的废墟上，站起来我们咬紧牙关、充满热望的民族!”③王家新:《致唐山的树》，《纪念》，第14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5。王家新在千疮百孔的土地上看见了那些屹立不倒的树，他相信这是希望的种子。通过那句“树呵，你看见了吧——在你的呼吸中，身旁的原野，我的心以及远方的海，都在激动得一起一伏”，王家新把自己的心与树木、山海、原野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此刻他的精神完全寄放在自然界之中，并与之成为一个整体，心脉相通。他创作于2004年的作品《田园诗》，更呈现一种心灵深处的震动——“这一次我看清了它们的眼睛(而它们也在上面看着我)/那样温良，那样安静/像是全然不知它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对于我的到来甚至怀有/几分孩子气的好奇”。④王家新:《田园诗》，《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第11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王家新以极为平静的口吻叙述着他与羊群的相遇，羊群无法违抗命运，它们的温良愈发显出真相的残忍，所以这首《田园诗》并没有田园牧歌的美好，其本质是一首“反田园诗”，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王家新在解读这首作品时说道:“有人说这首诗体现了对动物的同情，但我们有什么资格同情羊呢——它就是我们自己的伤口!”⑤王家新:《写作，创伤与治愈》，《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3期。生命是平等的，当人类自以为掌握了其他物种的“生杀大权”时，自身的命运也不由自己决定。在王家新看来，这是一首关于创伤的诗，有读者甚至将其定位为“后奥斯威辛时代的田园诗”。类似的“田园诗”还有其2012年的作品《黎明时分的诗》，描写黎明时分一只野兔侧身打量“我”之后，纵身消失于草甸，诗人由是感叹野兔除了搬运粮食，它也有“眺望黎明的第一道光线的时候”。⑥王家新:《黎明时分的诗》，《塔可夫斯基的树:王家新集1990-2013》，第17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在人类的观念里，野兔被定义为可爱机灵的“野生动物”，它们的一生被简化为“搬运食物”，然而诗人面对这幅宁静的田园诗画，内心无法平静，他以一种平视的姿态来对待野兔，想象它们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这首诗建立在人类本位意识之上，具有深刻的反省意识，这种基于道德尺度对自身灵魂的检视，何尝不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诗人对生命存在的一种重审与承担。

三、对承担精神的“回答”

王家新背负着知识分子承担精神的重量，内心始终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他担忧社会发展的超速度瓦解艺术的价值，更担忧这一切最终指向整个时代的精神贫瘠。他直言:“如果说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种诗歌精神，我们曾经有过那么一个灵魂，那么在这样一个商业化、娱乐化的时代，这个灵魂离我们愈来愈远了。”①王家新:《“地震时期”的诗歌承担及其困境》，《诗探索》2009年第1期。作为诗人，王家新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难题，一方面，写作让他不断获得精神的独立;另一方面，诗人的写作无法脱离其所处的历史与时代而孤立存在。在这样略带矛盾的境地，写作既是他与时代发生关系的纽带，也是他与时代保持距离的方式。他写道:“我这样来限定写作:一种把我们同时代联系起来但又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方式。”②王家新:《谁在我们中间》，《游动悬崖》，第215页，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写作是他无法抗拒的命运，诗人能做的便是与诗歌相依为命。在他看来，文学“是在世俗的欢乐中继续它自身的痛苦，在时代的喧嚣中进入它自身的宁静——其软弱与力量、不屈与高贵，都在于此”。③王家新:《对隐秘的热情》，《夜莺在它自己的时代》，第130-131页，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文学的存在是这个浮躁的社会还留有尊严的象征，艺术的发展永远是时代进步的标尺，诗人要在痛苦中续写使命，而语言是诗人能对时代说话的唯一方式。诗人成了时代的见证者，需要思考如何用语言与这个社会对话，达成“和解”，因为诗歌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而个人的经历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下才更具有真实性。王家新不断地返回自身，从生活内部进行自我反思。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文学写作其实并不是一种抽象的言说，而是有其历史上下文关系的‘话语’，它只有(也总是)和某一时代人们要说什么以及怎么说这一系列话语实践发生深刻关系时才能获得自身的意义。”④王家新:《单向街与教区边沿的房子》，《坐矮板凳的天使》，第100页，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时代的变迁所带来的关于社会变革、人类处境以及自身困境等命题不断拷问着他，他领悟到，语言所经历的一切便是诗人所感受到的一切。在这种个人与历史的反思中，长诗《回答》诞生了。《回答》的定位是“个人史诗”，一经发表便在读者中引起不小的反响，被认为是继《帕斯捷尔纳克》与《瓦雷金诺叙事曲》之后王家新又一首相当有辨识度且具备“承担精神”的诗歌。这首诗的可贵之处在于个人生活向历史维度敞开，历史的脉络出现在一个极为私密的个人化叙事文本中。

叙事在90年代是写作的焦点，围绕叙事进行的写作实验催生了一批“伪叙事”作品，这些作品脱离生活本身的逻辑，难以与现实接轨，文本变得空洞乏味。王家新则将叙事定义为讲故事:“我意识到了我们将要着手的工作，那就是形成一种新的话语能力，以给这个无以名之的时代讲出一个故事来，使它再次成为可以被我们所把握、可以被诗歌所谈论的。”⑤王家新:《“讲出一个故事来”》，《对隐秘的热情》，第172-17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7。此处提到的“给这个无以名之的时代讲出一个故事来”就是叙事，是一种关于诗与时代发生联系的诗学观念，以一种历史的眼光和严肃的态度，审视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存境遇。从这一点来看，《回答》做到了。王家新曾感叹:“每当我重读此诗，我都感到它再一次把我带回到我的某种根本命运之中。”⑥王家新:《从一首诗的写作开始》，《没有英雄的诗》，第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回答》以文本的方式再次构建了王家新的命运，这便是诗中那句“回答一首诗竟需要动用整个一生，而你，一个从不那么勇敢的人，也必须/在这种回答中经历你的死，你的再生”。⑦王家新:《回答》，《重写一首旧诗》，第99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诗人的生命线被埋在了字里行间，难以分辨到底是诗人的人生经历造就了这首诗，还是字节的跳动在引导着诗人的人生走向，这种无法割舍的关系便是其叙事诗歌的秘密。

这首诗将时间轴打乱，个人生活穿插着强烈的时代印记，如“十年，二十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朋友和亲人，发生了多大变化呵”指的是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每一个人都生在其中，是历史的一分子，无可避免地留下相应的痕迹。“我们还属于从下放的山乡来到大学校园的那一代人吗?不，珞珈山已是墓园/埋葬了我们的青春。”这里的校园、青春已经不只属于王家新个人，而是属于他那一代人共有的记忆。“我又能否让我自己和我的同时代人一一从我的写作中走过，并脱下面具，为了同一种黑暗的命运致礼?”当同处一个时代的人从写作中走过，正是一种关于时间流逝的主观感受，“于是我把你带在我的生活里(我竟不知这也正是它的要求)，如同我们仍住在北京西单那两间低矮而潮湿的老房子里”。①王家新:《回答》，《重写一首旧诗》，第99-102、10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北京西单低矮而潮湿的老房子，是纪实，也是暗喻，让人联想到那些奋斗初期的艰难，那是一代人为了追寻梦想而共同拥有的潮湿的经历。这些都是诗人作为亲历者所经历的一切，它们构成了诗人个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且它们是时代历史的化身，是对历史的一种串联和复盘。自我生活与时代内容相互进入，虚虚实实，构成一种审美结构，这就是王家新所追求的以个人故事展现时代内容的叙事诗效果。

这种叙事方式引出一个问题——当所有人都是时代的目击者，那么“回答”的主体是谁?是诗人本人，还是那些具有相同经历的同时代人?从创作初衷来看，这首诗是王家新对自我的审视与反思;从呈现效果来看，它是一种“点—线—面—体”的动态演变过程，对此王家新给出自己的理解:“这首诗出来之后，有人这样评价，说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叫王家新的人的自传、生活史。但是我不是这么理解，我希望他们把它作为一首诗，在诗中出现的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都不单是王家新个人的问题。”②张洁宇等:《对〈回答〉的文本细读》，《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5年第2期。很显然，王家新对于这首诗的建构并没有停留在个人生活的层面，而是透过对个人生活细节的描写，将时代的特征以及一代人内心的焦虑融入其中。诗歌中出现的另一个女性形象“弗兰达”，则被认为是一种精神象征。事实上弗兰达确有其人，王家新在随笔《魔山》中曾经提到过她，这是一位来自意大利那不勒斯的建筑艺术家，王家新常常与她探讨灵与肉、生与死、政治与哲学等问题，由此获得心灵的平静。《回答》一诗的创作从1997年11月延伸到1998年1月，此时王家新居住于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处古堡，究竟他与弗兰达的相遇是否发生在其创作《回答》期间不得而知。诗中有如下情节:“我刚刚从弗兰达那里/回来，这个美丽的、一直在凝视你的/有着一头金色卷发的意大利建筑艺术家，在给我做了浓浓的意大利咖啡后/坐下来，唱起了关于她家乡的歌——”。“弗兰达”已经成为王家新的灵魂伴侣，当王家新个人感情生活遭遇危机，婚姻破碎之时，他一次次地想到“弗兰达”，想到这位“那不勒斯的女儿”，徘徊在她与自己的前妻之间，但是最终“我回来了。我从弗兰达的二楼回到我的/顶楼，回到我的地狱”。③王家新:《回答》，《重写一首旧诗》，第99-102、100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现实将王家新的想象无情摧毁，他痛苦地陷入挣扎，包括现实与梦想，背叛与忠诚，爱情与自由，去成为还是不去成为……这些问题是处于同一片历史天空下的人们所遭遇的共同困惑。

《回答》是王家新承担精神的实践，是一个理想的“承担”诗歌文本，不仅替他自己回答了人生复杂的谜题，更替一代人解答了何谓“承担”的生存问题，与其说它是一首个人史诗，不如说是一代人的精神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