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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苹果生产的现状、问题与发展对策

2022-03-07门小鹏许雪峰王玉斌韩振海

农村实用技术 2022年1期
关键词:果园栽培农户

门小鹏 许雪峰 王玉斌 韩振海

(1.中国农业大学园艺学院,北京 100094;2.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

目前,我国苹果栽培面积、总产量、人均占有量与出口量均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苹果生产和消费国[1],中国苹果产业发展较快且总体供需均衡,苹果产业发展已进入调整、优化、提升的新阶段[2]。苹果作为我国栽培面积和产量最大的果树,在促进农民脱贫致富,改善农村经济状况,促进农业产业化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3]。随着农资、人工价格的上涨以及市场等因素的影响,果农的收益有下降的趋势,而苹果生产过程中过度使用农药、化肥的现象比较严重,果园废弃物处理现状堪忧,这些生产过程中造成的化学污染和白色污染一方面造成了果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下降,另一方面也使得土地产出能力有所降低,单产下降,甚至恶化了产业发展的宏观环境[4]。在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的背景下,要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要义,打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攻坚战[5],不断提升农户的收益、苹果的质量安全、产地的生态环境成为我国苹果产业发展的时代方向。

1 我国苹果生产现状分析

1.1 区域分布

与世界其他苹果主产国相比,中国适宜苹果栽培的区域广泛,经过几十年的产业结构调整,苹果生产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大的区域布局已基本稳定,形成了渤海湾和黄土高原两大优势主产区[6]。渤海湾产区主要包括胶东半岛、泰沂山区、辽南及辽西部分地区、燕山、太行山浅山丘陵区,该区域包括53个苹果重点县市,其中山东25个、辽宁14个、河北14个,是中国苹果栽培历史最早、产业化水平较高的产区;黄土高原产区主要包括陕西渭北和陕北南部地区、山西晋南和晋中、河南三门峡地区、甘肃的陇东和陇南地区,该区域包括69个苹果重点县市,其中陕西28个,甘肃18个、山西20个,河南3个[7]。总体来看,中国苹果生产布局仍面临进一步的调整、优化问题,表现出3个明显的趋势[6],第一,从大的布局看,中国苹果主产区“由东向西”战略转移的步伐将不断加快;第二,从主产区内部区域布局结构看,苹果生产重心将进一步向优生区集中;第三,从苹果产业区位特色看,因地缘区位差异,有可能形成一批苹果特色产区,如新疆、云南等地。

1.2 发展历程与生产状况

中国苹果栽培历史已逾2000多年,始于秦汉时期,但大苹果(西洋苹果)的栽培历史只有100余年。新中国成立后,苹果真正进入了商业化栽培时期[6]。1950-1952年新中国成立之初,苹果的生产进入恢复期,政府积极扶持果业发展;1953-1977年是苹果的开始发展期,苹果产业迅速发展;1978-1989年是苹果的规模扩张期,这一时期苹果供不应求,种植面积迅速提高,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3%;1990-1996年是苹果的快速发展期,这一阶段苹果生产飞速发展,具有明显的面积、产量“双扩张”特征;1997-2005年是苹果的结构调整期,苹果栽培区域逐渐向优生区集中,逐步形成黄土高原和渤海湾两大优势产区;2006年至今,苹果生产进入稳定发展期,2017-2019年,中国大陆苹果平均收获面积为197.6万ha,平均产量达到4101.6万t(图1,FAO)。

图1 1961-2019年中国大陆苹果种植面积及产量状况

1961-1995年中国的苹果单产水平较低,平均为3.3t/ha,随着科技、要素、管理投入加大,优良品种的引进与推广、栽植技术与果园管理水平的提高、果园挂果面积比重增加等多种因素的作用[2],我国苹果单产水平在1996-2015年增长较快,2017-2019年单产水平趋于平稳,达到20.8t/ha,而这一阶段世界平均、日本、欧盟、美国、新西兰的苹果单产平均水平分别为18.3t/ha、20.2t/ha、22.7t/ha、40.3t/ha、55.7t/ha(图2,FAO),由于栽培模式等因素影响,总体来看,我国苹果的单产水平较低。

图2 1961-2019年世界平均、中国、欧盟、日本、美国、新西兰苹果单产水平

1.3 投入与收益分析

总体来说,我国苹果生产的物质与服务费用及人工成本呈“双增长”趋势,尤其是人工成本,成为果农投入最大的环节[8],2017-2019年平均值分别达到了1623.8元/667m2、3251.3元/667m2;净利润和现金收益在2010年以后呈下降趋势,2010-2019年平均净利润和现金收益分别是2814.8元/667m2、4944.5元/667m2,而2017-2019年平均净利润和现金收益分别仅为1978.9元/667m2、4295.5元/667m2;苹果生产的成本利润率在2010年以后总体呈现出下降的态势,2010-2019年成本利润率为63.0%,而2017-2019年平均利润率仅为39.0%,下降达到24%。成本的快速增长及利润率的下降使果农的生产积极性受到影响,一些农户选择了外出务工或撂荒果园。

图3 1995及2000-2019年中国苹果生产成本、收益、利润率变化情况

2 我国苹果生产中存在的问题

2.1 品种结构不合理,硬件及装备落后

从全国来看,苹果栽培品种比例失调,晚熟品种比例过大,仅富士就达到70%以上,其他品种如元帅系、嘎拉、金冠等总计不足20%,早、中、晚熟品种偏少,占总栽培面积的15%以下[9]。硬件设施条件差,果园配套设施不完善,多数果园路况差,特别是西部黄土高原产区的山地果园和渤海湾产区的丘陵果园,多存在坡度大、道路狭窄的问题,部分道路仍未硬化,给农资运送和苹果运输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灌溉体系不完善,由于远离水源、土层深厚、资金投入不足等原因,绝大多数果园不具备灌溉条件,部分具备条件的果园灌溉管网缺乏维护,处于闲置状态。果园栽培以乔砧密植为主,一些果园修剪管理不当,导致小型机械难以作业,增加了劳动量,尤其是施肥环节消耗了大量的劳动。

2.2 栽培制度落后,标准化程度低

我国绝大多数成龄苹果园主要采用以乔砧密植为主的传统栽培制度,树体生长旺盛、树势难以控制、枝量多、内堂光照不良,导致了产量低、果实内在品质下降、优质高档果品比率低等问题。而许多矮砧苹果园沿用传统的乔砧密植果园管理技术,多有修剪不合理、管理不到位的问题,也造成了果园郁闭、产量、质量下降的问题,虽然我国主产区优质果率达到了70%左右,但达到出口标准的高档果率仅为5%-8%。苹果产业发达的国家多以宽行矮砧集约高效栽培模式为主[9],这种方式便于机械化作业,达到了省工、省力、高效的目的,在果园管理方面形成并采用成套的、专业的技术体系,如水果综合生产技术(IFP)、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IPM)、果园精细化施肥技术(PFS)、水果质量保证制度体系(FQA)等,更加促进了苹果产业的稳步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我国苹果栽培制度落后,标准化程度低。

2.3 以小农户生产为主,组织力量薄弱

“大国小农”是我们的基本国情农情,小规模家庭经营是农业的本源性制度。人均一亩三分地,户均不足十亩田的小农生产方式,是我国农业发展需要长期面对的现实[10]。截至2019年我国大陆苹果收获面积达到204.1万hm2,占全球总收获面积的43.3%(FAO),而我国苹果种植管理仍以家庭小规模经营为主,东部产区农户经营规模在5亩以下的果园比例高达90%,西部地区为75%[6],而通过对我国苹果主产区果农的实地走访调查和相关职能部门的了解,我国的大农户集约化苹果栽培模式仅占约11.2%,而小农户常规栽培管理规模达到了约88.8%。欧洲、美国、新西兰等苹果生产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商业化栽培历史均在百年以上,已经形成了苹果产业的“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经营”,而种植方式上“矮化密植、集约栽培”已成为主流[6]。同时,果园的小农户常规栽培管理和地块的细碎化等因素给苹果生产合作组织的建立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目前,苹果生产合作社的规模极小,苹果产业组织力量异常薄弱,对抗市场冲击能力差、缺少市场话语权、产业地位提升困难。

2.4 果园生态环境恶化,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

中国苹果主产区的果园生态环境令人担忧,果园土壤、微生态环境等呈恶化趋势[6]。我国苹果生产中普遍存在“化肥过量,有机肥不足”的问题,统计资料显示,中国苹果园纯氮用量已经由2008年的360kg/ha增加到2014年的490kg/ha,其中苹果产量较高的山东省胶东半岛施氮量高达837kg/ha[11],陕西省苹果产区的施氮量也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达到了558kg/ha[12]。以氮肥为例,中国苹果园氮肥施用量平均为400-600kg/ha[13],是发达国家苹果氮肥用量(100-150kg/ha)的4-5倍[14],苹果园平均氮肥利用率为25%,远低于发达国家的40%[15],在日本、新西兰等苹果产业发达的国家,果园有机质含量在40-80g/kg,而我国大部分果园有机质含量在15g/kg以下,尚不能达到无公害苹果技术规程中对有机质含量的要求。由于化肥的大量使用,有机肥补充不足,土壤贫瘠化程度加剧,一些东部产区甚至出现了土壤酸化问题[6]。果农为追求产量,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生产过程中的环境污染和果品污染问题突出[6],大量的实地调查印证了农户普遍性用药不合理、不科学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用药频率较高,主产区年平均用药8次左右,个别地区和农户用药可达13次以上;用药不严格按照说明书配比,随意加大浓度的问题较为普遍;对用药的安全间隔期不够重视;存在违规使用果树禁用药品的问题,如甲拌磷等[16]。农药的不合理、不科学使用具有极大的危害,不仅给使用者造成了风险,还增加了果品农药残留的风险,造成了环境的污染[17-19],除上述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不科学使用对环境产生影响,调查中发现果园废弃物的处理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略,如绝大多数种植户对果园废弃反光膜、废弃果袋和农药包装的焚烧。

2.5 产后环节滞后,产业体系不完善

我国苹果采后商品化处理环节较为薄弱,机械化商品处理量仅占总量的5%左右,主要以窑洞、冷凉库等土法贮藏为主,年贮藏保鲜量为总产量的25%左右,普通冷藏量约占总产量的20%,气调贮藏仅占3%-5%,与发达国家60%-80%的气调贮藏水平有着巨大的差距,产后环节发达的国家,如美国苹果的采摘前投入仅占30%,而采后投入占到了70%[9]。我国苹果产业的组织化程度低,以小农户家庭式生产为主,苹果的生产、运输、贮藏、销售各环节之间的关联性差,农户抵御自然灾害和市场冲击的力量薄弱。果品企业数量少,规模普遍较小,抗风险能力差,资金和人才缺乏,即便龙头企业也缺乏稳固的果品生产基地,品牌知名度低,市场竞争力差,对产业的带动能力不够。

3 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低效果园升级改造,推进现代集约化种植模式

果园郁闭、果品质量差是当前制约我国苹果产业健康持续发展的突出问题[9,20]。近年来,各级政府对郁闭果园的改造高度重视,各产区总结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效果较好的区域化郁闭果园改造技术,如适宜渤海湾产区的“间伐、优形、疏密、控冠”,适宜黄土高原产区的“落头、抬干、疏枝”,改造后苹果优果率可提高25%以上,单位面积经济效益提高20%以上,可有效解决产量低、品质差、效益不高等问题。当前,亟需对我国剩余成龄高密度郁闭果园进行疏除改造,这是现阶段提高我国苹果生产水平和效益的有效途径;相关涉农科研院所和高校要进一步优化集成和配套完善苹果郁闭园改造综合配套技术;各产区和地方政府在改造郁闭果园的同时还要加强果园配套路网、管网、电网系统的完善,同时要从政策层面引导一些效益低、撂荒的低效果园退出,为新建果园释放土地空间。要合理管控低效果园的重建,并在适宜地区推行宽行矮砧密植高效果园的建立,要以苹果综合生产制度为核心,稳步推进栽培制度的变革。

3.2 改善果园生态,推进绿色化生产

清耕是我国果园普遍采用的土壤管理制度,长期清耕会导致有机质矿化加快,土壤结构遭到破坏,尤其是水稳性团聚体数量持续下降,土壤缓冲性能降低[9,21],化肥的大量使用加剧了果园土壤生态的进一步恶化,在实行清耕土壤管理制度的果园要大力推行生长季多次中耕、有机肥替代化肥、秋季翻耕等技术措施,同时在适宜区加大推行果园生草和覆盖的力度。我国苹果园用药不合理、不科学的现象普遍存在,各产区和相关县域政府要着手构建果园植保托管体系,要建立果园植保托管的良性循环机制,大力推广复制成熟经验,不断探索完善。除上述化肥和农药的不合理、不科学使用对环境产生影响,果园废弃反光膜、废弃果袋和农药包装的焚烧也破环了产地的生态环境,要以建立产地果园废弃物处理系统或对接城区垃圾处理设施等方式有效遏制果园废弃物的露天焚烧和随意丢弃,保护产地生态环境,推进绿色化生产。

3.3 强化组织力量,提高市场竞争力

我国的苹果生产以小农户家庭经营为主,果园面积小、地块分撒、组织力量薄弱,要强化小农户的组织力量,提高市场竞争力。首先,相关县域政府要发扬组织优势,开展定点专项扶持,帮助有能力、有意愿、有社会责任的农户率先起步建立以农资统购和果品统销为主的合作组织,以打通农资批量购买的渠道和解决果品与商超对接难的问题,解决小农户“贵买农资贱卖果”的问题,帮助农户增收;其次,支持小农户并在其中培训、选拔、建立一批能够有效辐射县域内苹果生产的专业化果业技术服务队,要建立并强化技术服务队与相关农科院所和涉农高校的长期帮扶、联动机制,以解决果园施肥用药不合理、不科学等问题;最后,政府要强化服务意识、明确权责、切实履行义务,及时发现、了解并解决农户、合作组织、技术服务队的需求和困难,要积极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加大推广复制已有成熟经验的力度,并不断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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