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洪炜

摘要：文章介绍了俄罗斯的科普传统与科普出版概况，回顾了中苏、中俄科普出版交流与合作情况，分析了不同时期两国版权贸易特点，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大背景下，对促进中俄科普出版深入合作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科普；出版；中国；俄罗斯

俄罗斯拥有积淀深厚的科普传统，苏联科普出版业对新中国科普出版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图书品牌、别莱利曼等经典科普畅销书作者，至今仍在我国科普出版领域拥有极高美誉度和重要影响力。

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俄作为两个出版大国，其出版界的交流合作意义深远。拥有良好交流合作基础的中俄科普出版业，宜抓住机遇，成为出版合作的示范标杆，为推动两国科学文化交流发挥积极作用。

一、俄罗斯的科普传统与科普出版

俄罗斯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俄罗斯的科学普及发轫于18世纪上半叶。[1]也正是在那个时期，科学普及出版物首次在俄罗斯出现。圣彼得堡科学院成为俄罗斯科普创作和出版的中坚力量，在该院科学家的努力下，科普作品初步形成了其“关于自然科学主题的通俗文学”的类型特征，这类出版物的首要任务被确定为：激发公众对科学的兴趣。

俄罗斯科学普及的历史是进步科学家为广泛传播真正科学的自然观而不断斗争的历史。第一批科普翻译和原创出版物聚焦于全球问题，冲破教会教条的束缚，向民众介绍了真正的科学，促进了新的世界观的形成。从科学家、教育家罗蒙诺索夫开始，俄罗斯历史上的知名科学家，如门捷列夫、巴甫洛夫等，都同时肩负着科学宣传员的责任，致力于把科学研究的成果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给广大民众。这一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19世纪，俄罗斯启蒙主义代表人物别林斯基、赫尔岑、皮萨列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也曾对科学普及赋予特殊意义。赫尔岑号召科学家用通俗、简单的语言将他们所获得的关于自然的认识注入社会思维。皮萨列夫认为，一名优秀的科普工作者为社会带来的裨益甚至远远大于一个天才作家。

苏联时期的科学普及工作获得了极大的发展。1919年，在苏联最大的出版机构--国家出版社，设立了专门出版科普图书的科普编辑部。编辑部将读者按照文化程度、年龄等进行细分，有针对性地为各个群体出版适合其阅读的图书。如：为没受过系统教育、但对科学及实用技术感兴趣的工人和农民出版了《大众科学》《工人书架》《技术普及丛书》；为在职工学校里接受过一些系统教育的读者出版了《基础科学知识》等丛书；为具有中等教育背景的读者出版了《科普书库》《达尔文书库》；为青少年读者出版了《在大自然中》《自然观察与实验》《旅行书架》《传记文学书架》等。1922年，科学普及出版物首次作为一个独立的出版物类别出现在苏联出版行业统计数据中。

20世纪30年代是苏联科普创作及出版的繁荣期。为了吸引更多科学家和作家投身科普创作，苏联设立了专门的科普图书奖，评审委员会成员包括高尔基、马尔夏克（中国读者更熟悉他的笔名--伊林）、别莱利曼等著名作家。诞生于那一时期的科普作品有：奥布鲁切夫院士的《萨尼柯夫发现地》《普卢托尼亚》，齐奥尔科夫斯基的《在月球上》《地球之外》《天地遐想》，《趣味科学》系列--其中最著名的是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等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瓦维洛夫、费尔斯曼、奥布鲁切夫、韦尔纳茨基、科马罗夫等很多著名科学家都积极投身科普工作，为苏联的科普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曾于1945-1951年任苏联科学院院长的瓦维洛夫，主持了苏联科学院科普出版委员会的工作近20年。著有《艾萨克·牛顿》等科普著作，曾任《自然》杂志的主编、《知识就是力量》和《科学与生活》杂志的编委。著名博物学家季米里亚泽夫曾用“为科学工作，为人民写作”定义自己的人生目标，这句话也成为很多投身科普创作的苏联科学家的座右铭。

在苏联解体前夕的1990年，当年出版的科普图书共2268种，总印数2.183亿册。俄罗斯从20世纪90年代的危机中逐渐恢复过来后，在2000年出版的科普图书品种约为苏联1990年出版科普图书品种的1.5倍。[2]进入21世纪，伴随着国家实力的回升，俄罗斯重回世界出版大国行列。2006年，俄罗斯出书品种首次突破10万种大关，这一出版规模一直保持至2019年，仅在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下滑至99857种。[3]进入新世纪的俄罗斯科普出版依然延续了固有传统，许多出版社将科普出版纳入业务范畴。《20世纪伟大的自然科学发现》《现代科学发展趋势》《技术和科学进步问题》等丛书，成为具有代表性的科普出版物。

二、中俄科普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中俄科普出版的交流可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伊林的作品《伟大计划的故事》于1931年就已有中译本面世[4]。新中国成立后，在1949-1965年这一时期，中苏科普出版交流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之后由于两国国家间交往的停滞以及苏联解体造成的出版业一度低迷等原因，中俄科普出版交流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潮期。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出版业在文化“走出去”政策引导下加大版权输出力度，以及从解体危机中复苏的俄罗斯重返出版大国行列，中俄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迎来新一轮繁荣发展，中俄科普出版的交流与合作也进入新的机遇期。

（一）从新中国成立至苏联解体前中苏科普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新中国的出版业在管理体制、经营模式等方面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苏联的影响，而苏联科普出版活动对中国科普创作和出版的影响，則更加深远。

1949-1965年，大量介绍苏联科技知识的普及读物以及青少年科普读物被引进中国。根据《全国总书目》的统计数据，在1958年之前，翻译出版的苏联科普图书约占我国科普图书总品种数的一半[5]，这个比例在1958年中国原创科普图书品种数大幅攀升后才有所下降。1949-1965年中国引进的苏联科普图书总品种近4000种，不仅数量可观，而且其中不少作品成为经典。比较典型的如：伊林的《十万个为什么》，别莱利曼、费尔斯曼等的《趣味科学》系列，比安基的《森林报》等作品。

《十万个为什么》在引进中国后获得极大成功，在后续不断的本土化过程中，《十万个为什么》逐渐蜕变为本土科普出版品牌，并成为叶永烈等几代科普作家成长的摇篮。

别莱利曼、费尔斯曼等创作的《趣味科学》系列，即便在今天仍然葆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显示，2011-2021年每年都有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中译本出版；对国家图书馆藏书数据的统计显示，2011-2021年全国有21家出版单位出版了《趣味物理学》的中译本。

在苏联解体前，苏联对中国图书翻译出版的高峰，也相应地集中在1949-1965年。在这一时期，苏联翻译出版了993种中国图书，发行量为4490万册，分别占1949-1990年苏联翻译出版中国图书品种数的79.6%、总发行量的80.7%。在苏联翻译出版的中国图书中，文学和艺术类书籍占总品种数的77.4%和总发行量的84.4%。[6]

目前掌握的文献中，尚未见对苏联翻译出版中国科普图书的统计数据，不过对比中国在1949-1965年翻译出版苏联科普书近4000种的数据，可以看出：从新中国成立至苏联解体前，在中苏科普出版的交流中，以中国翻译出版苏联科普图书、引进吸收苏联科普创作和出版经验为主，并在汲取苏联经验后不断创新，为本土科普品牌的培育和作家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二）苏联解体后中俄科普出版的交流与合作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出版业经历了近10年的低迷徘徊，中俄两国的版权贸易规模缩小。1996-1999年，双方每年签订的版权贸易合同约50份，涉及作品300-400种。而中国对俄罗斯的版权输出则更少，1999年仅为4种。[7]

进入21世纪，从经济危机中复苏的俄罗斯重回世界出版大国行列。伴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俄出版交流开启新的发展阶段。2006年，中俄签署《2006-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与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合作备忘录》，确定中俄互为“主宾国”参加第20届莫斯科国际书展、第13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2013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与俄罗斯联邦出版与大众传媒署签署《“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备忘录》，约定在6年内相互翻译并出版对方国家不少于50种经典作品，或双方共同出版不少于100种图书。2014年12月，纳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重大项目的“丝路书香出版工程”获中宣部批准立项。2015-2021年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俄文语种出版项目共262项，约占项目总数的12%。

与中苏出版交流高潮期相比，苏联解体后中俄出版业的交流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交流，中方向俄方的版权输出呈现出更为积极、活跃的特点。对比国家版权局发布的2002-2019年引进、输出出版物版权数据可发现：18年间中国从俄罗斯引进图书版权1144项，向俄罗斯输出图书版权2994项。引进版权数量只有在2016年突破100（101项），其他年份均在100项以下；输出版权数量自2016年开始迅速攀升（2016年输出至俄罗斯的图书版权数量是2015年的2.6倍），并在2019年达到947项的历史新高，2019年俄罗斯成为引进中国图书版权最多的国家（图1）。

根据目前可获取的公开发布的统计数据，在近年日益活跃的中俄图书版权贸易活动中，中俄科普图书版权交易数量占比并不大。以入选“丝路书香出版工程”的俄文语种出版项目为例，在2015-2021年入选的共262项俄文语种项目中，科普图书项目占比不足10%。总体来看，现阶段中俄科普出版交流的活跃度与两国版权贸易活跃度不相匹配，未来尚有极大提升空间。

三、结语

中俄科普出版的交流与合作源远流长，特别是中苏20世纪50年代的科普出版交流，对我国科普出版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丰富我国科普图书品种、培育本土科普品牌、培养本土科普作家、形成并发展科普创作出版理念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出版业在文化“走出去”政策引导下加大版权输出力度，中俄出版业的交流与合作迎来新一轮繁荣发展。这一阶段双方的出版交流以中方更为积极、活跃的版权输出活动为主要特征，但科普出版交流的活跃度尚未被充分激发，与两国版权贸易活跃度不相匹配。

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中俄作为两个出版大国---同时也是科技大国，在科普出版领域的交流合作意义深远。在历史上拥有良好交流合作基础的中俄科普出版界，可参考借鉴“中俄经典与现当代文学作品互译出版项目”合作模式，推动开展“中俄科普作品互译”等工作，以译介中俄现当代科普作品为抓手，在促进两国科学文化交流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БАКАНОВ Р П.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науки и журналистика[EB/OL].[2021-11-03]. https：//www.bestreferat.ru/referat-409248. html.

[2]ВАГАНОВ А Г. Жанр， который мы потеряли：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научно-популя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в России[EB/OL].[2021-11-10].https：//knigogid. ru/books/439915-zhanr-kotoryy-my-poteryaliocherk-istorii- otechestvennoy-nauchnopopulyarnoy-literatury/toread？update_page.

[3]ФЕДЕРАЛЬНОЕ 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ПЕЧАТИ ИМАССОВЫМ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КНИЖНАЯ ПАЛАТА. Книжный рынок России：Состояние， тенденции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EB/OL].[2021-11-15].https：//digital.gov.ru/uploaded/ files/books-2021.pdf.

[4]余俊雄.苏联科普科幻作品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J].科普创作，2019（1）：86.

[5]刘新芳.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D].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10：39.

[6] ГАО ХУ. Перевод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книга в СССР， 1949-1990 гг. [EB/OL].[2021-11-20].https：//tekhnosfera. com/perevodnayakitayskaya-kniga-v-sssr-1949-1990-gg.

[7]张养志.中俄图书版权贸易现状与趋势分析[J].俄罗斯研究，2010（1）：71.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翻译专业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