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殊我

鹅鹅鹅，

曲项向天歌。

白毛浮绿水，

红掌拨清波。

一代又一代的国人在迈进小学门槛以后，打开语文课本跳出的启蒙诗都是骆宾王的《咏鹅》，朗朗上口的韵律，形象生动的描写再加上作者的神童光环加持，让这首诗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虽然近年部编版语文课本将第一首诗换成了汉乐府的《江南》，但《咏鹅》仍在推荐阅读里面，难掩其国民诗歌的本色。

一千多年以来，七岁《咏鹅》的骆宾王被视为“神童”的代表，更成为了无数家长嘴中“别人家的孩子”，渴望着自己的孩子也能照葫芦画瓢一鸣惊人。

中国有着悠久的教育传统，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也伴随着一部记录、打造神童的历史。放眼历史，神童可遇不可求，成神童难，成了神童可能更难，所谓“小时了了，大未必佳”。骆宾王在这条长河中是一个夺目的航标，也是一段写满了悲壮人生的险滩。

关于骆宾王的神童記载，《旧唐书》不见传，《新唐书》中的骆宾王传开篇提了一句“宾王，义乌人。七岁能赋诗”。后世的《唐才子传》等文献都遵从这个记载，寥寥十个字，并未说明白宾王七岁赋的什么诗。《全唐诗》在《咏鹅》下面语焉不详地标注了一句“七岁时作”。

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集·补唐书骆侍御传》中说了个大概：“宾王生七岁，能诗。尝嬉戏池上，客指鹅群令赋焉。应声曰：‘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客叹诧，呼神童。”胡应麟将“神童”和《咏鹅》串联起来，构建了一个成年人临时命题作文的场景，最后一个满堂彩。胡应麟是骆宾王的铁粉，骆宾王的神童标记，至此板上钉钉。

成人主导的社会，在培育儿童方面就难免用成人的眼光来进行审视，如果儿童在行为举止上有超出身心发展阶段的表现，往往会被塑造为“神童”，但这种塑造经常带有扭曲性，经常偏离事实涂抹上神秘主义的色彩，儿童也承受着来自成人社会的压力，成为家长态度的代言人。

从上古开始，就流传着“颛顼行年十二而治天下”的传说，到了先秦年间又有流传很广的“项櫜为孔子师”的故事，《战国策·秦策五》里借甘罗之口说出来，“夫项櫜生七岁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自此，《淮南子》《新序》《论衡》等大量的文化典籍都曾提到项櫜故事。对项櫜其人，众说纷纭，很有可能是从《论语》里面附会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也侧面体现了某些历史叙事玄之又玄的一面。甘罗更了不起，十二岁为吕不韦的门客，能在列国间纵横捭阖。

之后历朝历代的神童，除了接受到良好的教育，也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不可分。两汉提倡“以孝治天下”，察举制下也有童子科，“孝廉试经者拜为郎，年幼才俊者拜童子郎”（《文献通考》）。“黄香温席”的故事成为代表，东汉末年到魏晋时期政治形势混乱，高门士族注重用“神童”的名声来维护家族名誉和地位，孔融是其代表，“孔融让梨”体现了孝道，《世说新语》里孔融反唇相讥陈韪那句“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完全是成人间口水仗的错位。孔融儿子面对抄家说出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流露着对政治动荡的解读。置喙一句，《世说新语》通篇是小说家言，神童的故事也都带有明显的雕琢痕迹，当不得史实。

唐宋明三代，科举制度的建立让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深入民间，备受推崇的则是尚文型的神童，靠熟读经书走童子科博取富贵成了热门通道，《三字经》里面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

“神童”骆宾王就是在科举制早期完善的背景下出现的。唐高祖武德七年，要求各地选拔少年才俊进行奖励。这既是稳定局面统一思想的重要举措，也可以视为童子科的滥觞。后来在太宗年间，接见天赋异禀的儿童成了惯例，留下贾嘉隐智对徐勣“胡头尚为宰相，獠面何废聪明”的故事。

还有一点，鹅在古代文化地位非常高，无论是作为鸿雁的替代品履行婚俗职责，还是作为导师出入在王羲之的书法世界里，都非一般家禽可比。由于鹅习性特别，生长缓慢，投入成本很大，鹅在古代并非平民家庭豢养和消费得起的家禽，赵叔问的《肯綮录》记载“唐时价每只犹二三千”。而贞观年间一斗米才五文钱。按照骆祥发的考证，骆宾王生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那么他在7岁也就是武德九年作《咏鹅》很有可能就是家人或者亲朋策划的一次活动。对于朝廷政策的变化，官宦人家肯定是最先掌握到动态。骆宾王的父亲虽官位不高，作为县令肯定能嗅到政治空气的变化。

真实的骆宾王肯定是早慧的，读书作文也颇为用心，功利地揣摩一下，在刚刚安定下来的大唐百废待兴，也正是广招天下英才的时刻，通过一个事件性的营销活动，不失为一个跨越阶层的好办法。

也可以看出，制造神童是一种终南捷径。柄国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唐朝的两百多年间，童子科时兴时废：代宗广德二年（764年）的“停童子岁贡”是为了防止有些儿童依仗小聪明而升官，“恐成侥幸之路”;代宗大历三年（768年）又重新设科，但不再授官，只给任职资格，七年以后又被罢停。

宋代童子科的体制在唐代基础上最为完善。考核内容增加了诗赋，对中第神童划分严格的等级进行录取。据《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南宋高宗、孝宗、光宗三朝有文可考的147年间，及第神童仅36人。民间也开始了残酷的内卷，两宋之交的叶梦得对此观察的很深入，在《避暑录话》对神童教育痛加针砭：“饶州自元丰末朱天锡以神童得官，俚俗争慕之，小儿不问如何，粗能念书，自五六岁即以次教之五经，以竹篮坐之木杪，绝其视听。教者预为价，终一经偿钱若干，昼夜苦之。中间此科久废，政和后稍复，于是亦有偶中者，流俗因言饶州出神童，然儿非其质，苦之以至死者盖多于中也。”照此推算，王安石记述过的方仲永可能也是神童教育的牺牲品。

瞧瞧吧，当年的鸡娃内卷，比现在可残酷多了，再美好的愿景一旦偏离轨道，就是人性的灾难，任何时代，教育的度都是要把握的。有正确的引导，让孩子顺其自然地成长就好，创造神话追求虚无缥缈的“神童”，往往事倍功半。

神童也有神童的苦恼，“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八个字经常应验。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盖章认定的神童，籍籍无名者多，青史留名者凤毛麟角。甘罗十二为相，但“高才不寿”，宋代的晏殊算是一个，位极人臣且声誉极好，但与他同时期的蔡伯俙则晚景凄凉。《挥麈录》记载真宗“召试神童，蔡伯俙授官。之后，寂无所传”。因为太会拍马屁，仁宗很不爽，“蔡最柔媚，每太子过门阑高者，蔡伏地令太子履其背而登。既践祚，蔡竟不大用。”這说明了神童成长过程中，在人格塑造方面缺乏引导。

骆宾王是正人君子，但终其一生只能用悲壮二字来形容。

翻看骆宾王的诗文集，里面有大量的送别酬唱诗文，足迹遍布东西南北，可以证明其一生之中的交游频繁，也可以推测这位神童在成人后一直处于荷尔蒙过剩的状态中。

让人困惑的是，不知道骆宾王的一生追求的到底是什么？做官？好像不是。在道王李元庆府中做幕僚的时候，李想破格提拔骆宾王，需要骆宾王自己写个自荐信，宾王在《自叙状》中最后来了一句“令炫其能，斯不奉令”。意思是“提拔我就提拔吧，还让我自己吹什么，我骆某人字典里就没吹牛这个词”。

再后来的从军、做官经历中，也总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一方面是秉性正直的原因，一方面则是刚愎自用对形势缺乏合理判断的原因。“初为道王府属，尝使自言所能，宾王不答。历武功主簿。裴行俭为洮州总管，表掌书奏，不应，调长安主簿。”（《新唐书》）

后来参与徐敬业的叛乱，在我看来也是谜中谜，看看《新唐书》的记载，“武后时，数上疏言事。下除临海丞，鞅鞅不得志，弃官去。徐敬业乱，署宾王为府属，为敬业传檄天下，……敬业败，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因为仕途不得志，就立马辞官，在没做好尽调的情况下，冒冒失失地参加到徐敬业的叛军中。雷声大雨点小的叛乱，不到三月就被翦灭了。

但这个性格也成就了骆宾王，那就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具备开创意义的伟大文人。初唐四杰之一的他，诗文方面做出了大量革新性的创造。

文学进入到初唐，仍是南北朝宫体诗的靡靡之音占据主导地位。在卢照邻的《长安古意》撕开口子以后，骆宾王乘胜出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帝京篇》《畴昔篇》……每次出手都是开创历史，他写蝉，一句“不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就足可以让之前的李世民、虞世南等人自愧弗如。正如闻一多先生评价的“有真实感情，所以卢、骆的来到，能使人们麻痹了百余年的心灵复活”。即便他所反对的武则天，在读到他给徐敬业写的檄文中“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何托”以后，还对其文采拍案叫绝，惋惜自己没有留住人才。

在初唐四杰的努力下，唐代文学终于有了自己的格局，也为后世盛唐文学的蔚为大观奠定了基础，才有了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的感叹：“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