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段战戈

从所谓的“乾隆盛世”到耻辱的鸦片战争战败，清王朝由盛转衰仅仅不到五十年的时间。这半个世纪的中国，内忧外患层出不穷。内部矛盾重重，民怨沸腾；外部群狼环伺，待机而噬。清王朝统治危机四伏，风雨飘摇。一群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率先觉醒，想要救偏补弊，挽救危亡，匡时济世。魏源编纂的《皇朝经世文编》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魏源和《皇朝经世文编》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中国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近代“睁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自幼聪慧，勤奋好学，读经学史，常至深夜。十五岁（1808年），改名魏源，考入邵阳县学。十七岁（1810年）考取秀才。二十岁（1813年）考入湖南岳麓书院，同年癸酉科选拔贡。二十九岁（1822）年参加顺天乡试中举人。在京期间，与同乡陶澍、贺长龄等多有来往。1819年，贺长龄任山西学政，因赏识魏源才华，邀其入幕。1825年，时任江苏布政使的贺长龄，获悉魏源住在南京龙潭湖，遂再邀魏源入幕，负责《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

1825年，魏源开始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次年冬成书，1827年刊行，前后历时两年多。《皇朝经世文编》又名《清经世文编》，凡120 卷，辑录自清开国至道光初近200年间654 位作者2236篇文章。所收文章多为政书、奏疏、论著、书札、方志等，魏源根据内容将其分为8 纲65 目。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使魏源的思想和注意力发生了很大转向。在此之前，魏源一直潜心于公羊学和理学的研究。虽然公羊学的“变革”、理学的“经世”和他的老师刘逢禄所倡导的“通经致用”的学风促成了魏源“经世致用”思想的形成，但仅限于学术研究。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近两年中，他阅读了从顺治到道光年间关于漕运、河工、盐政、边防等大量资料，了解了这些实务的发展概况、沿革变迁、蠹政弊端及建言献策。他融会贯通各家观点，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到见解。《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使魏源的经世思想得到巩固、深化、成熟，同时促使他从纯学术的经学研究转向经世致用的方略研究，为他从经学家转型为改革思想家打下了基础。

魏源曾经协助贺长龄、陶澍、林则徐等人处理漕运、河工、盐政和兵政等事务，他深谙其中的蠹政弊端，也深切感受到这些秕政带给清王朝的统治危机和社会冲突。他希望能够为统治者寻求一条救偏补弊、匡时济世的道路。魏源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时做了有益的尝试。他明确提出“书各有旨归，道存乎实用。志在措正施行，何取纡途广径，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1]，即以“经世致用”思想为宗旨和指导，以“时务”和“实用”为标准编纂《皇朝经世文编》。

二、切时务实：《皇朝经世文编》的选文原则

确定“经世致用”编纂原则之后，魏源就坚持以“切时务实”为标准选择经世文章，“例画则义专，宗定则志一”[1]。

1.选材宜广。要想精取，惟先博采。编纂的基础是大量搜集材料，广征博引。“匪但专集易寻，亦多他书别见，则搜罗之宜广也。见闻或限于方隅，惠邮尚资夫益友。”[1]魏源选材最多的三个来源是：“专集”、“他书别见”和“传抄”。《皇朝经世文编》中文章绝大多数来自个人专集，据书前“姓名总目”统计，全书著录作者654 人，有专集者381 人，占全书作者近六成。“别见”的选材范围也比较广，有奏议汇编、史料汇编、地方志书等。还有八人之文“得之传抄”[2]，《乡愿论》等八文既无署名，也无出处，也当属传抄。

其次要存异。魏源认为，只要目的一致，做法可以殊途，“有利必有害，论相反者或适相成。见智亦见仁，道同归者无妨殊辙。”[1]。在选文时，对于“主摈互形，偏歧难定”[1]的文章，只要讲求实际，他都兼收并蓄，不以自己的主观好恶妄加取舍，“文无难易惟其是，讵容喜素而非丹？”[1]。魏源选文时的兼收并蓄使读者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时能有更多的选择性。“惟集思而广益，庶执两以用中，则取善之宜广也”[1]。

2.选文重“切时务实”。“时务莫切于当代。”[1]魏源为此提出选文“三原则”：“凡高之过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矣”；“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矣”；“凡于胜国为药石，而今日为筌蹄者，亦所勿取矣。”[1]一句话概括就是选文要摒弃空谈，立足当下，注重实际。

魏源选文重在“适用”，既不因人废言，也不因文废义。“矧夫适用之文，无分高下之手。或迩言巷议，涓流辄裨高深；或大册鸿编，足音寥同空谷。”[1]只要文章“适用”，作者不论“硕公、庞儒、俊士、畸民”。[3]

魏源坚持选“切时之言”，为此他不惜打破“身后始出”的选文传统。按照文编类的编纂传统，编者很少辑录健在作者的著作，更不会选编自己的文章，明末陈子龙的《明经世文编》即是如此。但代有创新，陆耀的《切问斋文钞》就辑录了像戴震、刘大櫆等“健在者”的文章。魏源认同陆耀的做法：“陆氏《切问钞》之叙，乃乾隆四十载所刊。时海峰、东原岿然并存，而风俗时宪已收数作，殆以切时之言，无须身后始出。”[1]根据“姓名总目”统计，他共选录了如阮元、陶澍、贺长龄、龚自珍等54 位与他同时代的“健在者”的179 篇文章，而且把自己的16 篇文章也选编在内。

河工、漕运、盐法和兵饷被称为“清代四大政”，事关国计民生和王朝稳定。但到嘉道时期均已积久弊生，沉疴日重，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如何救偏补弊、变革图强成了当时官员和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魏源选文时尤重财政经济兵政等“实务”文章。《皇朝经世文编》中有关财政经济事务的“户政”28 卷535 篇，“工政”26 卷385 篇，“兵政”20 卷341 篇，三者卷数占全书近六成。

三、编以致用：《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原则

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目的是救偏补弊、匡时济世，除了选文要“经世”外，“编以致用”也是他要考虑的问题。

1.纲举目张，条理清晰

在编排体例上，《皇朝经世文编》远绍明末的《明经世文编》，近学乾隆时期陆耀的《切问斋文钞》，并有自己的创新。

陈子龙在编纂《明经世文编》采用了以时系人、以人系文，即以人为纲，以年代先后为次的编排方法[4]，张舜徽评价其为“有如乱钱在地，顾无索以贯之。”[5]陆耀在《切问斋文钞》中则有所改进，将选文以类编排，分为学术、风俗、家教、服官等12 类。

魏源继承并发展了《切问斋文钞》以事类为纲的编排方法，采用“以事类为纲，纲举目张的双层分类体系”。[4]全书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 纲，8 纲再细分为65 目。

“既经世以表全编，则学术乃其纲领。”[1]“学术”为全书首纲，纲下分6 目，辑录了顾炎武、段玉裁、张尔岐等人的129 篇论学文章。这些文章强调“学必切于实用”，从理论的角度引导读者认识并接受经世致用的思想。

“而朝廷为出治之原，君相乃群职之总，先之‘治体’一门，用以纲维庶政。”[1]次纲为“治体”。“治体”下分5 目，辑录了关于国家政体和治理的文章157 篇。

天下时务纷繁复杂，魏源认为“万事莫备于六官”[1]。他仿照按吏、户、礼、兵、刑、工行政六部制，将具体时务分为“六政”。“六政”纲为全书主体，文章数占87%。

魏源编纂《皇朝经世文编》坚持“学术——治体——治法”的体例安排，以“学术”为纲，统领全编，“治体”统领“六政”。各纲子目设置也是如此，先总论原则、精神，再分论具体。这种“纲举目张”的体例安排既凸显了纲与纲、纲与目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也使得全书结构谨严，条理清晰。尤其是具体类目的设置，既便于资料查阅，又利于指导实践，有助于实现魏源“编以致用”的目的。

2.结构合理，体例完备

从全书结构来看，《皇朝经世文编》包括主体和辅文两部分。主体部分是指魏源选定的“八纲”2236篇文章，辅文有《皇朝经世文编叙》《皇朝经世文编五例》《皇朝经世文编姓名总目》《皇朝经世文编总目》等。《皇朝经世文编叙》说明本书所持的思想观点和编纂目的。《皇朝经世文编五例》即全书凡例，提供了编纂宗旨、思想和原则。《姓名总目》是魏源在体例上的创新，它提供了所选作者的生平简历及其著述情况，无署名无出处的，也说明来源，对于读者来说这样既有利于查阅资料，更有助于知人论世。除此之外，魏源还在一些文章后添加了解释、说明、注释或评论等，以利阅读。

《皇朝经事文编》正文加辅文”的设置使结构更合理，体例更完备，同时也便于读者阅读、查阅和利用。

3.选录精工，便利阅读

咸据椠本。古时图书多刻版印刷，不但费时费力费钱，还易损毁。再加清前期文字狱频仍，许多著作文章多赖传抄，以致鲁鱼亥豕，所在多有。为便于读者获得更准确信息，魏源辑录文章时非常慎重，“今兹所录，咸据椠本。保无子瞻海外未辨存亡，乐天时人已疑今古……”[1]

节冗去偏。针对当时肤泛不切的文风，魏源认为，“不节冗，将以无文妨行远也；不去偏，将以小疵废大醇也”。[1]因此在选文时，他尽量选择短小精悍、言近旨远的文章或对入选文章加以删节。《皇朝经世文编》虽上百万字，但以2236 篇看，每篇平均才500 字左右，微言大义、言简意赅之作比比皆是。如朱彝尊的《乐俭堂记》连标题才335 个字，能将“乐、俭”论议得精辟透彻。

句读圈识。古时图书不论是刻印还是抄录，很少加句读符号，对于阅读者相当不友好。为便于读者阅读和使用，魏源贴心地为每篇文章分段和加上标点。“句读以省浏览，圈识以明章段”[1]。在古代档案文献编纂史上这种做法难能可贵，可见魏源想借《皇朝经世文编》去救偏补弊、匡时济世的迫切心情。

四、匡时济世：《皇朝经世文编》的价值和影响

“既经世以表全编”的经世思想贯穿了《皇朝经世文编》全书，也充溢着魏源急于救偏补弊、匡时济世的迫切心情。他希望借历史之石，可以攻现实之玉。《皇朝经世文编》也的确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1.倡导了经世致用的学风

清代前期，文字狱盛行，学者研究前朝及当朝极易引上杀身之祸，迫使他们不得不转向“争治诂训音声，爪剖釽析”[6]的考据学。考据学研究在乾隆、嘉庆时期达到鼎盛，因此常被称为“乾嘉汉学”。

乾隆中后期，清王朝矛盾日深，危机四伏。而此时汉学学者大多泥古守旧，研究脱离社会现实，有时纯粹为考证而考证，饾饤繁琐，造成“锢天下聪明知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6]的恶果。“末世”危机引发有识之士的忧虑，他们批评乾嘉汉学僵化繁琐，无补于社会发展，希望倡导经世致用的学风，革除积弊，变法图强。

魏源秉持“经世致用”的编纂宗旨将散落在各处的“经世”文章辑录于《皇朝经世文编》，集中展现了清前中期经世实学的各种思想观点。刊行之后，深受读者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后又多次翻印，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已知版本有17 种之多。俞樾在《皇朝经世文新增续编序》中这样描述：“数十年来风行海内，凡讲求经济者，无不奉此书为矩矱，几乎家有其书。”[7]

《皇朝经世文编》的畅销催生了“经世文”编纂的热潮，在晚清乃至民国社会形成了“经世致用”的文化氛围，它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对当时及后世的学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引领了“经世文编”的编纂热潮

如前所述，《皇朝经世文编》一经出版就广受欢迎和好评。自晚清至民国初年近百年来，很多文人学者竞相仿效，各种续编、补编、新编和统编等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多达20 余种，出现了一股“经世文”的编纂热潮。

后世“经世文”编者对《皇朝经世文编》都极为推崇。盛康赞其为“据典宏规，于斯焉萃，言经济者宗之。”[7]陈忠倚在《皇朝经世文三编例言》中称《文编》为“经国杰作”；陈邦瑞在《皇朝经世文四编序》中称《文编》“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洵称大观。后贤复踵而续之”。[8]

这些“经世文编”虽多仿效之作，却也对当时及后世学风、士风有或大或小的影响，同时也保存了大量史料，可以为我们研究十九世纪前后的社会经济状况提供宝贵的资料。

3.启蒙了近代经世致用的思潮

魏源认为“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亦无穷极不变之法”[6]，想要探索能够匡时济世、挽救危局的道路，就应该救偏补弊，变法图强。

魏源求实的眼光和求变的心态对后世的“经世文”编者有示范性的作用。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些编者根据实局变化在经世致用、变法图存的基础上逐渐加入了学习西方的内容。如葛士濬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续编》时专门增加了“洋务”一门。于宝轩曾经解释编纂《皇朝蓄艾文编》的目的，“吾中国病深矣。……以旧方治新病，固知无补。若欲起膏肓、甦痿锢，则非储药笼于深山，征奇方于海外。”[9]何良栋在辑录《皇朝经世文四编》时增设“外部”一门。梁启超、麦仲华等人编纂《皇朝经世文新编》时根据时局变化重新设计类目，新增“外史”“会党”“教宗”“交涉”等，只保留《皇朝经世文编》的个别类目如“官制”“学校”“农政”等。

《皇朝经世文编》引领了近代“经世文”的编纂热潮，书中所体现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和求实求变的精神启迪了近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发展，启蒙和影响了从洋务派、改良派、维新派甚至一直到资产阶级革命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