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晓宇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播迁昆明，办学八载，弦歌不辍，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世界文明的发展保存和培养了大批精英，成就了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一段传奇。学者大师一时聚集昆明，灿若星河。梨烟村，又名龙院村、梨园村，是位于昆明城西郊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也有幸与西南联大相逢，书就一段共济时艰、保存文脉、教育报国的历史传奇。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依山夕照、晚霞映衬的梨烟村现已是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不复有昔日优美的田园风光，但梨烟村与西南联大的历史故事和文化精神值得我们永远铭记缅怀。

战时家园荟群英

梨烟村中的惠家大院始建于1910年，全貌已不存。惠家大院门楼2003年11月被列入西山区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1月被列入昆明市文物保护单位。1937年云南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惠我春先生购入并与家人共同居住于此，故名惠家大院。惠我春(1877- 1948)，字云岑，云南宣威海垡冲乡人。先生原籍陕西省扶风县，时移世易，辗转至宣威定居。幼年家贫，曾为人放牧，然勤奋好学成才，时逢迤东曲靖府八届学考，遂往投考，取第一名。1906年考入云南陆军小学堂任国文教员，1909年升任云南讲武堂国文教习。先生自编讲义，经常在报上发表文章，内容侧重时论，宣传民主主义、爱国思想和推翻帝制，鼓舞革命精神。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先生积极拥护革命，投入运动。1915年云南护国倒袁运动兴起，任讨袁军政府宣传部长、枢密官，创办《义声报》，任总编辑，为讨袁笔伐辛劳备至,对宣传护国运动功不可没。当时唐继尧题赠“有义声来自西南，是集义所生者，何物敢窃神器”，赠匾“有勇知方”。蔡锷将军题赠“阐扬大义 传播仁声”等书联。后《义声报》改为《民治日报》，仍任主笔。1923年惠我春先生参于创办云南东陆大学，受聘为名誉教授。后先生淡泊名利，寄情山水，于昆明西郊梨烟村定居。他以“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为准则，清廉正直，生活简朴，和蔼可亲，好善乐施，救苦济贫，梨烟村中妇孺皆知，不论老少均尊称其为“惠老师”。

1939年秋天，敌机对昆明的空袭越来越频繁，城里越来越不安全，西南联大教授们纷纷带领家眷疏散到郊区农村居住。一部分迁居北郊岗头村、黑龙潭，一部分迁居西郊黄土坡、大普吉、海源寺梨烟村一带。由于战时大量机关、人员西迁到昆明，住房奇缺。惠老师深明大义，无偿将外院的二层楼让给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居住，并将其院内空地无偿给西南联大盖房让教授们居住。惠老师还把自种成材的桉树砍伐，在围墙内拼搭“干打垒”的5 套房间让西南联大教授居住。

自1940年秋天开始，居住于惠家大院的西南联大教授有：理学院院长吴有训（芝加哥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加州理工学院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地质地理气象学系教授赵九章（柏林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工学院电机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所长、教授任之恭（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研究员范绪筠（麻省理工学院博士），电机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教授叶楷（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金属研究所副教授、代理所长余瑞璜（曼彻斯特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算学系主任、教授杨武之（芝加哥大学博士），算学系教授赵访熊（哈佛大学硕士）、姜立夫（哈佛大学博士、中央研究院院士），外文系教授吴达元（里昂大学硕士）、杨业治（哈佛大学硕士），随后西南联合大学常委、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也到此居住，加上之前就在此居住过的中文系教授朱自清，一共14 位教授，其中吴有训、赵九章、赵忠尧、余瑞璜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姜立夫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此期间，“七君子”之一李公仆先生也同院居住。可谓文理工各科交融，群星璀璨，大师云集。杨武之的大儿子、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杨振宁当时是西南联合大学学生，假日也随同父母在此居住。

更令人感动的是，据惠我春先生十子惠国昀回忆，当时西南联大教授们的工薪微薄，生活清苦，每至年节，惠老师就让家人将家乡特产——宣威火腿做熟后，分送各位教授，以改善伙食。宾主相处，十分欢洽。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在动荡、贫困和危险交织的抗战岁月里，惠老师的善行真是雪中送炭，惠我如春。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说：“我与云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到昆明访问，曾两次满怀深情地访问了当年梨烟村的家——惠家大院。

在西南联大教授、清华大学无线电研究所所长任之恭的回忆录中，对惠家大院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一位以前的中学老师惠老师有一座有两个天井的带里院的中国式庭院，惠老师和家人住在里院。里院通向一个大得多的外院，外院由一个大院和另一个较小的侧院组成。惠的地方可以安排13 位教授的家庭住，其中至少有一半是清华各个系的，例如我家最初被安排在以前的厩棚的楼上，只有三间简陋的房间，由两堵腐朽的板壁将屋子隔开”。[1]他同时把当时的居住条件记录下来，“当日寇对城市的轰炸危及生命时，数学教授赵访熊及其家人愿意和我们一块住。赵家占了最末一间房作卧室，我家占中间的房间，剩下的第三间入口的房间作为我们共同活动(生活、吃饭、做饭等等)的场所。每当赵家人想出入，或需要使用便桶时，就不得不穿过我们的房间”。[2]这里生活的卫生条件相当差，水从附近一个严重污染的池塘取来，躺在床上即可从房顶的许多小孔看到星空。一次还有一条蛇从屋顶的洞口直接掉到他们的房间里。这些教授大部分都带有家属，大大小小约有四五十人之多，十分拥挤。除了后来建盖的梅贻琦住房以及余瑞璜所住平房两间外，其他都是三四家人共住一栋上、下各三间的楼房，每家不过一两间住房，每间房屋约有20 多平方米，用木板或篱笆分隔为前后两小间。由于楼板的缝隙较大，扫地时，灰尘渣滓扑簌簌地往下掉。居住在楼上的任之恭夫人每次扫地时，必会事先告知楼下的吴达元夫人：“吴太太，把你的东西都盖上。”

在惠家大院安家的西南联大教授们，不止住宿条件艰苦，生活也是非常艰辛。物理学家赵忠尧先生在家做肥皂外出售卖以补家用。教授们多靠步行往返于梨烟村和学校之间，来回十几里路。然而，再艰苦的条件，也没能扼杀大师们的昂扬斗志，没能阻挡住大师们一心扑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上。任之恭先生回忆道：“尽管主要由于战时的通货膨胀使我们的生活条件愈来愈差，但我们的士气一般都还很高。每天我们从梨园村出发，带着午饭盒，沿着稻田窄窄的田埂走两公里到研究所。工作到了太阳下山，我们又走回村里。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这并不轻松，而且我们总是摆脱不掉惶惶不安和忧虑，但我们能够工作和生活，也很少抱怨”。[3]

西南联大教授们对于立国兴邦、旧邦新命有着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在梨烟村中，朱自清先生（字佩弦）不畏清苦，忘我工作，“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仍是夜里十二点钟以后才休息。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毫不放松。他工作起来仍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容拖延”。[4]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先生“夜晚看书、写作、备课只有一盏油灯相伴。……吴先生从乡下住处走到城里学校，一天往返约30 余里,全靠步行,吴先生终年穿一件洗得褪色打有补丁的蓝布长衫,一身‘穷教书匠’打扮。但他始终精神焕发，斗志昂扬，一心扑在科学和教育工作上”。[5]他们心中充满着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对祖国昌盛、民族复兴的热切期望。这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能秉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气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豪迈情怀。

诗意栖居梨烟村

从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先生日记中可知，1941年年初，他携家移住梨烟村。住地距离联大办公处，乘人力车三刻钟即到。1941年1月27日是大年初一，生病发热的梅贻琦，借一辆汽车携家人自驾同往梨烟村小住养病，“借得某君汽车，七点余至村门，幸天气晴和，再以洋车至寓所”。[6]随后几日，同住惠家大院的任之恭随同赵访熊、叶楷前来探视，杨武之夫妇及吴达元、杨业治夫妇、吴有训也先后前来致候。及至病将痊愈，梅贻琦访惠老师，随后又至同院的杨业治、叶楷、姜立夫、吴达元、杨武之、任之恭、赵访熊等教授家稍坐回访，彼此之间浓浓的情谊尽显。

梅贻琦一家在梨烟村中曾搬过家。1941年2月9日，梅贻琦“午前散步外出，至惠老师院访惠老师”，[7]说明此时他并未住在惠家大院。这与在惠家大院居住的叶楷、姜淑雁的回忆是一致的。[8]5月15日，梅贻琦一家终于从旧房（他在日记中所称“梨烟村寓”）移住至惠家大院内新建小楼，当日“九点乘洋车往梨烟村看新房，今日已能移住矣。杨武之夫妇送饭来，与郁文同食，后由稍安置器【物】”。[9]梅贻琦在日记中还记录了建房的时间经过：3月16日，“下午四点与郁文往范绪筠家望看新妇，彼等亦住惠老师院，因见新建小楼已划线破土，据包工言，四十日后可以完成”。[10]5月11日又载，“饭后至惠老师院看新房，尚须三数日始修好”。[11]

梅贻琦很喜欢这处居所，他在致陈寅恪先生的信中写道，“舍间一小部分亦移居梨烟村（海源寺附近），弟每周偷闲去住二三日”。[12]居住于此的梅贻琦，感受着梨烟村的清静、逸趣和快乐，“余独留乡下，自办晚饭，亦颇有趣”[13]，“下午小睡后偕祖彦至村后散步，以外一日无所事事”。[14]“6:00 起，窗外朝阳可爱”，[15]“午前下乡，颇感休息之乐”。[16]

在梅贻琦眼中，梨烟村的美景颇多，尤其以日将落山时——梨烟夕照炊烟袅袅为最美。“归来时，于暮色苍茫中望见山下村落炊烟四起，颇饶意致”。[17]“天夕外出散步，斜阳映在远山上，红紫模糊，愈显可爱。回看村中，已在阴影暮色苍茫，炊烟四起，坐河堤一大松树下，瞻顾留连，至天已全黑始返”，[18]看，这样的如诗入画美景，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笔下“诗意地栖居”来形容，实不为过。再用哲学家冯友兰在其名作《中国哲学简史》中的一段“一幅山水画里，在山脚下，或是在河岸边，总可以看到有个人坐在那里欣赏自然美，参悟超越天人的妙道”[19]进行对照，活脱脱地是梅贻琦彼时的画像。《梅贻琦日记》惜墨如金，言极简而意赅，一日记叙，往往寥寥数行文字而已，也极少表达和流露他的情感。但对这里的乡村晚景，他在日记中如此慷慨笔墨伺候，将这种动人心魄的美表达得酣畅淋漓，足见他对这里的钟爱。从中，我们再一次深深地感受到西南联大的教授们既有高山仰止，又具人间烟火的可贵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