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田芯竹

黄金时节别且兰，为感与情忍涕难。

程缓不劳催马足，装轻未肯累猪肝。

1849 年秋，云贵总督林则徐因重病缠身不得不告老还乡。在返回福建老家的路上，他以写诗来抒发对红土高原的眷恋之情。

这个曾经主持过虎门销烟、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在鸦片战争中被人诬陷并遭遇政治打击，曾被道光帝革职流放新疆。当踏上云南的土地之后，秀丽的风光令林则徐精神为之一振，他发出了“不负行勠（téng）一万里”的慨叹。边疆，成为了他晚年的精神避风港。至今，林则徐的一些为官事迹仍被云南百姓所传颂。据说他曾在滇中大旱之际为民求雨，感动龙王降下甘霖。

素有“滇中第一古祠”之称的昆明黑龙潭便是林则徐当年祈雨之处。这里山高树茂、浓荫铺地，有唐梅、宋柏、元杉、明茶、清玉兰五朝“奇花异木”。尤其以“两水相交鱼不往，一桥横断水色殊”的清浊两潭泉水闻名于世，自古以来便被当地民众视作“水旱必祷”的福泽灵地。

人类生命的重要诞生地

实际上，被云南百姓所崇敬的不止昆明黑龙潭。在广袤的三迤大地上，还有为数众多以“龙潭”“龙池”“龙泉”“龙湖”“龙源”等命名的湖泊和水源。高原人一直将水视为孕育生命的希望之源，云南的简称“滇”与省城的名称“昆明”，便与滇池和洱海两大湖泊直接相关。

有关统计显示，云南境内不但拥有分属于“六大水系”的大小河流数百条，而且还有“九大高原湖泊”和若干小湖泊镶嵌其间。论水资源丰富程度，云南在全国名列前茅；论水系，云南居于全国之冠。

地球生命的诞生，与水息息相关。拥有全国第二深水湖——抚仙湖的澄江市，便记录了地球生命诞生的奇迹。

1984 年，在澄江帽天山发现的“纳罗虫”化石，让全世界看到了5.3 亿年前寒武纪早期海洋动物的庐山真面目，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提供了实物佐证，震惊全球科学界。

此后，最早的脊索动物“云南虫”和脊椎动物“昆明鱼”化石的发现，让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二者是人类的始祖，奠定了人类演化的根基。因此，说云南是人类生命的重要诞生地之一，也不为过。

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

与世界上许多地区一样，云南先民早在旧石器时代便已开启了追逐水源的历程。高原上的众多江河湖泊，由于能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相对稳定的水源，成为了古代先民“逐水草而居”的首选对象。全省多处湖泊、江河流域都留下了他们生活的痕迹。

考古学家在滇池、洱海、金沙江中游、澜沧江、怒江等周边许多古人类遗址发现了大量石斧、石锛、陶片、网坠等新石器时代器物，表明当时社会生产力已经有了飞跃性发展，为此后云南古代文明走向辉煌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如中原地区流传着“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佳话一样，云南先民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当中，也逐渐摸清了“水的脾气”，进而变害为利。其中，滇池水利的变迁便是一个明证。

据史籍记载，早在先秦以前，生活在滇池流域的百姓早已在湖泊周围开辟田地，形成了“肥饶数十里”的耕田和聚邑，农业生产获得一定程度发展。而滇池西南到东南地区不少堆积如山的螺蛳壳，便是古代先民“靠海吃海”的反映，他们敲开螺蛳壳尾部，挑取螺肉食用。这一上古食风，至今仍在云南部分地区保留，所不同的是，在与现代烹饪手法结合之后，螺肉的味道变得更加鲜美。

秦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先后派人在滇池周边开垦农田，并修造了陂（bēi）池等水利设施来引水溉田、造福百姓，使滇池流域成为农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到了元代，云南行省平章政事赛典赤·赡思丁派人修建松华坝水库，开凿了宝象河、马料河等进入滇池的6 条河道并疏浚、扩开了螳螂川的出水渠道，滇池水位从此大幅降低，大量滨湖沼泽变为良田，昆明不但一跃而为全省重要的“鱼米之乡”，而且其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因此而更加稳固。

赛典赤·赡思丁逝世后，昆明百姓感念其治理云南的丰功伟绩，建起了忠爱坊以表崇敬与追思。治水，不但使百姓摆脱了水患侵扰，而且也成就了一段又一段民族团结的历史佳话。

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

随着农业和定居生活的出现，人类在追逐品质良好的地表水之际，开始寻求“备用水源”。云南先民在旧有的水源地上进行挖掘，出现了以井为代表的早期人建水利工程，此举也催生了城市的诞生。

比如，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建水的繁盛便与水井密不可分。民间传说，建水是“先有井，后有城”，是井水给这块地域聚拢了人气。如今，古城街头巷尾依然古井遍布。即便是在自来水高度普及的今天，每天来到井边汲水之人依旧络绎不绝，用井水制作的豆腐和米线也因口感细腻软滑而被视为滇味名品，畅销全省。

红井、龙井、月牙井、玉洁井、大板井等形状各异、深浅不一、眼口不等的井泉，在数百年间哺育了不少文人杰士。明清两代，建水因为考中的进士人数占全省一半以上而获得了“临半榜”“文献名邦”的美誉，并形成了别具一格的爱井护井“古井文化”。

水在为高原带来美丽和富饶的同时，还赋予了各族群众众多的生存智慧。

“死水不经瓢舀，流水不怕车拉”；

“平路掼死马，浅水淹死人”；

“力气使得完，井水打不干”；

“摆上三天，水会变味；闲上三天，人会变懒”

……

这些今天仍在民间流传的谚语俗语，无一不是高原百姓在水的启发之下对生活展开的思考。可以说，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云南人的生活态度，是“云南智慧”的重要源泉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水还作为一种文化纽带，不断拉近着高原儿女之间的联系。比如，每逢傣历新年，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的百姓都要举行盛大的泼水节庆祝仪式。随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的加深，这一节日早已不再是单一的傣族传统节庆日，而是成为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

每年泼水节期间，不但西双版纳州和德宏州热闹非凡，就连数百公里之外的省会昆明，也会有多个城市社区和公园固定组织文娱活动“遥相呼应”。这在缓解了在昆打拼的傣族等少数民族群众思乡之苦的同时，也让本地各民族居民和来昆游客领略了独特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促进了各族群众间的交流与团结，进一步铸牢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有源头活水来”

水井的诞生，不但为人类提供了适合于定居生活所需的饮水基础，而且激发着人类在用水、调水的道路上展开探索，进而催生了坝、堰、渠等水利工程的发展。虽然直至清末民国时期，井水、河水等依然是城市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来源，但无论是人工开凿的井水，还是自然的河水、湖水，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

一方面，以传统凿井技术开掘出来的大多是浅水井，不但存在水味咸苦的问题，而且水井数量有限，拥有私井的大户人家取水比较便利，但绝大多数百姓只能在公共水井排队担水，特别辛苦。另一方面，由于离地面较近，一旦雨季来临，河水暴涨，垃圾、粪便等污物容易被冲入河中，造成污染。在缺乏必要消毒措施的情况下，很容易滋生细菌，导致疾病暴发。这些，都在促使人们寻找新的水源。

比如，昆明人为了解决“吃水难”问题，当地绅商于1916 年开始招商集资，选取翠湖九龙池为水源地筹办自来水公司。该公司于1920 年建成供水，成为云南历史上第一家自来水公司。而比其早8 年建成的昆明石龙坝电站，则是任何一本涉及中国水利工程史的书籍都绕不开的话题。这座于民国元年（1912 年）建成的中国第一座水力发电站，集中反映了边疆人民不甘人后，勇于追求科技近代化的雄心壮志。

虽然云南人追求好水品质的意识并不亚于他省，但由于管网覆盖有限、水费高昂，加上人口膨胀、不敷使用等原因，使得民国时期的普通人难以享受到自来水之便。“水龙头”只是达官显贵和社会名流炫耀优裕生活的利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饮水安全问题，不断投入重金在全省各地兴建大规模水利设施。其间，自来水管网不但深入城市的千家万户，而且陆续向农村地区普及。低廉的水价充分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饮水用水需求，自来水成为云南人的主要生活水源。

在刚刚过去的“十三五”期间，边疆各族儿女在党中央的团结带领下，吹响了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号角，全省各地基础设施建设迎来新一轮大发展，作为“五网”内容之一的水利建设被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得到了优先落实。如今，即便是云南最偏远的地区，自来水等基础水利设施已成为各村寨的标配，“拧开龙头即可得水”已不是遥不可及的梦。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这源头，便是党的光辉。

在党的光辉照耀下，边疆人民从河湖里担水、从井中汲水、向上天祈水的历史已经彻底不复返，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在不断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