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潇　阴博文

摘 要：版刻书法，是中国雕版印刷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国书法史不可缺失的一部分。版刻字体，在不同时代甚至不同地区，都体现自身的时代性和地域性。以浒湾地区的雕版印书为依据，研究与分析浒湾版刻字体风格，并梳理历代版刻字体的发展，从书法学的角度探讨浒湾版刻字体与历代版刻字体的联系。

关键词：浒湾;版刻书法;字体风格;楷书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西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江西版刻书法研究——以浒湾版刻书法为例”（YC2021-S312）成果之一。

一、浒湾版刻字体风格探究

版刻书法，是以木版为载体呈现出来的书法样式。版刻书法与碑帖书法的制作工序大致相同，都是对底稿进行再加工，从而使其得以保存和流传。版刻书法伴随着雕版印刷的产生而产生，浒湾版刻书法主要是指清代浒湾地区雕版古籍中的版刻书法。

版刻字体属于书迹的范畴，从古籍版本的角度来看，字体是构成书迹的关键因素，也是古籍版本鉴定中的重要部分。黄丕烈曾言：“字之气息，随时而异。”[1]从书法研究的方面来说，古籍字体是中国书法的一个重要载体。通过古籍字体的研究，可以清楚地看出历代书法字体的演变。从文化研究的视角来看，浒湾版刻字体体现出了清代审美风尚的变化，版刻书籍作为文化与艺术的载体，对清代的文化传播及艺术繁荣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金溪浒湾，一个被郑振铎先生誉为“清代中国四大出版中心”的古镇[2]。浒湾版刻以雕版印刷为主，历史上有记载的江西雕版印刷可以追溯到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前后，当时的江西观察使纥干泉运用雕版印刷印制《刘宏传》一书。至宋代，江西雕版刻书则逐渐形成固有范式，无论官刻还是私刻、坊刻皆开始重视书籍的装帧。此时，版刻书法的雏形开始出现，刻书字体颜、柳、欧兼涉，其中官刻书迹主体字迹技术会更加标准化，私刻和坊刻则比较自由。这种装帧的自由也使得书者可以在卷末无须顾及太多，根据自身的财力、喜好、信仰等自行鐫刻书题或牌记。私刻与坊刻发展速度之快，用苏轼的话来说就是：“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唯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3]

现有资料统计下，浒湾版刻书法的图书种类在5000本以上，包含了经史子集、药学堪星、科普生活等诸多门类。如：《李义山诗集》唐代李商隐撰，顺治十六年（1659年）怀德堂刻本，半页10行，大字左右双边，小字双行，行21字，钤有“国立清华大学图书馆藏”印，线条清晰，现藏于清华大学图书馆（图1）;《陆宣公集》唐代陆贽撰，乾隆五年（1740年）云林怀德堂写刻本，半页10行，左右双边，行20字，现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图2）;《陆象山先生全集》宋代陆九渊撰，清道光三年（1823年）金溪槐堂书屋重刻本，半页6行，行16字，现藏于江西省图书馆（图3）。大到科考读物，小到民间词唱;从满汉对照词典到本地乡贤遗著，可谓是珠玉并呈。在鳞次栉比的书架上寻找出能够代表浒湾不同时期的版刻书籍并非易事。笔者结合有关文献，认为浒湾版刻书法字体虽以宋体刊刻为主，但在此基础上受历代楷书一定影响——或取颜体，如红杏山房重刻本《司马温公全集》;或取欧体，如光绪十九年（1893年）德盛堂刻本《正字千字文》;或取赵体，如乾隆三十年（1765年）会友堂刻本《璇玑遗述》;或兼取两家字体，如兼取颜、柳之体，或兼取颜、赵之体。

二、历代版刻字体沿袭概述

钱存训在其书《中国古代书籍纸墨及印刷术》中的《现存最早的印刷品和雕版实物》一文中考证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版本历史。这部现今可考证的最早的雕版书法作品字体怪异，楷书行笔自由、率性，“荒率朴拙的字迹歪歪斜斜，分行不齐，却自有一种粗犷之美”[4]。唐代版刻书法作品多为佛经、历法，佛经尚且书写如此，民间所用的历法则更为粗放，且当时参与刻书的人士多为民间匠人，官员与文人极少参与，因而唐代的版刻书法字体艺术性更集中于写经体之上。

五代十国政权更迭频繁，南方政权在经济文化上较中原地区迅速缩小，版刻在各地兴起，唐长兴三年（932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版，从之”[5]。版刻书法也开始从民间进入官方主持的儒家经典印制之中，并逐渐代替石印。由官方组织的经书刻印所请的书工也多是当时优秀的书法家，例如国子丞李鹗。这一时期的版刻书法字体在儒家经典书籍中主要是端正严谨的欧体、颜体等唐楷风格字体;在佛教版刻书法作品中则延续了唐代写经体的字体风格，除此之外，类似北魏造像的题记也开始出现。由此可知，五代时期版刻书法字体风格仍以楷书正书为主体，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不同楷书风格的刻书字体，官刻倾向追古与规矩，私刻则倾向写意与碑拓。

宋初正楷行欧、柳书，仁宗以后行颜书[6]。宋代的“右文崇儒”政策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版刻书法艺术也在宋代走向了第一次巅峰。北宋初年刻有四部大藏经，此时官刻佛经字体并没有沿用唐写经体，而是采取了颜、欧、柳等唐楷作为书体。字体风格上也不是刻意追古，刻工对于笔画粗细的把握不同，主持者的个人喜好不同，这些都影响着字体风格的特征，由此又生发出肥瘦各异的颜体型或风格杂糅的颜欧型、欧柳型字体。单刻本也依然多是忠于唐楷，少许有类似北碑字体的作品。北宋官刻经卷的书手也不乏大家，《宋史》中记载：“锴（徐铉弟）亦善小学，尝以许慎《说文》依四声谱次为十卷，目曰《说文解字韵谱》……铉亲为之篆，镂板以行于世。”[7]

明初，“即刊板所见，如《茅山志》《周府袖珍方》皆狭行细字，宛然元刻，字形仍作赵体，沿至《匏翁家藏集》《东里全集》，仍不失元人遗意”[8]。元明时期坊刻开始兴盛，除了用纸等方面与宋代有着较大区别，在字体方面基本沿袭宋代刻书。明代版刻字体在结构、笔画上更加灵动柔美，且楷书行楷兼具。以明代建阳坊刻本为例，明前期赵体字、颜体字等软体字应用较广，明中后期出于提高刻写效率的需要，基本采用以仿宋体为代表的硬体字，相比宋建本，元明时期的建本坊刻的书写艺术性呈减弱趋势。

三、浒湾版刻字体与历代版刻字体的联系

同历代版刻书体多选择楷体一样，浒湾版刻书法的书体选择也是以楷体为主，其他书体为辅，楷体在版刻书法中作为主体书体的地位并没有因其他书体的强弱时期的变化而受到影响。由上文对于版刻书法字体沿袭的叙述中可知，具体到字体风格变化层面上，历代版刻书法字体多是楷体内部的风格变化，这也是版刻书法的主要变化特征。除此之外，其他书体的应用多集中在序、牌记、跋文之中，尽管这些形态多样、风格迥异的文字为版刻书法增添了艺术性，但是它们仍然只是书籍的次要组成部分，更何况这些部分的文字有的是书工兴致使然，有的是藏家递藏留墨，相比雕版的批量复制具有很强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不能准确地反映其所在历史时期版刻书法的书体构成问题。

从版刻书法用途来看，历史上的雕版印书多是实用性高于艺术性，其因有二：一是书籍装饰性多体现在他的封面装帧之上，不盈二尺的纸质封面既要被线装占去一侧，又须兼顾书名的醒目，留给书工的装饰性空间严重不足。即使是装帧精美的书籍，其艺术感也多是来源于用料的精致、排版的工整、字迹的清晰、插图的精美，而很少见到以书法见长拔高收藏价值的书籍。二是版刻书法在视觉冲击力上远不如卷轴、楹联、中堂等大幅墨迹，反而更接近手札的书写，虽然行草也是版刻书法之中常见的书体，尤其在“尚意”的宋代。但行草书的应用并没有改变版刻书法的正文书体的选择，加之书籍存在天然的艺术表现空间不足的局限，使版刻书法中的行草书体大多数情况下处于边缘地位。

楷书相较于其他书体在版刻书法中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

首先，出于官府教育与科举考试的需要，蒙学书籍及儒家经典多用楷体版本。这样做的好处有两方面，一方面能够提高政务、考试、学习的识读效率，另一方面也能够普及官方字体，起到初步普及书法规范字的作用。

其次，历代刻书多用楷体与刻工的群体特殊性有关。通常情况下，楷体相较于其他书体刻画起来更加简便，学习起来也更加容易系统性地掌握，刻工群体多为底层人士，生计所迫需要赚取更多的工费，这就导致了刻工群体趋向于以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对待雕版刻字，即可以刻楷体则不刻其他书体。如果有其他更实用更简单的字体，他们也会依照自己的楷体木刻经验加以改造，而不会轻易改变既有技术。此外，中国古代阶层固化严重，手工艺者技艺在家庭内部世代相传，每一代刻工的技术都能找到上一代的影子，这样的传承习惯与阶层特征反而促成了楷体与宋体成为版刻书法的强势书体。且雕版印书这一技术对于刻工的依赖性强，直接导致了其他书体无法在生产阶段得到重视，这也就是我们在看雕版古籍时几乎看不到正文是其他书体的原因。

最后，楷书字体是当时版刻书法字体的最优解，它完美兼顾了统治阶层的行政需要、刻工阶层的文化与艺术审美水平、大众对于书籍价格的接受。正因如此，不管书风如何变化，楷书与宋体早早地建立了不可推翻的中国出版行业标准。即使到了清代，浒湾也仍然遵循着这一历史规律。清代是中国书法大变革时期，吴大瀓等金石学家兴起的访碑潮、新的古文字和古碑帖的不断出土、金文、甲骨文、摩崖石刻的研究，推动中国书法进入碑学时代。这一时期追古尚拙的风气也影响到了版刻书法的装饰与非主体文字（序跋、封面、牌记），在清中后期的一些印书堂号出版的书籍中尤为常见，取法曹全（指《汉郃阳令曹全碑》书体）等汉隶的书籍越来越多，也正是由于碑学的介入，版刻书法的书体体系才得以健全。

四、结语

滸湾版刻字体有着其独有的历史发展规律，版刻中的宋体字、楷体字无不表现了在雕版印书中这两种字体的不可替代性。即使一些刻书在今天看来是粗糙的，程式化的，但放眼历史长河，这又是合理的，可贵的。版刻书法为我们展示了书法在版质材料中的无限可能性，碑学体系的渗入也使其艺术价值进一步升华。遗憾的是，雕版印书的没落使成熟的版刻书法失去了生存空间，最终在近现代成为文化历史。拙文对于浒湾的雕版印书也只是作梳理浅析，如果能够为版刻书法研究添砖加瓦，也算是幸事一件。

参考文献：

[1]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续[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13.

[2]毛静.藻丽瑯嬛：浒湾书坊版刻图录[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18：4.

[3]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三十一：李氏山房藏书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6：389.

[4]雷德候.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M].张总，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205.

[5]薛居正.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唐书：明宗纪九[M].北京：中华书局，1976：588.

[6]叶昌炽.语石;语石异同评[M].北京：中华书局，2005：46.

[7]脱脱，阿鲁图.宋史：卷四百四十一：徐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049.

[8]叶德辉.书林清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51.

作者单位：

江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