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嗣禹，陈润好

0 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1]。他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习近平红色资源观不仅深化了学术界对红色资源的认识，而且为新时代图书档案事业转型指明了方向[3]。作为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时期出版的红色图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强大武器和历史见证，更是新时代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加强红色图书研究是践行习近平红色资源观的集中体现，亦恰逢其时，极具时代价值。

广州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也是早期共产党组织率先建立的地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与意义。笔者2016-2019年参与《广州大典》(民国篇)编纂时，根据《民国时期总书目》《广州文献书目提要》和“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现“革命文献与民国时期文献联合目录”系统)、CADAL系统，以及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山大学图书馆、北美东亚图书馆馆藏文献目录等数据来源，搜集整理《民国时期广州出版图书书目》，共收录5，234种图书[4]。其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出版的红色图书约90种。这些图书是广州历史上重要的红色文献，也是当今广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有利于拓展广州革命历史研究的空间和视野，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彰显广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5]。遗憾的是，这批图书尚未被系统揭示。为此，本文围绕1921-1949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在广州出版的书籍(以下简称“广州红色图书”)展开研究，考察广州红色图书的出版脉络、主要构成与基本特征，重点阐释它们在历史与现实中所具备和发挥的突出价值。

1 研究回顾

1990年代起，因应《广东省志·出版志》编纂需求，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出版史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金炳亮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广东出版事业，揭示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领导和影响下的主要出版机构，着重介绍了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红色图书出版[6]。他还专门论述1927-1937年间广东中共出版事业历史，但主要以《红旗》《政治消息》等40余种红色期刊为主[7]。倪俊明厘定了民国时期广东图书出版业发展的4个历史阶段：民国成立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12-1927)、广东地方军阀统治时期(1928-1936)、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和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8]。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基本为1997年12月出版的《广东省志·出版志》采纳[9]，他们整体研究广东图书出版业，实则以广州图书出版业为论述主体，描绘了广州图书出版业和红色图书出版的历史轮廓。此外，卢权介绍了1919-1927年间广州的主要出版机构、出版人和出版图书，分析广东图书出版事业的特点及其成因，概述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及其出版图书[10]；林子雄分时期阐述辛亥革命前后、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广州革命图书报刊出版发行情况及其对革命的影响[11]；陈登贵专门对毛泽东在广州主编出版的《农民问题丛刊》进行研究，基本确定了《农民问题丛刊》的目录及其主要内容[12]；李坚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流出版社在广州筹备、建立和结束的史实，并举例介绍了它所出版的图书和期刊[13]。

上述研究为笔者开展文献调研与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出版机构线索和历史背景，但整体看学界研究集中在某一时期或某一类的广州红色图书，既缺乏对整个民国时期广州红色图书出版全面系统的历史考察，也忽视对红色图书主要特征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

2 红色图书的出版脉络

根据前人研究以及笔者文献调研的结果，随着民国时期历史进程发展，红色图书在广州的出版主要历经了5个阶段。

(1)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至大革命时期(1921-1927)。这一时期是广州图书出版业的快速发展期，共出版图书624种，其中红色图书40余种，是广州红色图书出版的第一个高潮。1920年代初，上海政治环境逐渐恶化，广州革命气氛浓厚，孙中山对马列主义持开放包容态度，使得原设在上海的中国共产党出版机构——新青年社迁往广州，而中国共产党也在广州建立了平民书社、国光书店等专门的出版发行机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在广州召开，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陈独秀、毛泽东、瞿秋白等许多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前往广州活动与著述，广州工农运动掀起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机关、团体和学校如农民运动讲习所、省港罢工委员会也大量编印出版图书，极大地推动了以宣扬马列主义、工农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主张为主的红色图书在广州的出版与传播，使广州成为大革命时期红色出版事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是当时全国红色图书出版的中心之一。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1937)。这一时期是广州图书出版业的繁荣阶段，但广州红色图书的出版遭受严重打击。彼时广州身处国统区的白色恐怖之中，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活动完全处于地下秘密状态，图书出版业几乎无法开展，于是秘密出版一些报刊与宣传小册，如《红旗》《党的生活》《教育杂志》[6]229。

(3)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至广州沦陷前(1937-1938.9)。这一时期是广州图书出版业的巅峰，也是广州红色图书出版的第二个高潮，出版了红色图书30余种。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出版活动由地下秘密状态转为半公开状态，在广州创建了统一出版社、南方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与此同时，北京、上海、南京等先后沦陷，这些地方的共产党出版机构和大批进步文人转移至广州，出版了一批主张抗日救亡的红色图书，积极宣扬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4)广州沦陷时期(1938.10-1945)。这一时期广州深陷日伪统治泥潭，沦陷前的图书出版机构纷纷转移至曲江、梅县、香港、澳门等地。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出版活动被日伪统治者全面封禁，连进步刊物、小报的出版都无可能，更遑论图书。

(5)解放战争时期(1946-1949)。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建立的出版机构出版了少量红色图书。例如，学习知识出版社出版了《政协文汇》《东北问题》《较场口血案》等，大多由剪报编辑成册[6]233；中流出版社出版了《从罗斯福到杜鲁门的美国——美国政策的总检讨》《民间歌曲选》等；中印出版社出版了《中亚文化与中国文化》等。随着内战全面爆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机构被查禁，红色图书难以在广州继续出版。

3 红色图书的主要类型

3.1 马列主义相关著作

1921年三四月间，随着新青年社由上海迁往广州，广州开始较为系统地出版马列主义相关著作。1920年9月1日，陈独秀在上海成立新青年社，出版《新青年》《新青年丛书》。《新青年丛书》计划出版8种：第1种为英国克卡朴著，李季译《社会主义史》；第2种为哈谛著，汪敬熙译《疯狂之心理》；第3种为英国罗素著，黄凌霜译《哲学问题》；第4种初为英国柯尔著，张慰慈、高一涵合译《工业自治》，后《俄罗斯研究》被列为第4种；第5种为英国罗素著，李季、黄凌霜、雁冰合译《到自由之路》；第6种为英国坎斯著，陶孟和、沈性仁合译《欧洲和议后之经济》；第7种为英国哈列著，李季译《工团主义》；第8种为德国柯祖基著，恽代英译《阶级争斗》[14]。然而，据笔者考证，《新青年丛书》第2种《疯狂之心理》、第4种《工业自治》和《俄罗斯研究》均只见于书目，并未真正出版，实际上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2种为1922年9月出版、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发行、广州艺苑印刷所印刷的《社会主义讨论集》①。因此，实际上《新青年丛书》只出版7部，除《社会主义讨论集》于1922年9月在广州初版外，其余6部均为1920年10月-1921年1月间在上海首次出版，之后随着新青年社搬迁至广州，这套丛书在广州得以发行销售。

《社会主义讨论集》是广州出版的一部重要红色图书，收录了社会主义论战期间陈独秀、李达、李季、李汉俊、施存统、许新凯等人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25篇关于各派社会主义的重要文章[15]。其书业广告称：“内中各派社会主义之精髓……如马克思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及其附带问题，无不讨论备至，足为研究社会主义者之参考。”[16]该书记述了中国早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间的辩论，被当代研究者称为“在转喻的意义上定型了当时社会主义思潮的原初镜像”[17]。此书在当时尤其是青年中影响极为广泛。1924年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写给团中央的信中说道：“《社会主义讨论集》于青年宣传甚有力量。”[18]时任商务印书馆《学生杂志》主编、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杨贤江在为青年读者推荐研究社会科学和社会主义图书时，也将《社会主义讨论集》列入其中[19]。

1926-1927年间，在瞿秋白领导和策划下，新青年社编辑出版《新青年社丛书》，主要在广州、汉口等地出版发行。这套丛书有12种，包括《共产主义的ABC》(布哈林著)、《劳动运动史》(施光亮编)、《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上、下)》(新青年社编辑)、《农民问题》(布哈林著，新青年社编译)、《马克思主义者的列宁》(布哈林著)、《列宁主义概论》(斯大林著，瞿秋白译)、《经济科学大纲(上、下)》(蒲格达诺夫著，施存统译)、《世界劳工运动现状》(洛若夫斯基著，瞿秋白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列宁著，李梅羹译)、《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哥列夫著，瞿秋白译)、《资本主义的稳定与无产阶级革命》(布哈林著，陆定一译)、《共产国际党纲草案》(王伊维译)②。笔者根据《新青年》的书业广告考证，1926年出版的《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问题论文集》《劳动运动史》《农民问题》应主要在广州出版发行，其他《新青年社丛书》应是1927年主要在汉口出版发行。

广州还出版了一部重要红色图书——《陈独秀先生讲演录》，主要记述陈独秀1923年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3次演讲，内容旨在向青年学生宣扬马克思主义和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的策略。该书在广州有多个版本问世：一是新青年社编辑版，1924年5月初版，之后不断再版[20]；二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编辑版，1923年9月由广州丁卜图书织造社印行出版，该版本还多附录了一篇陈独秀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关于“社会之历史的进化”的讲演[21]；据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馆藏目录，1923年9月尚有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知用学社编、广州丁卜图书社发行的版本问世[22]。

广州平民书社出版发行《新社会观》(王一飞译，瞿秋白校)，广州国光书店出版发行《中国民族运动与劳动阶级》(赫莱尔著，东篱译)、《马克思学说》(陈独秀著)、《社会进化简史》(张伯简编)、《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于树德著)[10]155，并再版发行上海书店出版的图书，如《唯物史观浅释》《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它们都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3.2 工农运动相关图书

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实施“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推动了广东工农运动蓬勃发展，催生了大批工农运动相关图书，形成了工农运动图书出版的高峰。

1924年7月-1926年9月，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干部。为满足教学和研究需要，农民运动讲习所大量出版农民运动书籍，影响最大的是1926年5-9月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他当时在广州担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亲自选材和策划出版这套丛书。该丛书原计划出版52种，由于人力和经费不足，只出版了《湖南农民运动目前的策略》《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26种，采用16开本印刷，由广州国光书店发行[12]30-31。

广州也出版了一批宣传工人运动的书籍，尤其是在省港大罢工期间。1925-1926年间，在邓中夏、恽代英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位于广州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宣传部(教育宣传委员会)编辑出版了近十种反映工人革命运动的图书，包括《省港罢工概观》《省港罢工中之中英谈判》《罢工的政策》《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罢工与东征》《世界职工运动》《东园被焚记》《军阀铁蹄下的中国民众自救》《工会组织法讲义》等，集中体现了省港罢工运动的概况和中国共产党反封建、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主张。

3.3 抗日救亡相关图书

随着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出版活动由地下秘密状态转为半公开状态，创建了专门的出版机构——统一出版社和南方出版社。由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相继沦陷，大批进步文人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转移至广州，临时设置了一些出版机构，如离骚出版社、读书生活出版社。这些出版机构在广州沦陷前出版发行了一系列宣扬抗日救亡的图书，促进了广州红色图书出版的短暂繁荣。

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时事新闻编译社在汉口、广州、重庆设立发行所，其中广州发行所设在惠福路惠新西街，出版发行《时事问题丛刊》，主要辑录当时报刊中发表的关于抗战形势、统一战线等热门议题的文章。1937年11月，统一出版社在广州登记注册，出版《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列宁著，莫师古译)、《一党专政》(毛泽东谈话)、《目前抗战中的几个问题》(叶剑英演讲词)、《解放文学》等图书。1938年7月，在夏衍领导下，南方出版社在广州创办，它是《救亡日报》社编印图书和杂志(《十日文萃》)的一个出版部门，先后出版了反战小说《未死的兵》《华北的烽火》等[9]155-156。1938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离骚出版社(位于广州长寿东路22号)出版了10余种抗战图书，包括《包身工》(夏衍著)、《敌兵阵中日记》(夏衍、田汉编译)、《日本人的反战呼声》(文集)、《摇班到烽火》(周钢鸣著)、《在困难中前进》(新华日报言论集)、《军中随笔》(冰心著)、《周恩来邓颖超最近言论集》(周恩来、邓颖超讲)、《郭沫若最近言论集》(郭沫若著，熊琦编)等。

4 红色图书的内容特征

(1)传播思想，注重马列主义思想的大众化传播。红色图书在广州的出版集中在中国共产党成立至大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阶段，因而广州出版的红色图书极为重视对马列主义的普及性宣传。所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共产主义的ABC》《社会主义问答》《马克思主义浅说》《马克思学说》《唯物史观浅释》《社会进化简史》等红色图书大多根据外文版节选和转译而来，以普及介绍性质的文字为主，语言尽量通俗易懂，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大众化传播。

(2)反映实际，着重出版实地调查研究结果。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一思想与方法体现在广州红色出版上就是注重出版反映实地调查研究结果的图书。以毛泽东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为例，他组织人员前往各地调查和收集农民运动材料，研究农民问题，再编印出版丛书。他在丛书序言中直言：“说到研究农民问题，便感觉太缺乏材料……这回尽可能搜集了这一点，印成这一部丛刊，作为各地农运同志的参考。其中各省农村状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三百余人所做……从各地的实际工作、实际考察中，得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国的结论来。”[23]因此，《农民问题丛刊》收录了《广东农民运动概述》《海丰农民运动报告》《普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广宁农民反抗地主始末记》等反映广东农民运动的实践调查报告，并被毛泽东誉为丛书“最精粹部分”[23]166。

(3)与时俱进，紧密结合社会时局发展变化。广州出版的红色图书与民国社会时局的发展紧密结合。在大革命时期，为了配合当时风起云涌的国民革命运动浪潮和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势头，广州出版了《农民问题丛刊》等关注农民运动的书籍；在省港大罢工期间，为了支援省港大罢工，广州出版了《省港罢工概观》《罢工的政策》《省港罢工之中英谈判》《罢工与东征》等体现工人运动的图书；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了配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在广州的出版机构印行了一批宣扬抗日救亡的图书。由此可见，广州出版的红色图书极为注重对社会时局的反映，与时局发展息息相关。

5 红色图书的主要价值

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审视，广州红色图书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在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的新时代同样极具时代价值。

(1)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启蒙了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回忆：“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24]他还在回忆十八岁(1922年)走向革命道路经历时说道：“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25]《社会主义讨论集》《共产主义ABC》均由新青年社在广州出版。粟裕在回忆学生时代的生活时提及：“我常从进步同学手中，借阅这些书刊。当时我们传阅的书刊有《共产主义ABC》……我是十分认真地精读这本书的。此外，还读了其他共产主义理论书籍。传阅的期刊有《响导》《中国青年》等杂志，大都是广州出版的。这些书刊，使我明白了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的；懂得了当前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26]

(2)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农民问题丛刊》为例，它总结了当时农民运动最为发达的广东的经验，积累了研究农民问题的方法和材料，推广了农民运动的经验和教训，为全国各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毛泽东基于这些反映中国农民运动实践的图书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阶级斗争和农民运动理论。之后，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出版的一系列抗日救亡图书，不仅有力地回击了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与行动，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激励了全民族抗战情绪的昂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以广州南方出版社出版的日本反战小说《未死的兵》(石川达三著，夏衍译)为例，该书在抗日期间的中国影响广泛。一方面，当时杂志发表多篇关于此书的书评：一篇为茅盾主编的《文艺阵地》第1卷第8期上刊载的欧阳山所著《评〈未死的兵〉》，描述了该书在中国颇受欢迎的情形——“这本书是宣传已久了的，在出版后第二天我便得到了手……为什么这本书会宣传已久呢？为什么这本书会在出版以前，便为读书界所注意，热烈地讨论，焦急地等待呢？”[27]另一篇为英国人马彬和主编、在上海发行的《众生》半月刊第2卷第2号上刊载的麦若鹏撰写的书坛介绍文章，麦氏称该书“将激越地向全世界控诉日本军阀的横暴，它将燃烧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我们中国人的更炽烈的反抗火焰”[28]。另一方面，该书曾多次再版，1938年7月由广州南方出版社初版印行，10月再版，1940年6月桂林南方出版社印行第3版，7月印行第4版。足以见得《未死的兵》受到了中国民众的喜爱，激发了广大人民抗日的情绪与信心。

(3)有利于促进当今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中共党史和广州革命史研究的深入。广州红色图书不仅直接推动和见证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共产党建立、巩固与发展的历程，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载体与映像，它们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与中共党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和版本价值。例如：1938年广州统一出版社曾出版发行列宁著、莫师古译《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该书译录了列宁所著的39篇文章、报告和命令。该版本相较于1931年上海华兴书局出版的陈文达译本，减少了《和资本家妥协是自趋灭亡》《政权归苏维埃》《土地归劳苦群众》《对于反革命地主和资本家的争斗》等6篇文章，这显然与当时国共合作的历史背景以及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代需求有着密切关联。此外，莫氏纠正了陈氏的一些翻译谬误，将陈氏“以求为古契柯夫获得君士坦丁；为法国资本家获得叙利亚；为美国资本家获得美索不达美亚等等起见”译文中的“美国”改为“英国”[29-30]。可见该书的广州版不仅翻译更为准确，而且颇能反映时代背景，其史料价值显著。

广州红色图书还是研究红色出版史的基础史料，有利于推动中国共产党出版史研究和广州红色出版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反映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夏衍、邓中夏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广州的著述和出版成就，是佐证广州作为全国最早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主要城市之一的重要依据，也是彰显广州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有力证据，有利于夯实广州革命史研究的史料基础，推动相关研究持续深入。

总之，广州红色图书是民国时期广州图书出版业的重要文化成就，是广州红色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广州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物质载体，还是中共党史和广州革命史的重要研究资料。在大力弘扬红色文化的新时代，广州红色图书仍有待于持续发掘、揭示、整理与研究。

注释

①笔者根据《新青年》杂志1920-1922年间出版的第8卷第1-6号、第9卷第1-6号以及1922年9月广州新青年社编辑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的目录页广告考证并整理。

②《新青年社丛书》的目录系笔者根据曹予庭著《〈新青年丛书〉与〈新青年社丛书〉》（见《上海出版工作》1981年第6期）、中国历史文献总库·民国图书数据库以及1926年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3、4、5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