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旭来

《岳阳楼记》是中国古代散文的杰出代表，其蕴含的文学价值与精神内涵历经千载依旧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警世名言中蕴含的超越逍遥的境界与高尚的士人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作者范仲淹以其高尚的个人魅力与超越的情怀赋予了岳阳楼活的灵魂，使其成为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象征，获得了不朽的艺术价值。

一、细数缘起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世称“范文正公”。范仲淹一生政绩卓著，攘外安内。康定元年（1040），面对西夏进犯，仁宗命其与韩琦前往戍边，范仲淹采取“屯田久守”的方针，巩固西北边防，西夏大败，首领元昊向宋议和。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拜参知政事，针对北宋中期冗官冗兵冗费以及由此带来的积贫积弱等社会问题，联合欧阳修等人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发起著名的“庆历新政”，推行改革。但新政危害了朝廷政党的利益，范仲淹被群起攻之，最终失去了仁宗的信任，新政以失败告终。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自请出京，同年受友人滕宗谅所托为岳阳楼记文。一为助友人扬名立万，二为借抒己怀，庆历六年（1046）名垂千古的《岳阳楼记》问世。文章开篇就以简练的语言切入正题，讲明记文缘起，以“政通人和，百废待兴”八字展现了滕宗谅之功绩，引出其修葺岳阳楼与邀约作记一事，导引全文。

二、情怀超越

文章第二段概述岳阳楼盛景之大观，洞庭湖水“浩浩汤汤，横无际涯”，巴陵郡“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又因岳阳地处南北交通要道，所以，自古以来谪迁的文人骚客皆汇聚于此，登楼远眺，有感而发。陆机在《文赋》中言：“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钟嵘在《诗品序》中谈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中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恰值淫雨霏霏、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之时，日月星辰因此而失去光耀，连绵的青山也被浓雾掩藏了身形;暮霭沉沉、虎啸猿啼，面对此景，感物而悲者便生出“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哀情。又或逢春和景明的盛景，鸥鸟翩翔、锦鱼欢荡、湖边花草也葱葱郁郁，波光潋滟，跃金沉璧……感物而喜者当即把酒临风，宠辱偕忘，与天地共欢欣。

古往今来很多经典的诗篇因感物兴怀而发，但在范仲淹看来，有识之士应该去追寻古仁人般更高尚的境界，即“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越常情，不因外界的变化与个人的得失或喜或悲。这种境界是“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庄子《逍遥游》）的无为逍遥;是“胜，不妄喜;败，不遑馁;胸有激雷而面如平湖者，可拜上将军”（孙武《孙子兵法》）的从容坚定;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洪应明《菜根谭》）的安闲出世。不拘泥于小我选择去成就大我，心怀天下因而信念坚定不轻易为外物所动，内心有力量，灵魂行至自由之境后精神便能淡然超脱。

三、士人精神

“士”由知识分子组成。《汉书·食货志》云：“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为四业。”士居首位，可见其地位之崇高。他们传承知识文化教化世人，参与时事政治，是变革的发起者，是社会的中流砥柱。钱穆曾在《国史大纲》中谈到：“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士”所拥有的能够推动历史演进的能力与其群体对自身的要求密不可分，《论语》中就有许多对“士”的议论，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士人的志向应是对“道”脚踏实地地不懈追求，不应贪图物质享受。“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论语·子路》）孔子认为“士”分三等，上等者要能兼济天下，下等者也应坚守“士”之底线——独善其身。最为闻名的关乎于对“士”的论述莫过于在《论语·泰伯章》中谈到的：“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为求心中所寻之道，肩担重任，虽九死其犹未悔，秉承“内圣外王”之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坚守信念，志向高远，永远保持着人格清醒与独立。

“士人精神”是屈原的“举世皆浊我独醒”的上下求索，是汲黯的“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的直言不讳，是魏征的“居安思危，处乱思治”的天下情怀，他们坚持着为国为民之“道”，从道不从君。“士人”敢于一语击穿世间之混浊，不惧权贵不畏君主，他们为天下人言，上劝君主，下泽百姓，傲骨铮铮，九死无悔。“士人精神”的践行者是“越名教，任自然”的竹林七贤，是“采菊东篱”归隐田园的五柳先生，是“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的范文穆……生逢乱世，纵有满腔热血于何处言？世道与心中的桃源相差甚远，他们努力过，发声过也抗争过，但人微言轻无力改变，终只能心怀入世之心行出世之事，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独善其身，心有坚守，为浊世中的逆行者，名垂千古。

钱穆先生曾将士人群体的演化分为四个时期：春秋时期孔子倡导有教无类，打破教育的藩篱致使在秦汉统一时期由“士”领导的“四民社会”兴起;两汉时期乡村儒学大兴，由此产生的士人为汉朝“文治”政府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魏晋至隋唐时期士族门阀构成中古“文治”政府下的一种举足轻重的贵族势力;而在宋代，科举制打破了“士”家门阀的垄断，成为了更加平民化的社会形成的催化剂，该时期被称之为“士阶层的新觉醒“时期。在宋代，国家重文轻武，文官集团势力空前，“君权神授”思想动摇，皇帝权威性下滑，因此，宋朝出现了“士大夫与天子共治天下”的空前局面，在此情形下“士”之群体更觉自身责任之重大，更能体会到自身存在的价值。他们自觉、自省、自发，济世思想空前浓厚。

范仲淹作为宋代士人群体的杰出代表，他去世后皇帝赐其谥号“文正”。谥法中言：道德博闻曰文，靖共其位曰正。生前道德上白玉无瑕，学识上经纶满腹、博古通今，为官兢兢业业极尽臣子本色者才能当此谥号，在士大夫地位崇高名儒辈出的宋代得此谥号者也不过寥寥九人，这是来自官方对士人一生品行功绩的最高认可。范仲淹得此殊荣盖因他高尚的情操与济世情怀，他在《岳阳楼记》中提出了“士”的新标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群体都时刻为国家的富强、君主的贤良、人民的康乐殚精竭虑，士人们的眼光应犀利长远，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忧于天下之前，乐于天下之后。南宋理学家朱熹曾评价“本朝唯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范仲淹振提士人气节，丰功伟绩绝难埋没。时至今日，当莘莘学子翻开课本走进《岳阳楼记》，都会被范公的仁人之心所打动，心忧天下，造福苍生，中华儿女跨越千载仍愿为与归斯人与希文同在。

作者单位：黑龍江省哈尔滨市第49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