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平，陈家骅

(天津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457)

引言

《金瓶梅》是中国近代现实主义文学巨著，描绘了明代中叶的社会面貌和芸芸众生的生活状态，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小说现有两个英文全译本，其一为英国人克莱门特·埃杰顿(Clement Egerton)翻译，1939年在伦敦出版的The Golden Lotus(下称“埃译本”)；其二为美国汉学家芮效卫(David Tod Roy)从1982年到2013年历经30余年翻译完成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下称“芮译本”)。

《金瓶梅》不但有曲折离奇的故事，生动形象的语言，更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普通人的生活百态，深刻表现了中国的文化传统。翻译《金瓶梅》对译者的挑战是多方面的，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对其中文化内容的翻译。埃杰顿和芮效卫作为《金瓶梅》两个全译本的译者为这部中国古典名著的西方传播做出了贡献。由于小说的特殊文学地位和译作对于传播中国文化的重要性，《金瓶梅》英译本自出版以来就成为重要的文学翻译研究对象，研究角度包括语言、文学和文化的各个方面。冯全功，赵瑞[1]通过对芮译本中的性话语隐喻分析，认为译者采用再现策略实现了认知与审美的统一；赵朝永[2]基于语料库工具的对比分析，认为两英译本在语域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温秀颖、王颖[3]通过分析埃译本中“异域化”和“混杂化”，讨论了文学典籍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意义；房宇华[4]采用文献计量分析法对1980—2018年知网收录的《金瓶梅》翻译研究文献进行考察，剖析了《金瓶梅》翻译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究现状。

译者往往把握着文学翻译的主要话语权，会根据自己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来确定基本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也就是说，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最终决定了译作的面貌。《金瓶梅》常用各种通俗的比喻写人状物，大量象征和隐喻描写不仅使小说语言丰富多彩，也传达了深刻的思想内涵。动物隐喻是隐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借用动物的某种特征来描述和形容人的行为情感的重要表达手段，可以强化比喻对象的行为举止及本质特征，使语言更明晰易懂，生动形象。相关动物的修辞隐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信息，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反映。动物隐喻在《金瓶梅》中频频出现，对于刻画人物的形象和行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动物隐喻的翻译对于译作的表达形态和阅读效果具有重要影响。《金瓶梅》两英译本的译者对动物隐喻既有不同的阐释，又有不同的翻译，翻译效果也不尽相同。探究翻译《金瓶梅》动物隐喻时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及其效果，能帮助我们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也能为中国经典文学著作的翻译提供参考和启示。

一、埃杰顿和芮效卫的译者主体性

译者的翻译行为会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制约，为了克服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障碍所发挥的主观能动性，就是译者主体性的体现。查明建、田雨[5]认为，“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文化转向之后的翻译研究，把话语主体和译者同时置于特定的文化背景之中，更关注译者地位及其在翻译中主体性的发挥。从对原文的选择到翻译策略方法的运用，直至编辑和出版环节，都能体现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译者的价值观、文学修养、审美取向、生活环境、学术背景、翻译目的和文字水平都会影响翻译并体现在译作之中，并最终影响原作形式与内容的再现。

影响《金瓶梅》翻译的因素有很多，就客观因素来说，两位译者深受时代背景、翻译风尚和阅读习惯的影响。埃杰顿翻译《金瓶梅》时，中国积贫积弱，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愿望并不强烈，西方中心心理使大多数译者在翻译时选择掩盖文化差异，对原作进行改造、删节等处理，这既不会受到读者的非议也能迎合当时的翻译风尚。20世纪80年代初，芮效卫开始翻译《金瓶梅》时，西方人有了了解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愿望，翻译观和接受思维都发生了变化。客观因素固然对翻译具有重要影响，但似乎译者的主观因素影响更大，他们的文化身份、翻译目的和翻译思想最终决定了他们作品的面貌。

从文化身份上说，埃杰顿虽然通晓汉语，但对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并无深入研究，幸得老舍先生帮助，才顺利完成了《金瓶梅》的翻译。单一的西方文化身份，使他在翻译时往往以西方思维来审视中国文化，为了阅读的顺畅与舒适，源语文化常常被弱化甚至被屏蔽，译文趋向于向西方文化靠拢。在这种亲近读者、忽视文化表达的翻译思想指导下，归化翻译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其主要选择。芮效卫出生在中国，深谙中国传统文化，而美国传教士的家庭背景也决定了他骨子里的西方文化基因。出生背景和成长经历深刻影响了他的翻译思想，表现出寻求世界文化交流互通的思想观念。在翻译《金瓶梅》时，芮效卫力图展现原著的文化内涵，让读者在欣赏故事和获得美学享受的同时了解异域风情，于是，异化策略成为他的首要选择。从翻译目的上说，埃杰顿翻译《金瓶梅》的主要目的是为其社会心理学研究服务，并且他为自己设定了直译加注的翻译原则[6]，但他的具体做法与自己原先设定的翻译原则有所背离，尤其是在翻译文化信息时灵活采用了多种翻译方法和归化策略；芮效卫的翻译动机主要源自他对原作的浓厚兴趣，既有作为读者的阅读兴趣，也有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兴趣，翻译《金瓶梅》主要是出于文学研究和传播的目的[7]。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埃杰顿并没有准确传达文学和文化信息的目的，所以他的翻译颇为洒脱，使用了灵活机动的翻译策略，对原作的诗词、章回标题、语言表达等进行了大量再创作，以迎合英语读者的阅读口味，方便阅读。芮效卫心中怀有传播中国文学和文化的愿望，翻译时中规中矩，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的形式与风格，并做了4000多条注释。这些注释不但有对作品语言、文学和文化的阐释，也有对作品内容的思考和翻译方法的说明，不但方便了想知其所以然的读者，也抒发了译者的心声，表达了其学术观点。两位译者在翻译中不管是灵活机动还是中规中矩，都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其主体性的发挥，也让他们基本达到了各自的翻译目的。

二、《金瓶梅》动物隐喻的翻译

动物与人类关系密切，是重要的隐喻源域。人类与动物多有相似，用动物的习性来映射人成为语言的一个共性，相关动物的隐喻普遍存在于人们的日常话语和文学艺术作品中。这些表达通过对动物样貌、行为、习惯和秉性等特征的描写来比喻人类，表现对隐喻对象的褒贬，以抒发情感，表达心愿。

《金瓶梅》中含有大量动物隐喻。据统计，以十二生肖为例，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鸡、狗、猪等十二种动物在小说中出现约有2000次，富含隐喻意义的表达超过450次，出现频率超过30次的有狗、马、龙、虎、鸡五种动物，此外，还有狐狸、鱼、蝎子、驴、虱子、飞蛾、王八、苍蝇等动物隐喻。由这些动物形成的隐喻生动刻画了人物的形象和行为。由于两位译者在文化身份、翻译思想和翻译目的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在翻译这些动物隐喻的时候也采用了迴然各异的翻译策略。埃译本基本上以归化为主，而芮译本则以异化为主。现将《金瓶梅》中的动物隐喻按照中西文化中联想意义的异同分为两种，分析其在两个译本中的翻译，由此探讨翻译中译者主体性的体现。

(一)中西文化具有相似联想意义的动物隐喻翻译

中西文化中，蛇、羊、猴、猪、鼠等动物通常具有相同或相近的联想意义，相关这些动物的隐喻在翻译时基本不会形成麻烦。例如，蛇的形象是狠毒、忘恩负义，与之相关的成语、俗语、谚语等大多表达了这种联想意义，如《金瓶梅》中有“人心毒似蛇”“蛇蝎心肠”“人心不足蛇吞象”“草里蛇”等，英文中有a snake in the bosom(恩将仇报)、scotch a snake(制止有害行为)、a snake in the grass(暗藏的敌人)；羊常常是温顺、善良、胆小、柔弱、懦弱的象征，《金瓶梅》中有“好羊肉落狗口”“打着绵羊驴驹战”，英文中有like a sheep to the slaughter(无意识将入险境)、a wolf in sheep’s clothing；说起猴子，人们都会联想到淘气、调皮、机灵，《金瓶梅》中直呼人为“猢狲”“小猴子”“贼猴”“怪猴”，英文中有monkey about(胡闹，捣乱)、make a monkey of(出丑，愚弄)、put sb’s monkey up(激怒某人)；猪的形象引起的往往是消极负面的联想意义，如肮脏、贪婪、愚笨等，《金瓶梅》中多骂人为“老猪狗”，英文中有make a pig’s ear of sth(把事情办砸)、a pig of sb.’s own sow(自作自受的结果)；汉语中鼠的比喻大多为贬义，如《金瓶梅》中骂人为“臭毛鼠”“贼头鼠脑”“鼠腹鸡肠”，英文中有两种鼠mouse和rat，其中rat一词的联想意义多负面，和汉语相当，如smell a rat(怀疑事情不妙)，rat on(告密，食言)，do a rat(做卑鄙坏事，变节)。《金瓶梅》中这些动物形象表达的隐喻，生动有趣，大大增加了文字的可读性和小说的文学性。对于具有相同联想意义的隐喻，翻译时一般比较好操作，如果没有特别想法，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余地不大。

例1.西门庆听了，叫起苦来，说道:“好一块羊肉，怎生落在狗口里。”[8](第2回)

埃译：“Good Heavens,” Hsi-mên cried,“ What a tasty piece of lamb to fall into a dog’s mouth.However can it have happened?”[9]

芮译：When Hsi-men Ch’ing heard this he groaned and said:“How did a piece of fine mutton End up in the mouth of such a dog?”[10]

此例是西门庆从王婆处得知貌美的潘金莲竟然嫁给了矮小丑陋的武大郎，认为两人差距甚大，并不般配而发出的感叹。“羊肉落在狗口里”比喻好女子被糟蹋了，没落得个好结果。“羊肉”指潘金莲，“狗”指武大郎。羊在两种文化中都有柔弱的喻义，象征女子时，源语和译入语文化具有相同认知，翻译这样的隐喻一般比较好处理，译者多采用直译的方法。两位译者这里也确实都没有改变喻体，但是，却分别用了两个不同的“羊肉”，lamb指的是“小羊”和“羔羊肉”，也喻指“年幼天真的人”和“容易受骗的人”；而mutton指“羊肉”和“绵羊”，也喻指女性生殖器和勾引男人的女人[11]，相较lamb更偏贬义，似在喻指潘金莲的感情不专。同样的“羊肉”，却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达，而不同的表达背后，体现的是对原文的理解与阐释的不同，而不一样的阐释，自然也会有不一样的阅读效果。由此可见，不但翻译方法的选择会对翻译结果产生影响，译者对于文化负载词的主观理解与阐释也对翻译效果发挥着重要作用。

例2.武大道:“含鸟猢狲，倒骂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汉子，我如何是鸭?”[8](第五回)

埃译：“This is an insult,you young scoundrel,” Wu Ta cried.“My wife has not run off with anybody’s husband; what makes you call me a capon?”[9]

芮译：“You cocksucking monkey!” said Wu the Elder.“That’s a fine suggestion to make! My wife isn’t playing at ducks and drakes with anyone,so why should you call me a duck?”[10]

此例是跑堂的郓哥告知武大郎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奸情后武大郎的反问。两个动物隐喻，一为戏骂郓哥为“含鸟猢狲”，另一为武大郎所谓的“鸭”。“含鸟猢狲”中“鸟”同“屌”，为詈词；“猢狲”为猴，武大郎这样称呼郓哥是一种嗔骂，认为他鬼机灵，爱惹事；这里的“鸭”是个暗喻，据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中脚注：“鸭——骂语，意为王八”[8]，暗指被戴绿帽子的丈夫。埃译将“含鸟猢狲”意译为“scoundrel”，还根据郓哥的年龄特点加上了young，回译成汉语就是“小恶棍”，倒也准确传达了原文连嗔带骂的意义，但缺失了原文中猴的隐喻，读者也就看不到郓哥猴子般淘气机灵的特点了；芮译取直译，最大程度地传达了与原文的表达方式，读者根据上下文一般都能理解这是一个特别的称呼，所以应该能达到和阅读原文相似的阅读效果。在对“鸭”的处理上，埃译改变了喻体，capon指阉鸡和有女人气的男人，这种为照顾读者阅读感受的归化处理，不但放弃了传达异文化特殊表达的努力，也损失了意义，可以说这是译者主体性发挥不当的表现；芮译直译为duck，并加尾注：“From as early as the twelfth century the word “duck” was slang for ‘cuckold’ in some parts of China.”[10]清晰解释了“鸭”在此处的修辞意义。这种直译加注的翻译策略既保留了原文的形式，也解释了特殊的文化表达，虽然参看注释可能会干扰阅读的流畅，但对于喜欢了解异国风情的读者来说却是必要的，所以，这种做法也是译者在翻译文化信息时一种不错的选择。

在《金瓶梅》中，类似的隐喻表达还有很多，如：“草里蛇”“过街鼠”“老鼠尾巴生疮儿——有脓也不多”“鼠腹鸡肠的心”“指猪骂狗”“蜗居小室”“热地蜒蚰”“惹虱子头上骚”“狐假虎威之辈”“饶了淫妇除非饶了蝎子”“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打得满天飞”“飞蛾投火”“黄猫黑尾”，等等。这些动物隐喻的表达含义简单明了，不用做过多处理译语读者即可领悟，两位译者在翻译时主体性发挥有限，均采用直译。异化保留了文化意象，读者阅读起来也不费劲，可达到与原文读者类似的阅读效果。

(二)中西文化具有不同联想意义的动物隐喻翻译

在比喻修辞中，喻体和本体之间必须有相似或相关的关系才能形成对比，才能从差异性中看到同一性。但是，在一种语言中有相似或相关关系的物体，在另一种语言中未必有同样的关系。如何将隐喻表达的意思和其中的文化信息表达出来，取决于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西方文化中有相同意象却有不同寓意的表达并不少见，如狗在汉语中多有卑贱、恶劣、丑陋的寓意，而在英语中却是可爱、忠诚和聪明的象征。《金瓶梅》中的“老狗”“老猪狗”“老狗肉”“狗血喷头”“没廉耻狗骨头”“狗崽子”等都是骂人的，英语中狗的寓意并没有那么不堪，如a lucky dog，give a dog a bad name。《金瓶梅》中不乏具有不同联想意义的动物隐喻，对这些隐喻的翻译往往更能体现译者的翻译思想及其主体性表现的度。

例3.“那个管打扫花园，又说地不干净，一清早晨吃他骂的狗血喷了头。”[8](第六十四回)

埃译：“Anyone who goes to clean up the garden will get a good cursing from her if he doesn't do it as she would have it.”[9]

芮译：She feels free to abuse whoever is in charge of sweeping the flower garden for not getting it clean enough,so that,early in the morning,he ends up looking as though:

His head has been sprayed with dog’s blood.”[12]

“狗血喷头”既是比喻又是夸张，形容言辞刻毒，大肆辱骂，也形容骂得痛快淋漓。此例是小厮玳安抱怨潘金莲脾气差肆意辱骂下人。埃杰顿为减少跨文化阅读障碍，发挥译者主体性，省略了狗这一意象，直接译出了句子的隐含意义：get a good cursing。这样的去文化翻译，意义表达清楚明白，但在缺失了生动形象表达的同时，也失去了源语文化信息的传达。芮效卫直译作“His head has been sprayed with dog’s blood”，面对这样的翻译，读者可能会稍作停顿，或思考一下其中的含义，或体味一下这种特别表达的奇妙。这样的翻译可能不如埃译本那样更好理解，但对于文学表达和文化传播来说，却达到了更好的效果，也反映了译者的翻译思想和主观追求。为了减少异化翻译带来的阅读障碍，芮效卫还通过上下文给读者提供了语义暗示，如abuse，并用as though将暗喻转化成明喻，为读者提供了充分的认知环境。

例4.“你本虾鳝，腰里无力，平白买将这行货子来戏弄老娘家。把你当块肉儿，原来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8](第十九回)

埃译：“There is no strength in your loins,” she cried.“ You are no better than an eel:What is the use of buying things like these? You have deceived me.I thought you a piece of good meat,but I find you are only good to look at,not to eat.You are like a waxen spear-head,a dead turtle.[9]

芮译：“You’re just like a shrimp or an eel,she railed at him,“with no real strength in your loins.What’s the point of your buying all this junk to titillate your old lady with? I thought I was getting a real hunk of meat,but it turns out you’re:Good enough to look at,but not fit to eat.You’re about as much use as a ‘pewter spearhead’,or a‘dead turtle’!”[10]

此句描写的是李瓶儿招赘蒋竹山后，却发现蒋竹山性能力不行，破口大骂。这里有好几个隐喻，喻体不仅有“虾鳝”，还有“蜡枪头”和“死王八”，比喻对象是蒋竹山及其身体和器官。用“虾”“鳝”身体特性比喻其“腰里无力”；用“蜡枪头”比喻其“腰间那活”中看不中用；“死王八”是一句骂人的话，意指被骂者不是个好东西，也指妻子出轨被戴了“绿帽子”男人，在英文中虾、鳝鱼和王八均没有此隐喻含义，对于这句话涉及到的几个喻体，两位译者都用了直译。“蜡枪头”两位译者都照搬源语的比喻，并将暗喻变成了明喻。这句话中的“死王八”是个关键词，或者说是原文的点睛之笔，两位译者在这里都直译为a dead turtle，看似忠实原文，实际上既没有传达出原文的意义，也没有让读者理解和体验汉语文化中的特有表达。可能的原因是他们并不了解“王八”在汉语中的文化含义，也可能是他们了解了也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将这一隐喻有效表达出来，两个译本对于这个隐喻的翻译都不太成功。

例5.(韩道国)见在县东街牛皮小巷居住。其人性本虚飘，言过其实，巧于词色，善于言谈。[8](第三十三回)

埃译：Now he was constrained to live ina mean alley off East Street.Though he was nothing but a man of straw,he had a good deal to say for himself.[9]

芮译：At present he resided onOxhide Lane,off East Street.Frivolous and flighty by nature,His words overstate the facts.Possessed of a clever tongue,He is a glib conversationalist.[13]

该句描写的是西门庆的店铺伙计韩道国的居所及个人形象。“牛皮”在汉语文化中有特殊寓意，指虚话大话，常用“吹牛皮”比喻不自量力或信口开河说大话，英语中没有特别的联想含义。作者让韩道国住在“牛皮小巷”，暗指他爱吹牛，可谓用心良苦。埃译舍弃“牛皮”比喻，将“牛皮小巷”译为a mean alley，显然是没有理解这个地名隐含的修辞意义，既未能表现原文生动的修辞表达，也未能传达原文丰富的文化意蕴，不是成功的翻译。芮译力图最大程度地保留原作的艺术形式，虽然直译为Oxhide Lane，但考虑到英语读者的文化认知，这个地名恐怕很难让读者与人物的性格产生联想。如果在这里译者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一个关于“牛皮”意象的注释，阅读效果会更好。

相对来说，《金瓶梅》中的许多动物意象在中西文化中都有不同联想意义，或者说在汉语文化中都莫衷一是，这样的隐喻对于翻译来说是个挑战，如“乌眼鸡”“心猿意马”“水牛般的力气”等的翻译，“乌眼鸡”形容人互相嫉恨，怒目而视的样子，埃译理解为字面含义，译为a black-eyed chicken，可能读者会一头雾水，效果大打折扣；芮效卫充分发挥译者主体性，译为an angry fighting cock(愤怒的斗鸡)，与学界的认知较为统一，既保留了动物意象，同时还为弥补文化意象联想的不同，添加angry fighting作为意义补偿，忠实传神地表现了原文的深层含义。对“心猿意马”，埃译本取意译“their passions ran away with them”，放弃了文化意象，芮译则保留意象，译为the monkey of his mind and the horse of his will。“水牛般的力气”埃译则做归化处理，将水牛这一意象替换成了河马hippopotamus，芮译则用异化翻译，保留了意象。相比起来，埃译翻译风格灵活多变，芮译则较为单一。

三、结语

隐喻翻译，是译者基于自身知识和认知体验，充分理解隐喻内涵后进行再创作的过程。《金瓶梅》有大量描述人物形象、行为和能力的动物隐喻，两个译本的译者基于自身的身份学养和翻译思想，为了实现翻译目的和达到更好的阅读效果，在翻译时都有主体性的发挥。埃杰顿为的是让读者有效而清晰地了解故事内容，芮效卫为的是让读者能更多地体验不一样的文学表达和文化信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对于原文的意义会有一定的减损或违逆，但其创造性翻译基本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大多数无碍于原文意义的表现，并有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感受。埃杰顿在小说的表达形式上多有改造与创新，对于动物隐喻的翻译也更灵活，综合运用多种翻译方法，归化多于异化，符合当时的翻译特点，顺应了当时的阅读需求。芮效卫对于动物隐喻的翻译直译多于意译，异化多于归化，虽然这样的翻译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的认知阻力，但他在上下文语境中的意义补偿和增添注释弥补了这一不足。类似芮效卫这样的异化翻译对于有心了解原文表达方式、小说文体风格和源语文化的读者来说是必要的，也符合当代文学翻译的潮流，为中国文学翻译提供了宝贵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