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庆新，唐琬

1.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2.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长三角贸易研究院；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

0 引言

2019年4月2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上指出要将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落到实处，本着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建设“一带一路”。在这一精神的指引下，绿色金融将同“一带一路”深度融合，通过不断完善顶层设计，拓展绿色金融服务需要，建立起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二者和谐共生、相互促进的新格局。

1 绿色金融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

绿色金融是指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而开展的经济活动，强调对经济发展的“绿色”职能作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提供的金融服务，是全球环境治理的产物。绿色金融可以凭借自身充分发挥调动社会金融经济资源的核心功能，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应的资金需求，撬动社会资本，稳妥有序地引导更多金融经济资源流向绿色投资项目，特别是清洁能源技术、交通等基础设施项目，在提升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同时改善生态环境，形成经贸合作与生态保育相融合的发展格局［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绿色金融发展强烈的现实需求，以及沿线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和发展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突出了绿色发展对于该区域国家和地区应对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完善全球环境治理、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且“一带一路”沿线大部分国家发展比较落后，经济体量较小，金融体系建设尚不完善，发展本国绿色金融市场能力不足。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经济增长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情况下，基础设施将再次成为刺激“一带一路”沿线经济复苏、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未来20年，全球对于基础设施建设的缺口将达到 94×1012美元，然而基础设施修建以及设施运营过程中所产生的二氧化碳占到全球碳排放量的七成，并且具有顽固的“碳锁定效应”，沿线脆弱的生态环境已无法承受巨大的能源消耗及气候环境污染风险。因此，如何应对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

绿色“一带一路”致力于提升清洁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建设。目前中国在可再生能源等绿色产业方面已取得巨大成就，可在技术、设备和项目建设方面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支持和服务，同样也需要在绿色融资机制方面进行积极地参与和推动。截至2019年，“一带一路”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项目总价值达到了 1 049.5×108美元，项目数量为102个（见表1）。

表1 2013—2019年“一带一路”清洁和可再生能源项目

2 绿色金融

2.1 绿色金融体系

近年来，中国金融机构坚持秉承可持续发展理念，并积极践行低碳、循环的绿色金融实践，将国际绿色金融发展经验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实际情况有机结合，坚持创新引领，主动开展多项绿色金融业务，加快传统金融业务绿色转型，并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促进实现高效可持续的良性发展，在金融市场上已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善健全的绿色投融资机制［2］。

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推进绿色金融机制的建立和应用，提高沿线国家绿色投资质量，引导绿色、可持续投资是形势所需也是形势所迫，而各方金融机构的积极参与将是绿色金融发展不可或缺的环节。目前中国参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项目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国际性开发金融机构、专项基金和商业银行四大类，业务区域几乎覆盖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和地区。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项目前期开发阶段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务，发挥指引、导向作用，积极鼓励各方资金向绿色投资领域投放，齐心协力为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添砖加瓦。

2.2 绿色金融作用机制

绿色金融赋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绿色融资与环境管理。

一是通过绿色投融资刺激经济增长。资金的有效供给支撑“一带一路”行稳致远，作为一种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绿色金融减少经济发展对碳密集和污染型产业的路径依赖，充分发挥自身金融杠杆作用，引导各方资本流入绿色发展的新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减少资金自由流动的障碍，提高资金利用率，放大资本分配效应。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影响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绿色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二是绿色金融缓解环境风险。绿色金融是缓解环境风险的重要手段，金融机构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机构战略布局重点与实施机制是环境风险管理最实质性的表现。绿色金融通过结构、技术进步和规模三种效应作用于生态环境（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一方面，在绿色金融结构和技术进步效应影响下，资金流向绿色经济领域，环保产业得到扶持，产业结构得以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也随之加快。同时能源消耗减少，污染情况得以改善，环境质量随之提升，环境污染风险降低；另一方面，在绿色金融发展的规模效应影响下，能源消耗提高并且污染程度加重，致使环境质量下降，环境污染风险上升。

图2 绿色金融对环境风险的影响机制

2.3 绿色金融投资指数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从两个维度分析各国当前的绿色发展水平，并通过与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资源环境压力对比分析得出最终的政策建议［3］，总体结构如图3所示。

图3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总体框架

表2给出了“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具体情况，该指数能够很好地区分沿线各国的绿色金融发展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各个国家之间的绿色金融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能力差异较大，绿色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低，与各国发展绿色经济、改善生态环境所需要的绿色投资规模之间矛盾鲜明。

表2 “一带一路”绿色金融（投资）指数

3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和问题

3.1 绿色金融发展现状

绿色金融追求的是金融活动与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的协调发展，随着人们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绿色金融必然成为主流的金融工具和基本的金融信条。金融机构坚持创新引领，主动开展多项绿色金融业务，积极研发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市场现有产品包括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证券、碳金融及衍生品等，为投资者提供了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使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环境社会风险。绿色信贷、绿色保险和绿色证券是为了促进生态文明建设而衍生的传统金融的延伸，而生态权益金融则是直接源于生态资源保护。金融机构通过采取绿色债券、绿色贴息等方式降低清洁项目的投资成本，通过绿色保险和银行的环境责任控制非绿色型项目的投资效果，提高“一带一路”沿线绿色项目的投资质量［4-5］。其中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在国内较早地进行了市场实践，两者发展迅速，规模比较大，其他几种产品在中国实践时间较晚，发展较为缓慢。

3.1.1 绿色信贷

绿色经济领域目前是银行业金融机构投融资支持的主要战略方向。在绿色信贷政策引导下，金融机构不断推动绿色信贷业务的发展，对绿色信贷领域的资金量投放不断增加，绿色信贷余额占总贷款的比重稳步上升，银行业务“含绿量”得以大大提升。2020年末，中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 11.95×1012元，占比达到 6.9%，存量规模世界第一；截至2021年一季度，绿色贷款余额达13×1012元，较上季度增长9%。

金融机构在践行绿色信贷实践的过程中，统筹协调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融资风险，合理平衡三者关系，保障绿色信贷资金健康运行。从信贷投放主体来看，商业银行是绿色信贷的参与主体。2020年末，部分大中型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规模总额已达7.4×1012元，较上一年同期平均增幅超过23%。从投放行业来看，绿色信贷目前主要集中在交通、能源等行业，占比超过50%。商业银行大力推动绿色信贷业务发展，既能推动本国经济和绿色发展，助力生态文明建设，又能有助于自身培育新的业务增长点。

以中国工商银行绿色信贷环境绩效为例，截至2020年，中国工商银行投向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等绿色产业的贷款余额为 18 457.19×108元（见表3），体现了中国绿色信贷环境绩效良好表现，通过绿色金融实践体现出中国生态文明和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的思想，为推动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为国际社会积极共建绿色“一带一路”提供思考、借鉴和方向。

表3 中国工商银行绿色信贷环境绩效

3.1.2 绿色债券

得益于绿色金融政策的加码布局，绿色债券迎来快速发展。截至2021年3月，符合境内绿色认证标准的绿色债券发行规模累计超过1.3×1012元，规模位列全球第二。2016年以来，绿色债券连续5年发行规模超过2 000×108元，无违约案例。绿色债券作为相对更加长期和稳定的融资来源，可降低绿色产业项目期限错配风险［6］。“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债券市场已经成为拉动本国绿色投融资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许多国家如黎巴嫩、泰国、塞舌尔、印尼等首次发行了绿色债券。

截至2021年7月8日，中国已发行还未到期的绿色债券共有1 171只，所属行业广泛，主要集中在工业和公共事业部门。其中隶属工业的发行人主要集中于工业机械、建筑工程和电气设备行业，而公共事业类的发行人主要为水、电力、燃气等能源行业，募集资金主要投向清洁交通、清洁能源、污染防治等领域。

中国绿色债券带来了显著的环境效益，包括可每年减排5 260×104t二氧化碳，实现总功率超过11 GW的清洁能源装机等（见表4）。

表4 中国境内债券披露的环境效益情况

3.1.3 绿色保险

中国绿色保险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摸索和优化阶段。2018—2020年，绿色保险保额持续增长，绿色保险的风险保障功效持续加强。3年间，保险行业累计提供绿色保险（包括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绿色技术、巨大灾害、天气、绿色资源、环境污染等领域）保额共计45.0×1012元。

此外，中国保险资金对绿色领域的投资力度也在持续加大，为产业绿色经济转型提供融资支持。保险资金运用于绿色投资已从2018年的3 954×108元增长至2020年的5 615×108元，涉及城市轨道交通建设、高铁建设、清洁能源、污水处理、生态农业等多个领域。

3.1.4 碳交易市场

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绿色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最为市场化的节能减排方式。绿色信贷、绿色债券和绿色保险等传统金融工具致力于弥补企业低碳转型的资金缺口，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利用市场化交易机制重新分配碳配额资源，从而实现减少碳排放的目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其独有的金融属性，成为碳排放配额、碳税和补贴政策三种碳减排措施中最为市场化的方式。中国碳交易市场主要分为配额交易市场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交易市场，其中配额交易为主、CCER为辅［7］。碳交易市场主要框架如图4所示。

图4 中国碳交易市场框架

2013—2014年，中国启动了广东、湖北、天津、北京、上海、深圳和重庆七大试点碳市场，开启中国碳市场的探索。2021年起正式实施全国性碳市场建设。各试点地区碳价格分化较大，广东地区碳市场分配机制相对更细致，碳市场交易量占比最高。中国地区型碳市场整体交易规模有限，截至2021年4月，七大试点地区碳排放累计成交量为3.3×108t。试点地区碳成交均价分化较大，最高的北京和最低的重庆分别为61.9元/t和4.2元/t。试点地区多年的运营为中国建设统一的全国碳市场提供了制度建设方面的经验，提升了对绿色低碳发展等的支撑力度。

3.2 绿色金融赋能“一带一路”的现实困境

3.2.1 绿色金融市场、标准体系不健全

绿色金融相关体系制定在不断完善，但是中国绿色金融发展仍处于探索初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对于激励绿色项目投保、提高绿色投资的使用效率等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绿色金融保障体系不完善、环境法规和制度尚不健全，监管不到位，公众与金融机构信息不对称等。同时，绿色金融标准制定滞后于绿色金融实践，现有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尚未充分考虑国际关切和国情需要，气候变化、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三大领域制约了市场主体对绿色金融的有效需求与金融机构业务发展。与此同时，缺少统一的绿色金融产品和项目认定标准，可能导致不同机构采用不同的方法和体系得出不同的认定结果，因此降低了项目间的可比性，增加了绿色项目和产品的认定成本和难度，不利于绿色金融业务顺利开展，导致企业绿色信贷和绿色发债动力不足。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绿色金融发展势头正强劲，各自出台了本国和本区域的绿色金融标准，并鼓励采用部分或者全部担保等激励措施促进本国绿色金融发展，但在针对规范内容精细度、标准执行力等方面呈现出较大的差异。

3.2.2 信息披露不够完整、及时

准确、及时地获取投资国家的政策、金融、基础设施等相关信息，对于开展绿色投资至关重要。绿色项目信息不足，绿色金融信息披露不及时、不透明的问题是绿色融资所面临的困难之一。由于很多企业对资源环境风险认知能力有限，绿色实践经验不足，尚不能严格制定环境信息披露准则，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职责更是难上加难。目前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在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项目时，由于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信息更新不及时，投资者没有投资先例和一定时间长度的项目绩效记录作为投资参考标准，难以对风险进行度量，因此导致了包括项目建设成本、技术可靠性和政策不确定性在内的多种不确定性等。因投资者不愿意承担过多的风险，导致绿色行业的投资不足。现有绿色金融信息披露完整性、准确性不足，披露内容缺乏标准化，披露信息缺乏统一平台，致使绿色金融信息散乱。另外，目前信息披露内容主要集中在绿色信贷、企业对于气候环境贡献等方面，在碳排放等方面存在短板，相关负面信息披露尚未进行，为投资带来一定风险。

3.2.3 绿色金融产品市场相对单一

绿色金融的发展需要构建多元化的金融体系。从金融主体的角度来看，当前中国在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方面相对领先，但是在绿色保险、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以及碳市场等领域发展较为缓慢，未来还有较大发展空间。目前中国绿色保险的政策主要以规范性文件和指导建议为主、企业投保意愿有限，产品类别较为单一。国内碳市场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但是推进速度在加快。由于中国碳市场规模有限，开展碳金融业务尚未引起多数金融机构的重视，试点碳市场交易大多局限于现货业务，围绕期货、期权等衍生品开展的业务不足。基于企业生命周期发展角度，特定的生命阶段匹配特定的金融工具，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适用不同的业务模式，针对各个阶段的企业开发适应性更高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助于加快全产业链的低碳转型。

3.2.4 绿色金融需求与供给未能有效对接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承载能力不同，在环境外部性和资源利用效率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绿色金融发展缺乏严格的绿色金融项目认定与绿色金融支持审核，欠缺具有针对性的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与之相匹配，绿色项目与金融机构的对接效率低下，导致融资主体获取资源困难，无法满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异质需求。同时，环境信息披露不完全，信息传导途径不畅，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环境和绿色项目信息转化成绿色金融信息的有效性，导致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没有能够有效服务于绿色经济发展，使得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项目供给数量、质量和效率发生错配，从而使供给与需求的衔接轨道发生偏离，金融资源不能够有序高效地配置到相关绿色发展项目的关键领域，不利于支撑绿色“一带一路”行稳致远［8］。具体情况如图5所示。

图5 绿色金融需求与供给未能有效对接

4 推进绿色金融赋能“一带一路”的建议

4.1 加强绿色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统一绿色标准

建立健全绿色金融市场体系是绿色金融顶层设计的重要一环。金融机构要提升绿色金融的战略认知，推动绿色金融成为全球经济金融的主流，建立起清晰明确的绿色金融战略布局与实施机制，推进绿色融资机制，提供绿色金融生根落地的土壤。将可持续发展理念和社会责任融入自身机构的各个环节之中，确立指导方针，形成一套金融机构自身行之有效的绿色金融长效发展机制，确保规划执行落实，强化绿色金融各个环节的管理，提高绿色投资的执行效率。规则“引导绿”是绿色金融的关键，而不是事后“统计绿”。遵循“国内统一，国际接轨”的原则，制定绿色金融和绿色技术通用标准。建立国内统一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包括通用基础标准、信用评估、产品服务和共享标准，完善各项标准、规划的设立及执行，逐步在资源节约与循环利用、生态环境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制定一系列绿色技术标准，加快投资的绿色转型；明确技术关键性能和技术指标，确保标准能兼顾产业特点和国际规则；持续优化绿色项目认定标准，破解标准不一的匹配难题；完善绿色评级和认证制度，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和规范发展。通过加强国际合作，规范全球绿色金融发展秩序，不断完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为进一步制定和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标准建言献策。

4.2 形成绿色金融信息体系，公开信息披露

绿色金融投资机构可以通过建立透明的信息公开机制，通过分享项目数据和开发行业准则，建立一个非政府机构的投资市场支撑服务系统，增加企业获取资源交流的机会，明确合作方向、提高投资准确性，增加行业透明度和投资者信心，同时推动合理安排同类同质企业在同一地区的项目投资建设活动。这一方面能够履行其专业义务和社会责任，有助于提高机构本身的透明度和公信力；另一方面能够提高行业透明度、促使企业提高其治理水平，打造“绿色标签”，传递企业“绿色名片”［9］。同时，信息公开有助于社会投资者理解新的资产类别，降低绿色项目融资成本，提高投资效率。未来在碳中和目标下，对于企业和金融机构强化气候相关的财务信息披露将会呈现越来越严格的趋势，探索强制性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试点，有序地开展环境信息披露；鼓励金融机构在投资流程中全面嵌入ESG评价；建立鼓励性的绩效考核、激励约束机制，保证信息公开的准确性和及时性；健全完善的风险管理和信息披露机制，有效促进绿色金融需求与供给的精准匹配。

4.3 创新绿色金融产品，优化投资结构

在“双碳”目标的推动下，金融机构的绿色转型是未来发展的必选项。金融机构需要主动调整并优化自身投资结构，持续“绿化”信贷结构，优先支持绿色经济领域的优质项目，如环境改善、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节能环保领域，逐步扩大绿色优质项目的投融资比例；增加绿色债券配置的同时控制高碳资产，推动绿色债券增量扩面；鼓励发展多样绿色保险产品，加强绿色保险的环境责任控制非绿色型项目的投资效果，探索差异化的保险费率机制；开展环境权益融资，积极推动碳中和资产支持商业票据融资；“挤入”而非“挤出”社会资本，保障绿色项目的资金供给，在支持本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同时助推“一带一路”项目海外落地。与此同时，金融机构要基于全局各方位考虑“一带一路”沿线投资项目的社会和经济效益，坚持并积极践行绿色投融资理念、价值观，管理自身环境和社会表现；针对不同主体和不同绿色发展需求开发绿色金融创新产品与服务，提供“量身定做”等融资方案；充分考虑环保指标，合理设计融资结构，运用金融产品进行环境污染防范与治理。以绿色金融、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等机制引导绿色投资，确保项目社会效益的实现。与此同时，关注政策与市场走向、重视来自市场的反馈，及时调整投资方向与投资策略，做到与时俱进。

4.4 融合数字技术，提升绿色金融效率

绿色金融与金融科技的融合发展正日益成为金融领域各方关注的焦点。在推动投资决策绿色化、投融资方式多元化等方面，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科技手段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好地促进绿色金融项目的繁荣发展。通过发展绿色金融科技来应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痛点、难点，有助于绿色金融发展逐渐成为业内的共识。推动数字经济与绿色金融市场合作与联动，将金融科技与绿色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紧密结合，推动金融机构开展碳核算，建立覆盖面更广的、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尤其是针对“碳排放”和“碳足迹”的信息披露，为绿色金融业务的发展提供方向指引［10］。在各类金融产品服务当中，大数据信息平台能够帮助机构在众多业务场景中及时为客户查询信息并办理业务，提升绿色金融的交易和服务效率。在投融资业务操作当中，投资者可以利用数字技术建立绿色评级数据库、绿色评级模型、绿色定价模型等，综合评估绿色资产与相关绿色项目的风险和收益，帮助其更为准确地做出投资判断，降低绿色金融产品的投资风险。绿色金融信息统计平台、绿色信用评价平台等建设，能够帮助绿色融资需求者与供给者准确对接，以解决两者难以找到目标项目、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绿色金融的监管环节，数据信息平台也能够帮助解决监管层与被监管机构之间的信息沟通问题，提高监管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