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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沟通与丰富

2022-03-03张惠娟

百家评论 2022年1期
关键词:沟通身份生命

张惠娟

内容提要:“沟通”是《西南边》的运思方式。冯良以情爱、婚姻、生死作为彝、汉两个族群沟通的文化基础,通过在爱情、友谊发生的土壤中嵌入现代医学背景,把1950年代至1980年代凉山的现代化历史聚焦到现代生命观念对彝人生命世界的“重塑”问题上,向我们展示的是爱情、友情中的一方如何抵达另一方的生命世界,即两种生命世界如何沟通、如何对话,最终达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生命是人最本质的存在方式,毋宁说凉山的现代化是生命的现代化。因而,《西南边》又可以被看作是关于“生命”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关于“沟通”的小说。

关键词:《西南边》 沟通  生命  身份  相互丰富

《西南边》是彝族作家冯良201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2020年8月,《西南边》获得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长篇小说奖。阅读这部小说,很容易形成这样的初始印象:这是一部关于爱情和友情的小说。更具体地来说,是描写凉山彝人和汉人跨民族的爱情和友情的小说。小说所讲述的历史内容既涉及凉山内部由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地方历史,也涉及社会主义探索和建设时期的国家历史。内外嵌套的历史格局,处理起来比较繁难。冯良选择把个体的生命体验填充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线性时间中,聚焦普通个体所承受的那一部分历史,在他们的命运无常中折射历史光影。

一、“医”作为进入彝人生命世界的门径

“沟通”是小说的运思方式,小说的人物设置、故事编排、时间延展、空间选择等,皆为这一问题所牵引。沟通是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发生的交流、互动事件,指涉具体的信息发出者与接受者。在一个个沟通事件中,人是沟通的主体。小说重点讲述的人群是亲历过凉山解放、凉山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文革”、改革开放等历史事件的特殊人群,最典型的就是三对汉、彝联姻的夫妻。他们的爱情、婚姻、友情发生于社会主义制度取代奴隶制度的凉山社会变革的1950年代。第一对夫妻中,丈夫木略是汉人和白彝的混血,他的妻子俞秀是凉山汉区的汉族人;第二对夫妻中,丈夫夏觉仁是上海来的汉族知识青年,他的妻子是凉山黑彝奴隶主的女儿;第三对夫妻中,丈夫吴升是来自南京的汉族知识青年,他的妻子是居于汉区边缘的白彝。尤其是夏觉仁和曲尼阿果的结合,不仅破坏了彝人“不分里外,乱开亲”的规矩,还挑战了黑彝不与其他族群通婚的生存法则和尊严政治。黑彝对纯正血统的维护胜过生命,“谁要敢破坏这个规矩,乱棍子打死不说,生得有娃儿的,不是掐死,就是丢到河里淹死,爹啊娘的,因为羞愧,上吊的,拿枪射脑壳的,总要死几个来摆起来。”①人群的构成状况决定了沟通的层次和维度。在凉山的现代历史变革中,不仅包括凉山与外部的沟通,还包括凉山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沟通;在沟通的面向上,不仅包括语言上的交流,还涉及精神心理、思想情感、观念意识上的互通。

在沟通的过程中,难的不是两种语言表意上的对位,而是思想、情感的交流。由语言出发的精神心理层面的理解、接受是比直接的语言对话要更为复杂和艰难。人民政权如何被凉山民众接受,并落地生根,是凉山完成民主改革,从奴隶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关键。小说开篇就摆出了落实、实施解放过程中遇到的沟通难题。第一个叙事段落以六位主要人物相识、相恋到结婚的过程为主线脉络,讲述解放军359团进入凉山平叛,解放凉山的经过,展开凉山与外部沟通的历史横截面,同时将凉山不同族群之间的内部沟通穿插其中。为了把多层次、多维度的历史投影到平凡人物的命运变轨中,《西南边》设置了一条主要人物的情感关系链,凉山的族群关系、空间历史、文化地图被编织进人物的身份变迁、身世背景、情感发展中。他们的友情和彝、汉两两结合的爱情,不仅铺开了夏觉仁和吴升代表的人民政权和现代生活经验与凉山的沟通,还引向了凉山内部黑彝与白彝、彝人与汉人之间的沟通。小说一边强调历史传统中彝、汉之间的界限,一边利用六位青年的友情和爱情来打破这种界限。“医”在六位青年的人际关系空间的构造中起着核心作用。“懂医”是木略“被发现”,并吸纳进入359团的重要因素。曲尼阿果与夏觉仁的交集来源于“拔刺”的医疗需求。在之后的讲述中,夏觉仁高超的医术也是他与曲尼阿果婚姻的润滑剂和粘合剂,他的医生身份是曲尼家在家支族人与和亲朋乡邻面前引以为傲的事情,为曲尼阿果的母亲挽回了面子,是他获得曲尼家族认可的重要原因。沙马依葛选择吴升,看似是随机的。但其中仍然隐含着她对掌握先进医疗技术的军医的渴慕之情。为家人拿药是沙马依葛对夏觉仁产生好感的催化剂。而吴升既是军医又是南京来的青年,与夏觉仁的社会身份和文化背景相当。在向夏觉仁表白被拒后,吴升成为她新的结合目标。“医”在彝族内部的沟通中也到了重要的作用。彝寨子里的人知道几几嫫开枪打死了自己的情人马布尔子之后,愤愤不平,骂声四起,坚决要把他们全家轰出寨子。但是看到几几嫫用草药给丈夫粘上耳朵的惊人医术之后,彝寨子的人态度大变,几几嫫本人也倍受尊重。“这以后,村人不再往外轰他们一家,也不挽留他们,……寨子里的赤脚医生也上门讨教,求偏方。……村人再扯闲篇时便很体谅她”。②总而言之,无论是在凉山与外部,还是凉山内部不同族群之间,“医”都是情感沟通的主要桥梁。

在黑彝叛乱的原因剖析中,作者就暗示了彝人,尤其血统、遗传病等生命基因在黑彝生命世界中的根本性份量。“混血”是黑彝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黑彝与白彝之间严格的血统限定是凉山彝区奴隶制度的中枢神经,在黑彝叛乱的思想决策中,白彝可能“娶他们的女儿,把清清白白的血搅浑”③是最能戳中他们思维神经的东西。扰乱血族系统在黑彝奴隶主精神心理上的沖击要远大于失却经济基础和武装力量严重,意味着他们不仅要面对失去话语权威、身份跌落的现实,还要接受混血带来的生命基因的改变。“叛乱”也就演变成了关乎生命尊严的“斗争”。军医是军人和医生两种身份的叠加,前者是革命现代性的施行主体,后者是人道主义和技术现代性的结合。作者把夏觉仁和吴升两位外来者的身份设定为军医别有意味。军人的身份意味着他们将给凉山带来新的意识形态,而作为医生所具有的现代医学技术和医学知识,以及无差别地人道主义精神,为个体之间的沟通,以及新政权进入彝人的生命世界提供了门径。

二、彝人生命世界与现代“医道”的相互丰富

跨民族婚姻的缔结,以及彝人对汉族亲人偏见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由现代医学知识所负载的现代性的眼光和视野,完全抵达了彝人的生命世界,也不意味着彝人与汉人之间,黑彝与白彝之间完全彻底地认同和接纳。小说第二个叙事段落的中心事件“新叛”是由语言障碍引发的沟通事件。彝、汉两种语言在讲述、转译曲尼阿呷意外死亡过程中的错位为谣言的滋长和蔓延提供了力量,致使沟通秩序受到干扰。一场意外被纂改为“图财害命”,进而升级为族群矛盾,酿成了“叛逃”、死亡等一系列后果。在这次沟通事件的结构中,作者把曲尼阿果置于矛盾的中心,让其遭受逝亲之痛,并承受作为人民政府干部的压力,把小说的情感关系从友情、爱情,扩展到骨肉血亲的亲情范畴,以逝去亲人的创痛作为其成长的代价。这样的叙事设置,显露出冯良不仅试图摸到凉山彝人的脉搏,也在努力触摸发出脉搏的心脏,即以黑彝个体的精神成长来剖析和体察造成重视血统、基因生命观念的族群性格和精神心理。

这一点在小说讲述民主改革阶段的历史时就所有提及,小说不仅关注“翻身”的白彝和汉人,还挖掘了黑彝身上的闪光点。在一个个叛乱事件里,领导叛乱的黑彝奴隶主虽然性格冲动、极好面子,但都单纯、良善、义薄云天,甚至有些愚钝。相对而言,白彝却多以狡黠的形象出现。吉黑哈则就是典型代表。吉黑哈则决心叛乱的主观原因虽是舍不得藏在区公所里的枪和子弹,但真正促使他与人民政府开火的勇气来源于昔日的奴隶娃子马海双布的舆论“绑架”。马海双布见自己的“诉苦”没能打动吉黑哈则,又辅之以言语刺激、威胁,没成想吉黑哈则还是不买账,便当即割下一个干部的耳朵逼其与解放军兵戎相见。木略能够成功劝降吉黑哈则,诱导其“起义”,也是因为吉黑哈则对他的信任。木略自幼“装傻装憨”的狡猾让吉黑哈则对他信任有加,甚至在生活决策上产生了依赖,成为能“替自己拿主意”,破解难题的军师。

阿来曾说,爱与恨、生与死、对金钱和权力的接近与背离,是任何一种人类文化可以互相沟通的基础。④长期的地理阻隔和政治统治的“缺位”造成了黑彝奴隶主山地寡民的“虚高”。但是黑彝压迫、剥削白彝和汉人的“罪过”无法掩盖他们身上的纯良和真善。白彝、黑彝和汉人对弱者的悲悯和同情,对死的惧怕,对生的渴望都是相通的。曲尼阿果、吉黑哈则等新一辈的黑彝青年有遗传自父辈的“硬骨头”品性和气质,冷傲、自重,但亦不乏长在心底的善良。善良在他们的生命视野中没有敌我之分,只有对弱者的同情和悲悯。曲尼阿果虽然娇贵,但一看到认领尸体的叛乱者遗孀,“沉静的面容起了波动,……泪水瞬间汪满眼眶”,还让俞秀帮忙递钱,并发出“多造孽!”的感慨。⑤吉黑哈则的大女儿早些年被汉族军阀挑在竹竿上戏耍,受到惊吓导致精神失常,但在金南山老婆要被枪毙时,吉黑哈则还是对其充满了同情,认为不该被枪毙。夏觉仁也是因为相信人性都是互通的,恋上黑彝姑娘曲尼阿果的时候勇气大如天。但当他真正走进婚姻,介入到黑彝的生活世界中时,却发现有些东西并不能真正相通。刻进黑彝骨子里的冷傲在他的心里蒙上了阴影,让他对曲尼阿果对待婚姻的诚意心生质疑。事实上,从一开始,夏觉仁决心与曲尼阿果结合的意识之中还包含着引导其改变的心理动机,他的挫败来源于无法实施改变曲尼阿果行动的沮丧。直到他无法忍受和理解曲尼阿果失去亲人之后的“反常”举动,把压抑和精神折磨以背叛婚姻的形式发泄出来。

一直以来,夏觉仁把自己定位为发送信息的沟通主体,却忽视了信息接受者的存在和自我意志。正如木略察觉到的,黑彝女人有“从娘胎里带出来的”刚强、坚韧和“不动声色的本领”。⑥在小说前半段,娇贵、敏感、软弱的曲尼阿果显得较为另类。经历了“爹亡姐死”,丈夫“背信弃义”之后,曲尼阿果万念俱灰。安放祖辈魂灵的桃树林是父辈留给她的精神遗物,不断召唤着她返回乌尔山。经历过痛定思痛的精神创痛,曲尼阿果在善良的生命底色之外,获得了彝族女人刻进命的刚强、冷静和坚韧。等她再次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时,已经“变得有担待”,目光深邃,“识大体、有水平”、口齿伶俐、做事谨慎沉稳,她的言辞让一贯上纲上线的沙马依葛都心怯意乱。多年以后,夏觉仁受到女儿的启发,才渐趋醒悟过来。“阿果在他的视野之外成长了,保有了他们的家庭,甚至从经济上,维系着包括他的亲人在内的人际关系,最主要的是两个孩子值得依赖的母亲。”⑦这些事件,实际上构成了沟通主体与客体的置换、交流。“在两种文化发生对话和相遇的情况下,它们既不会彼此完全融合,也不会相互混同,各自都会保持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丰富起来。”⑧两种文化观念相遇之后,并不是绝对地一方改变另一方,而是在沟通、磨合过程中相互提供能量、相互丰富。夏觉仁和曲尼阿果的结合,不光是夏觉仁的医学背景给彝人的思想意识注入现代生命观念,深潜曲尼阿果精神根底的宽容、博爱、善良和刚强,也丰富了夏觉仁的生命世界,对他所尊奉的人道主义精神给出了更为宽广、丰厚的诠释。这也促使他在被撤职后,决定跟随曲尼阿果一并来到乌尔山“安营扎寨”,给彝族民众进行无偿行医治病。

注釋:

①②③⑤⑥⑦冯良:《西南边》,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42页,第242页,第4页,第30页,第201页,第359页。

④冉云飞:《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⑧[苏]米哈伊尔·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5页。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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