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玄德

内容提要：房伟在《血色莫扎特》中回顾了90年代经济改革、社会转型时期的现实生活，以日常化、口语化的语言完成故事的整体叙述。叙事技巧上以葛春风等人视角的转换，在作品中构建起多维立体的叙事框架，从而形成“三棱镜”式叙事结构，并以此在营造出强烈的未知和悬疑氛围。钢琴、舞蹈、天鹅、麋鹿等意象的使用，赋予现实生活以温热的情感关怀和热烈的青春气息，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中融入浪漫主义色彩，构成审美艺术的新变。

关键词：房伟 《血色莫扎特》 现实主义  浪漫  叙述视角

房伟最初进入人们的视野，更多的是以新锐批评家的身份为人们所关注，但近年来，作家的房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作为批评家的房伟，下笔时需要使得思维的天平倾向于理性的分析，以此警惕批评话语凌驾于文本之上的危险。作为作家的房伟，则又需要避免过度的理性对作品中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破坏。在批评家与作家的身份转换中，如何做到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房伟似乎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方式。在《猎舌师》《小陶然》《阳明山》《格林兰博士逃跑计划》等中短篇小说中，尽管其批评家的身影偶有显现，但房伟已经向人们展示出他那令人敬佩的语言功底和叙事技巧。其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的问世，再一次向读者证明了他作为一名作家丰富的才情和独特的文学想象力。

文学书写人生，关注人生。作家通过文学世界中镜像与灯影的斑驳，将读者带入人物充满矛盾挣扎的内心世界，以此呈现生活真实的面貌和复杂的人性。《血色莫扎特》便是在理想的浪漫与人性的复杂的耦合处，让我们看到生活带给人们难以言说的疼痛与无奈。作品中充盈的生活关怀和强烈的情感意指是其艺术价值所在，然而令人称赞之处还在于房伟在叙事方式上的创新。他大胆地采用了多视角转换的叙述方式，在作品中构建起多维立体的叙事框架，让读者有机会站在不同视角下透视故事本身的内因与外延。值得注意的是，中短篇小说集《猎舌师》便是采用的多视角转换的叙事方式，但小说叙事语言的诗化倾向，仍体现着其作为批评家强烈的纯文学观念。而《血色莫扎特》不仅在叙事语言上转向日常化、口语化的语言表达，叙述视角上更借助多视角的转换，在现实主义的底色中融入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作为文坛的新人，房伟选择更具挑战性的叙事艺术，能够看出其在文学创作上的野心和自信。

《血色莫扎特》讲述的是一个浪漫而又冰冷的情感故事，整部作品都围绕着钢琴、天鹅、麋鹿、音乐、舞蹈等意象。可以看出，房伟有意识地在作品中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氛围，赋予作品中的人物浪漫而又热烈的青春气息。然而，这种浪漫却充斥在冰冷、残酷的人性的龃龉之中。房伟选择以一桩震惊整个麓城的“凶杀案”作为核心，围绕葛春风、夏冰、韩苗苗、吕鹏、薛畅等人展开了一段彼此纠缠的情感故事。在文学书写中，“叙述视角指的是叙述时观察故事的角度，”①不同视角的转换可以展示出同一故事的不同侧面。房伟在《血色莫扎特》中有意识地选择不同主体作为叙述的视角，“葛春风、吕鹏、薛畅是主要叙述者，它们叙述交错进行，完成了对夏雨和韩苗苗的形象描述，拓展了小说的叙事时空。小说中所有的叙述语言都是这些人物讲述时的表达，都是他们的声音。”②无论是他们对各自青春记忆的追忆，还是再现难以启齿的悲惨经历，甚或是对凶杀案的钩沉，都是从不同的叙述视角完成对故事细节的填补。而这种叙述视角的转换恰如三棱镜一般，折射出故事背后扑朔迷离的真相，并以此作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内在动力。

就作品的艺术特征而言，显然房伟却赋予了《血色莫扎特》强烈的理想化色彩和浪漫主义气息。在整部作品中葛春风、韩苗苗、夏冰简直可以视作青春浪漫的代表，他们对于文学、舞蹈和钢琴的热爱，对友情的珍惜和对爱情的向往，几乎达到一种精神乌托邦的境界。但房伟并未企图塑造一种“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而是将青春的热烈和激情通过浪漫主义的笔法表现出来，以此呈现更为真实贴切的时代生活和青春记忆。在葛春风的视角之下，夏冰对钢琴的痴迷、韩苗苗对舞蹈的依恋、葛春风对情感的珍视，都是青春时代最美好的脚注。我们从葛春风的叙述中可见房伟对一代人青春美好回忆的幻想，以至于几人之间存在的复杂情感纠葛和莫名的感伤，在那懵懂的年纪里看起来都是那么顺理成章。即使葛春风因为在毕业之际殴打辅导员事件被分配到化工厂做工人，身上也仍旧带着浓厚的浪漫气息。他在化工厂里面对的是单调无聊的工作，接触的是足以灼伤皮肤的化学原料，但他却能够迅速适应并融入其中，并且在化工厂发生危机时主动承担起维护工人利益的责任。葛春风这种经历看似在重复着父亲“葛工”的命运，但房伟想要表达的反而是他在完成为情义献身的“壮举”后精神上的自我满足。所以，即使当葛春风被排挤到保安队，甚至在最终的集体投票中以第一的票數率先下岗，人们也极少看到葛春风对他人的抱怨或指责。在房伟看来，葛春风的视角看到是青春时期人性中最纯粹、最质朴的浪漫天性。

杨义认为，文学作品中的叙述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他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视角。”③这一阐释为我们理解房伟如何塑造葛春风这一形象提供了十分恰当的分析方式。通过阅读不难发现，房伟对葛春风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构成性格上的前后对立。在房伟笔下，青年时期和中年时期的葛春风分化为性格对立的两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初那个洋溢着青春浪漫气质的多愁善感的少年，多年后竟成为令人反感的中年油腻大叔。如此大的落差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是逼仄的生存空间打碎了青春美丽的梦幻，让曾经怀揣梦想的翩翩少年折断了飞翔的翅膀，跌落进生活泥泞的沼泽地中。但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我们便没有体悟到房伟在葛春风身上所注入的心血。因为即使是中年归来的葛春风，他身上依旧带有曾经的模样，而他的改变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对生活的低头。房伟曾在《王小波论》前言中有过一段颇具感慨的自白，“在那个灯光昏黄、狭小潮湿的宿舍，我靠读书打发剩余时间。高强度的体力工作，夏夜的蚊虫、老鼠和蝙蝠，冬天冰冷的像坟墓一般的房间，都让我的读书心情变得十分古怪。在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里，原始积累残酷而愚蠢的生产方式，野蛮粗鄙的生存与无奈的抗争，以及知识分子在公众空间中可怜又可笑的文化身份，都深深刺激了我的神经，激发了我重新审视自我和时代的愿望。”④显然，自身的经历使得房伟有了更深刻的反思，而这种对自我存在意义的反思，在葛春风身上则是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审视。因而，单纯的浪漫色彩已经不足以表现以葛春风为代表的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于是我们看到，下岗后失业的葛春风并没有一蹶不振，而是重新确立了前进的方向。并且在顺利考上研究生后，选择不顾一切地逃离麓城。我们可以说葛春风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达到了别人对他“大学生”身份的评价。但是，这一努力背后隐现的人的自私本性，以及葛春风内心深处的愧疚和责备等因素，才真正是他在时间的流逝中发生性格转变的根本原因。所以即便他逃离麓城后几乎从未回来过，也无法割断自己与麓城的联系，在省城看似风生水起的生活，却始终是兜兜转转无法逃出命运的圈套。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意涵并无法通过葛春风的视角进行形而上的抽象，虽然我们可以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到韩苗苗和夏冰秉性中的纯洁和浪漫，却无法转过身来审视葛春风自我的魂灵。于是，叙述视角的转换便由此发生。

当叙述的视角转移到薛畅身上时，作品批判现实和审视人性的核心便显露出来。如果说房伟赋予葛春风以青春的浪漫气息，那么他给薛畅的便是在成长过程中塑造出的理性和冷峻的性格。从迈出大学校门的那一刻起，家境贫困的薛畅便对自己的欲望有着极为清醒和理智的认知。在他的视角下，葛春风、韩苗苗等人所谓的理想和精神欲求，没有任何实际的价值。房伟让薛畅看到的都是生活的困顿和自我精神的压抑，让他背负的是生活带给人们无可逃脱的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压迫。在最初入职时，薛畅遭受到领导的冷嘲热讽甚至是人格侮辱，在工作上遇到的都是同事们鄙夷的目光。而他忍辱求生的背后，也不过是希望守住一个有颜面地生存的机会而已，又何言其他。薛畅从小职员一步步晋升的坎坷历程，是他不断向欲望妥协的过程，更是他一次次背离自我走向罪恶彼岸的过程。“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会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无疑是房伟借薛畅之口道出的成年人的无奈，更代表着人们对理想的抛弃和对物质生活的妥协。在叙述功能上，薛畅是葛春风叙述范围的补充，在他这里叙述的方向向社会和人性内部延展。所以，在薛畅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人性中美好和向善的一面，而更多的是人性的龃龉和社会的黑暗。对社会和生活的深度触碰不仅体现着《血色莫扎特》现实主义的本质，也是其艺术价值所在。

作品中“三棱镜”式的叙述最大的特征，是从不同视角折射出事物的不同侧面。在葛春风的视角下，薛畅不过是自己的小跟班，他平庸且无主见;夏冰是人们幻想中的“钢琴王子”，柔弱且多情更似痴情的女子;韩苗苗则是敢爱敢恨，她身上有着女性特有的感性和纯洁。音乐、舞蹈、诗歌等浪漫因素，加强了夏冰、韩苗苗、葛春风身上感性色彩，从而可以将他们一系列疯狂的行为解释为对未知的狂热和生命主体性张扬。但在薛畅的视角下，他们身上的浪漫特质便极大地削减了。通过薛畅的叙述我们发现，葛春风为保护韩苗苗免受骚扰，因此愤而怒打辅导员这一事件，竟然是夏冰在嫉妒心的驱使下给葛春风设下的圈套。也正是此事，直接改写了葛春风的未来。这一细节的披露极大地冲击了我们对于“钢琴王子”的认识，并且在叙述功能上为“钢琴王子杀妻”案的可能性添上了浓重一笔。这种叙述视角转换的意义，一方面在于补充故事发展的逻辑，另一方面多视角的介入在揭开事实真相的同时，也提供了更多干扰因素，从而增强故事的悬疑色彩。此外，薛畅向“冯大肚子”告密，使夏冰与冯露的暧昧关系浮出水面，又直接导致夏冰失去岗位转而成为社区清洁员。在这里，房伟向我们呈现出整部作品中最具讽刺的一个画面：夏冰在自己的学生面前用弹奏莫扎特的双手去掏大粪。这一情节在作品中构成了极大的精神冲击力，让我们感受到人在物质和精神的夹缝中的无力和绝望。夏冰便是在此时彻底地抛弃了自己那颗追逐艺术的高傲的灵魂。我们不能以全知的视角对作品中的人物进行责任的分划，这本身也出离了作品的表意范畴，但这一极具讽刺意味的情节设置，无疑是薛畅这一人物所承担的重要叙述功能。不仅如此，薛畅为了自己的前途而选择背叛，将葛春风在化工厂组织的抗议活动向领导告密，甚至在天鹅夜总会以卑劣的手段将韩苗苗推向了命运无底的深渊……这一系列行为背后所表现出来的又何止是人性中简单的善与恶。在薛畅眼中，朋友之间纯洁无瑕的友谊也只不过是被利用的工具，表面上的亲近实则是在掩盖背后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这便是房伟想要通过薛畅发出的质问：当欲望奸污了理想，生活亵渎了灵魂，人们的生命中还剩下什么？高贵的天鹅和桀骜的麋鹿，已经在被生活蹂躏的遍体鳞伤后悲惨地死去，而令人神往的“苗苗的客厅”最终也凋零为青春纯真时代逝去后埋葬记忆的墓穴。

有关叙述视角的叙述功能，华莱士·马丁认为，“叙述视点不是作为一种传送情节给读者的附属物后加上去的，相反，在绝大多数现代叙事作品中，正是叙述视点创造了兴趣、冲突、悬念乃至情节本身。”⑤房伟所采用“三棱镜”式的叙述方式，正是利用叙述视角的功能性转化，在叙述过程中构造出故事的冲突和情节的扑朔迷离，并在折射出故事背后真相的同时，为读者提供了大量细微、隐性的叙事线索，而这些线索又构成了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推力。例如薛畅主动承担起照顾韩老太和夏雨的责任，看似是出于对朋友的关照，但实际却是对自我所犯罪孽的赎罪。而读者对作品中不同事件认知的改变，正是在不断转换的叙述中完成的。这不禁让我们想到邓一光在《人，或所有的士兵》所采用的叙述技巧，“邓一光通过这10位历史或战争的当事人提供的证词，在积极有效地还原主人公郁漱石人生历程的同时，其实也为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提供了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历史证词。更进一步说，也可以被视为体量庞大的历史证词。”⑥房伟在《血色莫扎特》中所采用的“三棱镜”式的叙述方式，显然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同之处在于，房伟更侧重通过视角的转换，来呈现不同人生态度之下的相同命运，其叙述的意指更为锋利地刺破语言表意的外壳，让人们能够从不同角度看到生活原本的面貌和欲望带给人的精神冲击。因此，在葛春风和薛畅之外，另一个叙述聲音便不得不出现在作品之中。

与葛春风和薛畅不同，吕鹏这一叙述视角更多的是承担对故事情节完整性的补充。在葛春风和薛畅之间，吕鹏更多时候充当的是揭开事实真相的那双手。正是在吕鹏的视角下，人们才意识到“钢琴王子杀妻”案背后似乎还隐藏着更为复杂、更令人心惊的黑幕，而作品批判现实的也得以确证。在吕鹏所提供的线索中，以陈中华、冯国良等人为代表的更为隐晦的社会问题逐渐浮出水面。葛春风在化工厂屡遭针对的遭遇、夏冰失去教职成为社区清洁员、韩苗苗从高傲的天鹅沦落为卖身的舞女，包括薛畅和吕鹏在工作上突然的变动，都与陈、冯二人密切相关，甚至所谓的“钢琴王子杀妻”案也是由他们两人直接导演。房伟在此处揭露的无疑是社会转型时期存在的种种问题，他借助吕鹏的视角，让人们看到资本与权力非法交织后所滋生出的罪恶，是悲剧产生的重要因素。冯令人惊讶的淫乱生活方式、陈为了权力的欲望而做出的种种非法行径、天鹅夜总会所牵扯的复杂势力等等，显然只能通过吕鹏的视角来呈现，这也是为什么房伟会让吕鹏以警察这一正义的身份出现在读者面前的重要原因。

倘若吕鹏这一叙述视角仅仅作为对文本故事情节的补充而存在，无疑忽略了房伟在叙述结构上的良苦用心。作为叙述功能上的平衡，房伟赋予吕鹏的是理性与感性兼而有之的性格，让他既能够带领我们去触碰人性的真实和生活的真相，又向人们宣扬友情的重量和理想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吕鹏身为警察，整日挣扎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疲惫中，但他在稍有空闲时仍旧保持着观看星空的习惯，他对待葛春风、薛畅的态度虽然带有职业性的警惕和冰冷，但本质上却始终珍视几人之间的友情。如果说葛春风为我们建构了一段浪漫而又荒诞的青春记忆，薛畅展示的是生活的残酷和人性的自我挣扎，那么吕鹏则将我们拉回到现实之中。如果仅仅从故事情节和人物性格方面来看，吕鹏身上这种性格因素似乎无足轻重。但在叙述逻辑上而言，吕鹏特殊的性格在故事的发展过程中，却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出于对情义的珍视，吕鹏是高队“被退休”后唯一一个前去探望的人，而他的探访也成为整个案件迅速发生转折的重要因素。高队在面对吕鹏时，拿出了自己偷偷保留下的重要证据，让整个案件陡然急转，其中所牵连的各种关系也逐渐变得清晰。我们不能说作品中类似的极其微妙的叙述细节，都是房伟的有意为之，但毫无疑问这是人物在塑造过程中必然会被赋予的叙述功能。此外，吕鹏与葛春风之间的感情，包括对薛畅的保护（虽然更多是案情需要，但仍然能够感受到其中强烈的个人情感），都让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友谊的珍贵和情感的无价。这种在现实之中的带有理性色彩的浪漫气质，是房伟在建构作品时尤为成功的尝试。

回顾整部作品，不难发现房伟在叙述故事本身时带有一种近乎原罪式的观念，薛畅的堕落、葛春风的逃避、夏冰的懦弱等等，每个人身上都存在被欲望所束缚的精神因素，也正是这种因素共同推动了悲剧的产生。“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在生活面前过度膨胀的自我欲望必然带有或深或浅的罪孽。房伟从这桩谋杀案背后牵扯出的是人性的黑暗与罪恶，更是人们在面对生活时的无奈与挣扎。虽然作品中字里行间充溢着青春的浪漫气息，但人性的异变和生活的挤压又如影随形。人们身处理想与现实的夹缝中不断挣扎，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引力，指向生活的本质和人性的龃龉。房伟在作品中力图表现的也正是当人们在情感与物质的压迫之下，所呈现出的人性中善与恶的角力。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叙事上的浪漫主义语调不能僭越现实主义的本质，所以文章在后半部转向批判现实的叙述时，便显得力不从心。有关以白天鹅夜总会为代表的更为深层的问题如何揭露？冯国良、陈中华等人之间的利益勾结等案件背后的因素如何呈现？这些问题的复杂和纵深绝不是仅仅以此三种视角便足以解决的，因此房伟在叙述上选了退让，在文本后半部尝试加入红姑的叙述视角来完成以上叙述任务。同时，夏雨和冯露两个与案件直接相关的人，显然在另一条叙述线索上，如何才能使他们更好地融入作品整体架构？于是，房伟在文章最后又让夏雨短暂登场，告诉读者案发当晚的细节和夏冰的结局。且不论彼时年幼的夏雨能否如此清晰地记住，并在多年后同样细微地还原那一夜场景这一逻辑上的矛盾，仅就叙述方式而言，红姑和夏雨的出现便已经打破了原有的叙事结构。杨义曾指出，“在写作过程中，结构既是第一行为，也是最终行为，写作的第一笔就要考虑到结构，写作的最后一笔也要追求结构的完整。”⑦而房伟在叙述方式上的妥协，恰恰指向了叙事结构上的矛盾。房伟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因此他又选择以书信的方式，让冯露讲出了剩余的真相。叙述上的变化在“三棱镜”之外又构成其他的叙事逻辑。我们无权去评定房伟在文末集中突显多元叙述这一尝试的合理与否，因为作家在创作上的每一种创新都是一次对自我的艰难突围，但这种在结构上前后错位的叙述手法，无疑意味着房伟对现实主义的创新及在叙述上突破自我的努力，尚未达到理想预期。

吴义勤曾提出，“现实主义作为一个名词，它还是一个哲学范畴，一个心理学概念，是作家对待世界的一种人生态度、对世界的一种体验方式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心理倾向，它显然更应作为一种文学态度和文学精神而进入我们的理解。”⑧房伟在《血色莫扎特》中三棱镜式的叙述视角转化，恰恰体现了他在叙事艺术上的创新。《血色莫扎特》前半部对90年代一代人青春的回忆带有强烈的“青春叙事”倾向，后半部对现实的切入和呈现又带有“问题小说”的影子，小说现实主义的核心以浪漫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叙事上既像通俗文学中悬疑小说，又兼具先锋气息。从中都可以看到房伟在叙述方式上的创新和敢于挑战自我的勇气。本文看似是在讲述几个人的青春过往和一件扑朔迷离的凶杀案，实际上是通过个体生命之痛来呈现一代人的生存之痛，进而探究时代的病症。房伟并不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而是在叙述几个不同的人生。他在叙述形式和叙述语言上的创造性尝试，以艺术的手法为我们呈现出生活的本质，赋予我们透视生活的能力和窥探真相的洞察力。在对于几个人过往经历的叙述上，房伟写出了一代人在理想与生存之间的奋斗与抵抗，写出了时代之下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同时又将批判的视角对准当下社会中的热点问题，揭露出资本与权力合谋的时代普通人所遭遇的压迫。毫无疑问，《血色莫扎特》是一部充满着人文关怀的现实主义力作，更是房伟創作道路上一部具有突破性意义的重要之作，值得我们反复阅读、品评。

注释：

①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②郝敬波：《小说家如何“想象”一种语言——评房伟长篇新作〈血色莫扎特〉》，《小说评论》2020第4期。

③杨义：《中国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页。

④房伟：《王小波论·前言》，作家出版社2018年版，第2页。

⑤[美]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28页。

⑥王春林：《叙事方式的多向度实验与探索——2019年长篇小说一个侧面的理解与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2期。

⑦杨义：《中国叙事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页。

⑧吴义勤：《神话还会再现吗？——现实主义重构之可能与不可能》，《时代文学》1996第1期。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