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国祥 涂业婷

(武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执政形象建设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关乎党的执政兴衰，是党必须长期面对的重大课题。在七十多年的执政历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以卓越的战略胆识与高超的政治智慧对党的执政形象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塑造了一个“以学为本、以知促行，勇于革命、清正廉洁，重视生产、亲民爱民，独立自主、追求和平，文明开放、兼容并蓄”的政党形象，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国内的威望，巩固了党的执政地位。在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形势下，认真总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执政形象建设的基本经验，对树立党的良好形象、续写党的辉煌历史以及开创新的历史伟业具有重要意义。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执政考验

推翻三座大山、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1]1480，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错综复杂的世情、国情与党情，如何树立良好的执政形象、如何巩固执政地位成为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的重大时代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数量逐渐增多、队伍不断壮大，但仍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有些地方组织入党流程不规范、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致使一些思想觉悟不高甚至动机不纯的人员混入了党内，严重破坏了党组织的先进性。其次，由于党内思想教育与管理的脱节，导致部分党员理想信念不坚定，出现了思想滑坡的现象；党员队伍中充斥着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享乐主义的不良情绪，严重损害了党的形象。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的建设成为党执政后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新中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国内各项事业百废待兴，仍有许多困难尚待克服。封建土地所有制束缚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生活困苦、食不果腹；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原本经济基础薄弱的中国雪上加霜，生产萎缩、物资短缺、工业发展举步维艰；城市投机猖獗、物价飞涨、失业率激增，整个国民经济千疮百孔；国民党仍有一百多万军队在西南以及沿海岛屿负隅顽抗，一些地区的敌特、土匪与恶霸势力相互勾结，威胁着社会的稳定……这些不利因素严重影响着人民生产生活的安定以及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局面、探索出一条民族复兴之路，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需要迫切解决的现实课题。

国际上，美苏两国对峙影响世界稳定，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不断，国际形势异常紧张。妄想称霸全球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一些亚洲邻国出于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对新中国采取怀疑和敌视态度。1950年，美国悍然介入朝鲜战争，使中国再一次面临唇亡齿寒的安全威胁。中国能否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捍卫国家利益、能否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无疑是对党的一次严峻考验。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形象建设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严峻复杂、困厄艰险的局面，党和人民没有退缩，而是以自强不息、永不懈怠的精神在中华大地这片沃土上辛勤耕耘，推动各项事业稳步前进，取得了辉煌成就。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坚持顶层设计，以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的高度自觉，进行伟大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在国际国内树立了良好的执政形象。

(一)以学为本、以知促行的政党形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党员干部素质的高低是党执政形象的直接体现。党的干部和领袖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2]，作为执政党，必须坚持用科学的思想武装头脑。早在1945年，毛泽东就在《论联合政府》中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3]1094新中国成立后，党员数量逐渐增多，但是由于党的理论教育没有跟上，部分党员干部思想开始松懈、信念时有动摇，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党内蔓延，不仅严重影响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是阻碍了国家各项事业的推进，在全党进行思想教育成为当时的迫切需要。1951年，中共中央召开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决定对全国的基层党组织进行有计划、有领导的整顿。刘少奇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八项标准，成为各级党组织进行党员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只有严格接受思想淬炼，以理论武装自身，真正做到以学为本、以知促行，才不会在妖风迷雾中迷失方向。为了提升全体党员的理论修养，毛泽东签批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决定。此后，中共中央相继出版了《毛泽东选集》《列宁全集》等学习论著，以夯实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此外，为了保证理论学习有序进行，实行学年制与考试制，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党内的理论落后现象，提高了党员与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但是，在开展理论学习的过程中，一些老党员干部有畏难情绪，不愿意学习新知识特别是理论知识；部分青年干部好高骛远，轻视理论学习的意义。为了整治这种现象、切实提高党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任务，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轮训全党高、中级干部和调整党校的计划》。全国各地根据中央的指示，创办了各级党校和培训班，提高了党员干部的理论水平，推动了党员思想教育系统化、规范化发展。

“从政有经，而令行为上”，“知而不行”则难成大事，唯有以知促行、知行合一，才能站稳政治立场，不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潭。毛泽东认为“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3]815，提倡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反对漫无目的的高谈阔论，强调要在实践中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自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决中国实际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4]71方针，通过思想改造的方法尽可能地吸收一切先进知识分子参与国家各项建设，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强化理论修养，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提升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在党的号召下，“人民政府进行了广大的文化教育工作，有广大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了新知识的学习，或者参加了革命工作”[4]69，许多知识分子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实践中。美学大师朱光潜于1951年初赴陕西省长安县东大村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将所见所闻所感写成《从参观西北土地改革认识新中国的伟大》《从土改中我明白了阶级立场》等文章。他在土改实践中颠覆了过去的超阶级观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促进了其美学方法论的更新，实现了从“书本上的马列主义”到“实践中的马列主义”的巨大转变。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冯友兰是新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由于不了解阶级斗争的含义，其思想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通过土地改革的劳动学习，冯友兰学了些共产党办事的方法，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有了认识与体会，逐渐认识到剥削的本质与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进一步树立了劳动理念与唯物主义世界观，从此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方法研究中国哲学[5]。中国共产党通过实践教育，改造了知识分子的主观世界，让他们学会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待中国实际问题，真正做到知行合一，同时也使知识分子改变了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强化了对党执政的认同。

(二)勇于革命、清正廉洁的政党形象

一是乘“整党整风”之势，惩“贪污腐败”之举。党的作风关乎党的形象、决定人心向背，“水清沙自洁，官贤弊自绝”，只有胸怀廉洁的政治之风，方能行稳致远。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1]1438，并提出“两个务必”，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强大的政治定力经受住执政的考验。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有些党员干部没有摆脱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影响，逐步偏离正轨、腐化堕落，借职务之便谋不义之财，沦为国家的蛀虫。面对党内存在的不良风气，毛泽东反复强调：“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4]191。为了清除腐败，国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等重要文件，开展声势浩大的“三反”运动，以雷霆万钧之势严惩党内腐败分子。在这场运动中，揭露了诸如刘青山、张子善等严重贪污案件，有力地抵制了腐朽思想对党员干部的侵蚀，阻止了作风不纯危险的蔓延，为塑造中国共产党清正廉洁的执政形象起到了助推作用。

二是乘“严规肃纪”之势，营“政治清明”之风。“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不守规矩，必有倾覆之虞。党的发展历史证明，只有遵守铁一般的纪律，才能够战胜各种困难、书写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毛泽东强调：“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6]党高度重视纪律与监督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从内部严格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在党的执政历程中，党内仍然有一些不法分子无视党的纪律，怀着不正当的图谋为非作歹，譬如震惊全党的高岗和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事件，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形象。这两名高级党员干部利用错误言论挑拨中央领导间的关系，试图分裂党组织、在党内制造混乱，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与纪律，影响了党的政治生态。这次重大事件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认为必须进一步强化党的组织纪律建设。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提出了党员干部应遵守的六条规定，建立了一系列严格周密的纪律制度。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决定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严格惩治各种违法乱纪现象，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党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推进纪律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政治生态。

三是乘“民主监督”之势，固“执政为民”之本。“木受绳则直，人受谏则圣”，权力只有接受监督，才不会变质。在党内，只有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才能够铲除不良之风的莠草。1891年，恩格斯肯定了巴黎公社“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7]所采取的措施，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人民公仆”的思想，这种公仆思想实际上强调了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重要性。如何让权力不变质、真正将执政为民的理念落到实处以及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认为，“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要给人民来信以恰当的处理，满足群众的正当要求”[4]164，充分保障人民的监督权，进一步加强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及人民的联系。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印发《关于加强人民监察通讯员和人民检举接待室的指示》，要求各地方政府设立人民检举箱，建立人民来信来访制度，强调党员干部要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及时反思自身存在的不足，不断改进工作。此外，毛泽东也十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1954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鼓励人民群众通过报刊加强对党的工作的监督，指出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事实也充分证明，只有运用好民主监督这一锐利武器，才能遏制不正之风，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

(三)重视生产、亲民爱民的政党形象

毛泽东将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作为党的重要使命，将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党的价值目标，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法则是发展生产，保障需要”[4]289，必须将经济发展与投资建设摆在首要地位。旧中国饱受摧残、经济凋敝，人民生活苦不堪言。面对萧条的现实国情，党和人民在逆境中图奋起、在困境中谋发展，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激情，在中华大地这张“白纸”上作画，绘就了“万物生辉”的时代蓝图。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各项建设的展开，毛泽东以高瞻远瞩的政治远见提出“不要四面出击”[4]75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恢复经济发展的措施，比如，通过土地改革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为了治理水渠塘堰、兴修水利工程、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亲自视察黄河，研究并制定治理方案[8]9；情系万里长江，兴建荆江分洪工程[8]47……以上种种，体现了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崇高风范。此外，国家加大财政投入以完善交通运输网，极大改善了人民的生产生活。在贸易方面，整治了恶性通货膨胀的顽疾，逐步稳定了经济秩序，使得私营工商业得到了很大发展。通过党中央的各项举措，农民收入大约增长了30%以上[9]，城乡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国民经济恢复以后，党面临着许多新的形势，为了让历经风雨的中国走向繁荣复兴的康庄大道，迫切需要提出新的任务目标。毛泽东为此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在大力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党和人民的共同奋斗下，新中国经济基础明显增强，在变局与困境中打赢了经济“翻身仗”。

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毛泽东也时常牵挂人民生活、关心民众疾苦。20世纪50年代，血吸虫病在国内蔓延，受此病威胁的人口达1亿多人，患病人数达1000多万人，其中晚期病人约为60万人[10]，这严重危害着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影响着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毛泽东心系人民群众的安危，发出“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号召，把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视作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在党和人民的不懈斗争下，这场与疾病抗争的战役最终取得胜利，毛泽东激动地写下“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的豪迈诗句，彰显了他对人民的赤诚之心。毛泽东既是深受人民崇敬的领袖，也是“人民至上”理念的模范践行者，他心里无时无刻不装着人民，为了人民的幸福，他深入群众、体察民情、解决难题。毛泽东的一生，是为人民福祉而殚精竭虑的一生，是为百姓幸福而呕心沥血的一生，他率先垂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亲民爱民的执政形象。

(四)独立自主、追求和平的政党形象

一是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原则。旧中国经历了战争的摧残，饱尝了任人欺辱的滋味，血与泪的惨痛教训让党和人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实现民族独立，才能谋生存。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毛泽东审时度势地指出，我们的方针要“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1]1132。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中国对外交往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思想，肃清一切帝国主义在华的不正当权益，维护新生中国的主权独立和政治安全。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1]1434，只要帝国主义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1]1435。中国共产党立足国情，秉持独立自主的思想，相继提出了“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厘清了近代以来中国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为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国际条件。

二是追求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近代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的凌辱，千疮百孔，孱弱不堪，追求和平是中国人民的真挚期盼。“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毛泽东提出的“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11]的论断充分表明了中国人民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正义立场。历史昭示我们，恃强凌弱和穷兵黩武无法带来美好生活，只有和平才是全人类真正的价值旨归，才能够创造和谐美丽的世界。1953年，中国政府在与印度政府的谈判中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凝结着中国古代“和而不同”的思想智慧，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美好夙愿，成为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基本遵循。“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在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认为，“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4]335。他积极向周边国家表达善意，寻求建立外交关系，大力支持亚非拉地区的正义事业，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的独特战略艺术与中国代表团的卓越外交斡旋能力为中国赢得了良好的国际声誉，彰显了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的政党形象。

三是捍卫世界和平、敢于斗争的坚强意志。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公然挑衅中国内政，断然介入朝鲜战争，严重威胁着新生中国的和平与安全，“要不要打”“能不能打”是摆在新中国面前的一项极其严峻的考验。经济、军事等综合实力还较为薄弱的中国能否与当时世界上实力最雄厚的美国相抗衡？毛泽东为此进行了全面研判与深刻审视，既清晰地看到了中国面临的种种困难，又深入剖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性，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4]103。1950年10月，毛泽东号令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入朝作战期间，毛泽东多次向彭德怀司令作出指示，强调要始终站在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坚定立场上，“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4]108。面临敌强我弱的不利态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绝不妥协，以强大的气魄和胆略坚决与损害国家主权的行为作斗争。凭借不怕牺牲、坚毅顽强的意志，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历经两年零九个月的浴血奋战，打赢了这场立国之战，书写了令世界震惊的传奇。抗美援朝战争拒外来威胁于国门之外、遏侵略凶焰于初燃之时，使帝国主义国家从此不敢小觑中国、不敢轻易干涉中国内政，为新中国赢得了几十年的和平发展环境，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维护本国利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政党形象。

(五)文明开放、兼容并蓄的政党形象

一是以改革教育为“魂”，培养优秀人才。民无魂不立、国无魂不强，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毛泽东就通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发展教育事业，对农民、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和改造，为提升群众素养、赢得战争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文者，贯道之器也”，文化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国家富强兴盛的重要源泉。1949年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明确了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的建设人才，这次会议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指明了方向。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的教育水平，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破除了旧学制的弊端，保障了人民受教育的权利，为推动国家各项建设、培育社会优秀人才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要进行文化教育规划，包括“识字扫盲，办小学，办适合农村需要的中学”[4]475。1952年，党中央开展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扫盲运动，以“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原则为指导，在工农群众中大力开展识字教育，提高了广大工人农民的素质，为推进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以发展文艺为“要”，丰富精神生活。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艰难曲折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代，毛泽东都十分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价值与作用，强调要用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人心、激励中国人民砥砺奋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思想，这一思想成为当时文艺工作的根本遵循。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照中国发展的实际，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荡涤了错误思想的污泥浊水，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涌现出来，从艺术层面向大众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于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启迪。譬如，《上甘岭》《董存瑞》等电影作品、《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等小说作品都深受群众喜爱，丰富了人民的文化生活。同时，这些艺术作品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员的精神品性，为推进党的形象传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以学习借鉴为“方”，汲取智慧力量。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一穷二白的境遇，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学习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文化，在实践探索中披荆斩棘，使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焕发蓬勃生机。基于对国情的多方面考量，毛泽东认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1]1481，于是在推动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上，对苏联经验进行了全方位的学习与借鉴。譬如，按照苏联政权组建方式建立起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依靠生产关系的变革推进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这些经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的国民经济、巩固了中国的新生政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毛泽东也敏锐地感觉到苏联的经验未必都是正确的，即使正确的经验也未必完全适合中国，他开始不断反思苏联模式的利弊、突破历史藩篱、破旧立新、吸收先进经验，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契合中国发展的道路。在对待外来文化上，毛泽东强调：“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的先进经验和优秀文化的。”[4]264“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12]历史的发展充分表明：封闭导致落后，唯有文明开放、学习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与经验，才能探知更加深邃广袤的天地，才能创造更加甘醇美好的生活。

三、毛泽东探索党的执政形象建设的当代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习近平指出：“我们党一步步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本领。”[13]历览前贤俊杰，凡事业有成者，往往都善于总结。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探索与实践，塑造了别具一格的中国执政党形象，认真总结与反思其中蕴含的思想智慧，对于在风云激荡的新时代进一步维护与提升党的执政形象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一)强化理论武装，把稳思想之舵

一个先进的政党，离不开科学的理论思维。只有加强理论学习，坚定理想信念，才能让中国这艘巨轮不偏离航向。毛泽东学识渊博，以读书为乐、与学习为伴，有一股钉子般的“挤”劲和“钻”劲。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便志存高远、刻苦学习，努力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他将《醒世良言》通读了十几遍，萌发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将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作为人生的远大追求[14]。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共产党宣言》研读了不下百遍，不断从书本中汲取思想智慧[15]。正因如此，光耀千秋的毛泽东思想才得以诞生，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让世界惊叹的中国奇迹才得以问世。

纵览今日，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舞台上书写灿烂辉煌的壮美诗篇，核心密码就在于中国共产党能不断加强理论武装、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把稳了思想之舵。“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当今世界风云变幻，为了不被错误思潮所影响、不被腐朽思想所侵蚀，中共党员就必须强化理论学习、筑牢信仰根基。曾国藩有云，“不深思则不能造于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只有经过深刻的学思践悟，才能有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欣喜，才能让马克思主义政党不变色、不变质。对待学习不能浅尝辄止、走马观花，要发扬毛泽东的“攻书”精神，以锲而不舍、穷究真理的韧劲钻研理论；要深刻研读原著，领悟其中的精髓与要义，扎扎实实学深悟透，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学习新思想、新方法、新战略，在理论钻研中立根固魂，在勤学笃行中担当作为。

(二)坚持自我革命，锻造过硬本领

执政形象离不开党的自身建设，唯有党自身锻造过硬本领、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塑造良好形象。宋代包拯在《乞不用赃吏疏》中用“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一语道破了廉政的重要性。腐败是政治之大忌、思想之毒瘤，不仅会玷污党的形象，还会影响国家安定。中国历朝历代的更替以及苏联亡党亡国的惨痛教训深刻昭示了腐败会侵蚀政权甚至覆灭国家的普世真理。毛泽东饱读史书，深刻认识到廉政的重要性，因此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发誓不做李自成。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后，不少亲朋好友给毛泽东写信，希望在入学、入党、入职等方面得到特殊照顾，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利用职权为亲友“开后门”，而是在回信中对他们予以勉励与教育，彰显了一个党员领导干部的高风亮节。此后，毛泽东更是从思想、制度和政治层面加大反腐倡廉力度，加强党员自身建设，营造了清正廉洁的党风和积极健康的社会风气。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总结了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其中的一条便是“坚持自我革命”。习近平指出：“作风不好，党在当地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就会大打折扣。”[16]唯有不断推进党的自身建设，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维护和提升党的形象，谱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新篇章。当前，即使我们党已经历经千锤百炼，但是党内仍然存在思想不纯、作风不正等问题。一些党员干部身居高位却不履责，而是借官位之便满足自己无尽的贪欲；还有一些党员思想懈怠，经不起大风大浪的考验，逐渐丧失了斗志。为了推动国家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创造更加灿烂辉煌的历史成就，必须常怀临渊履薄之心，始终保持坚定的自我革命精神，以敢于刀刃向内的勇气向党内的顽瘴痼疾开刀，以雷霆万钧之势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使党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推动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航船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三)聚焦民生之忧，夯实执政基础

百年沧桑历史印证了一条颠扑不破的历史真理：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民生是最大的政治，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只有解民生之忧、谋人民之福，才能增进人民群众对党执政形象的认同。“不富无以养民情”，毛泽东以国家富强为发展目标，大力推进生产建设，发展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提升了人民的精神风貌，让广大群众过上了吃饱穿暖的生活。毛泽东心系人民、着力改善民生，得到了广大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念“民之所忧”、行“民之所盼”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鲜明品格，也是党亲民爱民执政形象的价值支撑。中国共产党七十多年的执政历史雄辩地证明，正是因为党能够与人民血脉相连、切实为人民排忧解难，才能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依然存在，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一奋斗目标，要始终站稳人民立场，真诚听取人民呼声，满足人民所思所想，不断增进人民福祉。如今，实现中国梦时不我待，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重任在肩，容不得我们喘气歇脚，必须以虎虎生威的雄风、生龙活虎的干劲以及气吞万里如虎的精神来推动高质量发展，齐心协力开创“共同富裕”之路，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面对民生领域的种种问题，要善于用智慧破解难题，时刻把百姓冷暖挂在心头，站稳“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的立场，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书写温暖人心的民生答卷。

(四)发扬斗争精神，维护世界和平

“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回顾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怀着必胜的决心与顽强的意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腥风血雨中总能绝处逢生，在错综复杂的历史时局中总能化险为夷。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实际，冲破层层阻碍，凭借高超的斗争本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实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以斗争求和平的不渝初心。目前，“中国外交正从被动反应型向主动塑造式转变，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更强调‘有所作为’”[17]。面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必须勇于担当，发扬斗争精神，为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而努力，让和平正义的旗帜高高飘扬，让“以和为贵”的理念薪火相传，在历史的长河中续写更加恢宏的壮丽诗篇。

斗争不是目的，斗争是为了赢得真正的和平。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只有高举和平旗帜，才能创造美好未来。“独行快，众行远”，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取得了一项项成果、一次次突破，宛如钢筋铁骨，铸成大国雄伟之姿。在新冠肺炎疫情这场攸关人类健康福祉和世界发展繁荣的斗争中，中国及时向其他国家伸出援手，彰显了大国担当。这场疫情也证明：只有相互团结、齐心协力，世界各国才能共克时艰。党一路走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唯有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和国家的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当今世界形势错综复杂，影响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层出不穷、篡改历史者屡见不鲜、国际纷争源源不断，中国要以“立己达人、兼善天下”的境界与胸怀推动和平发展，以团结合作的阳光驱散矛盾冲突的阴霾，以“协和万邦”的中国智慧展现“以义为利”的大国风貌，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坚强意志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推动世界各国走向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