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近代民族复兴的话语看中国式现代化之新文明追求

2022-03-02胡大平

学术界 2022年11期

胡大平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从今天来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是现代化过程。不过，“现代化”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话语，那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情。在汉语语境中，“现代化”这个词源自modernization的英译，它的最初形成无疑受到了西方列强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压力，它的基本含义无疑也一直受到西方道路及其文明成就的影响。不过，从这个词在中国的出现到今天，其表达的核心含义始终蕴含着与西方不一样的新文明追求。从话语角度来讲，中国的现代化始终包含了超越自身历史以及欧美代表的既有现代化道路的新文明追求。

一、重新反思中国现代化话语表达的意义

中国现代化的话语表达，正如西方的启蒙运动，代表的是追求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的历史自觉。不同的是，在西方列强持续侵略造成中华文明生存危机背景下，救亡图存的迫切性和问题的复杂性，不仅在认识上而且在实践上，都造成了内部剧烈争论和冲突。从严复通过译事推动中国现代化启蒙算起，到新中国建立，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上的又一场百家争鸣的时期。从中西体用之争到全盘西化，再到20世纪30年代的“现代化”道路之争，宏观上经历了多次重大的结构性变迁，微观上在中华大地回响着世界各种有影响力的话语，各种新旧思想融合调和而产生了各种具有本土特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因此，从启蒙的角度来说，中国现代化思想的生成和发展远比西方更为激烈和复杂。与之相应，从政治话语角度说，经历了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再到革命，而革命话语亦经历了从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纵深发展。在这一浩荡的历程中，古老文明的新生始终是不变的主题，而其内涵亦渐渐地从自强升华为以“新中国”追求为标识的文明创造。正是在这一底色上，虽然历经曲折，在民族复兴大业的磅礴展开过程中，我国不仅走出了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开创了新文明形态。

完整的研究计划涵盖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本文呈现的是新中国成立之前这个阶段，以20世纪30年代“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学术争论和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话语为中轴来展开分析。它们代表着两类典型的现代化话语：思想界关于现代化的认知表达，以及革命运动关于新中国的政治表达。尽管这两种话语差别很大，并且在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学术语话与政治话语之间存在着隔阂甚至抵牾，但在“五四”运动之后，有一点却是高度一致，即“新中国”成为他们共同的底色。

从认知角度来讲，“五四”运动以后，“现代化”一词便出现了。作为新的社会科学词汇，20世纪30年代在报刊中开始普及。从全球社会科学和思想动态看，尽管中国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的争论只是就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进行的，但以“现代化”作为一个主题来讨论欧洲之外社会的现代发展，亦是首开。因此，这一讨论具有特殊的意义。〔1〕可以说，经过百年的探索，中国思想界不仅率先在全球揭开了“现代化”学术研究，而且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即独立自主的道路自觉。

“新中国”这个词语的出现和流行，表征着中华民族复兴的追求具有了新文明的内涵，并因此成为现代中国政治的话语。在国民党背叛革命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接过了已经深入人心的“新中国”想象，将之转化为独立自由的政治实践。20世纪3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人逐步纠正了教条主义、机会主义错误，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成熟，形成了自己的指导思想以及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政治话语，从而使“新中国”话语具有了确定的政治内容。

就现代化这个问题来说，近代以来，尽管出现过极为激进的全盘西化主张，我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亦普遍地采用了西方假设和基本框架，但独立思考却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种独立思考成就着中国共产党，推动着民族复兴大业的逐步深化，实现了今天的成就，并因此加强着我们的历史自信和理论自信。

二、“现代化”：中华民族复兴的学术话语表达

无论怎样定义“现代化”这个术语，帝国主义列强以枪炮把中华民族推入深重灾难之后，其艰难的复兴都可以说是现代化过程。因为，建设一个立于全球的现代国家是基本目标。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历史学家蒋廷黻所言：“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2〕不过，关于中国现代化之性质和道路的理解，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探索过程。在这一个过程中，知识界的认识在20世纪20—30年代发生了重要的理念转换，即由原来的自强、西化转化成世界化和现代化。“现代化”这个术语正是在这一背景中成为社会科学流行语。

在这种转换过程中，诸如胡适、蒋廷黻等人对“现代化”这个词的普及作出了重要贡献，〔3〕而特别重要的是1933年7月《申报月刊》2卷7号出版“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这个标志性事件。与过去近百年关于中国未来和道路的争论不一样的是：它直接以“现代化”为主题来展开讨论。杂志出版该专辑的直接背景是，世界经济危机加剧，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内民生凋敝，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的威胁，这一严峻形势迫使中国再度追问民族和国家何去何从。这一专辑共计发表了26篇文章，计十万余字。参与者为来自燕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的一批学者以及活跃的文化人士。〔4〕他们围绕两大中心问题展开讨论：其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其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或方式。按照后来流行的现代化理论视角，这两个问题回应的是：现代化起飞问题。尽管讨论的兴起具有直接背景，但全部文章都超出了那个背景，从现代世界背景来诊断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现代化的选择。作为一个事件，这次讨论直接把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到公众面前：中国的现代化。

当然，回答“中国的现代化”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实际上，讨论也是各抒己见，共识很少。针对此，胡适评论道：

这些论文好象是彼此互相打消，一方面说“使中国现代化，最急需的是在整个地实行社会主义的统制经济和集体生产”(罗吟圃先生的论文，页三三)；一方面也有人说“中国生产之现代化应采个人主义”，“欲使中国现代化，以采用私人资本主义为宜”(唐庆增先生的论文，页六二)；同时又有人说，“中国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社会主义革命；它也不是单纯的封建主义社会，所以不需要欧美式的资本主义化；它仅是介于两者中间的复式社会，很可以而且需要采取非资本主义的路线”(董之学先生的论文，页五八)。我们看了这十万字的讨论，真有点象戏台上的潘老丈说的，“你说了，我更糊涂了”。〔5〕

胡适先生是中文语境“现代化”一词的首倡者之一。不过，其对现代化的理解相当单一。由于将现代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在他那里，现代化似乎也即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自然，他不满意各种争论对现代化的多义性理解。所以，他对讨论评价不高。不过，虽然自1919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之后一直主张以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胡适本人也未能给出具体答案。以其评论作为参考来理解这场讨论的意义，别有意味。这是因为，讨论本身触及一个问题：对于现代化，不是工业农业哪个更重要问题，不是经济政治文化谁更基础问题，而是走什么路的问题(主义)，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1933年《申报月刊》“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确实也未能解决实际问题，但是，“现代化”这个术语成为公共话题，作为一个信号却表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关于中国出路的争论真正出现了认识论上的转型。关于这一点，冯友兰明确地表达过。他强调，从西化到现代化，“这并不是专是名词上改变，这表示近来人的一种见解上底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来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6〕后来的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都充分肯定了这种觉悟的意义。例如，金耀基先生认为，从“西化”转化为“现代化”的运动决不是字面的玩弄，而是具有严肃的实质意义的。〔7〕

这一觉悟赋予了现代化以新的内涵，以1933年的争论资料来看，亦英先生的讨论可以为我们观察其新的内涵提供依据。在他看来，“现代化中国，一定不应当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而是为了建设一个整个的社会而现代化”。〔8〕新中国想象又深入了。近代以来的全部努力，不只是救亡图存，而是为了新的中国。

以这种视角来看待这场讨论，胡适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见解便露出自己的短来。在他看来，“主义起于问题，而迷信主义的人往往只记得主义而忘了问题”。这是正确的，但他却没有正视这个事实：近代以来，“走什么路”这个问题并非他所称的问题所能涵盖，“主义”恰恰是最大的问题。回顾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国人认识的变迁史，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化(明)和现代文明的观念的形成，提出现代化问题，乃是中国人对于基本问题思考的重大转型。正是这种重大转型为中华民族复兴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人由巨痛产生了认识西方、研习西学的要求。先是英美日法，然后是俄国，几乎所有对我们有启示的近代西方思潮都被我们拿来研习。〔9〕值得注意的是，直至康有为梁启超主张变法和维新运动，所有关于中西争论，都是围绕自强这个目标进行的。以洋务运动领袖张之洞在《劝学篇》所阐明的那样，自强的保国运动，在根子上乃是保教和保种。也就是说，在被动挨打局面下维系一个旧文明的努力。所以，新思潮的兴起并不能推动中国的迅速变化，相反，它倒是引起当权派的敌意。例如，张之洞称，“今日愤世疾俗之士，恨外人之欺凌也，将士之不能战也，大臣之不变法也，官师之不兴学也，百司之不讲求工商也，于是倡为民权之议，以求合群而自振。嗟乎！安得此召乱之言哉！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10〕就此而言，李鸿章、严复等人认识到晚清遭遇的局势乃三千年中国的大变局，但亦未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局的性质。

张之洞等人代表着近代“口服心不服”的心态，但其已经不能适应世界的发展。在新的形势下，维新(即制度变革)提上日程。从维新运动的失败到辛亥革命成功推翻封建王朝，政治在向前发展。但是，中国的根本出路仍然未决。1917年，孙中山先生将“知难行易”作为其《建国方略》学说的基础，可见“主义”作为真正问题所在。

真正带来实质性变化的，是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认识到，问题本身并非东西方的优劣，而在于文明的先进与落后。以陈独秀为例，他指出：

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亦谓之欧罗巴文明。移植亚美利加，风靡亚细亚者，皆此物也。〔11〕

这一视域确立了新文明话语，使得“现代化”与“新文明创造”联系起来。基于这种认识，陈独秀强调：

现代二十世纪之文明，其进境如何，今方萌动不可得而言焉。然生斯世者，必昂头自负为二十世纪之人，创造二十世纪之新文明，不可因袭十九世纪以上之文明为止境。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12〕

至此，他将一直隐含在中华民族复兴主线之中被自强(维系旧文明)压抑的“现代化”(新文明创造)底蕴给揭示出来了。十月革命指明了“萌动”的方向，使得文明走向得以言说。这正是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底蕴。

从上述简要背景重思1933年的“现代化”讨论，可以更清晰地看到：虽然讨论并没有结论，但从整个思想界来看，中国人对问题的理解有了新的深度，以新文明创造为底蕴的“中国的现代化”成为共识。当然，作为新文明创造的“中国的现代化”，如罗呤圃指出的那样：

中国的现代化也不是仅仅是止于中国现代化这个含义而已，中国的现代化是全世界“现代化”的大连锁之一。“中国的现代化”如果失去了这个意义，中国就是退化。〔13〕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胡秋原在1943年总结道：

所谓现代文明者，在形式上是民族的，在内容上是科学的。现代文化之建立——是自徐光启以至五四所追求之目的。民族独立和科学发达之后，我们的文化一定能发挥及继续过去的光荣，建立我们自己的新文明。这是由中国所创造，为中国之进步，表现中国之特点的现代文明。〔14〕

“现代化”话语的兴起，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问题的提法。正是在关于“现代化”争论中，新中国概念具象化了。它不是欧美的翻版，而是在现代世界浪潮中走自己的路。亦英直接强调，其道路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他断言，“我们的建设虽不是资本性，可是它应该是扫除这两种的压力的。我们建设的开始，虽然不就是社会主义，可是决不是发展资本经济。就在扫除这两重势力中，放下了基础，以便建设社会主义的经济。没有这一种特殊形式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不可能的”。〔15〕在争论中，不止一人谈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只是名词，中国的条件不可能实现纯粹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不是和稀泥，也不是折中。在这种选择的困难中，我们看到由独特条件决定的审慎。在某种意义上说，独立自主这个观念就要呼之欲出了。有趣的是，偏爱“问题”而厌恶“主义”的胡适，他亦非全盘西化论者，在那篇批评“现代化”讨论的文章中，他亦倡议：

大家应该用全副心思才力来想想我们当前的根本问题，就是怎样建立起一个可以生存于世间的国家的问题。这问题不完全是“师法外国”的问题，因为我们一面参考外国的制度方法，一面也许可以从我们自己的几千年历史里得着一点有用的教训。这问题也不完全是“必有一形成之现代，而后从而化之”的问题，因为一来此时的世界正在演变之中，无有一个已形成的现代；二来我们的病状太危险，底子太虚弱，恐怕还没有急骤追随世界先进国家的能力。〔16〕

从上述分析看，“现代化”话语的兴起及其传播，它表明我国知识界开始认识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真正问题，不只是救亡图存，而且更是为了建立新的中国。新的中国，不是去翻版西方世界，而是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以这种认识作为参照背景，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最终胜出。从思想角度来说，它乃是欧洲文化的前沿，现代化的前沿；从实践角度来说，没有一种西方思想能够具有十月革命那样的力量支持，在中国人心中产生震动。

三、新中国：中华民族复兴的政治话语表达

“新中国”作为一种叙事、作为一种政治和文化追求，确切地说，在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发表之际便得到了清晰表达。戊戌变法的失败，并没有从逻辑上否定通过改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可能性，毕竟，英法德的先行现代化亦经历了长时期的探索，持续不断的改革乃是探索过程的显著特点，但却在政治上宣布了自上而下的改革在中国的不现实性。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认知上，它亦宣告了张之洞《劝学篇》所倡的以西学为用振兴清朝的改良主义思路的失败，而后者则是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复兴的主潮。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宣布了维持既有中国(旧中国)的不可能性。至此，在中国人语言中，“新”成为一种国家追求。从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关于立宪民主的设想，到陆士谔《新中国》以小说方式关于工业化前景的描述，再到章太炎等人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追求等等。自晚清到民国，“新中国”已经从少数人的政治和文化构想发展成国人普遍使用的流行话语，“到了民国以后几乎成了举国上下耳熟能详的共同追求和理想”。〔17〕尽管关于新中国的想象，在内容上缤纷迥异，但其作为国人想象自己现代化的方式，这一点却是始终如一的。

上述知识界关于“现代化”的论争表明，在现代国家之道的探寻上，新文明的创造已经开始成为共识。“新中国”话语表达了同样的内涵，且因其大众性而转化成政治话语。以民权为中心的孙中山之民国概念，最终成为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政治革命纲领。在革命浪潮中，新中国成为政治实践话语。不过，国民党并没有能够藉以民国想象和三民主义政治实践把水深火热的旧中国带到“至进步、至庄严、至富强、至安乐之国家，而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18〕建立新中国的任务最后便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1940年初，在延安，毛泽东说：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这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19〕

“新中国”这三个字凝结了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再到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直至今日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政治追求，尽管在不同的时期和条件下,其关于国家的名称、关于国家性质以及立国之道有多个正式提法。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话语，不仅见证其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最忠实的践行者，从而解释其何以成为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领导者，而且表明中国现代化乃是新文明的创造，中国现代化乃是世界历史上的全新故事。

从新中国的政治表达来说，中国共产党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不是偶然。它不仅集中体现了经过几十年论争而产生的新文明共识，而且它真正摆脱了那种论争的清谈缺点，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推动新中国的创造时，亦解决了无论是先行还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需要的精英领导集团问题。现代化乃是全面的社会工程，尽管关于现代化如何进行这个问题存在着广泛的争论，但有一点也是可以肯定的，即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起飞和持续有序地进行，基本上是政治领导者的责任。〔20〕尽管在中共之前，从孙中山创建的兴中会开始，中国兴起了大大小小数百个组织，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1912年同盟会也改组为国民党，但实际上，中国革命并没有完成。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检讨了国民党的历史贡献和面临的问题，认为虽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国民党始终没有实现中华独立、国家统一以及民权和民主这三大目标，原因则在于“尚未能获一有组织、有纪律、能了解本身之职任与目的之政党故也”。〔21〕这句话点到位了，不是说国民党是清谈派，它的问题在于，尽管具备了现代政党形式但在骨子里却未能摆脱传统会道门的性质，其凝聚力依赖于领袖魅力，无力担当民族复兴领导集体重负。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背叛革命也就不难想象。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诸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的理论探索就已经走在新中国的道路上。例如，1916年，李大钊在《晨钟报》创刊号关于其使命的说明中，在《新青年》杂志上，都发文倡议代表新文明的“青年之中华”。〔22〕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和性质都决定，无论其长远理想还是短期目标，都不是任何过去关于中国的想象所能比拟的。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中国”的话语，不再是理论，而是一种实践，即致力于独立、自由、富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的政治实践。

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二大宣言中明确提出“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目标，该目标是基于当时军阀割据四分五裂的现实提出的。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国家概念，其内涵和形式亦直接受到了苏俄的影响，并不完全是“新中国”，而是实现“真正民主主义的统一”的中国。〔23〕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共产党才独立提出“建立新的自由的中国”这个目标。〔24〕特别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秋收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武装，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工农兵以及城市平民的苏维埃共和国，成为直接的政治目标。这是在近代史上开启了真正的“新中国”征程——不同于旧式民主主义革命目标的真正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1931年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只是其局部实验。

真正自由的新中国是矢志不渝的目标，在追求这个目标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恪守某种教条，在关于国体以及实现道路的理解上同样始终根据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这种调整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最广大人民利益至上、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担负着民族复兴大任。从1935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使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前后在自己的政治宣言和倡议中使用过近十个关于国家性质和国名的提法。从大的结构来说，调整呈现了如下的变化。这些变化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根据具体社会历史条件变化追求民族解放和复兴大业的曲折历程。

首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建立新中国的首要前提便成为国家独立，根据这一条件变化，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将“建立民族独立、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的新中国”作为首要目标。〔25〕同时，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新中国的政治组织形式亦调整为各党合作。1942年8月2日《解放日报》社论《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的措辞集中体现了这一点，该社论强调的是“独立、统一、和平、民主、民生幸福、各党合作的新中国”。〔26〕在全面抗战时期，出于国共合作需要，在国家的性质上，中国共产党主张“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华民国”。〔27〕当然，这样性质的国家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真正革命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后来，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中直接称其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28〕

其次，在抗战胜利前后，既反对蒋介石集团主张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政府，又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即包括“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29〕对于国家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则突出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30〕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指出，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强调“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31〕这一宗旨也在1946年1月16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国民党组织召开的旧政协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草案》中得到充分反映，该草案主张“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在蒋主席领导下，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彻底实行三民主义，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32〕

最后，在和平无望的背景下，1948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正式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概念。这一概念集中体现了七大的基本主张。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指出：“全国的解放，全国人民的解放，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总路线。”〔33〕在阐述这个观点时，毛泽东回顾了党的斗争历史，将之视为党的历来追求。在这个追求中，按照毛泽东的解释，人民大众，“是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而以工人、农民(兵士主要是穿军服的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为主体”。这个人民大众组成自己的国家便叫中华人民共和国。〔34〕

从这一简要历程看，在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政治话语中，自由、民主和统一是始终不变的底色，而其实际内涵则随着具体的历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地充实和完善。这体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一般追求。不同的是，它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文明目标的超越，以及复杂的历史境遇积累的独特的社会结构和共同理想。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现代化起飞的独特政治条件为其后的新文明实践奠定了前提和基础。

四、余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奇迹，中国与现代化的关系乃至对现代化本身的理解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再度摆到了我们面前。尽管从革命到建设再到改革开放和新时代，我国的道路和制度选择都不同于西方，但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术界在谈及现代化时，一般研究实际上都无意地模仿了西方理论。在整体上，似乎现代化理论就是西方专利。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作为一种历史叙事和政策依据的主流现代化理论，乃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官方支持的现代化研究的产物。〔35〕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现代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性质及其问题的批评和反思不断，但由于它的前提是17世纪以来欧洲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经验，现代化水平的指标亦因此以欧美为蓝本，对于多数论者而言，“现代化”指涉的乃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然而，我们直接的“拿来主义”，不仅在知识上付出高昂的专利费，而且压抑了我们自己的理论底气和创造性，更是轻视了百年中国奋斗基本经验的意义。事实上，无论是在话语上，还是实践上，那种创造性一直都是我们现代化的底色。本文试图以1949年前的“现代化”和“新中国”话语为例来强调这一点。

实际上，不只是1949年以前，在其后，中国知识界的独立思考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这里简要地提及两个例子。一是按其自己说辞将现代化作为宗教来追求的金耀基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为“中国的现代化”摇旗呐喊。他从整个世界现代化历史出发，强调：

中国的现代化不能简单地看作是为了中国的富强，它基本上是中国寻求新的文明秩序的一个历史过程。中国虽然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在原始动机上不无委屈，但中国的“现代转向”是“命定的”，也是应有的选择。……今天的大课题，不止是对“现代性”的反省，且更需要探索现代的多元性……中国建构新的现代文明秩序的过程，一方面，应该不止是拥抱西方启蒙的价值，也应该是对它的批判，另一方面，应该不止是中国旧的传统文明秩序的解构，也应该是它的重构。中国的新文明是“现代的”，也是“中国的”。〔36〕

另一个是著名历史学家罗荣渠先生。20世纪90年代初，在罗荣渠先生推动下，中国学界形成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化新论”。他的“新”不只是基于现代化理论的反思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观，而且基于这种历史观对欧洲以及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作出的新的评价，最重要的是，展望未来，他强调：

面向全球工业化的21世纪，要把对现代精神文明的关注提到新的高度，但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而是摄取传统文化的优秀要素，在文化日益世界化的过程中，会通中西，建立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世界新文明。〔37〕

在这些例子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界的关切、责任和底气。这些都是中国话语的必备要素。

今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虽然现代性乃是源自欧洲的一种政治和文化方案，西方现代性为其他地域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发点和参照系，但是并没有在全球形成单一的文明或制度模式，而是产生了多种同样都属于现代的文明模式，甚至西方内部也形成了多种文化方案和制度。在这其中，中国为现代历史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中国，还是世界，现代化的未来越来越呈现新文明创造的要求和趋势。我们已经吹响了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军的号角，新征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向新文明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建构业已成为今天学术界的使命之一。

注释：

〔1〕罗荣渠指出，“实际上中国现代化运动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致使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22页。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总论”，第2页。

〔3〕阎书钦：《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现代化”理念的形成及内涵流变》，《河北学刊》2005年第1期。

〔4〕关于这场争论的背景和主要内容，参阅韩广富：《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关于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理论学刊》2004年第5期。

〔5〕〔8〕〔13〕〔14〕〔15〕〔16〕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五四以来有关中国的文化趋向和发展道路论争文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04、230、280、327、231、315页。

〔6〕冯友兰：《贞元六书》上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29页。

〔7〕〔36〕金耀基：《金耀基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3、88-89页。

〔9〕在此，我们仅以少年中国学会为例。1920年春，恽代英受少年中国学会的委托来到北京，负责编辑《少年中国学会丛书》，致信同人，列出了主要关注。它们包括：“马克司及其学说、克鲁泡特金及其学说、罗素及其学说、太莪儿及其学说、杜威及其学说、哲姆士及其学说、达尔文及其学说、尼采及其学说、蒲鲁东及其学说、康德及其学说、唯物史观、实验主义、道德的起原、生物进化论、优种论、德谟克拉西、布尔塞维克、新村运动、劳动问题、女子问题、乡村小学教育、中学校教育研究、安那其、日本、国际运动、群众心理”等等。恽代英：《恽代英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40-141页。

〔10〕〔清〕张之洞：《劝学篇》，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11〕〔12〕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6、170页。

〔17〕王玉玲：《近代以来国人的“新中国”构想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126页。该著较为完整地梳理了近代以来国人“新中国”构想。

〔18〕《孙中山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413页。

〔19〕〔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63、677页。

〔20〕W.W.Rostow,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1，p.74.

〔2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第132页。

〔22〕“‘晨钟’之使命”一文的副题是“青春中华之创造”。在全文中，李大钊使用了“青春”和“青年”两种表达，它们描述的都是作为“新文明”的中国。李大钊：《李大钊选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第58-63页。

〔2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0页。

〔2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24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四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392页。

〔26〕《以团结力量建设战后新中国》，《解放日报》1942年8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