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文淑，叶静妍

(吉林大学 文学院，长春 130012)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左翼文艺界开始了对苏联文艺有意识、有组织的译介，而苏联的文艺观念与文学作品也借助大规模的翻译，逐渐影响中国文学的面貌，并产生了中国的“革命文学”与“普罗文学”。到了东北解放时期，在“以苏为师”的潮流中，东北解放区无论是苏联文艺的翻译，还是苏联文艺的影响，都到达了新的层面与新的阶段。

一

延安时期，对苏联的认识和认同更多来自政治的亲缘力与信念的感召力，东北毗邻苏联，东北特别是北满地区长久以来居住着不少苏联侨民。而苏联红军在东北光复后驻扎东北将近一年，与来到东北的老解放区的干部及知识分子密切相处。这使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工作者，在原有的信仰相通与思想契合的基础上，进一步强化了情感、心理与思想上的认同。

今天，我们更多是从延安文艺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影响的角度，来解释和理解东北解放区文艺的展开与发展。延安文艺对东北解放区文艺的指南性自不待言，但是这种完全立足于中国本土的思想演进的解释中仍有遮蔽，其中之一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回避和淡化了苏联的外来影响。这与195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后当代文化史和思想史在历史化的阐释中，不断削弱苏联影响的表述方式有直接关系。而这种方式在1980年代文学创作主潮向欧美寻求资源后被进一步强化了。

回到东北解放时期的历史语境与文学现场，我们会发现，在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中，无论是文艺的领导层，还是文艺的实践层，在重视和吸纳苏联文艺上都有着高度共识。1945年，在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苏联所创造的新文艺，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艺的范例。”东北解放初期，不少知识分子都认定，苏联在文艺理论与文艺创作上取得的建树，是当时东北解放区文学难以望其项背的。李辉英在《发挥文艺的战斗力量》中也认为，苏联文学遥不可及,正所谓“看看人家看看自己，我们愈加感到惭愧”[1]。

东北解放区作家对苏联文艺的输入和借鉴有着相当的主动性。可以说，苏联文学的传播和接受，是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发生的题中之义。或者说在某个层面上，对苏联文艺的翻译运动与文学经验的转化运动，本身就是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的结构性部分。

在出版领域，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苏联方面的推动和资助下，东北书店、大众书店、光华书店、友谊书店和辽东建国书店等为代表的“红色出版机构”有组织的开展苏联文学的翻译与出版工作。据《中国现代文学总目录》统计，东北解放区发行的苏联文学译介单行本有87本之多，其中小说就有 53本，其规模可见一斑。

在报刊领域。当时在东北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大城市设立的中苏友好协会都有专门会刊，《中苏研究》《苏联之友》《苏联介绍》《中苏知识》等会刊都以“介绍苏联，增进友谊”为宗旨，展开苏联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其中很大一部是文艺领域的。《东北文艺》《东北文化》《东北日报》《文艺战线》《文艺月报》《知识》等综合性报刊，也设置专门的文艺栏目推介苏联文艺，且分工明确，各有侧重。像《中苏研究》刊发的大多是文艺类的译作，《东北文艺》则大多是苏联文学理论的介绍。

在东北文艺运动中，知识分子重视甚至崇拜苏联文艺和苏联作家。例如，1948年8月东北光复3周年之际，周立波、草明、陈学昭等十几位作家共同发表《八·一五致苏联作家的信》，对苏联和苏联作家致以诚挚的敬意，对苏联文学的经验寄予厚望。即使像关沫南这样来自“伪满”的作家，也表现出了认识和学习苏联文艺的热情。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29周年，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撰写了《纪念十月，要学习苏联文化》，还翻译了《保卫祖国战争中的苏联作家》《苏联文学概观》等作品。

在解放区文学的发展的线索上，相对于延安文艺，特别是以赵树理和孙犁为代表的政治乡土创作，东北解放区在战争题材、土改题材和工业题材上都有明显的开拓。像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草明的《原动力》和刘白羽的《政治委员》等都是典型代表。这些作品既继承了延安文艺的政治观念与形式策略，又有了类似“十七年”文学的那种更为宏阔的民族国家叙事的气度与追求，表征了解放区文学到了东北解放时期在文学形态与美学格局上的重要推进。东北解放区文学能够置于新的时代起点，取得新的历史纬度，苏联文艺的影响不可小觑。

草明曾经在《火车头》中描写了在农村工作中信手拈来的干部刘国梁，在领导现代化的大型联合企业时的力所不逮。而同样，东北解放区经历了大规模的军事战争、大范围的土地改革，以及接管和领导城市与工业的新的历史任务。东北文艺需要面临和表现的现实政治、经济变革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较延安时期发生了显著变化，显然超出了延安时期所理解的“工农兵”文艺的美学规范和发展程度。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文艺批评家把“东北解放时期和东北解放区的文艺的任务”称之为“新时期和新任务”。可以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社会历史处于新的起跑线，需要文艺对这个新的社会历史现场以深刻而有力的回应。具体来说，当时的文艺界就是以继承、延续并超越延安文艺作为文艺建构的目标的。而客观来讲，除了民间戏曲的创作和运动，当时东北解放区的文艺生产，已经不能在已有的西北解放区的延安文学的“工农兵”经验中寻求到更多的现成样板。其时官方又要求作家紧密配合当时的斗争形式和政治任务，以高效的创作表现正在展开的巨大历史变革和丰富的现实生活。而苏联社会主义文艺在卫国战争文学和社会主义建设文学方面都积累了大量现成经验。其实践中探索到的无产阶级文化与文学领导权，对文学如何组织、作家如何培育、评论如何展开，特别是文学创作写什么，怎么写，哪些主题、情节和形象是被鼓励的，哪些主题、情节和形象是不被接纳的，甚至是文学的形式、语言和风格，都有完整的认识与明确的规定。“以苏联为师”几乎成为不走弯路并多快好省的开展文艺运动与文学写作的必然选择。

在“工农兵”文学的“涉兵题材”上，延安文学确有实践，但更多是表现劳动奉献和军民鱼水之情的，像孙犁《荷花淀》虽然表现了战争，但充满生活气息与乡土韵味，战争的宏大场面和英雄主义格调在其中几乎没有显示。这与延安时期文学的政治乡土取向和战争格局是有着直接关系的。而东北解放时期，延安文学狭小的美学规范已经无法与大规模的军事斗争和恢弘的历史变革相匹配了。弘扬斗争精神，表现战争伦理，书写英雄人物，成为新时代文艺的新需要和新要求。

二

1948年东北文代会召开前，东北局的机关报《东北日报》开始连载东北解放区文学的成果性作品。除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外，还有刘白羽的《政治委员》《无敌三勇士》、西虹的《零下四十度》、华山的《踏破辽河三千雪》等。从题材上就不难看到，当时认为代表了解放区文艺阶段性成就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普遍认定的土改题材与工业题材，而恰恰是被今天或多或少忽视的战争题材。东北文代会明确地提倡作家要大力地创造战争文学。“文艺工作会后,大家响应林总的号召,创造战争的文学……从战争中去寻找，不仅是寻找战争的事,也要寻找战争的人。”[2]由于文代会的推波助澜，战争题材在东北解放两年后，成为东北文学主要的题材潮流。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几个不完全的出版统计材料看来，东北两年多以来的文学，在数量上，‘为兵的’大大超过了‘为工的’，却不少于‘为农的’”[3]。

在“东北文代会”上，中共东北局宣传部也明确提出要“学习苏联创造英雄形象的现实主义方法”[4]。然而实际上，在没有成为政策导向之前，东北解放区创作就已经受苏联英雄主义价值理念的感召了。在一定程度上，刘白羽的创作就是在与苏联文艺的对话和互动中完成的。他一方面秉持高度的非虚构和写实主义的立场，以随军作者的身份，根据实地见闻，写出了报告文学《人民与战争》《英雄的记录》。对于当时有人认为报告文学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文艺的指责，刘白羽以苏联文艺观为自己辩护：“虽然也还有人把这种写作排居文艺之外，但我坚决不这样想，我坚决认为与时代斗争同呼吸，是文艺最需要的特色。最近苏联文学报社论就提出：‘和现实的问题更接近一些！’”[5]另一方面，刘白羽的代表作《政治委员》也受苏联文学启发。他在《西蒙诺夫谈〈日日夜夜〉的创作》中说：“那是1946年严冬，我从哈尔滨经齐齐哈尔出发到前线去。在一节铁罐军用车厢上，我看见一位政治委员在车门口，就着光线，出神地读一本书。……这本书就是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提起1946年，中国人民会记得那时我们正经历着多么大的困难。……西蒙诺夫与中国读者的结合，不是在寂静的书桌上，而是在血肉斗争中。”[6]而这个场面和经历恰恰成为他创作的重要动机：“我作为一个军事记者，经常不断地在前方随军行动，到一九四六年冬天，那暴风雪的日子过去了，我才在一位政治委员启发之下，又写了这篇《政治委员》小说。”[7]

除战争题材外，东北解放区其他主题的文学也都在苏联文学中汲取养分：“四十年代后期，共产党领导的农村改革和工业建设在广阔的解放区轰轰烈烈地进行，中国文学出现了不少反映这种生活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的创作者都有意无意地以苏联文学中同类题材的作品作为创作楷模。”[8]

周立波是以创作土地革命题材小说《暴风骤雨》闻名的。周立波不仅是作家，还是一位苏联文学翻译家。早在1936年，他就翻译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他的代表作《暴风骤雨》是中国“土改文学”的肇始之作，虽然，因为周立波缺少东北和伪满洲国生活的实际经验，《暴风骤雨》在地方语言的使用方面有所偏颇。但是，其能在土地改革的现场写出思想周至与格局宏大的作品，应该说得益于苏联文艺的滋养。有研究者总结道：“周立波将身体书写以生活化的方式自然而然地融入在革命叙事之中，诠释了红色经典的身体诗学，让我们看到了作家在观念的政治规范与真实的生命本能之间所做的思考与取舍。”[9]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文艺工作者，从苏联文学里学习了最进步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教导着我们要有深刻的思想性。要紧紧的和人民连结在一起，要忠实的表现劳动人民的战斗和生活。”[10]汪介之在《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中也指出，《暴风骤雨》中“元茂屯的众多人物……差不多都可以在肖洛霍夫笔下的格列米雅其村找到形神相似的原形”[11]。当然，“除为相同的政治背景驱使进行创作外，周立波在小说创作过程中实现自己的政治使命的文学观念与肖洛霍夫发生了共鸣”[12]160。《暴风骤雨》在东北解放区的土改题材中脱颖而出，其厚重的思想与宏阔的格局，特别是在驾驭历史大叙事过程中，结构人物的性质、位置及其结构关系的清晰与有力上，是同时期的《江山村十日》无法比拟的，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其参照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文学的现成经验。

草明是中国解放区“工业文学”的代表作家，她的《火车头》《原动力》等小说无论从主题还是创作模式上，都可视为中国当代工业文学的发端。左联在20世纪30年代就翻译了包括《士敏土》在内的一大批工业文学，而参与左联活动的草明从那时起就开始自觉参照苏联文学创作涉工题材的作品。她的《原动力》在1950年代初期被翻译成俄文，俄文序者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部小说在构思上与《士敏土》的同构性：“ 玛克辛·高尔基在一封给苏联作家菲奥多·格拉特柯夫的信中，提到他的小说《士敏土》，写道：‘我以为这是一本极有意义而且极好的书。这是革命以来能紧紧抓住并且照耀出今日最重要主题——劳动的第一本书。’这些话完全适用于《原动力》。格里勃·朱玛洛夫，格拉特柯夫小说中的英雄，号召苏维埃人民向他们所缔造的新世界迈进。《原动力》的女作者和她所塑造的人物，也知道有这样一个新世界，苏维埃世界，‘一个屋宇堂皇机器神奇的世界，一个人不再是奴隶而是主人的世界’。”[13]由此可见，《原动力》在创作中显然借鉴了《士敏土》严谨、明晰、郑重和有序的关于对工人、工农关系和工业生产的一套完整的叙述模式。

三

苏联的政治抒情诗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也被大量翻译过来，特别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很高知名度的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更高声望：“写诗是得有充分的时间，从生活里体验诗素,如马耶阔夫斯基主张‘诗的贮藏’，意思就是把所有诗的题材、内容和诗的句节等, 孕育个相当期,然后再写出来,而且要充满了艺术的价值,这样才成为一个诗人。”[14]受苏联诗歌现实性、战斗性、乐观性与理想性的鼓舞，东北解放区诗人在新诗创作观念上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诗人们不再过多地专注于个人化趣味，而是通过诗歌鼓舞和团结群众，使诗歌变得极具革命感染力。虽然东北解放时期的诗歌并未在艺术造诣上取得较高成就，但此时的诗歌却能够深刻反映出东北解放区政治、军事与社会的现实情况，使诗歌呈现出独特的时代性与现实性。

东北解放区的民间戏曲运动主要专注历史使命与民间传统的结合，但在民族和乡土视野之外，仍会附以苏联的尺度。当时译介过来的《斯大林论民间艺术》就是东北文艺运动汲取苏联社会主义戏剧实践所依凭的范本。当时，东北文艺工作团编辑出版了《苏联演剧方法》，系统介绍了苏联话剧的组织方式和表演程式。1947年11月，东北文协文工团赶拍了大型苏联话剧《俄国问题》，“收到了很好的社会效果，进一步扩大了东北文协文工团的影响，提高了她的地位”[15]。《俄国问题》凝聚了1940年代后期国际关系和苏联政坛的诸多核心话题，反映了战后美帝国主义走上战争与对抗之路，试图对苏联发起战争，苏联呼吁美国有正义感的大众要坚决反对与斗争。在东北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富有时效性的翻译和翻拍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借鉴苏联文学的敏锐性和及时性。

在文艺批评理论的建构方面。虽然东北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讲话》为指导，但仍有着较为迫切的理论自新的诉求，仍希望有更具稠密度的系统理论作为依持。当时的东北文艺界，缺少评价文坛状况与诸多新作的有力的理论系统和话语平台。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东北解放区文艺建构中，围绕“萧军及其《文化报》的批判”以及《夏红秋》《网和地和鱼》《一个农民的故事》等作品的争鸣和讨论，就是指导文学创作的文学理论的不完整和未定型而导致的不协调与不一致导致的局面。整个东北文坛在创作和评论上都缺乏具有高度统一规范性的价值标准与理论尺度。而当时，苏联文学几十年社会主义文艺实践已经生产出一套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人民性原则和党性原则为核心范畴的对社会主义文学的依据、本质和使命做出了清晰表述的完整理论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东北解放区文艺界的理论需求。“译介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理论直接指导了东北的文艺理论批评，在东北解放区，对苏联文艺理论的翻译热情空前高涨。《东北日报》《东北文艺》经常发表苏联《真理报》的文艺社论、文艺动态或评论文章，而且篇幅都很长，这在东北现代文学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苏联的文艺理论，特别是关于文艺的阶级性、人民性、党性等内容成为建构东北解放区文艺理论的直接参照系。”[12]349应该说，苏联文论的意识形态原则、理论框架、话语系统、批评策略促进了东北解放区批评话语的生长与成熟，对解放区的文艺理论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东北解放区在文艺运动中非常注重青年人的改造与青年文艺骨干的培养，提出“改造旧部，培养新军”的口号。“改造旧部”是对以伪满作家为主的旧东北青年进行思想改造，而“培养新军”主要是培育东北文坛新人。这两者几乎都可在苏联文坛中找到范本。例如，《青年作家在苏联》(《文学战线》1949年第2卷第2期)一文中就系统介绍了苏联青年作家的培育和创作情况。当时的知识分子对苏联青年作家都非常钦佩：“苏联的青年作家，是苏维埃文学的新的生命。凡是关心苏联文艺近况的人，都会惊喜从1945—1950年，有如群星灿烂，那样多的青年作家，发射出无可媲美的异彩。苏联是怎样培养青年作家的？”[16]东北解放区也师法苏联培育青年作家的现成做法，在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中形成一套有利于发现新人和培植新人的系统模式，扶植了一批文坛新人。周立波、刘白羽、柳青和曲波这些当时只有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后来成长为新中国文坛的骨干，与东北解放时期的文艺实践与文坛的培育有直接关系。

苏联文学生产的计划性在解放区文艺运动中同样被采用。苏联文学生产并不是自发的和松散的，而是统一在党的领导、组织和建构中的，是具有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驱动下的组织化、集约化和标准化的：“苏联的作家访问工厂、制造所、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庄。他们有到任何地方去和研究本国的任何一个角落的方便。作家同盟致力于将此种研究导入一定的河床。他们做出旅行计划。”[17]延安时期，作家在创作中就重视实地采风和调研，而东北解放区文学生产的顶层设计和调动性比以往更强，有着关于创作领域、创作主题和创作时间的系统组织和明确要求。作家都被纳入一个分工明确的精密结构中，进行有规划、有组织和有进度的调研和创作。东北解放区的代表作无不是在这种制度化的创作机制中完成的。这也是东北解放区文艺运动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作品，并大幅度地展开新的文化向度和拓宽题材格局的主要原因。

结 语

东北解放区文学在建构过程中不断吸收和转化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经验，是中苏文学交流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和中转站。在学习苏联文学的同时，东北解放区文学在建构过程中也表现出了很强的主体性。东北解放区文学并不是对苏联文学的简单挪用、移植和模仿，以苏联文艺经验对自身的文艺建构截长去短，而是始终在自我政治立场和文化建构的价值取向范围内，以自我实用性为原则，进行有选择性的创造性吸收。当时，东北文艺界翻译了大量苏联卫国战争题材小说。其中既有《俄罗斯人》《卢德米娜》《一个女游击队员的经历》《前面便是他们久待的目标》等表现革命青年成长和顽强斗争的创作，也有《他的情人》《只不过是爱情》《等着我吧》《侵略》等表现战争与爱情，以及战争给人带来创痛与创伤的悲剧性叙事。东北解放区文坛在第一类主题上形成了潮流，第二类主题则涉猎较少。从中不难看出，当时东北解放区文艺建构具有自身的价值边界、审美规范和情感经验，东北解放区文艺的翻译与文学创作之间既有转化关系，也存在着某种差异性和不对称性。

无论如何，东北解放时期，苏联文艺的影响都是深远的，这种影响不仅仅限于文学层面，在一定程度上，它们本身就以思想的维度和艺术的方式，参与到中国现当代的历史文化转型和发展的进程之中。苏联社会主义文艺的故事和经验在解放区的各阶层中都有非常高的认可度和经典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年代。这时在敌后的斗争中，文学方面重要的精神食粮，就是苏联卫国战争的文学译作。时代出版社的一套数十册的《苏联文艺》和一些单本，就成为八路军、新四军中每一个知识分子成员不能缺少的读物。其间如A.托尔斯泰的《他们为祖国而战》，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戈尔巴托夫的《不屈的人们》，李昂诺夫的《侵略》以及西蒙诺夫的《俄罗斯人》，对我们在敌后的坚持，胜利的信心，都起了很大的作用。”[18]

苏联文艺对中国文艺的影响是一个持续性的历史过程。在东北解放区，无论是苏联文艺翻译，还是东北解放区文艺对其的自觉借鉴，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和新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经过二十多年稳定的和连续性的译介积累，苏联文艺观念得到了高度系统化的翻译，文艺作品规模庞大，其影响开始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发展；另一方面，在东北解放过程中，特别是大规模的兵团作战、土地改革运动和工业生产的政治主题，在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中都非常容易对标，并于其中找到自身的问题性。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身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化，苏联文学的影响从解放区延续到了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