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广远，孙淑奇

(1.东北大学 艺术学院，沈阳 110819；2.辽东学院 师范学院，辽宁 丹东 118001)

一、“以民为本”：多视域下人民文艺的内涵

人民文艺具有丰富的内涵，它既是一种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也是一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反映论，同时还包含着社会主义文艺发展论的内涵。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为视角，人民文学是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文学是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这是苏联时期和1980年代后中国文学理论界的共识。20世纪初，苏联文论家沃罗夫斯基在《论高尔基》和苏联美学家阿·布罗夫在《美学：问题和争论》中提出文学艺术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国文艺理论界形成了系统的审美意识形态观，但都未明确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什么。“具有一定阶级特征的艺术创作，只有在这个阶级本身已经显著地成长起来，并意识到自己的独立性的时候，才会产生出来。”[1]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建构、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文学艺术的等社会意识形态都以人民为衡量的价值尺度，人民性真正得以普遍实现，人民文学作为社会主义审美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人民性当然是它最根本的属性。

第二，以唯物主义哲学为视角，人民文学反映人民生活，是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反映论。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毛泽东从哲学认识论的高度对人民文学作出阐释：“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2]530“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2]533人民文学创作的主体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革命作家们，客体是人民生活，人民文学作品是革命作家对人民生活的反映。解放区文艺是党领导下的战争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文艺，以反映解放区人民生活、书写翻身做主人的人民形象为主，涌现了诸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叙事作品，出现了从田间地头到舞台之上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歌舞剧《白毛女》等。这些文艺作品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表达人民意志，抒发人民心声，既有微观的对人民生活的描写，也有“人民改天换地”的宏大历史叙事。1949—1966年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发展的初级阶段，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生活、工作、学习，文学创造者作为人民中的一员，以人民的身份，塑造了第一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民形象。“十七年”文学“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最高准则与方法”，这个时期的文学，既反映了社会主义社会改造时期人民火热的生活，也立体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期的人民形象。1980年以后，我国社会主义进入发展繁荣的历史阶段，新时期文学在构建“人”和主体性的语境中，对文艺政治工具论作出历史的反思，又在市场化的裹挟下，探求和实践人之为人的各种思考。走入新世纪精英文学、大众文学和网络文学并存的时期，历经十多年文艺内外部复杂矛盾冲突的演变，随着全面走向小康社会的新时代到来，文艺活动在自媒体的发酵下，迎来全民皆可文艺的“民化”时期，文艺不再是文艺家的专属，每一个普通人都可能从接受者变成艺术的参与者和创造者，民间的主流化，主流的民间化，文学与人民生活构成必然关系而不再是规定性的政治需要。五四时期“人”的观念，20世纪80年代的人学声音，已经内化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个人之人”的低吟浅唱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写，与五四追求个性解放的艺术典型有着本质区别，一己悲欢的个人之人，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已经达不到人民文学典型化的艺术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3]17而新时代的文艺实践也说明人民文学可以自为地反映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人民生活，人民理所当然是其塑造的典型形象。

第三，以马克思“交往”理论为视域，人民文学生产和消费(或人民文学生产者和接受者)构成了具有社会主义特质的艺术交往论，人民文学生产也在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消费和提高人民精神水平中得以发展。首先，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构成一般商品普遍遵循的市场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阐明了生产与消费互为中介的辩证关系：“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中介运动。生产中介着消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中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4]691“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4]691所以，文学生产因精神消费而生产，文学消费成为文学生产的动力，反过来，文学生产决定和影响着文学消费，既为文学消费提供对象，同时也规范和引导文学消费向更高更健康的方向发展，“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4]692。其次，在商品经济高度繁荣的当下社会，文学生产与文学消费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受市场的影响，文学生产在满足人民精神消费的同时，更注重其社会效益，“同社会效益相比，经济效益是第二位的，当两个效益、两种价值发生矛盾时，经济效益要服从社会效益，市场价值要服从社会价值”[3]22。也就是说，文学生产的最终目的是满足人民精神消费，而不是实现货币的资本价值。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社会效益才会成为文学生产的价值尺度，文学生产的本质才能得以实现，这与以实现经济利益为前提的资本主义文学生产是有本质区别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文学生产也随着人民接受水平的不断提高而得到发展。在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不高的战争年代，毛泽东针对文艺创作者和人民作为接受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提出：“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么，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2]534要求作为人民文学的创作者，应该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出发点，要客观认识人民的接受情况即精神消费水平进行创作，“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2]532。在普及性创作中，涵养人民的文学接受能力，提高人民的接受水平，作家创作也随之而变，人民文艺在两者辩证互动中获得发展。这是从党的文艺整体着眼而不是就某个人或者少数人文艺水平而论，体现了特定历史时期党的文艺发展需求。在社会主义经济繁荣发展的当代社会，人民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精神需求也越来越丰富，要求也越来越高，从单一的纸媒消费，直到当下多种并存的消费形式，中国当代文学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雅”与“俗”仅仅是社会主义文艺内部的矛盾，两者的生产和接受问题，更关乎社会主义文艺事业是否能健康繁荣的发展。无论人民文艺在过去哪个历史时期，普及与提高、雅与俗，都是文学生产者与读者接受或者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之间关系的问题，在这个关系层面，文学不断得以发展。

二、人民文艺：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有机统一

思想性和艺术性是“新阶段”“新时期”党的文艺准则。1942年，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文艺批评的两大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政治标准是思想性的具体尺度，符合战争时期党对文艺的时代要求。新中国成立以后，文艺逐渐走向体制化的建设阶段，政治性和艺术性成为党权衡文艺作品好坏的政策指标。“文革”时期，《讲话》提出的文艺思想被极端扭曲为唯政治论，艺术完全成为政治的附属，艺术性被模式化所规范。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之后，思想界又一次迎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解放期，文艺也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新的风采。邓小平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虽然肯定了文艺自身的独立性，但并没完全否定其与政治的关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观念的深入，文艺确立了新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文艺政策的调整。“二为”方针以文艺思想性为主要指标，包含着艺术表现的要求，但为艺术的个性追求留下无限的拓展空间，文艺界因此迎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富艺术个性的创作丰收期。世纪之交，江泽民提出文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标准，辨析文艺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推动了文艺市场的活跃与繁荣，向文艺提出更符合时代文艺发展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进一步强调：“我们必须把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努力创作生产更多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优秀作品，形成‘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之势。”[3]8更加突出了新时代优秀文艺作品实现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历史担当和责任，为文学书写重新回归大历史叙事指明了方向。

第一，关于思想性。文艺作品的思想高度取决于作家的思想水平，作为社会主义文艺活动的创作主体，具有怎样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着对人民和生活有怎样的认识和情感，而“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3]17，那么文艺作品就谈不上具有思想性。鲁迅说：“我以为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5]高尔基说：“科学的社会主义为我们创造了最高的精神高峰，从那里可以清晰地看见过去，指出一条走向未来的唯一捷径，从‘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的大道。”[6]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自己，既要具备文艺之才，还要具备文艺之德，在人民生活的潮流中，在肩负“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伟大事业”的使命和责任中含英咀华，培养“为人民”书写的情怀。“我国久传不息的名篇佳作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悲欢的关切，以精湛的艺术彰显了深厚的人民情怀。”[3]18当下为人民的文艺创作要用作品宣扬“中国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社会正能量，“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3]22。所谓现实主义精神，就是鼓励作家在歌颂美好事物的同时，也要勇于揭露现实中的假丑恶，但是不能因为假丑恶的存在而悲观失望，要乐观地看到事物总会向光明美好的方向发展，梦想的彼岸世界终会实现，这就是浪漫主义情怀。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实践证明，那些书写人民、思想深厚的文学作品，例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铁凝的《笨花》、梁晓声的《人世间》等，既有文艺干预现实的批评力量，同时也令人“感发意志”，对未来充满向往，这就是文艺作品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

第二，关于艺术性。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真挚的情感和深厚的思想，还要有恰当的艺术表达，在文本结构、语言、形象塑造、艺术手法等方面体现较高的艺术水准。优秀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那样要有多变的形式、多样的风格、雅俗共赏被人民群众所接受所喜欢的“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的艺术个性，在市场面前，“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3]23，审美理想具有历史性，因时代而变，有继承也有发展，是时代文艺审美追求的最高尺度，人民文艺要“反映中国人审美追求”[3]8，要“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3]7；要“保持文艺的独立性”，要处理好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文艺要洁身自好，尊重自身的艺术价值，不能成为市场的奴隶，新时代文艺的实践说明人民文艺的艺术性和党的政治性之间并不存在矛盾冲突，已经从革命时代政治性和艺术性的时代要求阶段，进入人民性、艺术性、政治性自觉完美融合的阶段，即人民文艺已经自为实现了文艺的人民性与政治性。其次，要“尊重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个性和创造性劳动”[3]31，文艺工作者作为具体的人、社会的人，也是一个个体性的人，要尊重他们的艺术追求，防止或者重蹈人民文艺类型化、统一化的覆辙。但同时也要反对文艺过度个人化、无节制、谋私利的商业行为，由此而出现的“为形式而形式”的文学创作倾向，“一切创作技巧和手段最终都是为内容服务的，都是为了更鲜明、更独特、更透彻地说人说事说理。背离了这个原则，技巧和手段就毫无价值了，甚至还会产生负面效应”[3]22。一切形式最终要为内容服务，艺术内容决定形式的存在价值。近年来，人民文艺在健康发展的良好氛围中，出现了很多艺术性和思想性兼具的好作品，如“国庆三部曲”《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家乡》《我和我的父辈》，以中国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地诉说了人民精神、民族梦想，以宏大的视角、平民的情怀、精简的制作、巧妙的艺术深深地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

第三，关于观赏性。观赏性是衡量优秀文学作品的尺度，与文艺产品的商品属性密切相关。它是党在媒介时代的市场经济背景下，对艺术在消费时代审美特征的高度概括，“具有更强的针对性和语境性”[7]。习近平总书记借用白居易的诗句“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指出文艺要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他以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的观点，说明文艺具有不可避免的时代烙印。文艺发展与时俱进，在娱乐主义和消费主义流行的当下，“文艺创作生产的格局、人民群众的审美要求发生了很大变化，文艺产品传播方式和群众接受欣赏习惯发生了很大变化”[3]32，“读图”时代与虚拟场域的融合，使审美直观成为日常现实，观赏性自然成为创作文艺文本的“题中之旨”。所以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3]23。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闭幕式以其“简约、安全、精彩”赢得世界的关注，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赢得世界喝彩，以表演的中国故事诠释中国精神震撼人心。一首“折柳”《送别》，令人想起《诗经·小雅·采薇》的“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念起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综合了舞台艺术、音乐艺术、舞蹈艺术、文学艺术等为一体，是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的完美统一，其阐释表达的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情感余音绕梁，久久不绝。只有具备富含深度思想的精美艺术形式，才会呈现出集视听为一体的艺术飨宴，观赏性才成其可能，没有艺术性的作品，谈不上具有观赏性，但艺术性要包含观赏的价值，即艺术创造的形式，还必须符合读者的接受要求，满足读者的审美需要。可见，艺术性是指向文本的尺度，观赏性是指向读者的尺度。有观赏性的文艺作品首先要实现文学的审美娱乐功能，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无功利性的审美理想明显不同。“观”讲求作品“好看”，要“悦耳悦目”，满足读者审美的感官享受，娱乐读者的身心。马克思主义美学并不排斥文艺的消遣作用，恩格斯在《德国的民间故事书》中谈道：“民间故事书的使命是使农民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傍晚疲惫地回到家里时消遣解闷，振奋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却劳累，把他那块贫瘠的田地变成芳香馥郁的花园；它的使命是把工匠的作坊和可怜的徒工的简陋阁楼变幻成诗的世界和金碧辉煌的宫殿，把他那身体粗壮的情人变成体态优美的公主。”[8]“赏”是指读者在感官享受的基础上，有“悦心悦意”的体验，进而达于“悦神悦志”的境界，“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与读者产生共鸣。从美学角度而言，由观到赏，就是由感官体验到物我合一的审美境界。所以，优秀的文艺作品不仅要有较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还需要有观赏性，以满足人民在新媒体时代的审美需求。

衡量优秀文艺作品的三个标准，既有对作家作品的要求，同时兼顾读者的接受心理，体现党的文艺政策的本质，这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点亮了航灯，促进了未来文艺的健康发展。

三、价值标准：“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

人民文艺以服务人民为宗旨，包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追求。

第一，人民文学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总的价值追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如果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就会魂无定所、行无依归。”[3]24-25在新时代，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精神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为三个层面：“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要求”。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提出总的创作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活泼、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创作之中，用栩栩如生的作品形象告诉人们什么是应该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做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3]26“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3]27所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认识，是保障文学创作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所在。它决定作家创作是否合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能够促进社会主义文明的进步与和谐。

第二，人民文学论本身蕴含了丰富的审美价值追求。就“文学创造的整个历史”而言，人民既是文学历史的缔造者，也是文学历史的表现者，所以，文学历史的创造和抒写充满自由感和幸福感，这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合目的性的创造，是人的全面性的体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因劳动异化导致人的异化现象：“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不属于他的本质；因此，他在自己的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折磨、精神遭摧残。因此，工人只有在劳动之外才感到自在，而在劳动中则感到不自在，他在不劳动时觉得舒畅，而在劳动时就觉得不舒畅。”[9]在资本主义社会，作家作为精神生产者，和物质生产者一样，被当作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受资本的控制，所以失去“部分主体性”，不能完全体现出人的自由性。但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文学是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的合目的性的精神创造活动，是人民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充分体现和肯定了人民的自由本质。自由意味着“自主性”和“选择性”，人类历史就是按照人民的意志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是在由必需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因而按照事物的本性来说，它存在于真正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0]人民文学正是这个自由王国的具象呈现。

就“个体的文学创造”而言，真善美是永恒的价值尺度。“追求真善美是文艺的永恒价值”，文学创作必然追求美，但美没有善作为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即真作为引导，美就毫无存在的价值和意义。鲁迅说：“美底愉乐的根柢里，倘不伏着功用，那事物也就不见得美了。”[11]“为人民”，意味着“利他”的价值取向，是尊重人的尊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自身的体现，内含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别林斯基强调：“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以真实、自然、正确和切实去感染读者。”[1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证明人民才是一切历史的创造者，这是人民文学所蕴含的最基本的科学认识，凝结着深厚的历史理性。关于美的追求，人民文学不求趣味和理想的个性化，而是社会性和个人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以人类的审美理想烛照人生，充满乐观进取自信向上的精神。所以，人民文学自身已经包含着真善美永恒的价值追求。

四、批评标准：“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

人民文艺的批评标准是从何而来的？答案是一定是从人民文艺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中归纳总结的，是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基本根祉和系统逻辑中去提炼概括的，“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这一系统的、完整的批评标准是具有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具有宏观意义和微观意义辩证发展的人民文艺批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批评要敢于“褒优贬劣、激扬浊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打磨好批评这把‘利器’，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倡导说真话、讲道理，营造开展文艺批评的良好氛围”[3]33。“历史的”和“美学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所运用的具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文艺批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依据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现实，结合此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2014年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文艺批评的四个标准，即“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其中“人民的”正是人民文学即社会主义文学的根本属性，强调文学的思想要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征。“历史的”强调文学的真实性要反映人民生活和社会主义本质，“艺术的”强调文学形式的妥帖和适度要有较高的艺术性，“美学的”强调文学具有的美学价值要符合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的审美要求。

第一，“历史的”和“美学的”。这两个批评标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准则。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我们决不是从道德的、党派的观点来责备歌德，而只是从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责备他”[13]257，1859年，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信中指出：“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亦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13]443“美学的”就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美学价值。“就美学的观点而言，在评价文学作品时，最重要的是看作家的创作是否符合艺术的规律和遵循正确的美学法则，是否有艺术独创性和较高的审美价值。”在人民文学视域下，“美学的”前提是“人民的”，即在是否符合人民审美要求的前提下，衡量作品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乐感文化植根于人民的精神筋脉中，赋予喜感的文艺形式深受人民的喜爱，尤其身处地理环境恶劣的北方民众，自古由苦中作乐的智慧酝酿出得天独厚的民间艺术。文艺只有“取源于人民生活”，贴近人民生活，塑造人民形象，才会受到人民的拥护和喜爱，所以，人民文艺的美学追求应该取法于民间，正如赵树理的文学创作正是因为融合了民间艺术精髓，才深受人民喜爱。

“历史的”就是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高度，来衡量作品是否具有历史价值，即衡量作品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历史的真实，文学所反映社会生活和塑造的人物形象是否能够体现当时社会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曾赞扬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用诗情画意的镜子反映了整整一个时代”，恩格斯在评价巴尔扎克时也指出：“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年至1848年这一时期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在这幅中心图画的四周，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说：“从这个角度来看，托尔斯泰观点中的矛盾，的确是一面反映农民在我国革命中的历史活动所处的各种矛盾状况的镜子。”[14]在人民文学视域下，不同历史时期作品塑造的人物形象不同所反映的人民生活也千变万化，但一定是典型的、真实的，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鲁迅先生笔下的祥林嫂、阿Q、爱姑等人物形象生动再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骆驼祥子是老舍透视老北京市民社会的典型；赵树理塑造的小二黑是解放区受新观念影响下的新青年典型、梁生宝是柳青塑造的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合作化生活中的新型农民形象，等等。所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时代的不断进步，人民文艺一定要再现人民生活，塑造人民典型形象，反映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趋势。

第二，“艺术的”和“人民的”。“艺术的”首先是指衡量作品艺术性高低优劣的标准。满足人民所需，引导人民，是人民文学艺术创作的前提。首先，创作者对人民要有真情实感，“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如果不爱人民，那就谈不上为人民创作”[3]20。其次，对人民要有正确的认识，“热爱人民不是一句口号，要有深刻的理性认识和具体的实践行动”[3]20，“要深深懂得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道理”[3]20，只有情感和认识的有机结合，才会塑造出栩栩如生、骨肉鲜明、内蕴丰富的人民形象。最后再结合恰当的文体形式，创作出“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胸怀和创意的对接”[3]45的“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艺术精品。判断一部人民文学作品的艺术性高低，首先要看它是否具有表达真情实感为人民所接受的艺术形式，其次这种艺术形式是为塑造人民形象、表达人民心声而存在，最后这种艺术形式一定是形式要素和思想内容的完美结合。

“人民的”内蕴作品思想性的衡量指标，是社会主义文艺特有的价值批评尺度。“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真正做到了以人民为中心，文艺才能发挥最大正能量。”[3]15需要什么和用什么样的观念引导和教育人民，构成了人民文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顺应人民意愿、反映人民关切”的，正是人民所需，这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满足国内人民日益丰富不断提高的精神需要，使“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3]16；一方面也体现了世界了解中国的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3]17，“文艺是铸造灵魂的工程，文艺工作者是灵魂的工程师”[3]26，用什么样的观念引导教育人民是这项工程的关键所在，铸造灵魂工程的地基是“中国精神”。中国精神内蕴的当代含义首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爱国主义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主题，“我们当代文艺更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艺创作的主旋律，引导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3]27。其次是对真善美的永恒追求，“我们要通过文艺作品传递真善美，传递向上向善的价值观，引导人们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3]27-28。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是“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思想”[3]28，“自强不息、敬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为、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3]28-29，“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言简意赅、凝练节制……形神兼备、意境深远……知、情、意、行相统一”[3]29的审美精神。“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3]29，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由此可见，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辩证实践和有机结合，构成了人民文艺的具体内容。

人民文艺批评的四个尺度，虽各有其批评的对象和任务，但它们互为前提，形成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辩证关系。“人民的”是其他三个尺度的前提和基础，“美学的”具体体现为艺术的，“历史的”是“美学的”和“艺术的”中的真实，没有“历史的”和“人民的”，“美学的”和“艺术的”就达不到思想的高度，会沦为空洞的形式。

综上所论，人民文艺就是以人民为中心，讲述人民故事，传播人民精神，根植于人民，服务于人民。新时代的人民文艺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新阶段、新时期党的文艺思想基础上，依据新时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系统阐发了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新范本、新篇章、新纲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