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庞国光 ,2伍国勇 卢凤雏

（1贵州大学经济学院（西部中心）,贵州 贵阳 550025；2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贵州 贵阳 550025）

一、引言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振兴乡村经济，乡村经济的重要内容是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促进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分别指出“要利用数字经济优势来带动乡村振兴发展”“以数字化引领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数字经济促进乡村经济振兴已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新选择[1]。但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数字鸿沟”显著[2]，制约了乡村数字经济发展。

面对全球数字化经济的深刻变革，乡村数字经济问题已引起学术界关注。通过系统梳理文献发现，相关研究视域主要聚焦在农业数字化转型[3-6]、城乡数字鸿沟[7-10]、乡村治理数字化[11-13]、农村数字普惠金融[14-16]等方面。研究内容涵盖从基础到前沿、从问题到对策、从假设到实证等类型。殷浩栋等[4]从推进网络设施建设、加速新产业新业态发展、构建数字技能普及体系等方面分析了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李健和邬晓鸥[8]对城乡数字鸿沟及其影响因素展开了实证分析并提出解决措施；兰晓霞[10]提出了弥合城乡数字鸿沟的对策。冯献等[11]从现状、需求、对策三个方面分析了乡村治理数字化；沈费伟和袁欢[12]从理念转变、结构优化、动力转换、治理创新四个方面探索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的发展路径。郭华等[16]分析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地区差异影响。但是现有文献缺乏系统性分析乡村数字经济的观点。基于此，本文从我国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出发，深度剖析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困境，提出较为系统的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二、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现状

（一）农村网民规模增速快

近年来，随着“双G双提”和“信息惠民为民”等工程的深入开展，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显著改善。2016 年至2020 年，我国农村网民规模从1.91亿人增长到3.09 亿人，增长了1.18 亿人，增幅达到61.8%（见表1）。日益增长的农村网民规模为中国消费市场注入强大活力，同时也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数字经济发展的浪潮下，乡村振兴战略必将融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有机结合的发展环境。

表1 2016-2020年农村网民规模增长情况

（二）乡村数字经济潜力大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2016 年至2020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22.6万亿元增长到39.2万亿元，增长了16.6 万亿元，增幅达73.5%。农村网络零售额从2016 年的0.89 万亿元增长到2020 年的1.79 万亿元，增长了0.9 万亿元，增幅突破101%（见表2）。这是数字经济释放红利、服务乡村产业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缩影。由此可见，数字经济下沉到农村市场释放出的“长尾效应”“普惠效应”已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

表2 2016-2020年数字经济规模及农村网络零售额增长情况

（三）宏观政策环境利发展

乡村数字经济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大有可为，农业农村现代化离不开乡村经济数字化。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数字经济建设，相继颁布了一系列有关乡村数字化发展的文件及措施，大力推进数字中国与数字乡村战略，为实现乡村高质量发展装上“数字引擎”。乡村数字化系列文件的推进内容表明乡村振兴、数字乡村、数字经济三者已深度融合，成为“乡村发展共同体”；乡村数字经济顶层设计已趋于清晰，政策“软环境”逐步优化（见表3）。

表3 2018-2021年乡村数字化有关文件及措施

三、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困境

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虽势头迅猛，但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仍面临着一系列困境，需进一步激发数字经济在乡村振兴中的巨大潜力。由于乡村地区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教育程度等方面存在短板，乡村数字经济在基础环境、数字人才、数字产业、乡村治理等方面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约束。

（一）数字环境基础薄弱

数字发展，基建先行。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抑制了数字经济活力的完全释放[17]，这种现象在乡村地区尤为突出。4G/5G 平均下载速率、固定宽带用户数、互联网普及率等作为衡量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指标，在乡村地区的发展水平却相对落后，城乡数字鸿沟显著。近年来，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虽持续上升，但总体普及率却不高，截至2020 年底，我国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仅为55.9%（见图1），乡村地区获取数字信息资源能力明显不足。优化乡村数字信息环境，以信息流带动经济流、技术流、人才流协同发展，已是推动乡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紧迫任务。

图1 2016—2020年城乡互联网普及率

（二）高素质数字人才稀缺

高素质数字人才是促进数字经济与乡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和基础[18]。据统计，2019年，在全国乡村常住人口中，高中学历、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数，分别占总人数的11.3%与4.7%，乡村地区高学历人才支撑作用不足。此外，由于城乡发展差距大，乡村地区经济收益不高，大量专业人才和年轻群体加速向城市转移，农村“空心化”问题突显。当前，农村常住人口大多为老人、妇女，他们接触数字经济知识机会少、网络技术操作能力弱、获取数字化服务能力低。乡村地区高素质数字人才稀缺，导致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内生动力“亮起红灯”。

（三）产业数字化渗透能力弱

数字经济与农业深度融合是加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有力举措，也是高质量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效抓手[5]。2019年，全国县域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为36.0%。在农业数字化方面，我国农业生产数字化总体水平、县域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占农产品交易总额、县域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信息化水平分别为23.8%、10.0%、17.2%（见表4）。2019 年，农业数字化相关指标较上年虽得到相对提升，但增幅并不显著。从地区差异看，呈现东部水平高，中西部水平低的发展态势，且东部地区农业数字化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产业是乡村发展的根基,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支撑[19]，同样产业发展也离不开数字经济的渗透。近5年，我国数字经济在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呈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见图2）。2020 年，数字经济在第三产业渗透率为40.7%，第一产业渗透率仅为8.9%。乡村地区作为第三产业的潜力区、第一产业的聚集区，产业数字化渗透能力亟待提升。

表4 2018-2019年数字农业相关指标 单位：%

图2 2016-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在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

（四）数字化治理水平滞后

伴随着数字乡村时代的到来,数字乡村治理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选择[12]。2020年，我国行政村“三务”数字化综合公开水平、“雪亮工程”行政村覆盖率、县域政务服务在线办事率分别为72.1%、77.0%、66.4%(见表5)。由此可见，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虽得到一定提高，但政务服务线上办理功能仍十分薄弱。在数字经济时代，良好的数字治理环境是打造美好数字生活的重要保障，农民生活数字化转型对于加快乡村数字经济建设、提高农民生活质量尤为重要[20]。如今，数字经济发展已惠及乡村居民生活中的网络购物、在线交流、手机支付、小视频娱乐等方面，而对于远程教育、远程医疗等公共服务项目，仍处于起步阶段。

表5 2018-2019年乡村治理数字化相关指标 单位：%

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为解决以上困境，本文基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以优化数字信息环境和强化数字人才支撑为基础，以农业数字化和农村产业数字化为推力，以乡村治理和农民生活数字化为抓手，较为系统地归纳出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路径（见图3）。

图3 乡村数字经济发展路径分析图

（一）夯实数字经济基础

数字经济根植于数字基础设施，打造良好的数字环境对推进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是加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网络作为发展数字经济的载体，是打通乡村地区获取数字信息的“最后一公里”，要全面推进互联网、宽带通信网、4G/5G 网络等在我国乡村及偏远地区的覆盖率与提质升级。二是统筹推进建立“中央、省、市、县、乡镇、村”六位一体的信息资源共享系统。打通信息堵点，避免“信息烟囱”现象，发挥好“益农信息社”衔接基层的作用，打造良好的城乡“数字信息互动圈”。三是促进城乡数字水平协同提升，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城乡间财政、基建、信息、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动，统筹推进以城促乡、以城带村、城乡一体化的数字经济发展格局。四是保障乡村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加强乡村居民数字教育培训，增强数字风险防范意识，优化网络空间治理格局。完善数字立法，建立健全以大数据、互联网为载体的网络监管体系、信息监测体系、风险防范体系，营造风清气正的乡村数字环境。

（二）强化数字人才支撑

数字素养对推进乡村生活数字化转型、提高数字经济的普惠性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0]。数字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互联网、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技术，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及普及需要数字人才作为支撑。一是开展乡村数字基础培训。针对乡村地区典型数字化问题及工具使用展开精准的理论和实操培训，增强乡村居民数字化意识和数字化工具使用能力，着力提高乡村居民数字化素养整体水平。二是实施“数字农民”专项培育工程。对乡村中文化程度较高、对数字化产业感兴趣的农户或种养大户进行重点资助和培养，造就一批懂市场、会分析、善操作的“乡村数字经济带头人”，发挥“能人效应”，带动乡村数字经济发展。三是构建多元化数字人才体系。完善乡村人才激励政策，吸纳更多的高水平、高素养数字化人才下乡驻村；发挥企业和高校人才优势，建立企校数字人才与乡村的定向帮扶对接机制；构建“数字经济带头人+信息员+农户”的数字人才模式，丰富益农信息社人才层次。

（三）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1.数字技术赋能农业。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是农民富，而农民富的关键是农业增效[21]，农业增效的机遇是发展数字农业。因此，需深挖数字经济农业红利。一是促进“互联网+农业”发展。利用数字平台搭建智慧化展示、推广和交易体系，打造线上线下齐销售的农产品流通模式，推进优质农产品出村进城，打通“小农户—大市场”“小乡村—大城市”之间最后一公里。二是助推“智慧农业”升级。在农业生产端嵌入智能化技术系统[22]。利用农业自动控制技术、农业多媒体技术、传感器检测等数字技术，开发农田遥感监测系统、农业气象环境监测等系统，建立农业互联网平台，盘活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和经营管理效率，促进农业持续、稳定、高效发展。三是推进“绿色农业”转型。依托数字信息化平台，大力推广测土配方技术、智能灌溉系统、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农作物专家系统、农产品生长监测系统的应用，把绿色技术用在田间地头，提高绿色施肥、智能灌溉、精准预防、合理用药等先进数字农业技术的覆盖率，为发展绿色农业提供数字支撑，大力发展数字化绿色农业。

2.数字技术助推产业升级。一是把农村产业数字链做长。建立农村产业大数据平台，瞄准市场需求，优化产业布局，提供高质量农产品。将数字技术全面应用到生产—加工—物流—销售各环节，同步建立“生产有根源、加工有记录、物流有路线、销售有保障”的全覆盖质量可追溯体系。二是把农村产业数字链做宽。依托数字技术，构建“乡村旅游+特色农产品+农家乐+民宿”的多元发展模式，打造“旅餐宿”一体新业态，深入推进农村产业“接二连三”，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跨界发展。三是把农村产业数字链做厚。建立“数字农村产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发展模式，完善相关利益联结机制，以数字经济普惠效应联动规模经济效应、资源聚集效应同频共振，促进农户与农村产业数字化有效衔接，带动农户增收，共享数字福利。

（四）推动乡村治理数字化

乡村是农业发展、农民安身的重要载体，乡村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必须依托数字经济优势，创新乡村治理模式，走数字赋能的乡村善治之路。一是深挖“互联网+政务”优势。将常规性、可操作性政务开展网上办理、一站式办理，打通政务办理的难点、堵点，让“网络多跑腿，农民少排队”，提升人民满意度。二是打造“智慧乡村平台”。依靠数字平台公示信息，使村级事务透明化、便利化，相关政策直达基层，打破信息壁垒。大力推广网上群众信箱和网上参会模式，打破时空界限，全天候听民声、取民意、集民智，发挥农民主体作用，增强政府公信力。三是推广各种“数字+”“互联网+”等新模式赋能乡村治理。构建数字乡村时代下“农民+政府+社会”等多方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提高乡村现代化治理水平。

（五）推动农民生活数字化

农民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乡村数字经济的主体，要让数字经济红利实实在在地惠及农民生活。一是发挥“互联网+远程教育”普惠效应。以涵盖技术、经营、文化等多元化的内容开展农民培训活动，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满足农村居民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二是推进“互联网+远程医疗”向乡村延伸。统筹推进省、市、县、乡、村数字医疗平台建设，着重加强县级医院与乡村卫生室间的数字医疗对口支持。依托数字优势，推进各类医疗资源互联互通，使各领域医疗专家网络坐诊农村基层，进一步解决农民看病难、就医不及时问题。三是提高“互联网+便民服务”覆盖率。推进乡村物流、电商、数字化便民设施建设，开发农民易学易懂的数字生活APP，充分释放数字红利，提高农民生活质量。

五、小结

本文立足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从乡村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当前乡村数字经济发展困境，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我国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路径。在国内国际双重循环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数字化、乡村发展数字化、市场供需数字化是一个主要趋势。乡村地区更需顺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机遇、抢占高点、加大推广、释放红利，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数字经济为乡村发展带来了新机遇，同时也存在一些“隐性”负效应。首先，数字经济会加剧社会分工精细化，对劳动力的素质和能力提出更高要求，使得乡村劳动力在数字化就业中将处于劣势地位；其次，乡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利于资本生长，其迅速发展会加速资本累积，致使资本快速向高利润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转移，进而加剧贫富差距，基于市场经济下的资本选择，会更不利于基础设施薄弱和技术环境不稳定的乡村；最后，当数字经济在经济浪潮中独占鳌头时，会在一定程度上将落后的地区、文化素质较低、技术欠缺的人群边缘化，对数字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造成一定影响。因此，在发展乡村数字经济中要规避这些不利的影响，这也是乡村数字经济后续发展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