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勇 王佳文

【摘要】明代科举对士人生活影响甚大，科场文字进入士人文集是必然之事。考察明人文集中科举文体的存在状况，有利于理解科举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会试之榜首——会元作为科举和文化精英，其文集具有典型意义。在现存明代会元别集中，八股制义近乎绝迹，可见明人并不认为这一文体具有传世价值;策论一般作为彰显身份的表示，殿试策尤其如此;馆课乃是特定环境下的职业性写作，比较特殊。科举文体在文集中的存在状况说明，它们在士人的文学观念中并不处于较高的价值层次。

【关键词】 明代科举  别集  八股文  策论  馆课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2.02.011

从广义而言，科举取士所用文体皆属于“文学”范畴，重在考察應试者的文学常识和综合素养。明代是中国古代科举史的高峰时期，考试文体较前代更完备，典型性更强，明代科举文章理应属于明代文学的组成部分。科举文体为士人进入仕途打开了门径，使他们为世人所知，其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此类文章在士人文集中的存在状态却较为尴尬，个中意味，值得深思。

明代的科举文体

明代科举的规制，自洪武十七年形成定式之后，基本未有大变。其中，关于考试内容的规定是乡、会试皆考三场。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五经义四道;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表内选考一道;第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同时对四书义、五经义的阐释标准作了规范，基本上是以宋代理学中程朱一派的著作为指针[1]。

这一规定，确立了明代科举考试的几种基本文体及其数量，即经义文七道，论一道，判语五条，诏（或诰、表）一道，策五道，凡七种，十九道题目。这些文章的写作水平，决定了士子能否志酬寒窗，跳出龙门。一般认为，“特重首场”是明代科场取士的惯例，首场的七篇制义文字对士子中式与否至关重要。因此，应试者便将主要精力用于对经义文章的学习揣摩，明代的经义文体进一步规范化、程式化，形成了八股格式。八股文不是一两个人的天才创设，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经义文，其最终定型则至成化初年，从内在思想到外在形制，八股制义都体现了明代科举的精神，它因此成为明清科举文体的主要样式，备受世人关注。

除八股文外，其他几种科举文体侧重于考察士子的职业素质与能力。第二场所试文体有论、诏、诰、表、判语等，是士子入仕后经常要使用的公务应用文体。第三场所试的策文，是一种产生较早的文体，被用于考试的历史也较其他几种文体为长。策文或以经史为题，或以时务时政为题，既可以看出应试者的宏观眼光，也可以考察他们解决问题的实际能力，综合性和政策性都很强。以上几种考试文体较为完整地体现了科举教育、考试和官员铨选三者相结合的特点，体现了当时行政司法和公务管理中对人的素质的基本要求。明代任何一个以“学而优则仕”为立命安身之道的儒家士人，对这些考试文体都是下过一番揣摩研索之功的。

明代中期的唐顺之曾经感叹明人别集之繁夥：“达官贵人与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无，虽汉唐以前亦绝无此事。”[2]《千顷堂书目》著录明人别集约4000余种，真确之数，恐远逾于此。我们无法全面考察明人别集中科举文体的情形，但选择特定的功名群体作为样本是可行的做法。明代会试的榜首——会元便是典型群体。一方面，会元的科举文体写作既全面，水平又高，代表着时代文风的走向，明代有“会元天下之才，状元天下之福”的说法[3]。另一方面，会元入仕后，多半任职于翰林院，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制定、引领、体现着王朝的文化政策，对文学风尚变化有重要影响。因此，会元别集是明代科举与明代文学的双重典型文本，以会元别集为样本来考察科举文体入集的情况是合适的选择。

明代会元别集中的科举文体

据统计，有别集存世的会元为49人[4]，约占现存明人别集的1%略多，样本数量虽不多，但典型性很强。通过对会元别集中的科举文章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从数量来看，与八股制义在科举考试中的重要性正相反，制义文字在别集中不受重视。在乡、会试中，七篇制义文占全部考试文章数（19篇）的36.8%，而会元别集中所存制义数（17篇）只占会元科举文章数（181篇）的9.4%，而且存有制义的会元别集情况特殊。如刘定之的《呆斋前稿》完整地保存了其乡试、会试的两套试卷，刘氏的14篇制义墨卷因之得以入集。但整套收录会试试卷并非制义入集的唯一原因，陶望龄的《歇庵集》同样收录了会试墨卷，但却只保存了第二、三场的文章。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刘定之身处明代前期，八股文体制尚未最终定型，后人的评价尚以正面居多。制义文体在别集编纂中的被冷落与在举业出版中的被热捧，形成了极大反差。

这样的反差与八股文体的属性有关。八股文要求“代圣贤立言”，表达符合圣贤道理和理学口径的见解，这与士人渴望以“立言”（并不是代圣贤立言）而获得不朽声名的价值观是有差异的。这说明，形式上的“代言”文体会因主体身份的不明而不被重视。另一方面，八股文高度程式化，是科举文体中最为讲究形式技巧的一种，而过于讲究技巧在中国传统观念中并不会占有较高的价值层次，即所谓“君子不器”。八股文的器用特征令其受到君子的轻视。与此相应，程式化、标准化的文体是便于考较高下的，八股文在大规模考试中的筛选功能因而非常突出。所以，八股文虽在别集中被轻视却在举业中被重视，其重要性在于，它比别的考试文体更能体现科举的公平原则和操作上的效率优先，因此能够被持续使用五百年之久。

策是最受重视的科举文体。共有15位会元的别集中存有策文，总计达133篇之多，既有乡试、会试、殿试的对策真题，也有平日的习作之文，还有会元们充任科举考官时所作的程策范文。策文之所以受到重视，一方面是由于传统的惯例。从西汉开始，策文写作一直是选拔人才的重要方式，广泛地影响了文人的生活、心态。由于对策是就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向统治者阐述见解，在儒家士人心目中，其要比一般发抒性灵的诗文更为重要。自《文选》以来的历代文章总集都收录策文一体，历代文人的别集中也多有收入策问和对策的。因此，明代会元别集中收入较多策体之文是自然的事。另一方面，在对应试者进行更为精确的高下考较时，八股文这类程式化文体的区分度是不够的;而侧重于考察学问见识和实际能力的论、策等文体的优势就突出了，差异化写作为名次高下的评定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换言之，不同的文体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及适用范围：八股文有利于初选，它决定着士子中式与否;策论有利于排位，它决定着名次的高下。两类文体都很重要，但对士子而言能否中式是前提，因此首场的八股制义最为人所看重。而对于会元这样的高等功名获得者来说，名列前茅是巨大的恩荣，与此荣耀关系紧密的策文便能收入文集之中。

馆课是特殊的科举文体。在明代会元别集的科举文体中，翰林馆课的数量几近一半，这与会元的功名特点有关。会元不仅在会试中拔得头筹，在随后的殿试中亦占有较大优势，据统计，会元获得鼎甲和传胪（二、三甲之首）的比例高达57.5%。明代的鼎甲三人可直接进入翰林院任职，而传胪被考选为庶吉士的机会也相当大，故由会元而入翰林院学习或任职是相当普遍的，大量的馆课之作因此在会元别集中显得尤为突出。翰林院中的学习主要是为以后出任文字侍从之职或中央各职能部门之职作准备，也是为了弥补此前科举教育中偏重于八股举业的偏颇，所以翰林馆课的内容比一般的科举考试文体广泛得多。在会元别集的馆课之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诗、赋、辞、颂、铭、序、记、论、辨、表、议、疏、考、露布、题跋等各种文体的创作，几乎涵盖了最重要的文体类别，内容相当丰富。在编次上，有些会元别集将馆课之作单列成卷，也有将馆课散编于相应文体的卷次中并予以标明，这说明馆课文体和文章与一般的文體作品没有本质区别，只是其创作场合和文化氛围是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当然会对会元的其他文字创作有所影响。

结语

对生活于科举社会的明代士人而言，科举文体是童而习之、长而用之的极重要的文字之业;对于会元而言，更是他们最初扬名天下的文字依凭，但科举文体并不见重于明人文集。八股制义在别集中近乎绝迹，可见明人并不认为这一文体具有传世的价值。策论一体虽较受重视，但一般是作为彰显身份的表示，殿试策尤其如此。馆课之作乃是特定环境下的职业性写作，比较特殊，值得关注和进一步研究。总之，在明人眼中，科举文体和文字虽属“文学”范畴，但其价值不宜抬之过高。

（本文系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项目“明代中期科举事象与文章正变”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A343）

注释

[1]据《明太祖实录》卷160“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条。

[2][明]唐顺之：《荆川集》卷5《答王遵岩书》，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76册，第308页。

[3][明]张朝瑞：《皇明贡举考》卷5“弘治九年丙辰科”，明万历刻本。

[4]周勇：《科举与文学视野下的明代会元及其别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第111页。

责 编∕马冰莹

The Importance of Fame and the Lightness of Passing Down

—O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tyle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 Ming Scholars

Zhou Yong  Wang Jiawen

Abstract：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life of scholars， and it was inevitable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exts to be included into the collection of their works. Investigating the literary style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texts is conducive to understanding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literature. As Huiyuan （a title referring to the first place winner of the central imperial examination） is a member of the cultural elite， so their anthologies would have typical significance. In the existing collections of Huiyuan's works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eight-part essay" almost disappeared， showing that the Ming people do not think this literary style is important enough to be passed down; the discourse on politics is generally used as an expression of identity， especially in the final imperial examination; and the imperial academy course is in fact professional writing in a specific environment and is thus a special case. The status of imperial examination style in the anthologies of Ming scholars shows that it does not have a high value level in the literary concept of the scholars.

Keywords： imperial examination of the Ming Dynasty， collection of works， eight-part essay， discourse on politics， imperial academy 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