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金伟，吴 昊

(南京农业大学 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5)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以下简称吴简)是1996年10月至11月湖南省长沙市文物工作队在走马楼街西南侧的湖南平和堂商贸大厦建设工地内编号为J22的古井中发掘出的一批简牍，纪年主要在吴大帝黄武至嘉禾年间(222年～238年)。[1]J22古井所出吴简的性质为官府档案，其中有一批是户籍文书。从目前已整理刊布的资料来看，里所编写的户籍文书格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户主的格式，为“里名+户人公乘(或大男、大女等)+姓名+年龄+身体状况(或省略)+给役(或省略)”；另一种是普通家庭成员的格式，为“家庭关系+身份+姓名+年龄+身体状况 (或省略)+给役(或省略)”。[2]

在这批户籍文书中，有部分记载了户主及家人的患病状况，所见疾病有30余种。其中，写有“肿足”等字样的简牍数量最多，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相关解释大致有六种：其一，“丝虫病”说。汪小烜较早根据《长沙走马楼J22发掘简报》中公布的两条记录，推测“肿足”是丝虫病。[3]这一看法，得到日本学者福原啓郎的支持。[4]其二，“水田劳作”说。于振波以2003年出版的《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以下简称《竹简〔壹〕》)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患病的人数、年龄分布、性别比例等问题，指出“踵足”与水田劳作有关。[5]其三，“血吸虫病与麻风病”说。高凯也以《竹简〔壹〕》为研究对象，认为“肿两足”与“踵左足”“踵右足”不是同一种疾病，前者是血吸虫病，而后者是麻风病。[6]其四，“冻疮”说。侯旭东利用《竹简〔壹〕》等史料，在对“丝虫病”说、“水田劳作”说、“血吸虫病与麻风病”说逐一证伪的基础上，提出“踵足”是冻疮的观点，认为其原因在于气候变冷以及南方民众长期不穿鞋的生活习性。[7]其五，“血吸虫病并发症”说。周祖亮对《竹简〔壹〕》《竹简〔贰〕》 (2007年出版)、《竹简〔叁〕》 (2008年出版)记载的疾病信息展开分析，指出晚期血吸虫病人在肝硬化后期会出现肢肿等并发症，并援引两汉长江中游已有血吸虫病的事实，认为吴简中的“肿足”是血吸虫病并发症。[8]其六，“丝虫病与脚气病”说。曲柄睿在充分利用《竹简〔壹〕》《竹简〔贰〕》《竹简〔叁〕》的基础上，指出吴简中的“踵左足”或“肿(踵)右足”是丝虫病的症状，而“肿(踵)两足”是脚气的症状。[9]353-371

然而，仔细检视这些研究成果以后，我们发现其中或多或少存在着不足之处：其一，由于吴简的整理与刊布存在着时间差，相关研究者均没有利用2011年以后才出版的《竹简〔肆〕》(2011年出版)、《竹简〔伍〕》(2018年出版)、《竹简〔陆〕》(2017年出版)、《竹简〔柒〕》(2013年出版)、《竹简〔捌〕》(2015年出版)、《竹简〔玖〕》(2019年出版)，以致得出的结论有失偏颇；其二，所谓“肿足”等，单从症状上来看，与丝虫病之象皮肿或脚气之微肿比较接近，但是“丝虫病与脚气病”说却将二者混为一谈；其三，在考释“肿足”等症状时，未将其与当时长沙的生态环境联系起来。鉴此，本文将在全面统计已刊布竹简中记载疾病信息的基础上，对“肿足”等症状进行考释，并揭示这种疾病与当地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一、吴简所见“肿足”信息之统计

现已刊布吴简中，与足相关的疾病有多种写法，如“腫足”“腫右足”“腫两足”“踵足”“踵左足”“踵右足”“踵两足”“踵病足”等。由于“肿”的繁体字“腫”与“踵”互通，[10]这些记载均可以视作同一种症状，即下肢肿胀。为了行文方便，如无特别说明，文中均作“肿足”。

据《竹简〔壹〕》《竹简〔贰〕》《竹简〔叁〕》《竹简〔肆〕》《竹简〔伍〕》《竹简〔陆〕》《竹简〔柒〕》《竹简〔捌〕》《竹简〔玖〕》的统计可知，吴简记载的“肿足”信息具有以下四个基本特征：

其一，吴简记载有“肿足”患者647人，其中，腫足16人、腫右足7人、腫两足111人、踵足85人、踵左足23人、踵右足31人、踵两足369人、踵病足1人、踵□足3人、两足□踵1人。可见，腫两足者与踵两足者共有480人，约占总数的74.19%；而踵左足者有23人，约占总数的3.55%，腫右足者与踵右足者共有38人，约占总数的5.87%.这表明，两足均有肿的症状的患者远比单足有肿的症状的患者要多。

其二，在这些“肿足”患者中，除去性别不详者83人以外，男性有431人，女性有133人，男女比例约为3.24∶1。换言之，男性罹患“肿足”的概率远高于女性。

其三，从年龄分布上来看，“肿足”患者年龄最小者为5岁，年龄最大者为97岁；5岁至9岁有29人，其中男性26人、不详3人；10岁至19岁有98人，其中男性76人、女性18人、不详4人；20岁 至29岁有87人，其中男性54人、女性27人、不详6人；30岁至39岁有97人，其中男性57人、女性26人、不详14人；40岁至49岁有66人，其中男性39人、女性23人、不详4人；50岁至59岁有71人，其中男性48人、女性22人、不详1人；60岁 至69岁有85人，其中男性63人、女性14人、不详8人；70岁至79岁有45人，其中男性33人、女性10人、不详2人；80岁至89岁有7人，其中男性5人、女性1人、不详1人；90岁至99岁有 3人，均为男性；其他年龄不详者有59人。

其四，除“肿足”以外，12位患者同时患有其他疾病。其中，以腹心病居多，有6人；雍病、风病、喉病、聋耳、聋苔、盲目各有1人。

二、“肿足”释义

前已述及，学术界对“肿足”的相关解释大致有六种。其中，曲柄睿《肿足新解——长沙走马楼吴简所见的一种病症考述》(以下简称《肿足新解》)一文曾对“水田劳作”说、“血吸虫病与麻风病”说、“冻疮”说等观点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检讨，不再赘述。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吴简中肿左(右)足的症状可以基本肯定为马来丝虫病所引起”，而“肿两足很可能反映的是‘脚气病’的情况，即维生素B1缺乏症”。[9]359-360笔者以为，此论值得商榷。

在《肿足新解》一文中，曲氏将“肿足”信息分为三类，即“肿两足” “肿左(右)足”与“肿足”，然后按照年龄与性别分别进行统计。在展开分析之前，他又以“肿足”症状出现较少且可能是“肿两足”或“肿左(右)足”之简称为由，声称不予讨论。可是，随着《竹简〔肆〕》《竹简〔柒〕》《竹简〔捌〕》《竹简〔陆〕》《竹简〔伍〕》《竹简〔玖〕》的相继刊布，吴简中的“肿足”信息越来越丰富，远远不止“肿两足”“肿左(右)足”“肿足”这三种写法，还有“踵病足”“两足□踵”等。那么，我们是否要对每一种不同的记载都展开分析呢？当然不是，因为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的话，“踵病足”与“肿足” (或“踵足”)、“两足□踵”与“肿两足”(或“踵两足”)的症状基本上是一样的。换言之，吴简中的“肿足”信息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即“肿两足”“肿左足”或“肿右足”“肿足”。在这一点上，曲氏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不过，这种做法强调了“肿足”信息之间的差异，却忽略了它们的共性。无论如何分类，这些信息都有一个最基本的共同点：下肢肿胀。况且，如果“肿两足”“肿左足”或“肿右足”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疾病的话，那么“肿足”究竟应该算在前者，还是应该算在后者，抑或是另外一种疾病呢？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吴简中与“肿足”有关的症状是由同一种疾病所引起的。

其实，现代医学知识早已指出，无论是丝虫病，还是脚气(即维生素B1缺乏症)，都可以引起患者的下肢肿胀，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是单下肢肿症较多，还是双下肢肿症较多。由此看来，将吴简中的“肿足”信息分类以后再分别进行分析的做法并不合理。因为，并不存在丝虫病只引起单下肢肿症，而脚气只引起双下肢肿症这种非此即彼的现象。换言之，如果吴简中“踵左足”或“踵(腫)右足”的症状是由丝虫病所引起的话，那么，“踵(腫)两足”的症状中也必定有一部分由它所引起，而非仅仅由脚气所引起；反之亦然。

那么，“肿足”究竟是由丝虫病所引起的，还是由脚气所引起的呢？

(一)“丝虫病”说辨析

关于“丝虫病”说，笔者认为并不可信。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第一，在体征上，丝虫病患者单下肢肿的症状要多于双下肢肿的症状。[11]例如，据湖南省1991年至1993年慢性丝虫病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157例下肢象皮肿患者中，53例位于左侧，约占总数的33.8%，47例位于右侧，约占总数的29.9%，而两侧皆有肿症的有57例，约占总数的36.3%，远低于单侧所占的比值。[12]281又如，据浙江省嘉善县2012年慢性丝虫病患者调查数据显示，310例患者全部出现了象皮肿症状，其中，左下肢111例，约占总数的35.8%，右下肢120例，约占总数的38.7%，而左右下肢皆有肿症为79例，约占总数的25.5%.[13]48-49再如，据江苏省2018年慢性丝虫病患者调查数据显示，在 3 160 例患者中，有 2 560 例存在着下肢淋巴水肿/象皮肿症状，其中，993例位于左腿，约占38.8%，874例位于右腿，约占34.1%，而693例两腿皆有，约占27.1%.[14]这与现已刊布吴简中患者“踵(腫)两足”远多于患者“踵左足”或“踵(腫)右足”的情况不符。

第二，在性别上，无论男女，均比较容易感染丝虫病，并不存在显著的区别。[15]678比如，据湖南省1991年至1993年慢性丝虫病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470例患者中，有157例出现了象皮肿症状，其中，男性84例、女性73例。[12]281又如，据江西省2008年慢性丝虫病患者调查数据显示，在626例象皮肿患者中，男性343例、女性283例。[16]再如，据浙江省嘉善县2012年慢性丝虫病患者调查数据显示，在310例象皮肿患者中，男性123例、女性187例。[13]48这与现已刊布吴简中男性“肿足”患者远多于女性的情况不符。

第三，在年龄上，由于象皮肿是丝虫病的一种晚期症状，罹患丝虫病10年左右才会出现，[17]1至9岁的患者一般不会出现这一症状。比如，据湖南省1991年至1993年慢性丝虫病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157例象皮肿患者中，年龄最小者为37岁，年龄最大者为86岁，并无10岁以下的患者。[12]281又如，据浙江省嘉善县2012年慢性丝虫病患者调查数据显示，在310例象皮肿患者中，年龄最小者为52岁，年龄最大者为96岁，同样无10岁以下的患者。[13]48然而，根据统计，吴简中10岁以下的“肿足”患者有29人，约占总数的4.48%.这与丝虫病患者象皮肿症状的发病年龄特征不符。

(二)“脚气病”说辨析

关于“脚气病”说，较早由曲柄睿提出。不过，他仅认为吴简中记载的“踵(肿)两足”是由脚气病所引起的。笔者认为，无论是“踵(腫)两足”的症状，还是“踵左足”或“踵(腫)右足”的症状，均由脚气所引起。原因在于：

其一，在体征上，脚气患者双下肢肿的症状多于单下肢肿。如东晋医家葛洪描述脚气的症状时写道：“脚气之病……或两胫小满”[18]113；南朝医家陈延之指出脚气的症状有很多种，其中之一便是：“两脚微肿”[19]602；隋唐之际的唐临称： “两胫肿满”[19]601；唐代医家孙思邈在谈论采用灸法治疗脚气时说： “凡病一脚则灸一脚，病两脚则灸两脚，凡脚弱病皆多两脚”[20]167。同样的，在临床表现上，肿症多见于双下肢也是脚气的显著特征之一。[21]因此，吴简中“踵(腫)两足”的记载多于“踵左足”或“踵(腫)右足”的记载是可以理解的。

其二，在性别上，无论男女都比较容易罹患脚气，唐代医家苏敬就说： “脚气之为病，本因肾虚，多中肥溢肌肤者，无问男女。”[22]但是，由于维生素B1(硫胺素)是一种水溶性维生素，常随汗液排出体外，强体力劳动者的需求量较一般人要大，[15]861一旦难以得到有效的补充，他们更容易出现这种疾病。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是一个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成年男性作为主要的劳动力，参与强体力劳动的机会远多于女性。在维生素B1摄入量同等的条件下，与女性相比，成年男性出现脚气的概率要大一些。吴简中男性患有“肿足”症状多于女性的情况与之相符。

其三，在年龄上，由于人体缺乏维生素B1三个月以上就可以引发脚气，[23]无论老幼都比较容易罹患这一疾病，就连新生婴儿也不例外。[15]862换言之，任何年龄段的人，只要缺乏维生素B1超过三个月就容易出现脚气。反观吴简之记载，各个年龄段的“肿足”患者都是存在的，情况与之类似。

其四，吴简中有6例“肿足”+“腹心病”症状，分别是：

(1)《竹简〔壹〕》简8433：□□兄□年六十一腹心病踵两足；

(2)《竹简〔贰〕》简4789：·沮妻大女清年十四腹心病肿两足；

(5)《竹简〔柒〕》简4970：吉阳里户人公乘區高(？)年六十二苦腹心病踵右足；

(6)《竹简〔捌〕》简476：大男吴□年卌踵右足腹心病。

从症状上来看，这些记载与脚气之重症——脚气心腹胀急类似。关于脚气心腹胀急的症状，东晋医家葛洪描述到： “(脚气)不即治，转上入腹，便发气，则杀人”，[18]113隋代医家巢元方称：“若治之缓，便上入腹，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满气上便杀人”，[24]唐代医家孙思邈有云：“伤缓气上入腹，或肿或不肿，胸胁逆满，气上肩息”。[20]165脚气心腹胀急是一种重症，比较罕见。吴简中仅有6例“肿足”+“腹心病”患者，约占“肿足”患者总数的0.93%，与之相符。

综上，吴简中的“肿足”症状很可能是由脚气所引起的。

三、“肿足”与临湘侯国的生态环境

临湘侯国治临湘县(今湖南长沙)，黄武二年(223年)孙权以步骘平定武陵、零陵、桂阳等地民众造反有功而改封。《三国志》卷52《吴书·步骘传》记载：“会刘备东下，武陵蛮夷蠢动，(孙)权逆命(步)骘上益阳。备既败绩，而零、桂诸郡犹相惊扰，处处阻兵，骘周旋征讨，皆平之。黄武二年……改封临湘侯。”至凤凰元年(272年)，步骘之孙步阐“降晋”，为陆抗所斩，国除。

临湘境内河流众多，见之于记载的主要有湘水、浏水、沩水等。关于湘水，《水经注·湘水》有云：“(湘水)北过临湘县西”。关于浏水，《水经注·浏水》记载： “(浏水)西北注于临湘县也”，《水经注·湘水》也说： “浏水从(临湘)县西北流注之”。关于沩水，《水经注·湘水》称：“沩水又东入临湘县，历沩口戍，东南注湘水。”杨守敬注云：“沩水东北流迳宁乡县，至长沙县入湘水。”其中，湘水为流经临湘境内的最大河流，该县之得名即因“湘水滨临川侧”。[25]

丰富的水资源既可以为临湘民众的生产活动、日常生活提供便利的条件，又可以为脚气的产生创造有利的因素。首先，丰富的水资源保障了临湘一带水稻生长过程中对水分的需求，使水稻成为当地的主要粮食作物。众所周知，我国是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地之一。在我国境内，长江中下游很可能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从考古发现的水稻遗存来看，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遗址均超过了万年，它们处在野生稻向栽培稻演变的阶段；稍晚如浙江浦江上山遗址(距今 9 000 年以上)、湖南澧县彭头山八十垱遗址(距今 8 500 年～7 500 年)、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距今约 7 000 年)、桐乡罗家角遗址(距今约 7 000 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距今约 7 000 年)等，大致也处在过渡阶段；到距今 4 000 年左右的良渚文化时期，野生稻已经被驯化成了栽培稻。[26]由此可见，水稻很早就已成为我国南方的主要农作物。

其次，流经临湘的湘水、浏水、沩水等河流中蕴含着丰富的淡水渔业物产，当地民众常常将其捕获，以为果腹之资。如所周知，在原始农业出现以前，采集、渔猎一直是人类的两种重要的经济生活方式。农业出现以后，采集、渔猎依然在人类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所谓“渔”，《汉书·王莽传》颜师古注云：“渔谓捕鱼也。”一般而言，在内陆水资源丰富的地方，淡水渔业资源同样丰富。对于捕鱼这样一种投入很少、产出较高的活动，[31]民众往往十分热衷。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中就有“禁诸民吏徒隶，春夏”“毋毒鱼”的规定，[32]从反面说明了民众捕鱼之风盛行，以致官府不得不明令禁止春夏两季的捕鱼活动。其实，官吏们心中非常清楚禁止民众捕鱼是不可能做到的，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民资渔采以助口实，且以冬春闲月，不妨农事”。[33]然而，到了灾荒年月，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统治者们也经常诏令灾民自行捕获各种鱼类，进行自救。如据《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97年)六月、十一年(99年)二月、十二年(100年)二月先后三次诏令灾民或“渔采陂池”，或“渔采山林池泽”。可见，无论是平常时光，还是灾荒年景，濒江临湖一带的民众均从事着捕获鱼类以资口腹的活动。

四、结语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记载的“肿足”信息，为深入了解中古时期长江中游地区风土病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孙吴时期，临湘侯国境内丰富的水资源为当地民众“饭稻羹鱼”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在这种饮食结构的长期影响下，脚气便成为一种流行于当地的风土病。不过，由于“脚气”一名直到永嘉南渡以后才逐渐广为人知，此时临湘侯国的基层官吏并不知晓这一病名，他们在进行户籍登记时，便以“肿足”等症状记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