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 宝

（吉林大学 文学院暨新闻与传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流亡日本期间主持《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是梁启超20 余年办报生涯当中最辉煌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段时间内，梁启超广泛接触了孙中山等革命派并亲往美国考察民主共和制度，其政治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代表了当时士人对于传统文化命运的一种典型思考”[1]。梁启超政治理念的变动，对以《清议报》“诗文辞随录”和《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两个诗词专栏为核心阵地的诗人群体聚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

《新民丛报》刊发诗歌作品，是延续《清议报》而来的。《新民丛报》自第1 号至第54 号中，共有27 号刊出了“诗界潮音集”栏目，并于第4 号起断续刊出梁启超的《饮冰室诗话》，持续进行推动“诗界革命”的实践。在《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栏目的作者当中，除日本诗人外，大多或为康门弟子，或为维新人物，或为当时知名诗人。他们都是传统文化积淀丰厚且精于诗词之人，或参加过康梁的公车上书，或与康梁为好友，故而以《清议报》“诗文辞随录”为聚合阵地，悼念死难维新志士，继续鼓吹保皇维新。因而，《清议报》虽然“明目张胆以攻政府”，但是在康有为的操纵下，仍旧是保皇维新派的阵地。此时主持《清议报》的梁启超，其政治理念却正发生着剧烈的变动，对清廷的失望和与孙中山等人的接触，使梁启超日渐倾向于共和革命，这便与康有为的思想发生冲突。在此期间，梁启超等人做出了劝退康有为之事：“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2]113这一思想，梁启超亦在与孙中山的信中有所表露：“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3]5928此后康有为虽然严厉制止了梁启超，但梁启超却最终摆脱康有为政治思想的束缚，日渐开始了独立的探寻与思考，也正是与康有为在政治理念上的冲突促使梁启超另办《新民丛报》。

《清议报》诗人群体中，除了前述与康梁有学缘或地缘关系的友朋之外，其他诗人多是出于共同的维新保皇理念而聚合在一起的。基于共同的政治理念而聚合为诗人群，他们相互之间桴鼓相应，形成一种全新的诗人聚合方式。在《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目的诗人群体中，这种政治性聚合的性质就更为突出了。

以《新民丛报》发表作品最多的五位诗人蒋智由、高旭、黄遵宪、乌目山僧、狄平子为例，可以见出共同理念已经是“诗界潮音集”诗人聚合的最主要因素。蒋智由、黄遵宪是被梁启超推扬的“近世诗界三杰”之二，无论是诗学路数还是政治倾向上，均与梁启超关系密切。高旭在晚清民初诗坛亦为一时作手，虽后与柳亚子、陈去病创立南社，但也曾秉持维新改良思想，积极鼓吹改良。狄平子曾参与公车上书，并与唐才常共同谋划过庚子勤王之事。几人中，乌目山僧与康梁并无直接交集，但与蒋智由在沪上交往密切。他们的大多数诗作，如平等阁《燕京庚子俚词》（第3 号）、困斋《国耻两首》（第8 号）、邹崖逋者《庚子中围城杂感》（第20号）、人境庐主人《聂将军歌》（第25 号）《降将军歌》（第30 号）、观云《挽古今之敢死者》（第30号）、剑公《忧群》（第36 号）等与时事时局关系密切，内容与形式大多符合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标准。然而将《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上的主要诗人群体与《清议报》“诗文辞随录”时期的主要诗人群体作一对照，我们很容易发现，在梁启超政治思想逐渐倾向于革命之时，《新民丛报》所聚合的主要诗人群体已经与《清议报》有了很大不同。《新民丛报》上发表诗作数量较多的是蒋智由、高旭、狄平子、乌目山僧等人。蒋智由诗歌，在《清议报》时期即刊发较多，但在数量上与康有为等人仍无法相比；高旭诗作见于《清议报》者凡8 题17首，而见于《新民丛报》者达到17 题60 首，狄平子诗歌，见于《清议报》者仅2 题，乌目山僧更是无一诗见于《清议报》。这样的作者队伍及其诗作数量的升降变化，除去梁启超游美期间曾由蒋智由代为主持《新民丛报》，而宗仰上人与蒋智由乃是旧交，二者曾共同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等原因外，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蒋智由、高旭、乌目山僧及狄平子的主张，与梁启超此时较为激进的民权、平等、自由等思想态度有着一致性，甚至蒋智由在《清议报》发表的诗歌中便已经流露出排满的苗头。实际上，考察这一因政治因素聚合的诗人群体，其诗学上的主张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政治取向上的同声相求。“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本身便是有很多政治性因素掺杂其中，在这一诗人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身份首先是社会与政治活动家，他们的诗歌，从诗歌主张到创作实践，极少有不是服务于其政治理念的。而梁启超的“流质易变”与他这一时期政治理念的剧烈变动，为在他所主办的报刊上聚合不同理念的诗人群体提供了可能。比如，在《清议报》上未曾发表一首诗作的乌目山僧，其由赞同康梁的维新转向主张革命，便可以见出，梁启超的思想波澜绝不是点点涟漪，而是在晚清知识阶层中产生了较大影响的一次浪潮。

二

乌目山僧即清末民初著名僧人宗仰上人，上人俗姓黄，因之亦称黄宗仰。关于宗仰的研究，常熟理工学院沈潜先生用力最多，成果丰硕，对本文启发最大。在晚清面临着亡国亡种的国族危机之际，僧俗两届的智者与志士，均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当中。于佛教界而言，佛教复兴运动与国族革命伴生，虽然晚清佛教丛林衰颓，僧团不振，但仍有大批佛教大德投身到晚清国族革命当中，不仅是宗仰上人，包括曼殊大师、寄禅大师及太虚大师等皆是其中著名的“革命和尚”。这些大师均以诗文知名，成为晚清民初诗坛上大放异彩的“诗僧”，宗仰上人更被誉为“革命诗僧第一人”[4]349，他们身在世外，心系苍生，“发慈悲施大愿以救中国”[5]，不应随时间流逝而被遗忘。如果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变化，代表的是自维新而革命，在历史的复杂轨迹当中认定中国的前途在立宪的中国士人阶层，那么，宗仰则代表了清末与志于救国的士人同道共同努力发愿救国的僧人团体。分析宗仰在晚清的行迹，不仅是对这一诗僧群体的致敬，更是理解宗教在晚清国族革命中作用的锁钥。从晚清诗的演进来说，谭嗣同等人引释入诗的新学诗，是以内典来接续与创造新诗境的重要尝试，诗僧们则以佛教身份参与到了从诗界革命到革命诗潮的晚清诗词浪潮当中。

实际上，宗仰在晚清民国诗僧群体中亦堪称传奇。宗仰早年出家于常熟三峰寺，因名乌目山僧。三峰寺在明末即以抗清而知名，甚至被雍正皇帝称之为魔，宗仰于此出家，似乎便预示了一生的命运。宗仰少时在三峰寺刻苦读书，精研释典，兼通中西，二十岁后于镇江金山寺受具足戒，此后北游燕赵、循海闽越以至越南，“气益豪，诗益奇”[6]。与哈同及其夫人罗迦陵的相识，更是宗仰一生重要的转折。此前的宗仰，是佛教僧团中一名爱国诗僧、学问僧，此后的宗仰，则成为一个投身晚清民初爱国运动中的入世诗僧，成为我国佛教界中第一流人物。[7]45宗仰与翁同龢、康有为、梁启超、蒋智由、章太炎、邹容、蔡元培以至孙中山等晚清民国闻人志士的交往，显示出其由朴素爱国情怀到维新救国再到国族革命的思想转变历程，与梁启超一样，在晚清一代爱国志士中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

1899 年，宗仰应罗迦陵之请，到上海开坛说法。在上海的时代风云中，一众新学人士、爱国志士与宗仰交接，宗仰也因之在庚子国难、拒俄运动等世纪之交的时事剧变中，成为领风气之先者。庚子国难后，宗仰绘《庚子纪念图》并题诗，僧俗名流数十人和韵，这一爱国唱和实堪与庚子秋词的唱和相比媲；其后，宗仰与蒋智由、蔡元培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捐助女学，成立爱国学社，引领了学界之风潮；1903 年，《苏报》案发，章太炎、邹容入狱，宗仰营救不果，赴日本避难；在日期间，结识中山先生，坚定支持革命，一直资助和支持革命事业。在晚清的最后数年间，宗仰始终关注国族命运，成为一代革命和尚。

宗仰早期的诗歌多刊发于《同文消闲报》。该报原为《字林沪报》的附张，1900 年后，《字林沪报》被日本东亚同文会接办，这一附张遂改为《同文消闲报》，随《同文沪报》附送。[8]146-147《题〈庚子纪念图〉》以及由此而来的《庚子纪念图》唱和诗作，便发表在这一刊物上。《题〈庚子纪念图〉》刊发于《同文消闲报》1901 年8 月15 日第451 号上，当时参与唱和的知名诗人有潘飞声、顾纫兰等数十人。在《题〈庚子纪念图〉》中，宗仰的爱国情思，以“戊戌惊秋迄己亥，三年政变太纷更。难倾国泪详图画，只记颓京城下盟”开篇，将庚子之变推源至戊戌政变，而将收拾乱局的希望寄托在回銮复辟的光绪帝身上：“明德新民在省躬，反思灵爽恸尘蒙。果如銮辂归期准，复辟应先讲睦戎。”[9]123-124可以见出当时宗仰的政治思想，大约与其时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正处在同一层次上。

宗仰的思想变化，大约发生在与蔡元培、蒋智由等人交往的时期。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1903年之于晚清革命风潮的意义已经有很多阐发。无论是留日学生还是南洋公学，海内外的学生运动“从此渐作”[10]209，自然值得关注。但是，梁启超在1902 年间创办《新民丛报》，“日倡革命排满”[11]86，以及国内蒋智由等人的活动及其作用也不可忽视。宗仰在《新民丛报》上吟咏出与梁启超等人激进思想转向几乎同步的诗歌声音，正是他在这一时期参与上海爱国革命运动的具体表现。1902 年4 月27 日，宗仰在中国教育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中国教育会副会长，此后，宗仰便在蒋智由主持之《选报》、梁启超主持之《新民丛报》上发表作品，如宗仰作《为蒋观云先生画云山独立图一箑题诗其后并赠》刊发于1902 年4 月28 日第14 期的《选报》上：

愿身乍现人天界，香雨华严霔上乘。独立苍茫无个伴，止观自印碧云层。[12]

若说这首诗作仅是歌颂了独立无伴的先驱，那么其后宗仰发表的诗作则表现出了更为激进的姿态，是宗仰以维新、革命救中国为职志的诗性书写。这些诗作包括在1902 年《新民丛报》上发表的《次明夷游印度舍卫城访佛迹原韵》，给康有为、梁启超、蒋观云、章太炎和吴保初的赠诗以及其他作品。

在这些诗作中，《次明夷游印度舍卫城访佛迹原韵》亦见于《选报》。此诗因1902 年康有为游印度过舍卫城所作之诗而次韵，康有为原诗已刊于《新民丛报》第七号。这一时期，正是康有为等避居海外而宗仰在上海之时，故《新民丛报》不但成为诗作发表的阵地，更重要的是，《新民丛报》以现代媒介形式取代了传统的寄赠形式，成为诗人间酬赠唱和的重要媒介。这一变化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唱酬的公开化，公开使得声气相求成为一种群体宣言，由人际交往中的私人关系建构发展成为社会交往中共同价值取向的体认与公告，标志着一种依托于现代媒介的诗人群体关系的成型。宗仰在次韵和诗中所展现的气象与信念，已经可见出与康有为原诗的不同。宗仰诗作如下：

王舍城中灵鹫山，珠宫贝阙昔周环。凄凉阿耨池头月，犹照菩提古树间。

支那有士倡流血，印度无僧守布金。亚海风潮正澎湃，竺天密证涅槃心。

露柱铁遗三百四，骷髅金葬一蒙王。可兰经篆绣苔蚀，断碣横陈夕照堂。

伽耶圣迹遭回虐，华实竞生讵有间。大教凌迟殚智种，铁轮风转浪翻山。

显奘希法东归后，千载无俦西竺游。第四今为厐父女，吟诗感怆石层楼。

须弥万里悲风起，塗毒声沈狮吼堂。塔上一铃斜照外，喃喃犹自语天荒。

仰昔世尊龙象地，抚今奴仆兔狐城。可怜晦昧无时觉，愿碎虚空牖厥明。

成住坏空原幻相，悬谭奥义示华严。恒河性水如如在，一镜澄涵印塔尖。

帝王基业一坏土，佛祖门庭千劫灰。法海颓波无计遏，洪涛堆里首频回。[13]

康有为原诗载于《新民丛报》1902 年第7 号，诗前有长序：

十一月廿日，于舍卫城外三十八里得佛旧祇林须菩提布金地遗址，殿基犹存，三角楼尚完，遗柱三百有四，其西南则半圮矣。环廊尚有三面，皆纯石，半完半坍，西门五石龛最完好。其西南一堂，崇墙三重岿然，余皆为回教所毁。登塔四望，群冈自鹫岭走来，数重环裹，其气象为印度所无，宜佛产其间也。颓垣断础，无佛无僧，大教如斯，浩劫难免，其他国土，一切可推。携次女同璧来游，感怆无垠，车中得九诗纪之。支那人之来此者，自法显三藏而后千年而至吾矣。[14]

诗序中描绘舍卫城佛迹，述说大教倾颓之浩劫，实则系念故国之劫难。而宗仰的和诗即多以诗序中题材为诗。其中宗仰和诗第二首，即“支那有士倡流血，印度无僧守布金。亚海风潮正澎湃，竺天密证涅槃心”四句，明确表达了宗仰的思想状况，尤其值得关注。佛教本戒杀之教，但宗仰此诗中对国中流血之士大有肯定，后两句对亚海风潮正澎湃的信念，实际上构成了对康有为所谓“颓垣断础，无佛无僧，大教如斯，浩劫难免，其他国土，一切可推”之消极思想的劝慰，是对康有为原诗第二首“未登阙里抚遗桧，先来祇树访布金。地上三千年教主，颓垣坏殿怆余心”[14]的回应。

宗仰与康梁间并无多深的旧交，并不属于以万木草堂弟子为核心的康梁学缘诗人群体，宗仰给康有为、梁启超的赠诗，纯是出于对康有为理念的认同。对风雨飘摇中的国势的共同关注、对革新救国理念的共同信仰，是宗仰接近康梁并投诗《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的主要原因。不过从这一首次韵康有为诗作当中，亦可以见出宗仰在此一时期，思想已经逐渐由温和而趋于激进，这与这一时期蔡元培、蒋观云等人与宗仰的交往密切相关。1902 年到1903 年间，晚清革命形势骤变，宗仰亲历其中，无论是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爱国女学）还是《苏报》，期间的爱国运动多有宗仰参与甚至得宗仰动员罗迦陵等给予资助。实际上，不论是中国教育会还是爱国学社，在宣扬教育改革的口号背后，正在酝酿的都是排满革命的组织行动。[15]196-205

1902 年，是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号召获得大突破的一年。对于涵括“诗界革命”以及其他文体革命这一文学革命浪潮的涌起，与现实中国族革命或者说爱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关联度有多少，是我们以往未能给予充分关注的话题。实际上，“革命”这一话语，在报刊当中成为口号与号召，影响所及就必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领域。庚子乱后，清廷的新政一无长进，变法沦为缓兵之计，更重要的是清廷对康梁等人的态度无甚变化，实质上不仅引发了康梁等人的失望，包括张之洞等求新求变、救亡图存的朝臣也对此失望至极。当梁启超在海外倡言革命之际，其影响所及，自然也远超出文学范畴，其范围自然也就远超出蒋智由等师友。1902年至1903 年的革命风潮涌起，就成为朝廷内外、中国内外爱国志士共同心声的表露。宗仰在上海所密切交往的正是蔡元培、蒋智由等人，文心相通的正是《新民丛报》中脱离维新渐向革命的群体，因而，宗仰此一时期在《新民丛报》发表多篇诗作，虽然也有赠康有为的诗作，但实际上，如同梁启超一样，宗仰已经不再对光绪和清廷心存幻想，而是坚定地转向了革命。

三

梁启超主持《新民丛报》期间，从《新民丛报》的言论和“诗界潮音集”的诗作中，实际上正可见出康梁师弟间的分合。康梁之间的思想分合，尤其是梁启超的思想转变，是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思想由维新改良而排满革命的重要表征，但1902 年后革命舆论的鼓动，却不仅是梁启超一人的贡献。晚清最后十余年间，舆论的鼓吹固然以维新派轰轰烈烈的宣传开始，但若论士人心迹转变，则始于甲午的战败。如果说甲午战后的国内士人心迹多是错愕与震撼，继而是愤怒与不安的话，庚子变后则是士人阶层普遍感知到的亡国亡种的寒意。在两宫回銮之后，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的改革派朝臣对于新政的期待正是在这种寒意中愈加热切起来的，但清廷的表现，则使得这种热情迅速成为失望，舆论也因之迅速地出现了分化。一方面是清廷部分上层官僚在极度失望之后选择“明哲保身”式的“万马齐喑”，另一方面则是士人阶层广泛利用报刊这一新媒介营造革命舆论。[16]这种局面的形成正是在1902 年。清廷虽然也举办官报甚至在此后颁布报律，但细察官报舆论的实质便不难发现，官报不仅已经沦为应付差事般的存在，而且官报的主持者以及官报背后的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在革命舆论风起云涌中即将到来的巨变是心知肚明的，只不过他们或是选择装聋作哑，或是选择粉饰太平，但诗词中所表露的无可奈何已经证明他们对于时局是完全了然甚至是更加明白的。只不过，1902 年之后，再无人想要也无人能够力挽狂澜了。当巨变即将到来已经成为士人阶层的共识之际，后续一切的发生就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

作为一个有着高度爱国自觉的僧人，宗仰无法不切实感受到时代的脉搏。1902 年8 月15 日，《新民丛报》第16 号刊发了宗仰的五首赠人之作，分别是赠康有为之《赠明夷》、赠梁启超之《赠任公》、赠蒋智由之《赠观云》、赠章炳麟之《赠太炎》、赠吴保初之《赠君遂》。五首诗中，宗仰以沉痛之笔墨书写国事之堪伤，无论是对于康有为还是梁启超，甚至是蒋智由、章炳麟所采取的孑然独立、倡言革命的行为，都给予高度的评价和热忱的期望。且看《赠任公》一首：

洗刷乾坤字字新，携来霹雳剖微尘。九幽故国生魂死，一放光明赖有人。

笔退须弥一塚攅，海波为墨血磨干。欧风墨雨随君手，洗尽文明众脑肝。[17]

在国势日下、国人昏昏的情况下，宗仰无论是演说、办学，还是著述、说法，无不期望着唤醒民众以救中国，在宗仰看来，梁启超的文章功业，便尤其值得赞扬。诗以佛语、西语成句，倡导的是欧风与文明来“洗尽众脑肝”，这正是梁启超所力倡的“诗界革命”诗风与文学“新民”追求。

宗仰采取“诗界革命”诗风，未尝不是一种态度。对于国事的沉痛、对于时局的愤怒，发之于诗，非话语“革命”不可。一方面，“欧风美语”带来的“字字新”的诗歌语言所表征的正是欧风美雨对于旧势力摧枯拉朽、对于新文明化育培植的诗性表达；另一方面则是一种与过去决裂、呼唤与拥抱新未来的决绝姿态。宗仰的这种诗风，也表现在他和诗界革命的干将蒋智由之间的往还上。1902 年冬，蒋智由赴日，沪上同人为之送行，宗仰有《壬寅冬蒋观云先生往游日本海上同志公饯江楼珍重赠言余乃作诗以志别》之作：

洪霾逼乾坤，刳割惨日窄。房州帝子愁，禹穴群矢的。巨海渺洪波，扁舟当冲突。万派竞潮汹，地籁天风恝。亚陆沈盘涡，舞台演天择。百年过渡期，四战正坏劫。铜驼萎荆榛，金碧成瓦砾。东林遭斧斤，梁木摧前哲。吕武伪临朝，莽卓私僣窃。易水起悲歌，造物困豪杰。因明无上士，调御起岩穴。一剑随天风，飘飘辞故国。愿以肝脑倾，神运拯手足。津济驾莲航，彼岸发伟业。蒲牢吼自由，支解梅特涅。震雷吹法螺，秽土卜重辟。前旌发问题，诸贤起而答。南洲倡尊王，福泽冀教育。维廉马志尼，吭声勉鼎革。培根笛卡儿，格兰斯康德。依次互讨论，相规尽天职。嗟余浮屠民，无物壮行色。附骥趋远图，梦想空组织。因恋南山云，迟瞻东海日。今夕饯君行，希望难言说。拜手颂云兴，举头睹明月。爰感月照师，扶桑澍新泽。巍峨光明幢，庄严紫金宅。又思明月光，与君照不隔。两间有别离，以太未曾别。[18]

在这首赠诗中，宗仰同样采取了“诗界革命”话语，将古今中外打并入一诗，虽然浑然若天成，但取众多西人西语入诗，是一首典型的“诗界革命”之作。不过在《赠太炎》《赠君遂》诗中，宗仰笔下却没有这些欧风美雨的语句，《赠太炎》说：

神州莽莽事堪伤，浪藉家私赃客王。断发著书黄歇浦，哭麟歌凤岂佯狂？[19]

诗中用典用字，无一处是西方，对此时举世皆以为狂的章太炎抱有同道之感，对其披发著书、倡言革命的行为给予高度评价。借由宗仰的这五首赠诗，我们对于时代风云变幻的复杂性又能多一层同情理解。在简单化、脸谱化划分维新派与革命派之外，我们能够看到如宗仰以及吴保初这样对于救国救民的任何主张与行动都毫不犹豫支持的爱国者。看似“流质善变”的他们，如此这般选择不是如康有为那样对于政治理念的执着，而是如梁启超那样始于对家国命运的关切，是对于救国自强的执着。无论是维新还是革命，在两者没有发生剧烈冲突前，只要是站在救国自强这一立场上，宗仰都给予了坚定的支持。

比较宗仰《赠任公》与《赠太炎》两诗，我们可以看出，在给梁启超等人的赠诗中，宗仰采取了明确的“诗界革命”话语。这至少可以说明一点：梁启超及其倡导的“诗界革命”之说，在当时确乎影响甚巨。宗仰在赠梁、赠蒋诗作中，响应其“诗界革命”说而为诗，一方面是因为梁蒋等人作为“诗界革命”的倡导者与践行者，正是此诗的寄赠之对象、明在之读者；另一方面，也说明了经过梁启超等人的宣扬与实践，“诗界革命”诗歌与理论在当时的诗坛创作实践中已经发生了一定影响。当然，对这一影响似并不能过分强调。因为寄赠对象的不同，宗仰诗作采取了不同的书写和话语策略，便显示出即便“诗界革命”已经为部分诗人所熟悉，但在当时尚不能说形成了新的传统。这也说明，章太炎等人所倡举的革命，是排满民族民主革命，与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维新”“革命”在实质内涵上也是有差异的。从晚清诗学发展来看，在这一层面来反思“诗界革命”派及其创作，尤其是从这一角度来考察梁启超等人后来向传统诗学的复归，是很有启发的。梁启超提倡“诗界革命”的归旨，与其说是进行“诗界”的革命，毋宁说是以“诗界”的革命为手段，达成其“新民”“新文化”的政治、社会革命之目的。因此，梁启超的“诗界革命”和整个诗界革命派的诗歌创作，只能是存在于有着“新民”“新文化”之迫切需要的社会环境当中，当这一政治的、社会的目的达成或者说被认为应告一阶段之后，“诗界革命”便自然随之亦告一段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界革命”派于诗坛，究其实质，作为一种创作策略的属性远大过其作为诗学流派的属性。而对梁启超个人而言，无论是“诗界革命”还是他所推崇的“小说界”“文界”革命，无一不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缘此，当接近同光体诗能有助于其实现政治目的时，他便转向同光体诗，虽说，这一转向的原因，尚有诸如传统诗学的滋养以及这一传统本身的强大影响力等，但社会、政治环境的改变，无疑在当中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

此一时期中，《新民丛报》上刊布的诗词作品政治性大多很强，作者多具有强烈的政治理念追求，这是与之前的文学期刊发表的诗词作品最大的不同。这些作者之间当然仍具有传统的地缘、血缘与学缘的传统文学传播聚合色彩（如作者以江浙、两粤为多），但他们更多的是依托报刊这种现代传媒手段，凭借共同的政治理念和追求聚合在一起，为共同的理念和追求而发声。《新民丛报》凭借着“救中国”的共同理念和追求，实现了对传统文学作者群聚合模式的超越，并内在地对诗词创作的内容实现了统一与整合。当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突破了“救中国”的表面一致性，在“救中国”这一共同理念掩盖下的不同路线、方式的矛盾便凸显了出来。这是梁启超停办《清议报》而新办《新民丛报》的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新民丛报》上的诗人们发生分化的重要原因。宗仰对于梁启超等人和章太炎之间赠诗所采用的不同话语策略，不仅给了我们窥知“诗界革命”诗歌创作本身奥秘的机缘，而且也成为分析《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诗人群体聚合与分化的一个切入口。

四

当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变化之后，身处其中的人，便会面临着适应环境变化的新选择。

1903 年，当康梁师弟在维新与革命之间摇摆的时候，国内的社会、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而老大帝国对此采取的鸵鸟政策更使历史的天平在向革命派慢慢倾斜。对此，章开沅先生《论1903 年江浙知识界的新觉醒》（《江汉论坛》1981 年第3 期）和严昌洪、许小青《癸卯年万岁——1903 年的革命思潮与革命运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年）等论著都有深入的研究。历史在维新与革命之间的选择，从孙中山《敬告同乡书》、邹容《革命军》、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陈天华《猛回头》《警世钟》等论著的发表及在知识界产生的强烈反响，便可窥一斑。以宗仰为例，这一年发生的《苏报》案不仅导致宗仰出走日本，更影响了宗仰救中国的路线选择。

1902 年底，爱国学社在蔡元培、蒋智由、黄炎培和宗仰等人的支持下成立。此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便与陈范主持下的《苏报》馆结缘，学社教员轮流为《苏报》撰稿，使《苏报》渐成为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实际上的机关报。1903 年2 月，《苏报》辟“学界风潮”栏，报道学界的抗争活动，受到广泛的关注。宗仰作《读〈学界风潮〉有感》诗：

大块噫气久蟠郁，神州万古蛟龙撑。浊浪喧天地柱折，云雾海立天不平。

忽尔中宵飞狱瓦，突出黑暗睹光明。墨水倾翻南洋学，浔溪雷动又匉訇。

风潮鼓荡接再厉，气作星斗志成成。夜梦跌翻莫斯科，朝从禹穴树红旌。

粤南燕北相继起，楚尾吴头亦喧轰。钟山奔瀑激飞雨，泉唐鼍鼓随潮鸣。

狐兔夜嗥鹰犬泣，帝纲不得罹长鲸。遂见旌幢翻独立，不换自由宁不生。

革除奴才制造厂，建筑新民军国营。起排阊阖叩天帝，一醉梦梦鞭宿酲。[20]

与倡导革命的章太炎、邹容等人的交往，使得宗仰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若以此诗为“诗界革命”诗风，则这一诗作当中的“革命”态度，实际已十分鲜明。1903 年5 月，宗仰资助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刊行，[21]163更分别作诗为赞，为之宣传，使之一时风行天下。此后，宗仰更作《〈驳康书〉书后》诗，赞同章太炎等人的主张，而对康有为大加挞伐，诗中写道：

余杭章，南海康，章公如麐康如狼。狼欲遮道为虜伥，麐起噉之暴其肠。

廿周新纪太平洋，墨雨欧潮推亚强。军国民志正激昂，奔雷掣电孰敢当?

胡牛瞎骑逐臭忙，兔引狐牵金满装。喻犹一盲导犀盲，夜半冲闇投深坑。

投深坑，自作殃，一颠再蹶徒心丧。独立帜已扬霄光，国仇誓雪民权昌。

昆仑血脉还系黄，呜呼噫嘻南海康！[22]

宗仰对康有为的态度，原本是钦佩与期待的，在《次明夷游印度舍卫城访佛迹原韵》《赠明夷》等诗作中，都有表露。然而到了1903 年，宗仰的态度发生了急剧转折。在这首赞扬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诗作中，宗仰笔下的康有为已经成为虎作伥之狼，甚至是追腥逐臭之徒了。这当中自然有着革命派人士对于宗仰态度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宗仰已经不再将以康有为代表的保皇维新视作“救中国”之路径，将这样的主张以佛典喻之为“一盲导犀盲”，而认同“独立”“民权”的革命主张为“救中国”的真正可行路径，这也标志着宗仰正式成为“革命和尚”。从这时起，宗仰的诗作发表阵地，开始转向革命派的《江苏》《国民日日报》等报刊。与康有为不同，宗仰在《〈革命军〉击节》《寄太炎》《饯中山》《与中山夜登冠岳峰》等作品，表现出来的革命豪情，“无不传递出鲜明的反清革命立场，流露出强烈而偏狭的民族主义情绪，吹奏的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旋律”[23]。宗仰的这一转向，标志着《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聚合的作者群体在政治理念的分歧中正式走向分化，“诗界革命”的大旗在革命诗潮中开始发生转移。在《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诗人的聚合与分化当中，起到关键作用的梁启超，作为“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具有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典型代表”，他“所从事的政治改良运用因落后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而失败了”，宗仰与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便是这一“失败”的具体表现。但是梁启超所发起的包括“诗界革命”在内的“文学改良运动”却成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先声”，梁启超本人以及包括宗仰在内的《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核心诗人群体更以他们的不同选择，展示了整整一代人的“矛盾与困惑”，并以“这种共同的文化心态塑造出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乃至文化史的基本面貌”。[24]2-3

以梁启超“诗界革命”为号召，聚合在《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的这一诗人群体，在中国诗学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的诗人群体聚合，大多是以学缘、血缘、地缘以及诗学理念走到一起并相与唱和形成诗群的，当然古代也有如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等因共同的革新理念而联系愈加紧密的诗人群体，但政治理念不是他们聚合并称的最主要因素。实际上，即便是在近代报刊兴起以后，如蔡尔康等人主持的报刊中，诗人群体的聚合亦有相当的学缘、血缘和地缘因素的影响。从《新民丛报》开始，诗人群体因明确的政治理念而聚合，又因政治理念的分歧而走向分化，这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第一次。报刊作为新媒介介入到诗人群体的聚合与分化当中、介入到诗歌的唱和与传播当中，诗人新作不再通过如信件等方式而是直接通过登载报章的方式进行传播，从而使得报刊成为诗歌传播的第一媒介，这也是中国诗学史上的第一次。

《新民丛报》中的作者群，在政治上的分化大多也影响着他们此后的诗学选择。无论如何，《新民丛报》所聚集的诗人群体，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救亡图存的一批最先进的知识力量。他们大多数从未接近过清王朝的权力核心，因此多能够顺应着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而改变救国策略，即便是如吴保初这样曾列名“清末四公子”的人物，在革命与维新之间，依然能够抱定“救国”的根本，因此，或许他们的救国方式选择各有不同，但却不可因此而否定他们救国努力的真诚，甚至是对康有为，他之所以坚定地走在保皇立宪的道路上，也并非仅仅由于对光绪帝的感恩，他的某些对于东西方文化的适应性与排异反应的担忧与思考，不能不说也为后来中国文化发展所印证。这个诗人群体的分化，实质上代表了当时最有觉悟的知识精英，对于“救中国”、中国文化命运的不同思考。所以，当梁启超所创办的《庸言》《国风报》上开始出现如同光体诗人诗作，甚至发表《石遗室诗话》为其张目的时候，就需要深入的分析。一方面，陈三立、陈衍、沈曾植乃至郑孝胥这些人在晚清时代，并不能简单视为守旧一派，他们大多出自张之洞武昌幕府当中，可以说，他们在张氏幕府中，对张之洞的变法思想和实践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另一方面，如赵熙等人，虽然在同光诗人群体中只能算边缘性诗人，但是在清末的政治舞台上却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晚清立宪运动、开党禁运动等一系列推动历史车轮前进的风潮当中，梁启超等人须得借助他们的力量。

深入到晚清历史语境当中，我们不仅对陈三立的“袖手神州”和入民国后的遗民姿态、梁启超的先维新一变而革命又变而立宪的流质易变、高旭与宗仰等人毅然与维新思想诀别而倡言革命、章太炎等人义无反顾地与陷于自立保皇矛盾中的唐才常们决裂而转向反满革命，都能够多一份理解，更能够对时代风云变幻中的每一个历史人物及其选择多一些尊重，避免了在他们身上贴上或激进或守旧、或革命或保皇、或进步或落后的意识形态化标签，而是将他们视作浮沉于浩瀚的历史浪潮之中、受困于变幻的时局风云之中、摇摆于冲突的东西文化之中，探索于未知的救国道路之中的，一个个被裹挟和撕扯着的爱国凡人来看待，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透彻看清他们的“心与迹”，客观评价他们的“功与过”，如实写下历史的“褒与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