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鸥，戴志源

（甘肃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甘肃，兰州 730070）

1 引言

党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在农村，最大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在经历改革开放40年后，农村经济社会在经历了长足发展，解决贫困问题的同时，也产生了农村空心化，东西部乡村发展差距变大，城乡发展脱节等情况。因而通过乡村振兴，提高其自身发展水平便成为解决此类问题的灵丹妙药。

乡村振兴的动力应源于乡村内部，而不可由外部的“推拉”简单嫁接。内生动力来自于构成乡村的关键个体——农民，即农民个体在整体乡村大环境与各自村庄小环境的共同作用下为自身发展采取的持续行为。从大环境方面，村庄聚落所存在的位置以及其附近的自然交通环境构成整个影响地区发展的大环境因素，而乡村的内部人际关系，组织形态，资源状况则为小环境因素。此两种因素均作为内部核心因素与次核心因素。而在大环境之外，原有的中央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外部企业帮扶可看作外部因素，外对内主要通过正负反馈起到引导、纠正作用，防止乡村地区由于信息交流与自然环境，交通环境的相对落后加剧信息滞后。

乡村振兴的核心应聚焦于如何激发乡村系统之中的内源动力与完善连接外部系统中的反馈两个方面。从内部来看，农民自身发展欲望是激发内生动力的开端，而资源则是发展的前提。对于我国广大的乡村地区来说关键的生产资料是土地，其作为生产资料的具体表现为村民生活空间的载体、财富之源、农业之本。农民对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充分利用是激发生产积极性的关键动力。其次，农村农民在市场经济之中大多处于劣势地位，而通过产业融合将集体经济做大做强则是改变劣势，带动农民持续增收的重要举措。最后，在乡村以一个整体进入市场之后，其内部原有的稳定的人际关系与秩序必然会受到冲击，原有乡村内部贫富差距将会变大，借助于基层党组织的力量进行资源下沉，更新致富热点，完善乡村内部治理体系，构筑返贫防护网，改良原有村社理性，调节群众关系，为乡村振兴的重要一环。

外源系统之中，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规划扶持，政策供给之中起到引导支持，推动作用，是推动乡村振兴外部机制：通过教育提升人口质量，通过担保降低金融惠农的风险，优化产业配置，促进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规范村民主体行为上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市场信息则是农村产业链调整的驱动力，应当以市场为导向加大信息收集量。

2 理论分析

基于“参与-反馈”模式得出，农民以乡村构建者的身份参与到具体的生产生活之中，在过程中取得正反馈，对于行为得出正向的价值评价，才能形成长期有效的内生动力。该模式本质上反映了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将上述模式延伸为“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是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之要求，也是完成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有机结合的必然选择。该模式之下首先要确认“参与-反馈”模式中的关键变量，由此激发持久的动力效应。其次是由内到外，借助外在条件响应提升关键变量的逻辑关系与层次。

确定关键变量对于激发内生动力尤为重要，第一、三农问题的核心一直是农民问题，农业，农村问题不过是三农问题在产业与地区发展上的表象。农民群体独特的经济性、文化性、社会性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因而“农民本位”应成为乡村振兴的原则，也是“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下乡村建设的开端。第二，产业融合是彻底解决乡村发展的有效武器，产业的互通则是促进农民持续增收与建立现代化集约农业的要求。国家以立法的方式将产业融合作为乡村振兴的重点，并已经明确指出将一二三产业的融合作为农业兴旺的路径之一。产业融合有效契合了农业生产率低，产地需求量小，利润低的情况，缓解了在乡村小环境的情况下产品过剩。将产业融合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第三、基层党组织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组织保障与构建返贫防线的建设者。西部地区村庄本身分布分散，人口少，农民自身市场意识较弱，难以以一家一户的形式进入整个市场，以家庭为单位的单打独斗也极易引起乡村内部的恶性竞争，伤害整体乡村的利益。实现产品与市场对接，就需要借助于基层党组织的智力下沉，传授相关市场知识与产业发展技能，增强村民处理市场信息的能力。同时发挥党组织领导能力，以政策落实与行动赢得村民的认同与支持。在工作中加强党组织与村民的联系与沟通，完善一条重要的“信息-政策”交流渠道。最后，由于历史上长期的不合理开发，我国西部地区大多遭受荒漠化影响，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部分群众即使依靠农业脱贫，也可能会在自然环境的影响下返贫，因而就需要当地党组织发挥建设防止返贫防护网的作用。乡村振兴最大的阻碍就是各类资源的缺乏，乡村基层党组织可以建设成资源下沉的渠道，将公共基础设施等发展资源下放至乡村。基层党组织也可作为人才的培育基地，实现人才的“外引内生”，保障振兴的可持续性。

表1 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下乡村振兴理论基础

图1 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下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内生动力系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必要的研究框架。在整个模型中，以乡村发展的行动过程为线索，将整体分为内源系统与外源系统，在此基础上分析关键性变量互动和外源系统的条件支撑以及在“反馈-响应”中的发展机制。

2.1 内生动力中的内源系统

内源系统中主体动员，产业融合、基层党组织建设相互作用产生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内生动力产生的核心在于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对自身乡土价值的认同。强化自身“主人翁”的意识，逐步减少乡村人口流出的推力，将“离开乡村”转变为“发展乡村”，成为具有服务于自身乡村发展的角色；在产业融合层面，有条件的地区应当农业为依托，以产业化经营为主导，加强利益联结，实现与主体因素的融合。通过产业融合创造利益，盘活农村土地，宅基地使用权，提高农民收入；同时强化主体行动意识以及与基础党组织的合作机制，在社会治理方面弱化风险，维护稳定。在内生动力因素与外部因素之间，利用基层党组织建设构筑防止返贫的防护网，在解决绝对贫困的基础上巩固脱贫成果。同时基层党组织作为一个信息反馈的双向通路，向政府反映当地脱贫攻坚的问题，向村民解释、宣传政策，维护村集体利益。

2.2 内生动力中的外源系统

以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构建的外源系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其主要承担促进者与引导者的任务。一是有政府引导，从当地全局出发，保障乡村发展的正确方向，防止饮鸩止渴，因噎废食等现象的出现。二是通过市场信息对于内生动力系统进行检验，使其符合市场需求和现代化农业发展的需要。

2.3 二者之间的关系互动

内外系统之间是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首先，内生动力系统直接作用于乡村内部，持续的拉动乡村振兴；其二，内源系统运行之中的问题向外源系统反映，引导政府改善扶贫政策的细节，同时也传导外源系统之中市场运行信息，对内源系统中的产业进行精细化调整。

3 案例分析

3.1 案例选择

甘肃省天水市A 村是位于天水谷地的普通乡村，其发展振兴的案例复合典型“保障-参与-反馈-响应”的行动逻辑。具体表现在当地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先天优势不足，抗击经济风险的能力弱，当地并无第二产业，山谷丘陵地带难以大规模种植粮食作物，整体人口规模较少，加上劳动力人口外流，乡村空心化严重，缺少发展乡镇企业的劳动力，也缺少可以大规模发展农业的条件。当地的情况反映了大多数中国西部乡村所面临的困境。在内无人力资源，外无农业产业发展条件的情况下，当地创新发展思路，以激活内生动力为核心，同时依据外部便利环境实现跳跃发展，成为乡村振兴的绝佳案例。

3.2 案例背景

A村位于天水河谷地，紧靠陇海线，较之其他地区，具有一定的交通优势。同时位于河谷地带，水源较为充足，其气候环境尚可。当地耕地较少，难以发展种植业，人口外流严重，也没有足够的土地可以供应第二产业的发展，河流上游的环保要求决定了传统高污染第二产业不可在此布局。同时，谷地内部风景秀丽，地质景观奇特，河流沿岸分布着大量的明代烽火台等遗迹，但缺少对外宣传，以及此类资源单一，难以吸引外地游客。缺少发展的各类产业优秀条件，因而当地乡村一直处于衰落的状态。进入乡村振兴时代以来，当地人力求立足于当地独特的自然人文条件，在河谷地带发展林果业，保持水土，涵养水源，改善当地自然环境，靠着依托陇海线的优势，将产品运往全国各地。在发展林果业的同时，当地尝试以旅游为突破口，通过股份制改革，组织农民成立相关合作社，构建农户共同体，以“陇东民俗”、“农家果园”、“地质奇观”、“关隘烽火”等元素走上了发展旅游业的道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之下，道路、路灯、桥梁等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成为了附近城市假日自驾游的热门景点。农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促进了全村人的参与，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推动传统村落散发活力，以组织，产业，文化，人才，生态振兴实现乡村振兴。

3.3 案例分析

3.3.1 主体行动：聚合全村力量，共谋发展大局 村民主动是乡村发展的前提与根本力量。当地领导班子重视村民在乡村振兴建设之中的主体地位，强化村民与当地产业的利益纽带，打破村民合作社在资金，制度的限制，激发村民活力与创造力。在经济层面，当地采用股份制改革原有集体经济形式，允许土地入股，采用利益共赢的方式确立起村民经济上的主体地位，将集体股权限制在四成，剩余部分量化到每家每户，保留农民自由出入权，保障农民与合作社之间的利益纽带，为产业振兴打下了制度资源基础。

在村庄管理层面，发挥村民的社会主体的地位，小事归村民，大事归村委，双事分流，保障村民参与的同时提高效率。当地以村集体作为自治核心成为保障其发展的积极性，完成了村民主体与乡村发展的对接。

3.3.2 产业振兴：多种产业齐头并进，启动乡村振兴的引擎，实现产业在体系上互补 利用当地昼夜温差大、水源充足的优势，首先发展林果业，在完成带动村民致富的同时也实现了对于当地脆弱生态环境的保护，利用果品的包装箱结合当地风貌，打出品牌也为下一步的旅游宣传打下基础。之后发挥当地大量的明代关隘、烽火台的遗存，拆除影响景观风貌的牛棚羊圈，立足于保护，适当修复，打出“关隘烽火”的旅游牌，邀请全国各地的盔甲复原爱好者进驻，仿照遵义海龙屯模式进行“历史重演”等充满文化内涵的活动。结合已有林果业，辅之以采摘等常规的农业旅游产业，保证第一产业不废弛。在地质景观奇特的地区，以地质公园的形式充分挖掘自然资源价值，保护与开发并重。在导游的选择上，采用“锄头导游+专业导游”的模式，让当地农民在农闲之余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向游客宣传，增加乡村振兴参与度与收入。最后利用河流上游水质良好的优势，建设饮料工厂，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延长林果业的产业链。做到了产业聚集，细化，实现了通过第一三产业推动第二产业发展，最终以产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的设想。

在对于企业的管理上发挥原有“致富带头人”的经验与村委会的作用，统筹村内各种业务管理，分析各类型市场信息，向外输出市场需要的产品。从长期来看，集体企业不仅仅是单纯的盈利个体，也是一个培养村民市场意识、引入市场反馈信息与培育致富带头人的重要渠道。

3.3.3 基层党组织建设 当地基层党组织首先进行组织资源下沉，选派优秀的干部进驻乡村，整改原有松散的党组织，夯实党组织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为激发内生动力提供组织保障，再引导各类型资源投入。例如在前期组织林果业，文物修复，民宿改造的智力资源下沉，从基础做起，解决村民在发展第一三产业上的难题。

在乡村集体价值观上，党组织也积极对原有村社理性进行改造，引导村民间的相互扶持，约束集体行为，降低村社管理成本。在处理村民，邻村之间的矛盾方面大多采用双方协商，和解的方式，增加了村庄内部的团结稳定。经过现代化改良的乡村理性在乡村振兴的全局之中起到稳定器，润滑油的作用，激发村民求同存异，合力而为的意识。

3.3.4 返贫防护网 在进行乡村振兴的同时，党组织发挥其接近群众的优势构建返贫防护网，对于有返贫风险村民重点关照，对其进行动态管理，驻村干部对此类村民生产生活，外出务工，补助领取，社会保障等信息及时获取处理。建立预警系统，对位于不同种类风险采取措施，做到在全面乡村振兴的同时避免村民由于各种情况返贫。

3.3.5 内源系统，外源系统间“输入-输出”反馈 外部系统对于内部主要起到政策支持，资金援助，产品推广的作用。

从政策的角度看，当地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案，同时也逐步完善了当地基础设施，直接采用“厕所革命”“厨房革命”“道路革命”“路灯革命”的方式改善当地人居环境，逐步解决当地的医疗教育问题，减少当地的人口推力。以县级政府为中心，积极引导，为当地提供了广阔的实验空间和政策支持。同时对于基层所反映上来的政策上的不适应，当地政府经过细致探讨，下乡调查，逐步改进，增强政策的配套性。从资金上说，对于刚刚起步的当地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优先将其作为乡村旅游发展重点项目，在行政程序上简化，在税费上进行减免。从推广的角度上说，当地政府通过采购的方式优先支持林果业发展，同时打造“采摘节”等活动，邀请各界人士前来考察游览。针对当地大量的古代关隘遗存，地质奇观，直接向此类景色的爱好者群体发出邀请，主动为具有研学需求的高校提供场地支持，推动当地旅游产品在各个群体之间扩大知名度。

4 保障-参与-反馈-响应模式下的逻辑

4.1 有效参与模式下的内部动力的激发

4.1.1 动员主体：增权赋能，增强主体能动性“三农”问题本质上是农民问题，解决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的关键是解决农民主观能动性的缺乏，农民的主观能动性是实现乡村持续发展的基础，激发村名主动性的基础就是在承认村民主体地位的同时给予充分的权利与自由，以灵活的政策优化利益分配。

第一，增权赋能，扩大村民行为空间。在生产上松绑，在政治上赋权，引导村民在生产生活中自我管理与发展。尊重村民意愿，放宽集体产权制度下的准入标准，鼓励各种形式的生产要素流动，刺激经济增长。在乡村内部完善民主制度保障村民参与权，让村民出现在乡村建设的每一环，发挥自治功能，保障建设让村民满意。

第二，优化制度，减轻动员束缚。在土地征收中，完善征收程序，提高征收标准的同时建立长效补偿机制，规范流转程序。村民共同制定合作社规章，接受监督。在于外源的市场交易之中加入政府监督与激励，保障交易的公平与透明。在生产要素流通之中扩大宅基地使用范围与模式，增加农民收入。

第三，在村民中建立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针对与不同收入层次的村民采用差异化帮扶制度，兼顾各个主体的差异性。

4.1.2 产业融合：整合资源，撬动内生力量 产业融合的精髓是在整合现有乡土资源的基础上寻找到自身优势突破口，改造不合时宜的产业结构，以外部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在资源整合方面，重心要放在土地流转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减轻行政方面的束缚，促进资源之间的互通。在产业发展方面要立足于当地的自然环境特点确立优势产业，将乡村旅游业为主线，连接乡村闲置劳动力，土地等资源，形成第一产业为第三产业打基础，第三产业扩大第一产业市场，最后再以一三产业推动第二产业的发展。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之上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引入现代企业化的管理模式，风险共担合作共赢，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分工与协作，降低乡村之间恶性竞争的概率。做好政策鼓励与产业融合之间的探索，以大品牌带动小品牌，尝试将乡村优势产业形成品牌效应。

4.1.3 基层党组织建设 我国西部地区相对地广人稀，村民自治组织缺少当地政府的指导，容易造成村委会管理混乱，形同虚设。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仅仅是单纯的组织建设，而是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对内改善村社风气，指导村民合理利用资源，对外传递村社内部信息，同时也辅助对于致富人才培养。

4.2 内外源系统之间的双向互动

内源系统生成动力需要向外部环境进行输出，一是展示内部的动力变化以获取外界更多的支持，二是通过对于外界的输出刺激外界反馈，对于内部环境进行适当调整。

4.2.1 由企业带来的市场变动信息 乡村振兴的基础是自身产业的发展，即产品需要完成从产品到货币的“惊险一跳”才可以源源不断的助力于乡村振兴。乡村产业与外源企业相结合，解决乡村自身在初始资金，经营能力有限的短板，实时调节乡村产业生产模式，实现企业与乡村产业间“1+1＞2”的效果。

4.2.2 由政府带来的政策引导与支持 资源下沉为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方式，这将必然要求大量的社会服务资源下放到基层，逐步完善乡村基础服务建设，解决村民医疗，教育，就业问题，让乡村地区留得住人，为下一步的发展提供人力资源基础。

4.2.3 打造“不走的建设队”，促进人才振兴 乡村长久振兴的关键是乡村自身人才队伍的建设，资源下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乡村建设初期人才不足的问题，但无论是驻村干部还是专家均有一定的任期限制，这就出现了驻村帮扶可以解决一部分发展问题但又不能完全解决的矛盾。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培养本土的扶贫人才，做到“外育+内引”。一方面，产业振兴是一个全面的性的任务，要求在产业，组织，生态，人才建设等各方面持续努力。现有驻村干部工作时间一般为两年，但短短的两年时间对于改变长期的发展模式来说是绝对不够的，应尝试延长驻村干部的任期，另一方面，充分利用“锄头导游”的模式对于村民进行技能培训，辅之以乡村企业家与驻村干部进行“传帮带”活动，培养既通晓现代企业运行规律也熟悉乡村振兴技能的复合型本土人才。

5 结论与思考

以甘肃省天水河谷地的A 村委研究对象，通过对于发展内源系统中三个变量：主体、产业融合、基层党组织建设。具体来说，乡村振兴激发主体动力为基础，是根本动力源泉。产业融合是经济引擎，直接带动村民致富。基础党组织建设则是建立防止返贫保障措施，促进内外系统信息交流与培育人才的保证。内源系统提供乡村发展的动力，借助产业融合向市场传输取得产业调整的信息，党组织建设则是向政府传输政策制定的参考以及防止内部返贫的发生。

在乡村建设之中，首先要重视农民的主体地位，减少其障碍，其次，将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整合加快产业融合实现，据此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增强成员之间的联系。同时，基础党组织充分发挥自身作用，做到内防返贫引发展，外促交流传信息的重任。乡村则要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利用外源系统的支持，提升内生动力与发展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