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安琪

许国璋这个名字太响亮了，响亮到有英国英语、美国英语、澳大利亚英语，在中国似乎还有一种英语叫“许国璋英语”。这个名字又太陌生，陌生到不同于他的西南联大外文系同学查良铮、巫宁坤等，人们对他一无所知，仿佛这是一个符号而不是一个真人。

而他自己最不愿意被人定义为“英语专家”。他说，英语不是学问，英语是工具。“外人只知我是英语教育家。其实我自认我首先是语言哲学家。我是个哲人。”

“许国璋英语”

“许国璋英语”起源于1961年由周扬主持的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工作。当时决定英语专业教材1～4 册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编写，许国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张道真、马元曦、祝珏和张冠林等参与编写第一二册，刘承沛、周谟智、夏祖煃、王晋熙等参与编写三四册。

许国璋从不把文章拿来就用，每篇都经过反复修改润色，无不带有鲜明的“许国璋特色”。冰心之女吴冰曾写道，北外英语系都知道许国璋编书、写文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他认为无论外国、中国学者的英文都有可改进之处，她敢说即使是莎士比亚把作品送到许老手上，他也会提出修改意见。

1962 年，八册《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成为新中国第一套自编的重要英语教材。教材5～6册由北京大学的俞大絪任主编，7～8 册由复旦大学的徐燕谋任主编。北外英语系的王佐良、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的李赋宁和外交学院的吴景荣担任1～8 册的审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流溪1964 年考入暨南大学外语系，上课用的就是许国璋主编的《英语》第一册。当时恰逢高等院校外语专业在试验“听说领先教学法”。这是美国20 世纪40 年代兴起的外语教学法，到60 年代已山穷水尽，但在中国才刚被引进。因此，这册书很重视入门阶段的语音训练。经过一个学期，他们的语音语调有了比较好的基础。

第二学期，刚开始学第二册，这套《英语》作为“资产阶级教材”就被撇开不用了。但许国璋所编前四册由于是基础教材，且选材精当、语言地道、结构合理，适于成年人自学，因此在英语爱好者中不胫而走。

修订再版

“文革”结束后，英语专业面临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的“三无”局面，用教师们的话来说就是“等米下锅”。《英语》的修订再版被提上了日程。

商务印书馆外语室编辑朱原参加了组织工作。他回忆，当时由商务印书馆承担费用，在西郊一个“阔气”的饭店里租下了两间房子。许国璋指定南京大学的罗长炎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的张永彪做他的助手（后又增加了祝畹瑾），对1962 版前四册进行了修订。原教材体例不变，只是对其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课文和练习进行了抽换。此时，俞大絪已离世，5～6 册未作大的修订，由商务印书馆重印出版。7～8 册的修订出版则转到了上海译文出版社手中。

朱原回忆，这套教材改编重印后，不仅大学英语专业，很多大学的公共英语课和社会上的英语补习班也都在使用，一时间洛阳纸贵。

随着自学考试兴起，“许国璋英语”销量越来越大，到80 年代末，年销售量已达30 万册。

《新编许国璋英语》

20 世纪90 年代初，北外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急需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图书。时任外研社常务副社长李朋义三番五次恳求许国璋，希望他能支持本校出版社，将《英语》放在外研社出版。

1993 年秋，许国璋在北京怀柔度假村养病，李朋义去探病。对于李朋义的请求，许国璋很是犹豫，商务印书馆毕竟是老牌大社，双方一直以来合作良好。他表示愿意将正在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交由外研社出版，但新编教材周期太长，于是李朋义向他建议，可以在《英语》每一章节前面加上“导学”，后面再附上“自学辅导”，这样就与原版有了区别。最终，许国璋同意了李朋义的提议，亲自去找商务印书馆协商。他说：“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别人是养儿防老，我是要出书防老。”商务印书馆表示了理解和支持。

1992 年，《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出版当年，外研社的利润就增长了几百万元，出版三年共发行近100万套，10 年发行量达700 万套，是外研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俱佳的图书之一，使外研社迅速提高了知名度和影响力。

1993 年，许国璋花费六年、几易其稿编写的《新编许国璋英语》由外研社出版。他在自序中写道，此前他主编的《英语》尽管畅销，但时代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已从封闭到开放，从陈规到改革，新编教材自然也应具有面向世界的特点，以传播文化信息为重。

《新编许国璋英语》第一二册出版后，发行了20 多万套。1993 年下半年后，许国璋身体不适，加之销路也不如“许国璋英语”好，后两册没有再编写出版。许国璋于1994 年秋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