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本质是中国文化“走出去”。近年来，中国出版业开创了多种“走出去”的途径与方式，无论是“借船出海”还是“造船出海”都有一批可贵的经验亟须反思与总结。在全球场域中，中国出版“走出去”需要上升到文明类型与文明道路的高度，面对不同国家优化出版“走出去”的方案。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仍在进行，需要我们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不断总结中国社会的实践经验，不断修正和完善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在此意义上，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效果和规模最终仍然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

【关  键  词】文化“走出去”;全球场域;国家主导模式;自发模式

【作者单位】白中林，商务印书馆。

【中图分类号】G23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2.02.009

一、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发展历程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有历史性的，从带有标志性意义的1840年中国迈入近代社会以来，先是林则徐和魏源开眼看世界，魏源整理《海国图志》意图富强，却意外产生了“走出去”的效果，启发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再到20世纪早期商务印书馆崛起，逐渐成为亚洲第一、世界排名前三的出版商，有力推进了中国出版的“走出去”。本文要讨论的是改革开放和中国加快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走出去”先后经历了初级阶段和深化阶段，这是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从初级阶段看，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出版业进行国际交流、参加国际书展、开展业务培训似乎都属于中国出版“走出去”，促进了中国出版在对外开放中快速提升自我。而真正自觉意义上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则是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度参与世界经济分工，我国经济开始突飞猛进发展后。最为人熟知的节点是2003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出版总署共同开启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该计划重点资助图书外宣，着眼于中国文化产业“走出去”。接着，2006年新闻出版总署印发的《新闻出版业“十一五”发展规划》提出积极实施中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战略，以国际汉文化圈和西方主流文化市场为重点，大力推进出版物走出去、版权走出去、新闻出版业务走出去和资本走出去，努力提高中国出版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在此战略下，原新闻出版总署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如2008年的中外图书互译计划、2009年的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以及2010年实施的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

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2014年12月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实施的丝路书香工程正式获得中宣部批准立项。此后，无论是2016年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还是2017年通过的《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乃至近年纳入国家社科基金支持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均符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明确指向：“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2021年5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

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2012年是一个明显的转折年，此前，中国出版“走出去”只是在国家督促下出版业主体意识的觉醒，开始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走出去”交流，凸显了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独特性。2012年后，中国出版“走出去”更具规划性，体现了中华文化“走出去”、对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担当，开始在哲学与社会科学话语层面进行总结和论证。

业界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总结通常是模仿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三种模式，即贸易式、契约式和投资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贸易模式一般指图书产品贸易和版权贸易，契约模式一般指图书外包等形式，投资模式通常指中国出版业收购或入股海外出版公司等形式。然而，這几种对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模式总结比较机械，很难涵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丰富形式和本质内涵。为此，有学者提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六重纬度论[1]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全球场论。

就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六重纬度论而言，作者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各种中国出版“走出去”形式归结为六个类型：产品贸易、版权贸易、国际出版交流、国际合作出版、跨国经营和国际出版物网上平台。其中，前三者属于常规的出版“走出去”形式，后三者则是近年来更多涌现的形式。如国际合作方面就存在国际组稿、国际合编、国际互译、委托编写、建立国际编辑部等多种方式，这些方式叠加或单独突进都较好地强化了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效果。比较典型的例子有，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设立的联合国际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与德国施普林格·自然出版集团成立的联合国际编辑部，中译出版社与印度普拉卡山出版社、印度汉学家狄伯杰三方共同成立的“中译-普拉卡山中国主题国际编辑部”，等等。跨国经营作为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新形态也存在不同类型，比较常见的有设立海外办事处、分公司、海外书店等，这两年则有了新的突破。如201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收购了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2016年凤凰传媒以8000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童书生产商Publications International，LTD.和JRS DistributionCO.及其某些关联方拥有的全部儿童图书业务等相关资产。通过并购，我国出版企业一举获得国际性的童书资产和销售渠道，有利于企业快速打入国际主流出版市场。国际出版物网上平台涉及数字出版，未来将是一个重点和热点，本文不着重展开论述。

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全球场论则从结构上对出版“走出去”的角色和路径进行了划分。全球场论设定了四个要素：民族社会/国家、个体、国家与国家之间、全人类，中国出版“走出去”经由这四个要素生成了以下几种路径：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元的出版输出和文化输出，以社会组织、民族国家等组成的跨文化交流，以个人自我为基本单元的出版走进去和文化走进去，以全人类为构成要素的文化交融。以上路径分别对应出版“走出去”的四种战略布局：文化输出、跨文化交流、文化走进去和文化交融。全球场论的四要素组合路径非常恰当地把中国政府层次、出版业层次、作译者层次等各方面的“走出去”进行了划分，形象地描述了中国出版“走出去”历程的内在层次。

二、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模式比较

就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而言，无论是六重纬度论还是全球场论，都可以看出其中两个相互交织的模式：民族社会/国家意志模式与企业/个人自发模式。毫无疑问，前者是国家主导的，后者是个体行动的。下文从理想类型层面对这两种出版“走出去”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

就出版“走出去”的国家主导模式而言，东西方世界都是一种普遍模式，只不过表现形式有所差异。目前来看，美国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主导出版“走出去”的国家。二战后，随着“马歇尔计划”的兴起，美国的图书和电影开始大规模“走出去”，最明显的就是美国针对第三世界国家全方位实施的出版“走出去”。其间，美国的各种基金和“美国之声”在美国出版“走出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应的，西方世界的出版“走出去”国家主导模式，更多的是针对美国出版霸权做出的回应。如法国出于国家本能抵制美国的出版霸权，提出了法国文化例外论，在保护法文图书出版的同时积极推动法国图书的对外传播。法国外交部、海外合作部、科技部、外贸部等也积极参与到法国出版“走出去”工作当中。法国这种国家主导的“走出去”模式与美国出版“走出去”相对抗，取得了非常明显的效果。相比之下，英国和德国的出版“走出去”则没有那么突出的影响，但毫无疑问都或多或少采取了国家主导模式，只不过有直接或间接的差别[2]。

可以说，欧美发达国家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出版“走出去”国家主导模式是以社会效益为主，日韩作为后来者则是另一番情形。日本和韩国作为二战后成功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国家，走的都是先发展经济再发展文化的道路，日韩的出版“走出去”都是作为日韩整体文化产业的一环推出。但无论是“日流”还是“韩流”，其背后的出版“走出去”体现的无不是两个国家的整体产业意志，以追逐经济利益为主[1]。

中国出版“走出去”在国家主导层面也具有鲜明特点。首先，从出发点上看，中国出版“走出去”首先是为自己发声，把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消除外部出版霸权的挤压和外部的误解，通过政府推动的方式产生正向社会效益。当然，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体承担者——出版企业本身也是有利益追求的。其次，作为中国整体文化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出版“走出去”过程中开展的图书贸易、版权贸易也具有很强的经济色彩。不同的是，中国政府主导的出版“走出去”有鲜明的价值观诉求，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出版“走出去”的企业/个人自发模式，可谓应用最早和最广泛的模式，因为这是人类世界基于商品交换而普遍存在的模式。如西方思想先驱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著作最初自发在美洲大陆传播，引发了北美的独立运动;后来在欧洲大陆的传播，则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这些打破国家界限的“走出去”传播，是由出版商、启蒙者等个体自发推动的。目前，在出版“走出去”的实践形态中，由政府提供政策和项目，出版企业或者个人配合推进是常态。

从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历程可以看出，中国出版“走出去”更多是在国家主导模式下进行的，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取的出版“走出去”模式。

三、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本质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原理，不同的经济形态产生不同的文化形态，在资本主义经济进入全球化的时代，文化本身也具有全球扩张的内在冲动。全球化时代是世界历史的新阶段，而出版物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化凝结的载体，中国出版“走出去”就是中华文化“走出去”。随着中国对经济全球化贡献的加大，以及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中华文化作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言说必然要走出中国。因此，中国出版“走出去”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中国出版“走出去”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和中国价值、中国综合道路的一种展示，承载着文明交流互鉴、以全球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功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思考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本质内容是什么。显然，中国出版“走出去”不是多少出版人“走出去”，也不是多少出版机构“走出去”，更不是在海外卖出了多少本书，而是要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通过出版载体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走出去”，获得世界性的认可和影响。

虽然，中国的社会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但如何用一套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话语来解释论证，如何向世界清晰、完整地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成了当务之急。这也正是我们提倡文明交流互鉴及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本质所在。

四、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可以说，在地球村时代，以中国为坐标，全球场域的主要对象有两类，一类是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一类是以南南合作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场域中，面对不同的对象，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也应有所不同。

西方发达国家長期以来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使得西方主流思想界一直坚持西方优越论。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证明中国例外论，即中国可以走出西方思想界构造的普遍性模式，是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大前提下，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话语的构建是核心，但自主性话语的构建必须摆脱自说自话的情况。首先，要对应西方思想界的论证方式去论证中国的独特发展模式，与西方主流思想界对话。这个论证必须用学术和思想的内在理论去论证中国式现代化，在论证过程中形成中国的思想范式。例如，费孝通晚年复归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西方20世纪的思想学术成果，创造性提出了“文化自觉”“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等中国话语，在国际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当下的社会学者，如吴忠民教授也一直对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进行持续不断的阐述和提炼，其在商务印书馆推出的《中国现代化论》《世俗化与中国的现代化》等作品，均被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旗下的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纳入出版计划。这就是典型的面向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出版“走出去”。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更适合“走出去”的对象是西方发达国家。只有改变西方思想界对中国的印象，才能进一步促进西方民众对中国印象的改观，以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可。

面对发展中国家，中国出版“走出去”首先要以出版“走出去”的可接受度以及话题内容的吸引力为落脚点。在这个意义上说，先让中国文学和中国艺术以鲜活的形式“走出去”，获得发展中国家民众的喜爱，然后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治理模式以案例、摘录、汇编等方式进一步跟上，并在两者之间建立关联，不失为一条捷径。这样，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道路和生活方式时，就会对中国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艺术产生比较明显的亲和性。就此而言，当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项目中，丝路书香工程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可侧重定位于发展中国家。

此外，中国出版“走出去”无论是面向发展中国家还是西方发达国家，尤为重要的一点是，“走出去”对象国的学者或民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认可和阐述。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纪实文学《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在伦敦一出版，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世界由此认识了中国共产党，该书对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声誉和国际支持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又如，商务印书馆2020年出版的《中国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角色：走向全球领导力理论》一书，把19至20世纪全球转型时期西方伟大社会学家馬克斯·韦伯的研究与20至21世纪全球转型时期对中国领导人的思想研究结合起来，是一部非常具有突破性的理论阐述作品。该书作者马丁·阿尔布劳为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全球化”理念首创者，其认为中国近年来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是试图展示中国如何成为世界新兴力量以帮助弥合世界分歧的基础，这一倡议将成为促进全球和平与合作的手段。

因此，中国出版在“走出去”过程中，必须对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的“走出去”路径，有的放矢，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仍在继续，亟须我们从哲学和社会科学层面不断总结中国社会的实践经验，不断修正和完善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的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效果和规模最终仍然取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刘伯根. 中国出版企业走出去与创“世界一流”的六重纬度[J]. 出版发行研究，2021（3）：7-12.

[2]张丽燕，韩素梅. 全球场：出版“走出去”的逻辑起点与路径层次[J].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31-135+139.

[3]董佰壹，尹兴. 我国出版走出去优势策略分析[J]. 中国出版，2021（12）：67-69.

[4]杨文欢，冯若男. “他石攻玉”：日韩出版走出去的经验与启示[J]. 丽水学院学报，2020（4）：82-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