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传记文思想性谫论

2022-02-28龚平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2期

摘要：柳宗元（773—819）是唐代古文家、思想家，其有传、记、说、论、赋等诸多优秀作品流传于世。在传记文学创作方面，柳宗元借鉴前人史传创作的经验和成果，在“文以明道”思想的驱动下，秉承劝善惩恶、关注民生和有益于世的宗旨，以一批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或杜撰的小动物为立传对象，幻设为文，运用多种表达方式，以唐传奇式的笔法传达出丰富的人文精神，同时也使传记文学的创作理论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极具现实感与生命力。

关键词：柳宗元传记文以明道现实价值

传记文学是我国传统文学的重要一脉，汉代司马迁著《史记》，标志着我国的传记文学创作走向成熟。柳宗元继承司马迁史传文学的创作模式而加以发展，严密搜集材料，秉笔直书以期救世，为后世留下一批思想性极高的传记文。以刘昫为代表的五代史臣认为柳宗元是“以文学耸动搢绅之伍者”，茅坤誉其“劲悍泬寥，抑亦千年以来旷音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曰：“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信中表明其“文以明道”的思想，然其传记文所蕴含的思想远不止于此。本文以柳宗元文学创作中专以“传”名篇者为研究对象，对此类作品的思想性进行梳理与总结，于当今深度鉴赏其作品及后世传记文的创作而言，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柳宗元传记文述略

（一）文本

据《柳河东集》统计，柳宗元传记文学中专以“传”为题者实有六篇：《宋清传》《种树郭橐驼传》《童区寄传》《梓人传》《李赤传》《蝜蝂传》，另外还有《曹文洽韦道安传》（有目无文）。若将《柳河东集》中收录的碑铭、行状、表铭碣诔、志碣诔、墓表志等皆视作传记文，亦无不可，但其中拔群出萃者仍属开篇所提六篇作品。这六篇文章贯穿了作者一生从政和贬谪的经历，渗透着柳宗元鲜明的个性与不屈的灵魂。

（二）写作宗旨

1.劝善惩恶

史传创作传统、唐代史传创作的盛况及自身的史学意识，促进了柳宗元的传记文学创作。其时柳宗元辅时及物的文章观念恰与主流文学中的经世思想相切合，由是，劝善惩恶的写作宗旨便被确定下来。章士钊在《柳文指要》中指出：“‘有益于世’四字，为子厚律己化人、万变不离之主旨。”他认为柳宗元传记文学写作的目的在于有益于世，这与其劝善惩恶的作传宗旨是相契合的。

《宋清传》记“市人”宋清卖药一事。其人不计小利，乐于赊出良药给贫苦病患，年末则亲自焚毁无力还账者之债券。“市人以其异，皆笑之曰：‘清，蚩妄人也。’”其他商人惑于宋清之言行，讥之为蠢人。柳宗元则持相反评价，认为宋清此举是目光长远、心胸宽广而非愚人的表现，肯定其深谙经商之道，赞扬他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美德，并由此反观朝中士大夫“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指出其见义忘利、趋炎附势的卑劣行径，批判了这一群体的市侩主义作风。桐城派吴德旋曾贬斥该文“用意太歼太刻，则亦近小说”，则说明柳氏此类作品已经触痛了封建士大夫。《蝜蝂传》是一篇仅160余字的短小寓言。以“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起句，以“善负”二字统领全文，突出蝜蝂“善负物”和“好上高”的特点。文本以蝜蝂为喻，重在描述“今世之嗜取者”。先写其捞取钱财的贪婪习性，再写其因贪婪而挫跌“黜弃之，迁徙之”，却不知悔改“苟能起，又不艾”，终至灭亡。文章在结构上相互映衬，以善负小虫类比嗜取小人，前者“卬其首负之”与后者“不知为己累也”，一为状其外形，一为剖其内心，连类而及，其骄矜而又愚顽的情态如出一辙。篇末评论世相，表明贪婪之人蝜蝂式的悲哀，发人深省。前人评论柳宗元的寓言“必有一句最有力量，最透辟者镇之”，不为过矣。《李赤传》主人公行踪不定，因溺于厕鬼美貌，最终入厕溺死。李赤视厕鬼如妻，曰：“吾妻之容，世固无有，堂宇之饰，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顾视汝之世犹溷厕也，而吾妻之居，与帝居钧天、清都无以异，若何苦余至此哉？”他认为厕鬼的容貌天下独绝，而其所居之茅厕则堪比皇帝居住的钧天、清都，荒诞且夸张。柳氏于文末评论曰：“今世皆知笑赤之惑也，及至是非、取与、向背决不为赤者，几何人耶？反修而身，无以欲利好恶迁其神而不返，则幸矣。又何暇赤之笑哉！”柳宗元认为世人在是非向背的问题上应秉持一定的行为准则，并以道德修养束缚个人私欲。故事有力地揭露了中唐时期不公平的社会现实，充满了哀怒的告诫。

2.关注民生

《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是柳宗元任职长安时所写。其时政治清明，作者仕途平坦，故而笔下的郭橐驼、梓人皆为能工善规的百姓。郭橐驼种树能够顺应树木的生长规律，因而所种之树皆可成活且硕果累累。柳宗元将郭橐驼种树之道与吏治之理相提并论，认为要使百姓安居乐业、繁衍生息。作者代郭橐驼发论：“然吾居乡，见长人者好烦其令……官命促尔耕，勖尔植，督尔获；早缫而绪，早织而缕，字而幼孩，遂而鸡豚……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文章以朴素的笔调描绘出一幅百姓不堪庸吏骚扰、困苦疲乏的图像，展示了作者体恤人民疾苦的情怀和对其时为官之风的警戒。吴楚材、吴调侯评《种树郭橐驼传》：“前写郭橐驼种树之法，琐琐述来，涉笔成趣，纯是上圣至理，不得看为山家种树方，末入官理一段，发出绝大议论，以规讽世道。守官者当深体此文。”《梓人传》以建筑工头杨潜口吻自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开篇即交代梓人技艺精湛且擅长指挥诸工匠建筑官衙私宅。柳公认为“梓人之道类于相”，其建造之术与为官之理相同，足以值得为相之人效法：为相者不要“遗其大者远者”，不要“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而是要“条其纲纪”，“齐其法制”；要“能者进而由之”，“不能者退而休之”；指出统治者须明白为相之道，懂得任人唯贤。张孝先谓：“相臣之道，备于此篇。末段更补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意，是古今絕大议论。”伯行之论颇富见地。较之柳氏其他几篇传记文，《童区寄传》“柳先生曰”一段独具特色：“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当道相贼杀以为俗……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此处讲述的是唐代越地劫掠成习、人口买卖肆虐的事实，指出这一现象加剧了劳动人民的痛苦。作者对越地暴徒劫缚弱小为奴仆的恶俗和以此牟利的官吏进行了批判，转而赞美了少年区寄以弱胜强反抗暴力的大无畏精神。开篇一段既揭露了彼时社会人口买卖的罪恶，又体现了作者愤世嫉俗的心情及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增强了作品的思想性。

二、柳宗元传记文特点

（一）写作对象的转变与突破

1.聚焦于小人物

上文涉及的六篇传记文，除《蝜蝂传》外，其余诸篇主人公均是社会底层人物。章士钊先生语：“子厚集共有传六篇，一宋清，一种树郭橐驼，一童区寄，一梓人，一李赤，一蝜蝂，皆微者也，而蝜蝂尤一小虫，所为类稗官游戏，无一大篇重寄之作。”正是针对柳文这一特点而言。柳宗元通过对诸类小人物的刻画，实现了传记文学写作对象的转变与突破。

《宋清传》写一位仁义慷慨、善于经营的药商，《种树郭橐驼传》记述一位以种树为职业的老人，《童区寄传》记写越地一位少年英雄的事迹，《梓人传》是为一个善于测量木材、指挥工匠的木匠作传，《李赤传》则是为一位江湖浪人立传。由此可知，柳宗元传记中的主人公既不是帝王将相，也非公卿大臣，而是现实生活中平凡的小人物群体。柳宗元打破了传记文学史上只为伟人立传的传统，把作传对象从高士名流向平民百姓迁移，或写被残害、被束缚之人，或写某人一技之长，抑或歌颂某一群体的崇高品德或英雄行为。柳公将目光聚焦于小人物，通过对小人物善恶的臧否来寄寓自身政治理想，促进了作传对象从帝王将相到普通民众的转变。孙玉冰在评价这一类文章时提到柳宗元为小人物立传， “是一种全新的文学观，是对传统的传记文学进行大胆的革新，体现了柳宗元的人文精神”。

2.动物

除“小人物”传记文之外，柳宗元另有以动物为写作对象的作品《蝜蝂传》。开篇从蝜蝂的外形写起：“蝜蝂者，善负小虫也……背愈重，虽困剧不止也。其背甚涩，物积因不散，卒踬仆不能起。人或怜之，为去其负。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文章另辟蹊径，由蝜蝂“善负重”的形象联想到“今世之嗜取者”，从二者的相似处行文，结构上两两对照，突出了后者欲望无穷的丑恶嘴脸与恶劣行径。行至文末，柳公意犹未尽，遂叹曰：“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以“形”衬“智”、以“大”类“小”、以“人”比“虫”，阐明嗜取者形虽大智却小，终究不如一小虫，寓意深刻。其实，以“非人”为作传对象并非柳氏的独创，同为古文大家的韩愈便著有《毛颖传》一文。《毛颖传》借鉴《史记》中写人物传记的体制，以一支毛笔作为主人公，通过写毛笔从见用到不被赏识再到被遗弃的经历，揭露了统治者的薄情寡义，讽刺了荒唐的朝政世态，以此代士人发声，展示了有识之士黄钟毁弃、仕途起伏的人生常态。柳宗元《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且凡古今是非，六艺百家，大细穿穴，用而不遗者，毛颖之功也。韩子穷古书，好斯文，嘉颖之能尽其意，故奋而为之传，以发其郁积，而学者得以励，其有益于世欤！”其肯定了毛颖书写的贡献，赞扬了韩愈为一支毛笔立传的积极意义，这成为柳宗元为“小人物”立传的源头。观其《蝜蝂传》，在体裁、写作手法上均类似《毛颖传》，二者皆以借物喻人的方式，揭露了中唐社会的黑暗面，辛辣地嘲讽了封建社会的恶势力。

（二）艺术手法的务奇与创造

1.幻设为文

《种树郭橐驼传》中，郭橐驼对树木生长规律的总结和种树的成功实践，可能是作者对其时长安营造园林和种植果木者经历的实录，但文中由种树之理阐述养民之道的深刻言论，却很难是出自种树人之口，而极有可能是出于柳宗元自身的幻设。这种幻设以作者在长安为官时的所见所闻为前提，直刺中唐时期扰民害民的弊政，提升了作品的战斗性。此外，柳宗元还将鬼怪传说吸收到传记文学之中，《李赤传》即是其中一例。文章主人公李赤被厕鬼迷惑终至溺亡，生平经历离奇荒诞。作者以现实生活中可能存在的人和不可能存在的鬼作为素材，从中幻设出奇异的故事，进而讽刺卑劣不堪的小人、影射世风日下的社会现实。若将《李赤传》与我国传统的传记文学相比，就可以看出前者的创作中增加了神怪灵异、荒诞不经的元素，从本质上突破了传统传记创作须求真求实的要求。为文大胆的幻设、夸张，是柳宗元传记创作中的艺术创新，作者愤世嫉邪的批判精神和锐意进取的革新勇气亦可见一斑。

2.唐传奇式的笔法

唐传奇是唐代文言短篇小说的代称，此种体裁以记述奇闻逸事、神灵鬼怪为主要内容。鲁迅先生曾谈道：“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然施之藻绘，扩其波澜，故所成就乃特异，其间虽抑或托讽喻以纾牢愁，谈祸福以寓惩劝，而大归则究在文采与意想，与昔之传鬼神明因果而外无他意者，甚异其趣矣。”鲁迅认为唐传奇是兼具虚构性和传奇性的文体，具备波澜起伏的情节和非凡的文采。生于中唐时期的柳宗元，其传记文创作颇受当时流行的唐传奇笔法的影响。如《童区寄传》初写区寄被“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危急之时区寄以“伪儿啼”的方式来麻痹敌人，后乘机杀死醉卧的贼人。读者以为故事即将告一段落，不料区寄刚要脱身，又陷于强贼的劫缚，矛盾由此深化。面临杀身之祸，区寄巧用二贼的矛盾得以脱险。在防备愈加严格的情况下，区寄“复取刃杀市者”，并要求报官。作者并未就此收尾，而是从旁观者的角度再次点出区寄智杀强贼却不肯做官的积极意义，在一波三折的矛盾冲突中刻画出主人公大无畏的斗争反叛形象，类如一篇传奇小说。柳宗元对唐传奇式笔法的成功运用，与其自身的创作理念不无相关。他曾作《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提出“旁推交通，而以为文也”的观点，主张综合吸收各家创作理念，广泛继承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他对唐传奇式笔法的接受与学习，使其传记文摆脱了一味说教的枯燥而更具趣味性。统观其笔下的牧童、老人、殇女、荡妇等各色人物，形象逼真，可谓是三流的人物角色，一流的描写技巧，从而为传记文学的创作开拓出更宽的道路。

（三）多样的表达方式

1.叙述描写，表达寓意

叙述描写是柳宗元传记文传达寓意的一种主要表达方式。如《童区寄传》生动地记写了年幼的区寄不甘心成奴，勇敢地杀死两个强贼的英勇事迹，描述了彼时越地贩卖人口并以之牟利的社会现象，揭露了中唐时期社会现实的腐败和暗无天日，潜藏著柳宗元渴望改革现状的强烈意愿，这即是作品的寓意。《种树郭橐驼传》嘲讽诸多“好烦其令”，“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的昏庸官吏。全文以实实在在的种树之法类比复杂抽象的做官之理，寓意便从种树人的外形及其与人对话的情节中渗透出来。《蝜蝂传》更是一篇饱受赞誉的寓言，“其背甚涩”，“卬其首负之”，描写蝜蝂粗糙的后背以及负重时的情状，叙述了这一小虫善负物和喜爬高的特征，与其说是对某一贪官污吏的讽刺，毋宁说是暗寓着对官场中普遍性的社会现象的批判。正如前人所谓：“宗元则以发抒己议，类庄生之寓言……非所为信以传信者矣。”

2.叙议结合，说理论政

叙议结合，甚至以议论为主，是柳宗元传记文的又一特色。纵观柳宗元之传记文，其议论色彩颇为浓厚。《种树郭橐驼传》以记叙的方式交代主人公籍贯、姓名、职业等生平基本信息，全文的主旨却在发议论。前文对郭橐驼种树经验的叙述只是铺垫，从养树之道推至治民之理的议论才是重点，叙事、议论融为一体。《梓人传》先写梓人善于计算、测量木材和观看房子，却不能修理缺腿的床，再述他指挥众人修饰官衙房屋，有条不紊，继而发表作者议论，论述为相之道。文章采取先叙后议的方式，以盖房之理论为相之道，通俗易懂。《宋清传》记叙长安商人宋清从事卖药一事，在叙述其经商致富后，作者针对“有道”与“蚩妄”之说进行议论：“清之取利远，远故大……吾观今之交乎人者，炎而附，寒而弃，鲜有能类清之为者。世之言，徒曰‘市道交’。呜呼！清，市人也，今之交有能望报如清之远者乎？幸而庶几，则天下之穷困废辱得不死者众矣。‘市道交’岂可少耶？或曰：‘清，非市道人也。’”

议论简洁传神，又与叙事相融，宋清急人之难、不唯名利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加以揶揄的笔调和讽刺的口吻，对附炎弃寒的势利小人也刻画得入木三分。沈德潜评曰：“以一‘市’字发出无限感慨，后段如太史公愤激于亲戚交游莫救视也。笔下亦跳脱有活龙虎之状。”高海夫赞扬柳宗元：“特别善于以高度的热情从不同角度提出迫切的现实问题。同时他又思想活跃，论辩大胆，对于阐发文章的主题别具只眼，独出新意。”

三、柳宗元传记文的创新性

（一）人文精神的张扬

“柳宗元认为，传记的写作宗旨在于辅时及物、经世致用。”柳公一生宦海浮沉、命途多舛，坎坷的仕途使其有了走进田间地头、感知并改善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机会。其文集中专以“传”名篇的六篇传记文，无论是劝善惩恶还是关注民生，其出发点与落脚点皆表现为对人的关注，蕴含着深厚的人文精神。《宋清传》《李赤传》《童区寄传》《蝜蝂传》或写人，或写物，或写事，旨在讥讽某一社会群体或针砭某一社会现象；《种树郭橐驼传》《梓人传》则通过种树、建造之术讲吏治之道，皆不脱离对人的关怀。人文精神的张扬不独体现在上述所及的传记文中，柳宗元早在《寄许京兆孟容书》《时令论》中就谈及了“兴尧、舜、孔子之道”和“利于人，备于事”的理想，还主张文以明道，发挥文章辅时及物的社会作用。晚年被贬谪到柳州的柳宗元，为废除当地买卖奴婢的陋俗，发布了一系列政令，解放了大量奴婢，使之与家人团圆，解救了诸多穷苦百姓，因而这种做法亦被运用到柳州之外的其他州县。柳宗元的做法，明显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张扬。此外，柳宗元在为官之处兴办学堂、开凿水井、开荒建设，这一系列切实的举措，无一不是他对人文精神的具体落实，也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柳宗元对百姓的命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与认识，创作出大量的传世杰作，很好地彰显了那个时代的人文精神。

（二）对传记理论的拓展

柳宗元传记文在继承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理论批评家认为立传对象应该是有功名者。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之人称焉。”“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司马迁明确了立传的主人公应为有功名、有影响的历史人物。而后，尽管历代对功名的定义各异，但多以具有典型性的人物为立传对象，或歌颂之，或借其警世。柳宗元最突出的贡献是对传体观念的开拓，当时，韩愈作《毛颖传》一篇，文中的传主毛颖并非一个人，而是一支毛笔，文章全部出于虚构，因此该文被时人认为是游戏之作，不止裴度、张籍认为韩愈以文为戏，而且直至后晋刘昫还讽之“讥戏不近人情，此文章之甚纰缪者”。独柳宗元推崇《毛颖传》，写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一文。在文中，他以《毛颖传》为比照对象，严厉批评了世俗文学“模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的弊病，而给予以文为戏的《毛颖传》极高的评价，认为它是韩愈托物言志、宣泄胸中块垒的载体，以独特的艺术手法开辟出了新的创作方向。同时，柳宗元认为古朴雅淡的文风虽然纯正，却寡淡无味，而如《毛颖传》之类，貌似以文为戏，实则如虫草楂梨之属，虽然酸辛裂鼻，却颇具艺术刺激，是“天下之奇味”。“奇味”说的提出，肯定了传记创作的多样性和新奇性，从而拓宽了传记的边界。这在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史上，无疑是一种全新的传记文学观。

四、结语

总而言之，柳宗元的传记创作是具有相当的系统性和思想性的。劝善惩恶和关注民生是其一生创作万变不离之主旨。要求传记文辅时及物、有益于世是对自身创作职责的强调。而其创作对象上的转变与突破，艺术手法上的求奇与创新，以及独特的传记文体理论，显然更利于传记作者自由地挥洒才华，以新颖的手法进行创作，提升作品的思想意义与现实价值，以促进益于世用的写作目标的实现。柳宗元传记文蕴含的思想折射着他的身世起伏与情思变迁，是其一生经历的写照，在传统传记文学理论史上有著不可忽视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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