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竖琴老人奥古斯丁与亲妹妹施佩拉达因触犯乱伦禁忌生下迷娘，导致伦理身份的混乱，引发了伦理悲剧。根据文学伦理学，触犯伦理禁忌的原因在于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奥古斯丁、施佩拉达和迷娘三人的悲剧均源于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失控，而人性因子又使他们陷入乱伦的恐惧之中。本文认为，小说中这一伦理悲剧源于对伦理秩序的破坏及由此引发的对乱伦禁忌的恐惧，只有实现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超越，才能彻底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关键词：伦理禁忌 身份 伦理选择

在歌德的作品《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奥古斯丁、施佩拉达和迷娘是小说中的支线人物，与小说中的主线故事——迈斯特的成长不同，连接这三个支线人物的是一个俄狄浦斯式的伦理悲剧。小说中奥古斯丁（即竖琴老人）与施佩拉达在未知实情的情况下触犯了伦理禁忌，亲兄妹相爱并生下了女儿（迷娘），由此引发伦理身份的混乱，在宗教惩罚和社会规训的乱伦恐惧之下，最终只能以肉体的消亡而获得精神的解脱。

一、伦理禁忌的触发：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

小说中，竖琴老人奥古斯丁、施佩拉达和迷娘三人的悲剧命运始于乱伦禁忌。乱伦禁忌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走向文明世界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伦理禁忌的核心，出于维持伦理秩序和维护人类健康繁衍的需要，乱伦在任何社会语境之下都要遭受来自社会和宗教的惩罚。在这种社会语境下，奥古斯丁和施佩达拉触发伦理禁忌必然导致悲剧的发生，其中，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冲突是导致二人伦理悲剧的最重要的因素。施佩拉达作为奥古斯丁的亲妹妹，却一直以“外人”的形象出现。因害怕被周围人耻笑，父母决定将这“合法而晚熟的爱情果实掩藏起来”。从小说中我们得知，其父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在天主教教义中堕胎是不被允许的，想隐瞒这一事实只有通过隐瞒施佩拉达的身世来实现，这一做法却为奥古斯丁和施佩拉达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乱伦行为创造了可能性。从情感角度上来说，奥古斯丁和施佩达拉情愫的萌生，是个性解放、遵循自然情欲的结果。结合小说所处的时代背景，奥古斯丁思想上的转变与18世纪德国启蒙思潮的兴起有关，文中提到了奥古斯丁思想上开始发生转变的过程：“理性越是让他确信，只要恢复自然纯粹的生活就能获得完全的康复和满足，他便越是急切地要求我们帮他解除献身教会的誓约。”a奥古斯丁恢复“自然纯粹的生活”的愿望，正契合了德国启蒙时期新兴市民阶层渴望挣脱教会束缚，追求自然天性、解放自我的愿望。然而理性的失控必将导致对道德的逾越，奥古斯丁和施佩拉达未婚先孕的行为使二人陷入了伦理选择的困境，悲剧命运无法避免。

在文学伦理学的视野之下，伦理选择的实质是一个“斯芬克斯”难题，文学伦理学将人身上的“人性因子”和“兽性因子”定义为斯芬克斯因子，前者代表理性，后者代表欲望，当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失控，就会造成伦理悲剧。奥古斯丁、施佩拉达和迷娘在兽性因子的支配下发生了不伦之情，而当意识到触犯了伦理禁忌之后，人性因子又使他们陷入对乱伦的恐惧之中。在文明社会，人的乱伦恐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源于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对禁忌的敬畏，人们出于对神秘力量和神圣对象在观念上和体验上的感知，会通过压抑自身的原始欲望表现出对禁忌的敬畏感；二是来源于触犯伦理禁忌之后引发的伦理身份混乱，伦理身份的混乱意味着伦理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失序，触犯者必将受到惩罚。在小说中，三人的悲剧是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相冲突的结果，只有死亡才能结束这种伦理选择的两难困境。如同《俄狄浦斯王》中半人半兽的斯芬克斯，在俄狄浦斯揭露了谜底之后，终于意识到了自身的“人性因子”，只能羞愧而死。

二、触犯伦理禁忌的后果：伦理身份的混乱

触犯伦理禁忌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伦理身份的混乱。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时所建立的伦理秩序是以家庭这一基础为依托的，伦理禁忌是一种绝对服从社会制约、不可抗拒的约束力量，所依靠的主要是社会、宗教、宗法制度和准则。人类学家布洛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认为，在任何形式的文明中，乱伦是不被允许的存在，因为乱伦会导致身份的混乱，身份的混乱会引发家庭的破裂。乱伦引发的伦理身份混乱对其后代的影响最深，如同亂伦的产物——斯芬克斯分不清自己是人是兽一样，迷娘同样也因为自我的伦理身份而陷入了混乱，最终因“自我”身份无法确认而导致悲剧的发生。迷娘伦理身份的混乱，主要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对自我性别的混乱，二是对“想象中的故乡”——意大利的模糊追寻，三是对威廉·迈斯特的介于“爱情”和“亲情”混沌状态的复杂情感。迷娘对自我的追寻和确认实际上所要解决的是一个“我是谁”的问题。

首先是迷娘产生对自我性别的混乱。在小说中，迷娘虽然生理性别为女性，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坚持“男性”的身份，目的在于对自我身份的掩饰。在被拐卖之后，她梦见了圣母玛利亚，为寻求心灵的安慰，她暗下誓言不对任何人袒露她的秘密，以求得到圣母的庇护。掩藏自己的女性身份，一方面出于迷娘的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是希望借由宗教获得精神上的支持。出于神圣的宗教信仰，迷娘才会在扮演“天使”时重新恢复自己的真实性别。然而，以“天使”形象重新恢复女性身份，却预言了迷娘的死亡——天使并不属于人间，无论是“男孩”身份，还是“女孩”身份，迷娘始终无法实现对故乡和爱情的渴慕，只能以“天使”的姿态结束此生。

其次是迷娘对“想象中的故乡”的模糊追寻。之所以说是“想象中的故乡”，是因为迷娘心中的“故乡”不是一个实在体，而是对某种归属感的追寻。迷娘小时候因为迷路而被拐卖到了杂耍团，其所说的语言为“法语和意大利语混合而成的结结巴巴的德语”，“讲不确切地点和名称”，等等，可以推论迷娘在语言表达上的混乱源于幼年被拐卖而四处流浪的经历。在未知人世的情况下，迷娘对故乡的认知只能依靠含混不清的感官回忆。她依靠对“气候”这一感官记忆而推测自己的故乡应该是意大利，然而对“温度”的感知是无法确切到具体地点的，但即便如此，迷娘从未降低对“故乡”的热情。“她似乎只注意世界各国是温暖还是寒冷”，“特别是威廉谈到旅行的时候，她更加留意，而一旦转移了话题，她似乎总是很不高兴”。迷娘对旅行的渴望是为了寻找故乡，但她返乡的愿望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对故乡的感知没有确切、实在的记忆来源。而从本质上来说，她的“乡愁”是对自我的确认，当返乡无望时，“自我”便失去了确认的可能性，“我是谁”的追问无从得知。

最后，迷娘对威廉·迈斯特介于爱情和亲情之间的复杂情感是导致其死亡的直接原因。从伦理关系上来说，威廉和迷娘是养父与养女关系，在18世纪的德国，“养父—养女”的伦理关系依旧受到伦理禁忌的制约，无论是宗教道德还是社会道德，都不允许二人缔结为婚姻关系，因而迷娘对威廉超过亲情之爱的情欲表达是不被伦理道德所允许的。尽管小说中没有明确指出迷娘对威廉·迈斯特存在爱情幻想，但我们仍可以从迷娘的几次“痉挛”中得到印证：第一次“痉挛”发生在迷娘误以为威廉要离开她的时候，第二次“痉挛”则发生在迷娘目睹菲莉涅与威廉·迈斯特的亲密行为之后。此后发作的每一次“痉挛”，也都与想念威廉的情绪有关，甚至已经显露出了死亡的预兆：“这姑娘被一些深沉的感情弄得日渐憔悴，已有了神经过敏的隐患，骤然发作起痉挛来，她可怜的心脏就十分够受并且危险，有时候突然一激动，这生命的第一器官便完全静止了，叫人感觉不到这孩子的胸中还有任何神圣生命的搏动。”迷娘的“痉挛”是由强烈的精神痛苦导致的生理性反应，是情欲的表达。然而这种突破伦理禁忌的冲动在文明的社会伦理秩序下只能被压抑， 迷娘对于威廉的情感混乱加重了对自我身份认同的混乱，“我是谁”的问题永远无法得到确认，这三重混乱最终导致了迷娘的死亡。

三、伦理禁忌下的选择：惩罚与救赎

奥古斯丁和施佩拉达在触犯伦理禁忌之后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与两人的宗教背景不同有着密切的关系。奥古斯丁曾作为教士在修道院这种特殊的环境里待了许多年，然而随着中世纪以“天父”为中心的宗教伦理神话被打破，新兴的资产阶级世俗伦理逐步上升为主流，18世纪以来德国的宗教伦理也由中世纪的上帝话语核心转向以“人”的体验为核心。在这种思想转变中，奥古斯丁逐渐摆脱了宗教理性对他的控制。当奥古斯丁在被家人和神父告知其乱伦行为之后，曾这样痛苦地表述：“别问你们迂腐古怪的想法和戒条——去问问大自然和你们的心，使你们明白，永远地、无可挽回地该受到诅咒的是些什么事情！”接着，奥古斯丁列举了自然界的“百合”的例子，借以证明他和施佩拉达的结合是符合自然法则的，而符合自然法则的行为不应该受到惩罚。然而，早年的宗教情绪却在奥古斯丁最为脆弱的时候又重新活跃起来，使奥古斯丁在后期陷入了对触犯伦理禁忌的深深的恐惧中，导致精神错乱和心理压抑。正如小说中所提到的那样：“不再受束缚的理智宣告了他无罪；他的感觉，他的宗教，他已习惯的所有观念，通通判定他是个罪人。” 思想上的矛盾使奥古斯丁陷入了精神上的错乱状态，表现为由对死亡的恐惧而产生的幻觉，他常常幻想有一个男孩拿着匕首威胁他，这种死亡的威胁后来还体现在他所携带的那个“鸦片瓶”上。他深知乱伦禁忌是人神共愤的罪行，甚至确信自己不应该活着，然而他的心中还尚存一丝求生的希望，认为自己罪不至死，在死亡的阴影下苟且偷生是他在伦理选择的困境中挣扎的表现。但当奥古斯丁认为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造成了一个无辜者的死亡时（虽然只是一个误会），奥古斯丁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意志，只能选择自我了结，终结他在世间的罪孽。

与奥古斯丁相反，施佩拉达在发现了乱伦的事实之后，将绝望的状态转化为寻求宗教的救赎之路。这种选择一方面是出于施佩拉达“虔诚的天主教徒”身份；而另一方面，神父的宗教指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与奥古斯丁作为教士掌握了广泛而深刻的宗教学背景不同，施佩达拉所接触到的是传统的天主教，并且这种以神为话语核心的宗教观在后期经由天主教神父的指引而不断得到深化。在神父的引导下，施佩拉达相信自己的乱伦行为是可耻的罪行，只有虔诚地寻求神的宽恕才能得到救赎。乱伦的罪恶感和母性力量时常处于对抗和挣扎之中，使得施佩拉达对女儿迷娘的情感也时常处于矛盾的状态中。然而当她误以为女儿溺死时，施佩拉达却认为这是一种“救赎”，女儿替她自己和她的父母都赎了罪，这代表着她还有被“救赎”的可能性。她效仿了传说中的那个母亲的做法，每天都去海滩上寻找孩子的“尸骨”，而这时神父和老伴娘的助力显然起到了作用，正是神父和老伴娘的配合让施佩拉达对所谓的“奇迹”“信以为真”。在神父的引导之下，“奇迹”的发生让施佩拉达由上帝的罪人变为供人敬重的“圣人”，人们甚至将她的遗体视为神秘的宗教力量的代表，对她的遗体进行瞻仰和朝拜。作为上帝的代言人，神父的引导对施佩拉达的命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施佩拉达看来，她无法与上帝直接对话，神父就代替上帝与她对话，从这个层面上说，施佩拉达获得的救赎源于上帝的代言者，而非上帝。

四、结语

在《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奥古斯丁、施佩拉达和迷娘虽然只是小说的支线人物，然而小说中对伦理禁忌和宗教道德的讨论折射出歌德的伦理思考。在《歌德谈话录》中，歌德提到：“拥有巨资的高级僧侣最害怕的莫过于让下层大众受到启蒙，他们长久禁止大众亲自阅读《圣经》，能禁止多久，就禁止多久。”b这种对教会虚伪性的讽刺同样反映到了作品中，比如造成这一命运悲剧的始作俑者——奥古斯丁的父母，只因担心受耻笑而隐瞒自己亲生女儿的合理合法身份，而神父在這其中也充当了帮凶者的角色，他们都以宗教律令为武器，压抑着人的自然天性的表达。与此同时，人需要通过教会这一中介与上帝对话，教会的权力越大，其获得的宗教解释权也就越大，奥古斯丁和施佩拉达只有通过死亡才能逃脱教会、社会对他们的审判。

然而，提倡对人的天性解放并不意味着情欲要绝对地释放，理性对感性的制约仍然是必要的。比如造成迷娘死亡最直接的原因便在于感性的泛滥。18世纪的德国社会充满着“返回自然”“个性解放”等启蒙话语，随着人性的解放、理性的觉醒，人不能再像中世纪那样祈求神的指引，而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丰富自己的知识阅历，锻炼自己的精神品质，这也是《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歌德所倡导的成长方式。在《学习时代》中，威廉·迈斯特和奥古斯丁成为一组对照，前者受理性的躯使不断进行自我人格的完善，最终达成自己的人生理想，是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超越，而后者却在人性因子失控之后陷入伦理困境的泥淖之中。歌德向我们展示了人性中难以摆脱的人性因子与兽性因子的摇摆，然而只有实现人性因子对兽性因子的超越，人的自我人格才能不断地升华，命运的悲剧才可能得以避免。

a 〔德〕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杨武能译，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542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另注）

b〔德〕爱克曼辑录：《歌德谈话录》，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参考文献：

[1]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M].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

[3]尤金·科恩，爱德华·埃姆斯.文化人类学基础[M].李富强编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4]布尔克.西方伦理学史[M].黄慰愿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5]维纳·洛赫.德国史[M].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代现代史教研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

[6]爱克曼.歌德谈话录（1823—1832年）[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7]陆丽青.弗洛伊德的宗教思想研究[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2019.

作 者： 刘尉轩，广州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