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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妇之死

2022-02-28冯茜

名作欣赏·学术版 2022年2期
关键词:他者

摘 要:著名德语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是20世纪最受欢迎的德语作家之一,尤以在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见长,他在小说《贵妇失宠》中塑造了一个被贬斥到小镇最后绝望而死的贵妇德·普里夫人。这位外表迷人并且富有魅力的夫人,实际上是一位风流成性、虚伪狡猾、玩弄权势的女人,完美地体现了“天使”与“妖妇”的二元统一。而这背后表现出的不仅仅是男性作家笔下对女性的歪曲和压抑,也让小说呈现为“双声”模式,即在茨威格支持女性自我意识觉醒的声音下却也不可避免地传达出男权中心的声音,这也使得他笔下的女性往往都走向悲劇性结局。

关键词:《贵妇失宠》 天使与妖妇 男权中心 他者 双声话语

斯蒂芬·茨威格被高尔基称为“以罕见的温存和同情来描写妇女”a的作家,他在小说中喜欢以情欲为窗口,用大量的心理描写来表现女性的真情实感,使得这些女性呈现出善与恶、天使与妖妇的二元结合。她们以丰满生动的形象存在于读者的心中,《贵妇失宠》中的德·普里夫人便是茨威格所塑造的女性群像中的一位。小说描写了一个巴黎的宫廷贵妇德·普里夫人因治理国家不善而遭到了国王的贬斥,她被迫离开了声色犬马的贵族生活以及颇有权势的贵族身份,不得已来到了小镇古尔贝宾,最后在对重回昔日生活求而不得的痛苦中自尽的故事。本文通过分析茨威格对德·普里夫人设定的形象和结局,引导读者思考茨威格对待女性问题的观点是如何通过文本表现出来的,以及背后所传达出的是怎样的一种声音。

一、从巴黎到古尔贝宾——美丑的交织

从表面来看,在巴黎时的德·普里夫人是一个拥有天使般容颜的贵妇,到达古尔贝宾之后她开始走向衰老和丑陋。德·普里夫人形象的两极分化看似是以国王诏书的下达为节点,实际上,这位夫人始终是作为一个美丑交织的“天使与妖妇”存在于小说中的。

(一)巴黎的天使

德·普里夫人是单纯的,在做普娄内小姐时,她单纯可爱、与世隔绝,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而在成为巴黎贵妇之后,出于对自己美貌和魅力的自信,她从内心深处相信别人都是真心爱她的,对爱情和幸福的追求让她连谎言都选择相信。她是美丽的,这从渴望占有她的男人那闪闪发光的眼神以及其他女人惊愕的表情中就能够得以确认。在“看脸的时代”,她的美丽让她能够周旋于不同的情人之间,成为其他女性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她是附属的,曾经的普娄内小姐“疯劲十足”,眼睛里还有世界和自己,但是自从她冠夫姓之后,她没有了自我,她的眼里只有权力和欲望。为了能在男性社会里站稳脚跟,她迎合男性的“口味”去改变自己。她把对自己的认同和需要完全建立在男性身上,围绕着男性来找到自己生命的所在。她是和蔼的,对待谁都是笑容可掬的模样,无论内心是怎样的愤怒和绝望,老练如她也依旧能够微笑示人。她是被动的,在西方传统社会中女性永远处于被动的地位,她的情绪为别人所左右,她的生命被宫廷所牵绊。她是聪明的,她深谙男女之间的相处之道,懂得如何取悦男性,讨得他们的欢心,她成了茨威格笔下的“天使”。

(二)古尔贝宾的妖妇

巴黎社会像一个大染缸,让曾经单纯的普娄内小姐变成了欲望缠身的妖妇德·普里夫人。她是轻佻的,她的天性让她的感情无法停留在一个人身上太久,所以在感情中她从来不能做到坚贞专一。她是狡猾的,为了吸引男性,激发男人对她的喜爱和迷恋而不择手段。在面对小镇青年的来访时,她看出了青年的紧张和不安,就时不时地用她的肢体语言来挑逗起青年内心的“力比多”。在原始欲望的驱动下,小镇青年三天后便成了她的情夫。她是善于伪装的,能够熟练地隐藏起内心的各种负面情绪。她内心对国王下达的命令十分生气,但是表面上却仍旧能伪装得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一样。她是野心勃勃的,被贬之前她是能够呼风唤雨的女王,被贬之后她不甘心就这样被人遗忘,即便没有皇冠,她也要做那无冕的女王。她是骄傲的,她肆无忌惮地玩弄别人的感情和生命,随随便便将人送上断头台,即便濒临死亡,也仍旧想要“耍”别人一把,因为她相信自己是高于其他人的。她是灾难的,她将国家弄得很乱,引起了饥荒和人民的抗议,给别人带来了灾难,也让自己葬身于这灾难中。她又成了茨威格笔下的“妖妇”。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写道:“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b曾经的普娄内小姐也是那样的单纯无知,在进入巴黎这个大染缸之后,为了讨人喜欢,她开始学着如何面带微笑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为了能够让自己在上层社交圈里站稳脚跟,她开始学着像男人一样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情人,依靠情人所给的权力来让更多的人追捧她。她之所以会变成这样,并非她天性如此,而是男人们在后天将她塑造成这样的。无论是“天使”还是“妖妇”,都是男权社会下男性从自我审美旨趣出发对女性形象所进行的一种歪曲和改造。男性无视女性的真实存在,生硬地将女性塞进他们所打造的两个“套子”里,那些刻板的偏见恒定地刻在女性身上,将女性最真实的存在以及与自然之间活生生的联系一刀切断。久而久之,这种刻板印象就深入人们的无意识中,最后连女性自己都认为应该为了迎合男性的审美来改掉自己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地方,为了“完美的”自己而忘掉了真正的自我。

二、心比天高却命比纸薄

小说中国王下达的命令仅仅是让德·普里夫人离开巴黎到古尔贝宾去,并未下令要取她的性命,为何最后这位贵妇人会极端地走向自戕?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激情性自杀

弗洛伊德认为,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两个原则,即“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每个人在生命发展的过程中出于本能都是趋乐避苦、趋利避害的,本我的各种欲望、冲动是非逻辑和非理性的,人的本能欲望是在“快乐原则”的支配下盲目地寻求满足。但是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大环境下,“现实原则”的实现是要在遵循外部的现实和社会道德的要求下,保护整个机体不受伤害,协调好本能和现实之间的关系,在力求快乐的前提下使本我的各种欲望得到合理地释放和调节。弗洛伊德认为二者不可偏废,否则就会出问题。

在巴黎生活时的德·普里夫人,因为其貌、财、权集于一身,“现实原则”形同虚设,夫人无意识的欲望可以不受抑制地就冲到意识这一个层面来。在巴黎时,她可以随意换情夫,任性地把别人送上断头台,不顾百姓死活而随意弄乱国家的财政,进而引发人民的抗议,但是她本人却不觉得有任何不妥,这说明“现实原则”对“快乐原则”的抑制并不成功。所以在巴黎时,她内心不觉得孤独和压抑,因为她的各种欲望能够得到满足和回应。而从国王将她贬斥到古尔贝宾开始,“现实原则”开始慢慢地抑制了她的欲望,孤独、爱情和权势在古尔贝宾全都无法实现。她孤独,身边不再有向她邀宠示爱的人了,曾经呼风唤雨的她如今在宫廷里竟没有一点消息;她愤怒,曾经受惠于她的人全部抛弃了她,昔日的情人对她也不冷不热,如今的她只能靠着做一个小镇青年的情妇来获得一点点曾经的快乐;她委屈,无法接受自己被丢弃的命运,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却又无力改变。欲望与现实发生冲突,愤怒、孤独以及复仇的愿望让她不得不把所有的负面情绪发泄到小镇青年的身上。她以折磨他所得到的快感来抵消内心的愤怒和压抑,而小镇青年还给她的是更多的屈辱,更加重了她内心感情的冲突。朝廷命妇的位置由新人接替以及花钱也买不来的爱情等重压使夫人本我的欲望被过度压抑,而她无法使这种种不能实现的欲望“升华”为更有社会价值的事情,所以她得了“神经官能症”,变成一个“神经质动物”。

茨威格曾说过:“我的固有的成分一直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学上的好奇,这种好奇我首先试着在涉及个人命运的一些性格化的短故事上加以运用。”c夫人囿于回到过去生活的单一思想中不能自拔,外在环境的变化在夫人内心引起了巨大的情感波动,使她陷入现实与欲望的强烈冲突之中无法解脱。小说中出现了八次“孤寂”、七次“孤独”、四次“寂静”和六次“沉寂”,表现的不仅仅是她所处的外部环境,更是她真实内心状态的写照。她渴望重回巴黎那个热闹非凡的世界,可是现实让她明白那不可能。无法实现的诉求在与现实发生强烈冲撞时,被压抑的欲望和情感就以最激烈的方式释放出来,使她成为一名在情感冲突中扭曲变形的“激情的受难者”。

(二)“他者”的牢笼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对“他者”给出了自己的定义,即与男性主要的、超越性的、居于主体地位的“此者”相对的丧失了自我的、内在性的、附属的女性。德·普里夫人在巴黎那辉煌无比的过去以及在古尔贝宾无人问津的现在,看似是从中心跌入边缘,实质上她从来没有摆脱过“他者”的牢笼。

在地位上,她是处于附属地位的“他者”。在传统社会中,“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交易中的一方,对女人来说将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可夫人自始至终都未曾摆脱这一地位。在巴黎,她不停地换情夫来获得权势和情感的愉悦;在古尔贝宾,她依靠小镇青年来驱赶内心的孤独和恐惧,她甚至想用金钱买来年轻军官对她的爱情。这一切都说明夫人无法脱离男性而独立存在,她通过他们来满足自己的各种需求。

在人格上,她丧失了自我,是一个被动的、被异化的“他者”,因为左右她情绪的不是她自己而是别人。她未曾将生命建立在自我的意志之上,而是通过他人眼中对自己的折射来定义自己。她被动地等待别人来救她,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真正地回应她,曾经的追求者也只是将她当作追名逐利的工具。

在言说上,她是失语的“他者”。她寄往巴黎宫廷的一封封信件得不到回音,“他者”的牢笼像棺材一般密不透风,她“拼命敲打棺材的壁板,但是地上没人听见她的喊声”d。无人回应她的话语,说明她对于那个中心是“失语”的,也印证了西方男权社会的传统观念,即言说是男性特有的天赋,女性没有言说的权利。

在地域上,她也是“他者”。古尔贝宾是相对于巴黎这个“中心”而言的“他者”,小说中“棺材”一词出现了四次,“坟茔”出现了一次,这两个意象表明古尔贝宾就是她的牢笼、坟墓。国王命令她留在此地,而归期不知,长期的孤独寂寞、无人问津让她无法接受这如同弃子的命运。无论是美貌、权力还是爱情都在古尔贝宾这座坟墓中慢慢地消失不见,“他者”终究是无法与“此者”相抗衡。无论是在巴黎还是在古尔贝宾,她丧失了自我的认定,她始终是通过权力、爱情、金钱等来确定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者即地狱”,等待她的只有死亡。

(三)强烈的自尊

她的死亡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她往日的荣光不再。从中心的位置跌入边缘,巨大的落差以及那毫无尊严的生活让她无法忍受。她在内心固执地坚持着曾经的骄傲,不愿意让任何人看到她的绝望。“由于女人一无所有,她也就没有了做人的尊严。”在古尔贝宾,曾经所拥有的爱情、权力、友情全部离她而去。在无法抗衡的孤独和寂寞中,就连属于她的美丽都不可控制地离开了她,被痛苦折磨的德·普里夫人变成了一个双颊深陷、面容惨白的老女人。在她心里,曾经的朝廷命妇是最完美的自己,所以“她必須把这个女人杀死,免得她那一度在法国光彩夺目的姓名为这个女人所玷污”e。

茨威格将德·普里夫人的谎言与现实的矛盾贯穿于整篇小说中,从巴黎到古尔贝宾,她用一个又一个谎言来支撑自己的自尊。当谎言被揭穿,残酷的现实浮出水面时,她苦心经营的形象就会崩塌。不堪现实的残酷重负,她最终死在自己的自尊之下。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实现自我的途径过于狭窄。当外部环境无法给她条件时,她只能自己创造条件来让人们永远地记住她。她以生命诠释了什么是“无尊严,毋宁死”,这种倔强和自尊也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

三、茨威格矛盾的女性观

小说中德·普里夫人想要逃离“他者”身份的同时又不得不依靠“他者”来维系自己生命的矛盾性也侧面反映了茨威格矛盾的女性观,他同情女性的遭遇却又不想她们完全成为与男性平等的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

在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自然气息被那让人窒息的打扮约束得消失殆尽,给予女性的教育也是将她培养成一个婚后任丈夫左右和摆布的人,所以她们注定是“一个值得怜悯和不能自理的不幸之人”f。虚伪的社会道德、压抑的社会环境以及男女两性的等级划分让茨威格对伪道德嗤之以鼻。在西方社会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女权运动后,对于平等自由观念的更新和追逐,让那些足不出户、无法抛头露面的女性开始走出家庭的樊笼,参与到社会劳动中,争取自己的正当权益。茨威格很高兴能够看到男女两性的关系较过去变得健康、自由了许多,女性从“裹尸布”一般的着装中解放了出来,可以将肌肤自由地暴露在阳光之下,这一切表明茨威格对第一次女权运动是肯定的,并将其称为“伟大的解放”g。

(二)家庭氛围的潜移默化

茨威格的母亲伊达出身于国际犹太大家族,“她喜欢社交,爱出风头,处处显出犹太金融贵族的奢华气派,一切社交活动她都积极参加”h。在茨威格所塑造的许多女性形象中,都可见到其母亲的影子。茨威格的前妻弗里德里克则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女性。她是那个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在和茨威格结婚之前已为人妻为人母,但是她仍旧不顾旧封建道德的束缚给茨威格写了一封表达爱意的匿名信。自此之后,两个人之间渐渐产生了爱情,在相恋八年之后终于结成连理。弗里德里克敢于追求真爱、勇敢独立的精神让茨威格心生敬意。他们婚后的生活十分和谐,彼此之间互相尊重、互相包容,尽管他们最终和平离婚,但是“茨威格对弗里德里克的爱、信任、友情却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的最后”i。在茨威格心中,弗里德里克早已不仅是爱人、朋友,还是他心灵的寄托。如果没有茨威格对弗里德里克的尊重和爱护,他们之间的感情很难延续下去。

(三)弗洛伊德学说的冲击

茨威格在中学时代就已经开始接触弗洛伊德的思想了,两个人在相差二十多岁的情况下成了“忘年交”,而且茨威格本人也承认自己的小说是带有精神分析的印记的,足见弗洛伊德的学说对茨威格的创作所具有的影响。

一方面,在维多利亚时代,整个社会都对“性”这一问题讳莫如深,“性苦闷”和“性压抑”使得人们普遍都得了“神经官能症”,然而这种“看起来很美”的表面道德之下却是人们以另一种见不得人的方式来宣泄生理上的欲望。这种不诚实的道德观念让人们变得虚伪,整个社会弥漫着的是压抑、伪善和苦闷的味道。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提出,从根源上否定了旧道德,肯定人的本能欲望。茨威格喜欢以情欲作为窗口,将人物内心深处最不为人所知的欲望和情感展现出来,书写其对人物命运的直接影响。受传统的影响,女性在表达情感以及欲望的满足方面受到的压抑比男性更大,但人的情感和欲望不会因为性别而有所不同,所以茨威格同情女性那被扭曲的生命体验和人格。他在作品中大胆描写女性的欲望和冲动,在现实与情感的巨大冲突中使女性的欲望得到肯定,女性的形象也丰满起来。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是男权中心的捍卫者。他认为女性都有“阴茎羡慕”j的情结,她们的超我相较于男性远不够强大,在道德上较之男性也是软弱的,不具有创造和捍卫自己的能力,女性在他看来只是没有阴茎的男人。由此可见,弗洛伊德从心理和生理的角度否定女性的真实存在。他从男性的角度出发,认为女性较之男性天生就是低劣的、神经质的,这种极端的观念不可能不对茨威格产生影响。

四、贵妇失宠背后的“双声”

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针对女性写作提出“双声话语”k这一概念,指的是女性作家在文学文本创作的过程中受到来自男性权威的压制,这种压制使她们深感焦虑不安。对男性权威的反抗使她们的文本在压抑和反压抑的环境中产生,作品呈现出显性声音和隐性声音两条线索。显性声音就是文本的语言文字所传达出的字面意思,隐性声音则是作家真实的声音。细究之后我们发现,《贵妇失宠》表面上是一个贵妇因失宠而死的故事,其实背后所传达出的是茨威格对于女性反抗男权中心这一问题所持的矛盾立场。

虽然茨威格在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中长大,但是这并未限制他观察社会的眼光。上至贵族女性,下至街边妓女,都是他所同情和关注的对象。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他同情那些被伪道德所戕害的女性。他把她们看作人,而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就能被明码标价的商品,从人的角度肯定其所应该拥有的权利以及女性本能欲望的合理性。他描写女性的情感和命运,以此来唤醒大众的良知,打击伪道德的根基,所以他笔下的女性的自我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了。

经历了欧洲第一次女权运动,看到整个社会对待女性态度的转变之后,茨威格在《相信未来》里写道:“她们将有很大变化……即最终从单方面的男性道德之中解放出来。”言辞之中不乏对女性独立自主的支持。他认为这一场解放妇女的伟大运动不会因为个别的伪道德家而停滞,他以肯定的态度支持女性去争取自由和人权,眼光超前的他还刻画出了团结、自由、平等的新女性形象。

可是茨威格终究是一个男性作家,恰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提到的:“男人写的所有有关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尽管茨威格对女性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同情和支持,但是他仍旧不能摆脱作为一名男性对女性问题的偏见。德·普里夫人既是一个“他者”,又想跳出依附男性的“他者”身份成为中心,用权力让男性对她臣服,可是这种“父性特征”让她“已经荒唐地僭越了自然法则所限定的疆域”l。由此也可看出,茨威格支持女性争取权利和自由,却不允许她们闯入男性主导的社会中“指手画脚”。在他看来,男性主导社会就是“自然法则”,任何想要改变这一法则的女性都会被历史无情地斥退。

“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的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作为男性作家的茨威格也不例外,从陌生女人、C太太、德·普里夫人再到《马来狂人》中的贵妇人,她们的形象都带有“天使”和“妖妇”的两面性,而“男性对女性‘种种魅力’的矛盾心态则造成了一系列保守女性形象的出现”m。在心理上,茨威格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无法做到无视女性的生存问题,却又不能拒绝她们为他带来的快乐。女性于他而言还是“为我们这个沉重的世界带来和缓和轻松并以她振作和鼓舞性的存在支持我们自己的工作”的人,是无条件地为男性服务的“他者”。在行动上,为了欲望的满足以及身体的愉悦,他经常周旋于不同女性之间。于他而言这是“健康男人的本能”,于女性而言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这种“双标”行为本身就是男女不平等观念的体现。

通过分析《贵妇失宠》中的贵妇德·普里夫人及其悲剧结局,我们看到茨威格一方面希望女性能够勇敢追求独立和幸福,摆脱被奴役的生活;另一方面他又不希望女性过于独立和自由而完全逃脱男性的掌控。这样的局限性让他无法在自己的作品中为女性提供一个更好的未来。从显性声音上看,他是在为女性奔走呐喊,表现和肯定女性那无法言说的欲望;但是从隐性声音上看,他笔下的女性扭曲的人格和悲惨的结局透露出的却是男权的声音。

a 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三人书简(高尔基、罗曼·罗兰、茨威格书信集)》,臧乐安、范信龙、井勤荪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7页。

b 〔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09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c 〔奥〕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七卷),高中甫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 440页。

de 〔奥〕茨威格:《茨威格文集》(第一卷),张玉书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44页,第53页。

f 〔奥〕茨威格:《昨日的世界》,舒昌善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100页。

g 〔奥〕茨威格:《茨威格散文》,高中甫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5页。(本文有关该书引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另注)

h 张玉书:《茨威格评传:伟大心灵的回声》,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i 杨荣:《茨威格小说研究》,巴蜀书社出版社2003年版,第76页。

j 〔奥〕弗洛伊德:《文明与缺憾》,傅雅芳、郝冬瑾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55页。

k 王逢振:《最新西方文論选》,李自修译,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278页。

lm 〔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上),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第45页。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四川省2018年社科规划项目《斯蒂芬·茨威格中国影响研究》(项目编号:SC18A037)、西南民族大学2020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茨威格文学文体研究》(项目编号:2020SYB23)阶段性成果

作 者: 冯茜,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生,长治学院中文系教师,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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