栾甫贵 胡会林

【关键词】 高管团队; 高管断裂带; 企业财务违规; 地区分布; 同群效应

【中图分类号】 F271;F83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2）05-0060-09

一、引言

企业财务违规行为本身对市场和投资者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此外企业财务违规现象一直屡禁不止，故对企业财务违规的研究一直是一个热点话题。断裂带（Faultlines）又称为团队断层，由Lau et al.[1]于1998年首次提出。他们指出断裂带是一组虚拟的分割线，可以将董事会内部成员基于人口统计特征划分为不同的子群体。近年来，众多学者从多个角度研究了企业财务违规，如高管薪酬与企业违规（高凤莲，2018），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的“同群效应”（陆蓉，2018）、同伴效应（王亚丹，2020），董事会断裂带与企业违规（梁上坤等，2020），此外还有学者从社会责任、媒体报道、高管权力、关联交易等方面研究了企业财务违规。在高管特征方面，有学者对高管异质性与企业财务违规做了研究（鱼乃夫，2019），主要研究了高管学历、性别、金融背景、年龄等单个特征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产生的影响，但目前还没有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影响的研究。

本文从高管团队断裂带的角度，通过对高管团队的群体特征进行聚类处理研究断裂带的存在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为企业财务违规的研究方向带来了新视角，丰富了企业财务违规的研究，从公司角度对选任聘任高管团队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本文研究结果对监管部门有效监控市场也有着积极意义。

二、文献回顾

（一） 高管断裂带

自1984年高层梯队理论提出，有关企业高管的研究就逐渐从个体层面转向团队整体层面高管团队构成异质性成为后续研究的一个主流方向。1998年断裂带（Faultlines）概念的提出，使高管团队整体层面研究有了加速发展，实现了对高管内部多重特征的整体衡量，考虑了多重个体特征对整体的影响[1]。Thatcher et al.（2003）、Bezrukova et al.（2009）提出了断裂带的计算公式，使断裂带可以正式量化，加快了对断裂带的研究。此后以Tuggle et al.（2010）率先融合高层梯队理论和断裂带理论，从组织层面将团队断裂带概念系统地应用到高管团队研究情景中，试图用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解决上述问题。

现有文献对高管断裂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绩效、创新等方面。李武威等[2]通过对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顾与展望发现，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目前还未统一，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潘清泉等（2015）、Vandebeek et al.（2016）、Georgakakis et al.（2017）认为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容易加剧子团队之间的分歧和任务冲突，负面影响整个团队的决策过程，进而对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和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其二，Cooper et al.（2013）、魏月如（2018）的实证研究表明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对提升企业绩效起到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三，Georgakakis et al.（2017）发现高管团队社会分类断裂带和任务相关断裂带对企业绩效均没有显著影响。张友棠等[3]进一步研究发现，因高管成员的生理特征差异化导致的团队情感断裂带会使得不同子群存在对彼此的偏见，不利于成员之间的知识共享与信息沟通，进而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不利影响。李武威等[4]就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做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企业创新强度越高，高管团队任务相关断裂带和社会分类断裂带与民营创业企业成长绩效间的倒U型关系越显著。

此外，夏宁等[5]的研究发现，高管断裂带的存在提高了审计费用，对公司产生了负面影响。同时发现，较高的大股东持股比例和分析师关注度对高管断裂带的负面影响具有抑制作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则使高管断裂带的负面影响更强，导致更高的审计费用;审计师通过收取高审计费用发挥外部监督作用，显著降低了高管断裂带所引发的股价崩盘风险。

（二） 企业财务违规

通过对近年来研究成果的梳理，企业财务违规的影响因素主要可以从公司内外部两方面考虑。

从内部影响因素来看，王兵等[6]采用A股上市公司2008—2016年的數据作为研究样本，研究发现CFO薪酬溢价越大，公司出现财务违规的可能性越小;进一步研究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中CFO薪酬溢价与公司财务违规的负向关系更为显著，且给予CFO相对的高薪有助于减少其违规倾向，而非被稽查概率。戴亦一等[7]以2004—2014年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董事长是党员的民营企业更不可能出现报表造假等财务违规行为。进一步研究显示，缺少政治关联或业绩压力的党员董事长更少做出违规财务决策;而在法制环境和政治环境更好的市场中，党员身份抑制财务违规的作用被削弱，表明党员身份是正式制度的一种替代机制。鱼乃夫等[8]就高管异质性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影响做了详尽的研究，研究发现高管教育背景、高管是否具有金融背景对企业违规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年龄和女性占比对企业违规行为有负向影响，但均不显著。

从外部影响因素分析，马壮等[9]发现媒体对违规企业的报道能够阻断财务违规传染，权威媒体的负面报道能够释放更强的威慑信号，不仅可以阻断违规传染，而且可以促使行业中的其他企业纠正违规行为。刘庆龄等[10]对供应链企业共享审计与财务违规做了研究，结果表明，共享审计能有效减少企业财务违规行为。陆蓉等[11]对企业财务违规的“同群效应”做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上市公司违规行为存在显著的地区同群效应，同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显著增加了该地区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且信息披露型违规的同群效应更加明显。王亚丹等[12]发现企业财务违规存在同伴效应，且二者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由上述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企业财务违规的研究视角多样，但还没有学者研究过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可以丰富高管团队从个体特征到团队特征研究的文献，同时从新的视角研究了企业财务违规，对有效监管有积极意义。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规

公司高管是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引领者，也是公司运营合规性的主要责任人。高管团队作为企业未来发展的主要操盘者，对企业业绩发展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企业财务违规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高管促成的，高管与企业违规之间有着巨大的关联。Hambrick et al.[13]提出的高层梯队理论指出，高管团队承担着企业内部战略决策职责，他们的特征为整个组织带来影响，从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组织的战略决策和绩效。鱼乃夫等[8]认为高管的年龄、性别、后天经历等个人特质会对其价值观和行为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并且高管个人特质会对企业违规行为产生一定影响。

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增加高管密谋财务违规的成本。梁上坤等[14]认为断裂带越强将导致群体间冲突和矛盾越大，合谋难度上升，进而增大企业实施违规行为的成本，通过对董事会断裂带与企业违规行为二者的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断裂带会抑制企业违规行为的发生。由于企业违规被发现的风险会给企业团队带来极差的行业形象以及巨额的赔偿，所以在密谋进行企业违规以获得违规收益时，密谋团队需要极强的信任关系，而断裂带的存在无疑会增加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此外，不同子群体内的成员会为了各自群体利益而损害其他子群体的利益。卫旭华等[15]在Lau et al.[1]的基础上对董事会断裂进行深度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会基于对所有特征的观察和比较做出群体划分，以判断出哪些成员与自己较为相似性与差异性，并划分出同一子群体和其他子群体。团队中不同子群体的成员为了自己所处群体的利益会选择举报另一子群体。利益相关会使归属于A利益子团体的成员为了得到更高的晋升或者发展，而选择举报B利益子群体，从而收获B利益子群体成员的资源。当子群体团队的矛盾越大、利益冲突越严重时，高管团队为了防止被他人举报财务违规会在财务行为上更加谨慎。高凤莲等[16]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高管薪酬内部差距越大，公司违规概率越小，这也从侧面说明了高管团队内部的差异性会抑制企业财务违规。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与企业是否进行财务违规有着重大关联;由于子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导致密谋财务违规的密谋成本增大，以及面临着更大的被其他子群体举报的风险，从而抑制了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高管断裂带的存在有助于抑制企业财务违规行为。

（二）高管断裂带、企业地区分布与企业财务违规

“同群效应”是指某一主体行为会受到其所在群体内其他主体行为的影响。“同群效应”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人们在面对竞争战略选择时会受到周围群体的影响。Gao et al.[17]指出，社会互动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决定是否破坏规则。具有相似性质的企业可能存在“同群”效应。在定义同群企业时，部分研究将同一行业定义为“同群”;还有部分研究将同一地区定义为“同群”。Gao et al.[17]发现同地区企业表现出相似的财务决策。Matray et al.[18]研究公司技术创新的同群效应，发现单个公司的技术创新会促进地理上邻近公司的技术创新。陆蓉等[11]在“同群效应”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同地区其他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显著增加了该地区公司发生违规行为的概率;同时发现这种“同群效应”作用机制主要是基于高管之间的交流学习模仿，在存在“老乡”关系、相同年龄和相同薪酬水平高管的公司中，发现了更强的违规行为地区同群效应。

越发达的城市其资源越丰富，学习成本越低。余壮雄等[19]研究发现集聚效应是解释中国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基本原因，他们认为从企业生产的角度来看，经济活动在地理范围内的集聚可以通过促进专业化供应商的形成、提供更“厚”的劳动力市场以及促进知识外溢等途径提高企业或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劳昕等[20]通过对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与各地区的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在高等教育分布上，劳昕等[20]发现西部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较小，且省会城市集中了绝大部分的高等教育资源，相比之下东部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普遍较大。在发达城市中，大多数高管可能来自于同一所毕业院校甚至曾经在同一家企业任职，比如很多大型公司的高管招聘倾向于四大审计师事务所跳槽的职员，其交流会更多，因而不同公司的高管交流模仿行为越强，相较于欠发达城市，在发达城市中某家上市公司的违规行为可能会增加该地区的同群效应，导致增加该地区发生企业违规行为的概率。

此时，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抑制这种风险。不同背景和个人特征导致的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使得这种“同群效应”减弱。断裂带的存在对团队凝聚力的破坏，对内部团队关系的冲突会使得某一高管在实施从其他高管处学到的财务方法时遭受到其他高管的抵制，从而破坏不同企业中具有同类别背景或特征的高管的交流學习在本企业实施时的不良财务政策。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认为高管团队断裂带的存在会影响不同上市公司具有相同背景或相似特征的高管之间的联系，从而影响不同企业由高管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产生的“同群效应”带来的财务违规现象。在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的这种不良“同群效应”更加明显，故高管断裂带的存在，在发达地区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在越发达的地区，高管断裂带的存在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抑制越明显。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从国泰安数据库选取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对样本数据进行筛选：（1）剔除被ST、？觹ST处理的样本;（2）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3）剔除相关数据缺失的样本。其中，高管团队是指上市公司高层管理人员，不含监事会和董事会成员，具体包括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等。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企业财务违规（Vio），若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等机构处罚，则赋值1，否则赋值为0。该违规处罚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2.解释变量

参考夏宁等[5]的做法，选取性别、年龄、任期、受教育程度、是否有财务背景、是否有海外经历、是否为董事会成员、是否持股八个方面的特征组成高管断裂带的构成要素，除年龄和任期为连续变量外，其余要素均为虚拟变量。在数据处理上对高管任期和高管年龄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最大值为1，以保证连续变量和二值型变量具有相同的权重。之后通过以上高管特征变量，对每家公司年度高管进行聚类分析，将聚类分组数分为3组并用离差平方和法合并初始类簇。最后运用Thatcher et al.（2003）、Bezrukova et al.（2009）提出的断裂带强度和断裂带距离计算公式，度量高管会内部子群体的相似性和差异性，衡量高管断裂带的强弱。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公式具体运用可参见参考文献，此处不再赘述。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本文从公司治理层面、公司层面引入其他可能会对企业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主要指标有两职合一（DAR）、资产回报率（ROA）、独立董事占比（Dratio）、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公司成立年限（Age）、董事会持股比例（Shareratio）、股权集中度（CR5）、超额收益率（ER）。

具体变量定义参见表1。

此外考虑到行业和年份因素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引入行业和年份分类变量，其中行业分类按照证监会2012年的行业分类指引进行分类。

（三）模型构建

为研究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本文构建模型1。

Vio=α0+α1Fstrength+∑Control+∑Year+∑Industry+ε   （1）

模型1中被解释变量（Vio）为企业财务违规，解释变量为高管断裂带（Fstrength），主要关注系数α1的正负号及显著性，在模型估计时，固定了行业效应及年份效应。

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通过控制企业所属地区对H2进行验证。

五、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违规（Vio）均值为0.0407，标准差为0.1975，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均为0，说明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违规行为差异较小，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在全部观察值中较少，大多数企业均未违规。解释变量（Fstrength）在删除异常值后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0.2413和0.2106，上四分位数和下四分位数的值分别为0.0835和0.3385，二者差异较大，说明不同公司中企业高管团队的断裂带差异较大。其余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在合理区间内，且存在明显差别，因此，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二）相关性分析

表3是变量的相关性分析结果。Fstrength与Vio的相关性系数为负，对H1起到初步支持作用，但是二者的相关性系数不显著，故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规之间的关系还需要后续的验证。其余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绝对值最大值为0.377，低于0.5，说明各变量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三）回归分析

根据前文模型，本文运用Stata16软件对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表4（1）列为模型1的结果，考察了解释变量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约行为二者之间的关系。其中解释变量高管断裂带（Fstrength）在5%的水平上与被解释变量企业财务违规行为（Vio）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抑制企业财务违规行为，从而验证了H1。

表4（2）列—（4）列主要考察了不同发达地区，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抑制作用的差异。其中（2）列—（4）列分别为一线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所在省份的观察值的回归结果。由于变量数据的原因这三列的结果均不显著，为了不受数据量的影响，（5）列、（6）列分别将一二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所在省份观察值合并，结果显示在一二线城市的企业中，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在二三线城市中高管断裂带的抑制作用不显著，从而验证了H2。

（四）进一步分析

本文就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的调节机制做了初步的探讨，研究发现企业绩效压力、股权集中度、市场占有率、企业品牌优势、代理成本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均不显著，关于二者的调节机制还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续探讨。

此外，本文通过产权性质对企业进行分组，研究不同的产权性质下，高管断裂带的存在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影响。表5报告了分组回归的结果。

从表5中可以看出，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断裂带（Fstrength）与企业财务行为（Vio）呈负相关，但是并不显著，在非国有企业中二者在10%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说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不如在非國有企业中明显。国企与非国企之间，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显著性不同，可能是国企在各方面监管更加严格，财务违规行为较少，所以高管断裂带的抑制作用在国企样本中不显著。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使实证结果更加稳健可靠，本文除了对行业和年份进行控制外，还对省份进行了控制，结果如表6所示，最终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高管断裂带（Fdistance）与企业财务违规行为（Vio）仍然显著负相关;同时列（5）中，在一二线城市中高管断裂带（Fdistance）与企业财务违规行为（Vio）依然显著负相关。

此外，本文将高管团队内部分为两个子群体重新计算高管断裂带，表7为变量替换后的检验结果，研究发现模型回归检验结果与上述结果相似，说明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2007—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研究了高管断裂带与企业财务违规行为之间的关系。高管团队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参与者，其内部成员的构成与企业是否进行财务违规有着重大关联;由于子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高管断裂带的存在会导致密谋财务违规的成本增大，面临更大的被其他子群体举报的风险，从而抑制了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发生。研究发现：第一，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第二，高管断裂带的存在可能破坏不同上市公司具有相同背景或相似特征的高管之间的联系，从而破坏不同企业由高管之间相互交流学习产生的“同群效应”带来的财务违规现象。在发达地区，上市公司的这种不良“同群效应”更加明显，越是发达的地区，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财务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越显著。第三，通过对区分产权性质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高管断裂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这可能是由于国企受到的各方面监管更加严格，财务违规行为较少。

本文的启示是：第一，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对高管团队个体特征（如性别、年龄、职业经历、毕业院校等）的了解，初步判断企业财务违规行为，对于高管背景不同的上市公司，由于子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会导致密谋财务违规的成本增大，以及面临着更大的被其他子群体举报的风险，该上市公司财务违规的行为可能较其他公司违规的可能性较大，监管部门可以将时间及精力主要集中于高管背景相似的上市公司，以便更有效地发现公司财务违规行为，进行更有效的监督管理。第二，董事会在选任高管团队时，可以考虑高管团队中的多样化背景，使高管成员之间相互监督，减少企业发生财务违规的概率，从而避免企业发生财务违规后的重大损失。第三，投资者通过对高管团队的了解，应关注公司发生财务违规的风险，减少和避免上市公司因财务违规带来的投资损失。

【参考文献】

[1] LAU D C，MURNIGHAN J K.Demographic diversity and faultlines：the compositional dynamics of organizational group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98，23（2）：325-340.

[2] 李武威，张园园.高管团队断裂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回顾与展望[J].财会月刊，2018（23）：113-120.

[3] 张友棠，周忆.混合所有制企业高管团队断裂带与创新绩效[J].财会月刊，2020（15）：35-42.

[4] 李武威，张园园，朱杰堂.高管团队断裂带对创业企业成长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创新强度的调节效应[J].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22）：142-151.

[5] 夏宁，蓝梦，郑雅瑗.高管断裂带与审计费用[J].审计研究，2020（3）：77-85.

[6] 王兵，何依，吕梦.CFO薪酬溢价和公司财务违规[J].审计研究，2019（2）：73-81.

[7] 戴亦一，余威，寧博，等.民营企业董事长的党员身份与公司财务违规[J].会计研究，2017（6）：75-81，97.

[8] 鱼乃夫，杨乐.高管异质性、企业社会责任与上市公司违规行为——来自A股主板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证券市场导报，2019（12）：12-19，28.

[9] 马壮，王云.媒体报道、行政监管与财务违规传染——基于威慑信号传递视角的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41（9）：112-126.

[10] 刘庆龄，汪惠玉.供应链企业共享审计对财务违规抑制作用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证据[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0，11（3）：51-57.

[11] 陆蓉，常维.近墨者黑：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的“同群效应”[J].金融研究，2018（8）：172-189.

[12] 王亚丹，王宝山，杨蓓蓓.上市公司财务违规同伴效应检验[J].财会月刊，2020（13）：28-37.

[13] HAMBRICK D C，MASON P 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4，9（2）：193-206.

[14] 梁上坤，徐灿宇，王瑞华.和而不同以为治：董事会断裂带与公司违规行为[J].世界经济，2020，43（6）：171-192.

[15] 卫旭华，王傲晨，江楠.团队断层前因及其对团队过程与结果影响的元分析[J].南开管理评论，2018（5）：139-149.

[16] 高凤莲，高遵剑.高管薪酬与违规的实证研究[J].财会通讯，2018（36）：70-74，79.

[17] GAO WENLIAN，LILIAN NG，WANG QINGHAI.Does corporate headquarters location matter for firm capital structure？[J].Financial Management，2011，40（1）：113-138.

[18] MATRAY，ADRIEN.The local innovation spillovers of listed firms[D].Working paper，2014.

[19] 余壮雄，杨扬.大城市的生产率优势：集聚与选择[J].世界经济，2014，37（10）：31-51.

[20] 劳昕，薛澜.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J].高等教育研究，2016，37（6）：2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