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婷婷

（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重庆 400715）

女性主义电影理论认为，女性在电影当中长期处于被男性窥视的位置，成为欲望的目标、物化的景观，从而缺乏主体性。伴随着理论思潮的兴起，一系列女性电影开始突破传统电影的桎梏，打破性别规制，将女性放在主体地位，展现女性的思想、情感、心理。由于理论的影响，女性电影常常将关注点放置在两性平等、性别统治之间。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国产女性电影，关注女性的独立、解放和救赎，对女性与女性之间关系的探讨和思考也愈发增多。其中出现了一批女性导演将“失父”家庭，即由于父亲的去世、离开等造成缺少男性的存在而形成的畸形家庭当中的特殊的母女关系作为主要表现对象的作品，关注女性之间的代际伦理关系，成为电影的叙事焦点，如《春潮》、《柔情史》、《过春天》、《送我上青云》等。

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The Second Sex）中提出：“女儿对于母亲来说，既是她的化身，又是另外一个人；母亲对女儿既过分疼爱，又怀有敌意。母亲把自己的命运强加给女儿：这既是骄傲地宣布她具有女性气质，又是在以此为自己雪耻。”[1]母亲的性格、三观、心理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在父亲缺位的情况下，母亲与女儿的关系更为亲密也更加复杂。在此类女性电影中，以女性的视角来展现母女关系，除了传统的血缘亲情纽带之外，放大了在没有男性的家庭中，母女共同生活之间的细节和矛盾，以此探究和关照女性的心理和伦理问题。

一、“失父”家庭中的母女形象建构

女性电影普遍具有现实主义色彩，致力于挖掘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女性形象，揭示女性所面临的困境。纵观世界电影史，母女角色缺乏主体性，属于主流叙事之外的他者，其形象通常为传统家庭中无私奉献、温柔细腻的母亲和乖巧听话、活泼可爱的女儿，难免会有脸谱化的特征，且仅仅作为故事的配角，辅助于男性主人公形象的建构和完善，缺乏个性，难以探究女性的真实心理。因此，在女性电影中，为了展现女性的生存境遇，女主人公的形象建构则更加复杂多元，而在“失父”家庭这一特殊结构中的母亲，不得不承担起双倍的责任，承受更多的压力；缺失父爱的女儿也不能获得健康的成长环境。因此，在这类电影中，一改对母亲和女儿形象的刻板印象，塑造出复杂真实的、多面化的人物。

（一）母亲形象

在以母女关系为主要叙事对象的女性电影中，男性/父亲往往是处于缺位状态，只有单身母亲与女儿生活在一起，形成纯女性化的家庭单位。传统的家庭结构以两性关系为基础，父母双方以及孩子之间的联系形成羁绊，“失父”家庭中父亲的缺失导致稳定关系的破坏，而在婚姻中遭受挫折的母亲，出现情感缺失与心理压力问题，形成两种极端性格：或是软弱无能，或是强势独断，而这两种性格都直接影响到了母女之间的交往，对女儿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母女关系失衡的重要原因。

1.软弱无能的母亲

由于女性在生理和心理上的弱势，加之社会传统伦理的影响，家庭往往是由父亲/男性作为支撑。“失父”家庭中男性的缺位导致母亲失去依靠，自顾不暇，无法处理好与女儿之间的伦理关系。

《过春天》中的阿兰是这类母亲的典型形象，并且这对母女的家庭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还是被抛弃的，是受到指责甚至谩骂的，本身就是与伦理道德相悖的，更加增添了造成母女伦理关系失衡的因素。作为母亲，阿兰却没有给予佩佩应有的关怀和保护，她整日沉溺于享乐，无所事事。当由于阿兰抽烟差点引发火灾时，她第一时间关心的是钱财，而不是去救火的女儿；她毫不顾忌地带情人回家，还被女儿和她的闺蜜碰见。因此，佩佩遇到困难时宁愿去寻求父亲的帮助，也不向母亲倾诉，因为阿兰不了解佩佩的生活和心理，母女关系疏离、冷淡。阿兰在两性关系中是软弱的，在母女关系中是无能的。直到佩佩因走私被捕之后，她才意识到了女儿的成长问题，也意识到了自己未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同样，《送我上青云》中的梁美枝也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母亲。她很早嫁人，却在中年时被抛弃，但依然思想单纯，沉迷于美容和打扮自己；她喜欢撒娇，也经常主动示弱，以期获得更多的关心。梁美枝是典型的依附于男性的女性，在婚姻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遭受男性的背叛之后，仍然需要男性的帮助来治愈，完全归顺于男性，失去自我，甚至想将这种价值观灌输给盛男。丈夫出轨后，她依附于女儿，企图逃避现实，却不曾关心盛男所遇到的困境，而她自身的无能也无法帮助盛男走出现实的阴影。

在“失父”家庭中，由于部分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处于弱势，主体地位缺失，失去男性的依靠后，身心两方面都无法承担起照顾整个家庭的责任，甚至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应该尽到母亲这一角色应有的责任，在婚姻失败的关系中一蹶不振，沉浸在个人情感的得失与自我享乐之中，因此忽视对女儿的关怀，导致家庭内部更加畸形，女儿缺乏母亲的爱护和照顾，引发母女伦理危机。

2.强势独断的母亲

另一方面，与软弱无能相对的是强势独断的母亲形象：本身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在婚姻失败后，试图通过承担家庭责任来证明自己不需要依附于男性。但在这一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会导致这类母亲对两性关系的不正确认知，进而变得古怪、偏执，过度干预女儿的生活和成长，导致母女关系失衡。如《春潮》中的纪明岚是一个十分强势的母亲，甚至有些专制和刻薄。由于丈夫出轨、自己又未婚先孕，纪明岚受到了很大的伤害，强迫女儿郭建波共同承受自己的痛苦，和自己一起憎恶丈夫。她也将对丈夫的仇恨转移到了女儿郭建波的身上：不认可女儿的工作；把丈夫留给女儿的遗物销毁；离间女儿与外孙女之间的关系；甚至诅咒女儿会“孤独、贫穷、孤儿寡母与疾病缠身”。纪明岚认为郭建波作为加害者的女儿，理所应当要给予自己补偿，但她未曾意识到郭建波也是自己的女儿。她的独断、专制使自己试图从物质到精神各方面都牢牢控制住郭建波，心理的扭曲和控制欲已经让她与母亲对子女的职责和关爱背道而驰，以母亲的身份压制着郭建波，给她的成长、成人带来了无尽的伤害，导致郭建波的精神和心理、价值观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柔情史》中的母亲虽然不及纪明岚那样强势，但也擅自闯进了女儿小雾的独居空间。尽管从伦理道德方面而言，小雾有赡养母亲的义务，但母亲却想要强制介入和干涉小雾的生活，让女儿失去主体独立性。母亲本是一个心高气傲的人，有着自己的梦想，想要成为一名作家，但却因为现实生活的无奈而变得难缠、偏执。《柔情史》中没有提及母亲的姓名，暗示着她得不到认可。无法获得承认的母亲只有在女儿面前行使自己的话语权。在饭桌上，母亲总是不停地教训着小雾，让她不要相信男人，或者干涉女儿的体态、表情、动作等。在发生矛盾时，母亲总是用堪称恶毒的语言伤害女儿，甚至骂小雾是畜生，说她会遭到报应。母亲想要以控制女儿的方式来获得自我满足，以偏执的态度规训，以此来抚平生活中受到的伤害，获得心理满足感。

与软弱的母亲相反，“失父”家庭中强势的母亲尽管承担了家庭的责任，但由于外在的压力过大或心理上的痛苦无法正确发泄，导致扭曲了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常常将自我对于生活的不满宣泄在女儿的身上，表现为对其过度地掌控、规训，从而导致母女关系破裂。

（二）女儿形象

由于父亲/男性的缺席，女儿的成长过多地受到母亲一方的影响。但因为母女关系的失衡，面对软弱无能的母亲，女儿不得不变得独立、坚强才得以生存下去；而面对强势专制的母亲，长期压抑的女儿会出现性格的缺陷进而会选择反叛和抵抗。

1.独立的女儿

面对软弱无能的母亲，女儿的成长过程近似于父母双方的缺席/失职。缺乏引导和关怀的女儿不得已选择独立。在《过春天》中，佩佩因特殊的身世，每天往返于深圳和香港。缺乏双亲的关爱且朋友甚少，如此种种造就了佩佩独立甚至有些孤僻的性格。虽然佩佩有些自卑，但实则很有主见，她渴望通过实现“去日本”这一梦想来寻找身世所导致的自我迷失。为此，在父母无能的情况下，她决定去接受自己的命运并努力改变，却误入歧途。虽然取保候审之后的佩佩独自经历了成长、蜕变，也完成了与母亲的和解，而实际上这种成长是伴随着痛苦和无奈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便是家庭/母女伦理关系的不平衡。

《送我上青云》也塑造了一个独立、坚强的女儿。由于母亲的软弱无能，父亲的缺位，盛男不得不成为一个独立、不依附于权威的女儿。得知自己身患癌症的盛男也寻求过父亲的帮助，但碰壁之后迅速调整状态，接受了自己原本排斥的工作以赚取巨额的医疗费用。盛男不仅要解决自身的困难，同时还要照顾安抚受到伤害的母亲。世俗的偏见、情感的失败和身体的病痛都没有将她击败，反而是大胆直面，遵从内心，颠覆了“女性救赎者”的固有身份，将男性主体置换为女性自我。但实则反映出了母女关系的失衡，以母亲话语权的缺失与软弱突出了盛男的独立。

由于父亲的缺位、母亲的软弱，“失父”家庭的女儿被迫学会独立，甚至承担起本该属于父母的责任，却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处理自我的困境，更何况是家庭的问题，只能承受成长的痛苦。

2.反叛的女儿

反叛源于压抑。与独立的状态相对，女儿的反叛来自于母亲的过度管制和规训，或阻碍其与亲生父亲的联系，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女儿身上。《春潮》中的郭建波在母亲纪明岚强势的压制之下，显得沉默寡言。大多数时间她都拒绝和母亲进行对话，但却用行动来反叛纪明岚，招惹母亲，使她愤怒：故意造成厨房漏水阻碍母亲的合唱排练；母亲半夜起来呕吐时毫不关心并将房门关起来；面对母亲对她的辱骂，郭建波将仙人球紧紧攥在手中，任由尖刺扎伤自己；把相亲对象带回家，却悄悄在微信上戏弄他，导致对方落荒而逃让母亲无比尴尬；母亲希望她能够过稳定体面的生活，她却偏偏未婚先孕，甚至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我就让你看到我现在的样子。”郭建波用一系列行为与母亲对抗、背道而驰，以这种方式来反叛、甚至报复母亲。母女俩唯一平静的相处时刻是在母亲昏迷之后，郭建波站在病房床边的那段长达近8分钟的独白，而这场独白的内容却全是对母亲的控诉和不满。

《柔情史》中的小雾是个自由编剧，没有稳定的收入，有时甚至要依靠母亲帮忙付房租，也要依赖母亲的照顾。同样是受到强势母亲的影响，小雾则认为人与人之间互相伤害才是正常的状态，不信任两性关系，与母亲的关系也不和谐，时常争吵，做出反叛的行为：贬低母亲，说她的才华“不值钱”；当母亲指责自己歪着头是不自信的表现时，小雾却偏偏歪着头走来走去故意惹母亲生气；回家的路上，小雾似乎为了发泄在商场里的委屈，指责母亲不会涂口红。每一次和母亲的争吵都非常激烈，小雾毫不留情地反驳、斥责母亲，因为在她看来，只有伤害才是最真实的，母女俩以互相伤害的方式生活在一起。而这样的价值观就是源自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尽管不用承受生活的重担，但强势的母亲以过度管束和规训让女儿失去了自由，甚至无法用正确的心态对待两性伦理关系。她感到压抑，伤害自己，同样也经历了成长的痛苦。并且由于沟通的误区，女儿无法正确释放来自畸形家庭的压力，只能通过反叛的方式来表现自我，而这种错误的方式只会在女儿成长的路上造成更多的伤痛。

二、“失父”家庭中的母女伦理关系呈现

母女关系本是家庭伦理中最亲密的关系之一，彼此依赖，相互影响，正如《春潮》的海报上引用德国心理学家伯特·海灵格所说的“你和你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伊里加蕾认为理性的母女关系是‘女性与女性’的互惠关系，即两个具有完整独立人格的女性之间亲密且相互促进的关系。”[2]116但现实生活中，由于家庭环境的不同，“失父”家庭中的母亲更加软弱就会让母女的身份形成错位，而母亲更加强势，则会让最亲密的关系变得疏远。同时，母亲也会影响女儿的性格，从而形成共生关系。

（一）对立关系

“失父”家庭的形成，往往是由于父母两性关系的不和导致，而父亲缺位的情况下，女儿会更加渴望父爱，尤其是在母亲过于强势时，女儿会潜意识地将家庭破碎的责任怪罪在母亲的身上，更加促使母女关系的危机。在《春潮》中，母亲纪明岚与女儿郭建波之间的关系可谓是水火不容，几乎没有温情的时刻，充斥着压抑的氛围。纪明岚当年未婚先孕被检举，所以一直认为是丈夫和女儿毁掉了她的人生，怨恨多年。因此，女儿于纪明岚而言，更多的是仇恨的载体，是发泄怨恨的对象。纪明岚在社区里很受爱戴，对外人十分热情，但一见到女儿郭建波却总是像仇人相见，分外眼红。郭建波对此已经麻木，面对母亲的恶语相向，她总是以沉默应对。在饭桌上，本应该是温馨和睦的时刻，却变成了纪明岚一次又一次对郭建波喋喋不休的指责和控诉。纪明岚对郭建波的控制、打压和折磨让郭建波对母女关系彻底失去了信心。而由于母亲的伤害，郭建波也对母女之间的关系失去了希望，认为家庭的破裂和自己的人生都毁于母亲之手，她以不结婚的方式反抗、报复着母亲。母女二人仅仅依靠着血缘的纽带维系，实则早已经处于一种特殊的对立面。

（二）错位关系

所谓错位，实际上就是母女关系的倒置，由于母亲的无能，女儿只能承担起家庭的责任和担当。在《过春天》中，原生家庭的分裂导致佩佩成为“跨境群体”。而深圳家中麻将、嬉笑等的嘈杂，与冷漠的母女关系和潜在矛盾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能的母亲终日沉溺于享乐，徘徊在情感矛盾之中，已是自顾不暇，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自然处于缺位状态，导致母女关系的紧张，并呈现为母女身份的“错位”。佩佩常常以女儿的身份，执行母亲的职责。如麻将机着火时，作为成人的母亲不知所措，反而是佩佩去处理。而母亲被欺骗时，佩佩更是展现出强大的保护作用。显然，佩佩除了独立之外，更多的是无奈。但经历了成长的痛苦之后，她最需要的仍是亲情的抚慰，这也是母女和解的契机。但这并不能改变母女关系错位的状态，只是一种情感的关照。《送我上青云》中的母女关系也是如此。盛男作为女儿，本应该在遇到困境、受到伤害时获得母亲的抚慰和保护，但面对一个幼稚、娇气的母亲，盛男不仅得不到母亲经济上的支持和精神上的关怀，连外出工作，也不得不带上被父亲抛弃的母亲。在车上，母亲一边涂着口红，一边让女儿搬水果；在上山的路上，盛男背着行李，拿着母亲的包，而梁美枝则拽着包，靠盛男这一个癌症病人的助力往前走。作为女儿的盛男反而像母亲一般处处迁就、容忍梁美枝，母女两人形成错位关系。

（三）共生关系

“在共生关系中，一方并不把另一方看作一个独立的人。把双方连接在一起的是一种强烈的和对方融为一体的欲望。”[3]“失父”家庭中，母亲对女儿的影响更甚，使得女儿失去自我主体性，不自觉将母亲的价值观当作自己的生存原则。《柔情史》中的小雾与母亲两人同住在一个屋檐下，虽然不和，却没有十分疏离。小雾需要依靠母亲照顾自己的起居、付房租，母亲又将生活的希望寄托在小雾身上，血缘亲情的纽带使得母女之间的关系永远不会割裂，只会在这种相互伤害的状态下共同生活，相互影响。母女两人在胡同里的小出租屋中“相爱相杀”，形成一组镜像共生关系。类同于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即婴儿借助镜子获得对自己的整体认同感。小雾深深受到了母亲言传身教的影响：母亲喜欢文学，热爱创作，小雾则成为了一名自由编剧；母亲没有朋友，不愿意和陌生人交流，小雾也和母亲一样拒绝与其他人交流，不肯融入社群；母亲不相信男人，小雾也无法正常接受男友的爱；她们二人都性格孤僻，对旁人充满不信任和偏见。母女俩也都过着失败的人生，没有自己的房子象征着没有归属感，没有稳定的职业象征着无法获得认可。她们都把生活的不如意发泄在对方身上，母亲认为小雾不孝顺、不感恩，而小雾则认为自己的今天都是母亲一手造成的。无法相处时就各自出去谈恋爱，失恋之后再回到出租屋内向宣泄自己的不满，争吵之后又继续过着相依为命的日子。

三、伦理之思

（一）失衡之源：女性主体性的缺失

法国著名哲学家及女性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探讨了母女关系的伦理建构，她认为母女关系所存在的问题归根结底是母亲缺乏主体性所造成的，而母亲主体性的缺失又导致女儿主体性的缺失。[2]116“失父”家庭中的母女关系并不完全是传统家庭中的母慈子孝，和谐相处，而是充满了矛盾关系和复杂的情感变化。受父权文化的影响，封建社会主流价值体系中缺乏女性的主体性，女性没有自我话语体系，是依靠男性的价值判断来规范自我，并一定程度上遗存于现代社会。“女性为第二性的社会性别通过母亲的言传身教或潜移默化就这样交到女儿手里，性别等级制度正是这样地延续下来。”[4]因此，母女皆被父权社会剥夺了主体性和获得身份认同的权利，处于他者地位，是被窥视的客体。

而在现实社会中，女性男性法律地位平等，已与旧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在某些方面还处于弱势地位，她们会遇到许多困境，在世俗婚姻关系中会遭到伤害，会面临着经济的问题等等，这会使得一些女性面临艰难处境。在现实的压力之下，以母女关系为中心的“失父”家庭中，母亲不再是无私的，她受到的伤害总是不自觉地强加在女儿身上，甚至变本加厉，以“爱”之名义的控制，或以母亲的身份进行压制，由于伦理道德的制约，母女之间的关系无法割裂，女儿稍有不慎就会背上不孝的骂名、母女之间缺乏正常的沟通和对彼此的理解与包容，甚至恶语相向。如同阿兰、梁美枝之类的女性甚至没有做好成为一个母亲的准备，女儿反而要分心去照顾她们。而女儿也曾期待过母亲的爱，但却被一次又一次的争吵以及母亲的无作为消耗殆尽。而当母女关系出现裂痕，母亲与女儿的社会关系也会出现问题。亲情的不和睦造成女性对情感的不信任，无论是友情还是爱情，在影片中的母女身上都是缺失的。因此，通过影像的审视能够引起我们对现实生活的反思：“失父”家庭在现实中不乏其例，如果出现畸形的母女伦理关系折射出的女性面临的困境、女性主体的缺失、情感关系的失衡等问题，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思考。

（二）平衡之法：建立女性话语体系

“伊里加蕾指出母女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如果一个不动，那么另一个也动不起来。”[2](117)因此，伊里加蕾认为，母女关系的建构，必须创建女性话语，重新建立女性世系。[2]116-118只有母女双方共同建立起话语体系，获得主体性，才能够进行独立主体间的良好沟通，平衡母女伦理关系。在影片中，母亲与女儿的沟通离不开男性话题，软弱的母亲时常给女儿灌输要依靠男人的观念，而强势的母亲则总是向女儿痛诉父亲（男性）的过错，母女之间并没有属于女性的语言符号。因此，母女之间也无法做到相互理解，反而是把“失父”的责任推卸给对方，进行无效的对话：母亲总是以命令的口吻来规训女儿，而女儿总是以反叛的言行来对抗母亲；或是沉浸在“失父”带来的阴影之下，母亲将依赖性转移到女儿身上，女儿不得不负担。首先，“失父”家庭中的母女应当正确面对现实，相互扶持和关爱，尤其是母亲需要正视与丈夫以及女儿之间的关系；其次，社会也应当给予一定的关爱，给单身母亲更大的生存空间。

《春潮》、《柔情史》、《过春天》、《送我上青云》这一系列电影的出现，表明女性已经开始自省，真正走入内心的世界，直面现实困境，社会已经关注到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伦理关系，并且重视女性的社会主体性，强调母女的血缘纽带，“主体间性的母女关系既解构了男权中心文化，又避免了母女之间可能出现的强权关系，真正凸显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谐共处的重要性与必要性。”[2]118母女伦理关系，不仅是女性主义的话题，也属于两性伦理、家庭伦理的范畴，这一关系的平衡对于社会伦理的建构也意义颇深。因此，由影像折射现实，母女伦理关系应当受到更多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