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报道》记者 陈珂

去年以来，央企总部离京外迁进程明显加快。日前，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中国长江三峡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的总部分别从北京迁往深圳、武汉、上海，新成立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户江西赣州。时间再往前，重组而成的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中国华能集团在雄安新区选定新地址。

“老”央企总部迁出北京，“新”央企也在京外寻找栖息之所，系列变动背后有哪些考量，承接央企总部的地方政府又该如何抓好入迁机遇？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就相关问题接受了《中国报道》记者的专访。

雄安新区承担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使命。

疏解非首都功能提挡加速

这一局面何以形成？李锦向《中国报道》记者分析称，央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原属于国务院下属的各个部委。2003年以后大规模的政企分开，企业脱离部委成为独立的央企，由于主管的行政机构设在北京，央企总部也顺势留在北京，甚至二级总部、三级总部也集中在一起，摊子越来越大。“这背后不仅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还与政治体制、中国人的文化习惯有关。”

大量央企总部的存在，让北京成为世界500强企业最多的城市之一。但弊端也逐渐显露。由于过多资源集中一城一地，催生出人口剧增、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恶化等“大城市病”，城市运行负担加重。对于企业自身而言，贴近市场、资源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发展需求使其坚守北京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2014年2月26日，中央发出京津冀协同发展动员令，并界定了首都核心功能的范围，即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次年4月通过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中，北京将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以及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作为非首都功能疏解。

实际上，部分央企总部也自此开始搬离北京，但7年间的进展可谓缓慢。

李锦分析原因有三：首先是央企离京的积极性不高。“央企在北京的生产部门相对比较少，主要是一级和二级部门，这些部门员工的户口大部分在北京，优厚的教育资源、医疗资源是实际条件，使外迁内在地缺乏动力甚至是有阻力”。其次是缺乏顶层设计和具体的政策安排，不足以形成央企总部外迁的推动力。最后，将总部和主管机构设在北京，央企向上汇报的行政沟通成本会小很多。

雄安新区承担着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的使命。2021年5月10日，中央企业贯彻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支持雄安新区发展暨央地合作座谈会在雄安举行，值得关注的是，有50余家中央企业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在李锦看来，雄安新区是我国在2017年提出的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顶层设计，这可能是央企总部青睐雄安的一个主要原因，凸显出中央政府在央企外迁中扮演着强烈推手的角色。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丛亮表示，目前雄安新区已进入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和大规模建设同步推进的发展阶段。从2021年起，部分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已启动分期分批向雄安新区疏解。截至目前，共有中国卫星网络集团、中国中化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3家央企入驻。

从“造语益工，了无斧凿之痕”、“使事亦精”、“啄句之妙”的评语可见，李仁老对苏轼和黄庭坚作诗用事是赞赏的。徐居正《东人诗话》说：

落地在哪儿不能“拍脑门”决定

除了雄安，目前央企总部的承接地主要还有上海、深圳、武汉，新成立的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地在江西赣州。

并非所有央企都要搬离北京，在李锦看来，外迁要综合考虑很多因素，搬出去的或者留下来的应有所筛选。

“迁出京外主要是疏散非首都功能，这样的话北京会留一部分，这部分主要是军工、科研类央企，其他的恐怕多数要外迁。”他表示，外迁的重点区域是雄安新区，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把接近市场、产业链上下游，技术集中型、传统产能集中型的企业搬到合适区域。

深圳凭借电子制造业的深厚基础吸引到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总部的迁入；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总部回迁至湖北武汉，将更好服务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共抓长江大保护、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等国家重大战略。

此轮外迁中，上海吸引力超群。2021年9月，中国电气装备集团在上海成立；12月，中国船舶集团总部从北京迁往上海。目前，上海的央企数量达到8家。李锦表示，上海位于长三角、长江经济带，也处在内循环和外循环交接点上，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门户枢纽的区位优势加上经济基础、人才优势，使其成为央企外迁的理想之地。

以中国船舶集团为例，把总部迁往全球最大集装箱港口城市、全球第三大航运中心、中国最大航运中心城市上海是顺其自然的选择。李锦向记者分析，对上海而言，头部企业加标杆城市的组合，既擦亮了“上海制造”的名片，又将助推中国装备制造业发展迈上新台阶。

从当前趋势看，上海还可能承接更多企业。李锦表示，央企向上海集聚，无疑遵循了从市场要素出发，同时也满足了上海重组产业链的需求，但在能源、电力、装备制造等领域，产业同质化竞争比较严重，建议这些领域的央企外迁，以重组为主要驱动，“等条件成熟了，才让过去”。

2020年12月27日，河北雄安，京雄城际铁路正式开通运营，雄安站同步投入使用。

李锦提醒，上海要有“天花板”观念，“避免成为第二个北京和第二个‘堵城’”。他建议，目前央企的地域分布，在政策上应该是雄安要“保”、上海要“控”、中西部要“驱动”、东北要“稳”。

“都集中在东部也不行”，李锦非常赞同中国稀土集团总部落户到江西，江西所辖赣州素有“稀土王国”“世界钨都”之称，整合后的稀土行业在资源地入驻，有助于我国加强对稀土资源进出口的控制，科技投入、核心技术突破方面也有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央企不仅是经济组织，也是政治组织，要考虑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特征，从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的角度，在布局上给予倾斜。”李锦希望未来中西部还有更多央企进入，借总部外迁的机会调整中西部经济结构和布局，强化中西部发展力量。

“大城市”与“大企业”双带动

国资委数据显示，2020年，中央企业实现净利润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其中近八成中央企业净利润同比正增长。2020年央企创下的经济效益比肩一些省份的GDP之和。

对地方政府来说，央企总部入驻的意义绝不仅仅止步于拥有了一家龙头企业。李锦向《中国报道》记者表示，央企总部迁入带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对当地产业的带动、产业链的重组、还是对城市经济的布局和城市发展空间的拓展，都有重要意义。

“现阶段，我国大城市带动战略已经有了好的示范，还应该启动大企业带动，实现大城市和大企业双带动战略。”李锦指出，央企是国家的产业龙头、产业链的“链主”，利用这次央企总部迁移，对于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资源配置，形成新动能，从而带动中西部发展是非常有利的机遇。

外迁的央企已经用行动表明，选择在哪儿“安营扎寨”，与地方省份的市场潜力大小、资源丰富程度、配套设施是否完善互为因果，政府在奋力相邀的同时也要做好准备工作。

“客观来说，雄安的基础设施处在开发建设中，很多配套条件不成熟。同时，由于雄安本身的经济实力不够，对央企的资金支持也不够，需要依赖中央给钱或者央企自己拿钱，资源配置能力不强。”李锦认为，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集中承载地，与其他城市相比发挥的余地比较大，接下来要创造条件，把交通、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用新的方法循序渐进地进行规划和解决。

可以预计，这一轮央企总部外迁对当下的区域经济竞争发展格局会带来不小影响，但李锦认为影响不会很快显现，“未来二三十年里会比较明显”。

他总结说，在大规模的经济布局、结构调整和阶段性重组的关键时刻，以央企总部调整为切口，可以说是使相关工作取得进展的一个推动力。“要把央企总部的调整自觉地作为国家‘十四五’时期的一件大事来做，尤其需要顶层设计。顶层设计什么时候拿出来，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