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艺鸣

在流行病学语境下，生命个体进行免疫接种是治理流行性传染病所依赖的重要医学技术手段之一，生命个体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到大规模的免疫接种行列之中。作为治理已全面而又深入影响人类生命健康命运的全球性公共卫生事件的手段，广范围、多群体的施行免疫接种的举措为各个国家所重视。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下，推行大范围接种疫苗不仅体现出现代医学的理性，这场突发的、偶然的流行病事件本身和必然的群体性接种疫苗过程也成为一种生命政治的历史现象，生命权力渗透于疫苗接种的全过程。按照相关传染病防治法规的规训，接种疫苗是防控、治理疫情的较为经济、有效和根本的手段，是生命政治对个体履行其公民的责任与义务的呼唤，同时是对主体身份归属的一种权力关系构型的重塑。

1 创伤记忆的构成与免疫的生命政治策略

在当下时代，预防接种从一个生物学事实，在言语的秩序、知识体系的构成与权力的图谱演绎中，不断被隐喻化。从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治理手段转变成对国民身份归属的评判，甚至暗含着一种道德的伦理性批判。进而在这个过程中转换为政治性权力关系构型的重塑-一次新主体化过程：免疫主体的生成。生命个体必须在两条战线上作战：一方面，同一个现代医学尚未研制出有效药物进行针对性治疗的新冠病毒做斗争，并在是否选择接种疫苗的各个阶段中经验理性抉择的超验性，以及因个人问题不考虑预防接种所要面对的现实的伦理性非难；另一方面，必须面对个体、政府与国家、自然生理与生命政治、自由与身体完整、健康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两条战线上，人们都不得不承受疫情对日常生活各个领域的冲击，不管是生产、贸易、消费、交通，还是微观层面上的衣食住行、教育、医疗等，疫情带来的影响是清晰可感的，激起了各种创伤反应。

创伤本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生理层面概念，经弗洛伊德对心理创伤的阐发，进入到精神心理层面，而创伤事件不是医学心理学凝视的对象，创伤记忆是焦点所在，对创伤事件的修复和疗愈以记忆为核心环节，在此意义上，对创伤记忆的研究被复制、扩大到诸多领域，如种族战争、身份认同、社会记忆、文化符号等人文社科范畴，创伤记忆被当作修辞手法用来隐喻各种社会化情形，其中尤以创伤记忆对主体身体完整与精神自由的影响为重点。创伤记忆开拓了新的空间，疫情定点医院的隔离区，各地方建造的隔离、治疗方舱，被封的社区等，都是疫情发生时出现的新空间类型，它们是应对新冠肺炎传染病的医学知识空间组织化的过程。在医学知识的范围限定下，明确了核酸检测呈阳性的患者是该传染病的载体，非物质性医学知识的表达需借助栅栏、方舱、隔离区等物质性的方法，传染病与患者的身体发生联系，而确定的病毒种类并不能被原原本本地还原到每一个具体的病患身上，新冠肺炎在不同的生命个体的躯体上发展出不同的类型：无症状感染、轻型、普通型、重型和危重型，表现出生命个体的差异，以及作为疾病载体本身的不确定性。这意味着，抽象的普遍性医学凝视必须在此新空间类型中重新关注个人，因而，真正的“空间化”过程存在于各种形式的分隔中，它寄生于已被创造出的新空间类型-各种封闭、分离的隔离性区域，在此基础上，亟需对原有的空间进行复制、补充，随着生命个体创伤记忆的不断复现和闪回，创伤记忆本身构成了叙事文本，闭环型、隔离型的区域空间是表象的空间，那里的一切-归根结底，创伤记忆被作为后续故事发展的根源。

我国在充分坚守“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原则下，已实现“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截至2022 年3 月下旬，我国已累计接种新冠病毒疫苗323 036.7万剂次，完成全程接种人数已达124 041.3 万人[1]，为有效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我国已实现大规模免疫接种。从全球视野看，将免疫接种作为防治疫情的重要手段之一已成为各个国家的共识，免疫学技术的实现依赖国家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同时，免疫接种的推广与成效成为检验一个国家公共卫生治理能力的标准之一，免疫学在自主化发展过程中又演进出一条生命政治学路径，免疫学以医学知识的面容进入到公共领域，成为政治性的集中化权力组织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同科学分类学与理性权力不具有外在性一样，新冠病毒疫苗本身也没有外在性，注射疫苗后，生命个体的躯体上所留有的针眼就是一个象征：医学知识和权力经济学[2]所展开的地方。隔离区域这一新空间类型所表征的创伤记忆促使生命个体产生自我保护的机制，它在具体的现实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生命个体进入医院门诊、各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各地卫生院、方舱接种点，进行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生命活体上的针眼是创伤记忆过程的能动者[3]躯体上的另类空间，即有别于原有的日常生活空间和隔离区的新空间类型，而建构的“第三空间”-创伤过程的空间化。进而，免疫空间化作一种思维模式，一种科学的语言，主体臣服于内部的权力话语体系并被塑造起来，拥有中心地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作为一种生命政治学的历史现象，展现了创伤记忆通过重复叙事与生命权力话语之间的碰撞，在此起彼伏的新冠肺炎疫情下又出现了新冠病毒疫苗加强针，不断加强疫苗接种作为防治传染病的社会制度化措施，显然在某种强制的秩序和自由的行动之间需存在一种平衡性关系，接种疫苗行为本身也不断被加强为一种生命政治学的隐喻-生命个体通过此类群体性免疫行动，获得免疫主体的地位，即疫苗的针眼作为创伤过程的空间化为新生免疫主体赋形，并对国民身份予以重塑。质言之，接种疫苗不仅指涉个体与群体的认同、社会与国家的认同，同时更关乎政治行动方面上的一种历史性责任，在生命政治学的指南下，这份责任又牵涉社会道德伦理的评价。建立免疫共同体是社会与国家的总体性目标，疫苗出现前的主要方式依赖具有排斥性、管制性的控制系统，制定较为严苛的隔离制度以阻断病毒的感染，虽然在此过程中，生命个体与社区需要经受很多考验，却是为了保护更多个体的生命健康安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疫苗出现后，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行动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社会共同体负责，接种疫苗被赋予责任与义务的政治与伦理向度，“应接尽接”对应了以往“应检尽检”的防控策略，体现出社会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纪律性与高度组织化。生命政治策略的规训力量由此展现，它既是针对生命个人的，也是针对群体的，由是观之，免疫的规范化既是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也是社会共同体的理性行为，个人与群体的免疫行动被添加了生命政治逻辑与生命伦理规范。

2 免疫的困局与免疫空间的生命政治逻辑

在现代医学理论中，免疫（immunity）是一种生理功能，既包括机体的自我识别，也包括对抗原性异物进行识别和排斥，人体的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所承担的基本生理功能可概括为：免疫防御、免疫自稳和免疫监视，免疫学就是有关这些问题在内的一门科学。自然生命体内部的免疫机制是对生命个体的生物性保护，旨在对生命个体的活机体予以保护，而内在的免疫机制在社会化的过程中，成为了日常生活领域的微缩模型，从社会制度的角度而言，免疫机制越过身体的界限，在社会共同体中对疾病建立免疫机制成为现实的必然，于是，在今天，由新冠病毒疫苗所构建的免疫空间使得一种新的社会类型成为可能：免疫型社会。

免疫学是创伤记忆的一种征候。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看来，创伤记忆具有顽固性，它作为一种难以抹灭的记忆痕迹沉积在生命个体的潜意识中，创伤记忆过程的能动者的未来不可避免地受到过去创伤过程的干扰，弗洛伊德将其总结为一种强迫性重复，一则，它表明创伤记忆的不可消除性，二则，集体能动者共历的过程使得创伤记忆成为公共建构的叙事文本，具有社会资源性。作为创伤记忆的征候的免疫学则表现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科学，据此，创伤记忆不仅是为生命个体所经验的现实体验，同时构成了具体的历史性叙事，人类很难再回到过去的生活空间中，无法在创伤过程中假装一切都没有发生，创伤过程的空间化既是事实性体验，也是这种历史叙事的必然性表达，乌托邦式的免疫空间被真正建构起来。在福柯的生命政治思想构境中，社会从驯服肉体的规训社会转变为调节人口的惩戒社会，通过内部的安全装置、现代管治技术扶植生命人口，在他的启发下，德勒兹、马克 · 波斯特提出，目前的社会是以信息技术为特征的控制社会。2020 年，庚子大疫，因为新冠疫情人类社会开启了另一种行动-建立针对此传染病的全球性免疫屏障，借助新冠病毒疫苗的免疫机制的建立以及对这一问题自身的反思使得修复创伤记忆的行动变得有意义，创伤记忆的自我修复是自主化演绎的社会化、制度化的过程，人类进入免疫型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行动就是广范围、多群体的接种疫苗，大规模接种疫苗的行动使得人类社会在创伤记忆中走向另一种开端（beginning）[4]。新冠肺炎疫情使世界呈现出两种样貌：一个是新冠疫情出现以前的愈加强调自由的世界，一个是新冠疫情出现以后，开启对自由主义的一切进行再分析、再评估的世界。而新冠病毒疫苗的产生又使得人类社会呈现出两种样貌：一个是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之前，对强制的隔离秩序满是质疑与反叛的社会，一个是新冠病毒疫苗出现后，免疫屏障的建立成为可能，有希望建构新的公共空间：免疫空间。

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之前，生命政治学的当代旗手-两位意大利哲学家：一位是凭借例外状态理论而名声大噪的阿甘本，另一位是因免疫政治学而声名鹊起的埃斯波西托，为寻求治疗疫情的优良处方而积极在世界哲学舞台上发声。阿甘本对意大利政府所制定的严格的防疫政策的合理性提出质疑、批评，题为《由无端的紧急状态带来的例外状态》的社论指责意大利政府借人们对疫情的恐慌情绪，放弃民众的自由权利以满足进入紧急状态下的国家理由，政府的管控措施、对个人自由的限制直接导致了人际关系的恶化。埃斯波西托[5]的见解与阿甘本的观点实质上是一致的，他认为，隔离举措是消极的免疫组织（negative immunization），是对社会制度化生活的挑战，社会共同体之间共有的关系性网络受到了威胁。阿甘本和埃斯波西托最初的担忧情有可原，封闭、隔离的管控措施使得生命个体的社会化生活被撕裂，返还至社会认知结构的原型，一种倒退产生了，即隔离所带来的封闭性与排斥性。法国精神分析师皮埃尔 · 勒让德指出，人要经历两次诞生，第一次诞生是生命个体的生物性生产，第二次诞生（second birth）由语言建构，这与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内核不无关系。精神分析是语言的治疗，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拉康认为，通过语言的分析，生命个体的下意识结构才能被阐发出来。在想象界中，镜像阶段表明，主体与客体、自我与他人之间是等同的，进入象征界后，由于阉割感的存在，主体与客体之间以往的同化关系被割裂，主体与他人建立起象征性关系，当“我”与其他人称代词被区分开来那一刻起，“我”就进入了语言，生命个体进入到文化和社会，人就是语言的物质性载体。借助精神分析理论所提供的思想资源，埃斯波西托认为，人的第二次诞生，即获得制度化生活，进入语言和社会的生命个体是其必然要经历的一般性过程，生命个体存在于此世不能被简单化约为生存，还应现实地体验丰富的、充盈的关系性社区生活（stop existing and start living）。显然，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前的疫情社会中，生命个体陷入到两难境地：一方面，为了保存自然生命而不得不选择隔离以实现存活，另一方面，必须抵御隔离的封闭性与排他性对第二生命的侵蚀，必须思考生命个体若沦为赤裸生命（不管是本雅明政治、法律意义上的，还是阿甘本生物学意义上的概念），是否还有存活于此世的必要。捍卫生命本身无可非议，这是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然而，不能因为对自然生命的捍卫就贸然舍弃第二生命。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赞叹在非常状态下两位意大利哲学家的警觉性之高，以阿甘本的观点为例，他的评判建立在对政府行为的适度性和合理化的审视基础上，适度性问题关乎政府的紧急法令是否绝对必要，对合理性的诘问表现为，采取疫情防控紧急措施究竟是政府的理性行为还是一种具有极权主义倾向的公共机构的崩溃，这种警惕性指向纳粹主义，毕竟，在时间上，离欧洲最近的一次毁灭性事件的阴影还笼罩在这片土地上。尽管如此，阿甘本的问题显而易见，他似乎陷入了所谓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的争论之中，这是埃斯波西托力图化解的问题。

埃斯波西托[5]的态度相对开放，他将第二生命归结为在社区生活（community life），在那里，生命亦指“和他人一起、为了他人、通过他人方可保有的活动”。封闭与隔离是为保存自然生命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社会制度化生活、生命个体与社区群体之间的关系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受到了破坏，但未到彻底摧毁制度化生命的地步，此外，共同生活本身不只是现实的体验，它同时可作为共同意义被带入到封闭的社区中，共同感的存在使得生命个体仍与此世界发生联系，而不至于被直接剥夺为赤裸生命的状态。隔离空间的围墙、栅栏、警示牌虽具有物质性，却不是僵死的区域，因为共同意义的存在，在人的意识深处，始终有与他人在一起生活的欲望。这正是通过语言系统的类比修辞，在符号的象征意义下，认定生命个体不会被锁定在已划定的内部，面对群体性的免疫诉求，的确存在生命个体的牺牲，但这种牺牲不是对生命个体的置于死地，而是为未来的开放型社区奠定释放其外部性的基础。基于此，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以前，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埃斯波西托[6]还是给出了积极性的回答：要建立一种新的公共空间，在此处，开放型社区中的“肯定的自由”（affirmative freedom）是希望，是延伸生命政治的积极性可能。新冠病毒疫苗的产生使得群体性的免疫诉求不再只是单一的划定封闭式隔离区，大规模免疫接种使得免疫屏障的建立成为可能，生命个体通过主动接种疫苗获得个体的免疫，通过调节人口-生命的技术手段[7]，全球性大规模的免疫接种逐步实现了社群的免疫，乃至生命整体的免疫。埃斯波西托给出的积极性回答中曾经包含的期盼在今天成为了现实，现实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为他的免疫政治范式的生命政治学“立法”。然而，新冠病毒疫苗产生的效用能否为当代生命政治持续布局、生命个体以及社会的免疫系统能否维持正常的运转尚是一个敞开的问题。

3 历史叙事的转换与免疫主体的生命政治形塑

创伤记忆的历史叙事使得生命个体自然的生物学生活进入到历史视域之中，展开为政治性生活（political life）的图景，其中，免疫机制是创伤记忆自我复原的催化剂，它整合个体内在的生命力量，诉诸于消解个体所遭遇的悲剧并谋求集体的重建，社会创伤记忆成为免疫机制得以建构的有力资源，成为生命政治在现时代的拓展与延伸。免疫机制的建立是无可逃避的，就像隐喻是无可逃避的一样，在拉康的说明下，语言的实质化作隐喻，新冠病毒疫苗是免疫机制的工具，新冠病毒疫苗则作为符号象征，可喻着“自我治疗”，免疫主体成为它可喻的对象。

在免疫学中，人体的免疫系统应维持在一个平衡状态，如果免疫系统过弱，有机体会经常受到外来细菌、病毒的侵袭，然而，如果免疫系统过强，有机体则面临着免疫功能失调所带来的后果，使机体经常处于过敏状态而最终破坏自身。回到埃斯波西托的免疫政治学中，历史地考察“免疫”的概念史，它本是一个政治性的法学概念，意为“豁免权”，埃斯波西托深谙古希腊修辞学，他试图表明，早在古希腊政治学中，就有将生物学、医学概念和政治学、法学概念相互类比、相互参照使用的先例，生物医学意义上的免疫系统的平衡在现实王国中被赋予类比的修辞，免疫主体不仅是一种具体实践中的权力主体身份，在更多情形下，它被隐喻化的使用。在2022 年1 月中旬的意大利反疫苗大会上，法国病毒学家吕克 · 蒙塔尼亚指出，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很有可能使抗体依赖性增强，即出现疫苗的抗体依赖的增强作用（antibody dependent enhancement，ADE）效应，它意味着疫苗的接种让病毒与抗体相连，从而使病毒获得免疫，那么，接种疫苗不仅无法获得免疫，反而使原有病毒出现新的变种[8]，这种现象可被归纳为一种免疫过度。免疫空间的建构被赋予了“免疫系统过强”的隐喻，在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之前，埃斯波西托所认为的免疫过度的危害性指向隔离政策对共同生活的破坏，而新冠病毒疫苗出现以后，显然，免疫政治的内涵需被重新评估。免疫过度的可能性威胁成为免疫主体的阴暗面，似乎被闭锁在由其主动行动所建构的第三空间类型-创伤过程空间化的免疫空间中，在此意义上，免疫空间是否为以往新的空间类型-隔离区的变形，从新冠病毒疫苗被当作类比的修辞手法意义上讲，新冠病毒疫苗的符号象征意义是否被消解。反对疫苗者究竟是反对疫苗本身，还是反对医学通过介入生命政治使得医学政治化，因而反对这种有限制主体自由倾向的政治生活？

在埃斯波西托看来，免疫过强要比免疫过弱危险得多，这种观点更加符合生命政治学的逻辑，他用内爆（implosion）来形容免疫过剩的状态[9]，其直接结果是引发机体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就是这一类系统性自身免疫病。它意味着，由免疫过剩引起自体免疫类疾病，这种免疫机制的达成是病态的、极端的，因而不是真正的免疫。现代医学表明，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非常复杂，对于医生来说，患有这类疾病的人的免疫系统类似于摆在其面前的“黑箱”，对它的分析和治疗必须通过患者特殊的临床表现，对具体病症予以具体分析。德里达在使用免疫概念时，指的就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的状态，并将其隐喻化为当代西方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困局。当自身抗体发生免疫反应，存在机体自己的免疫系统敌友不分的可能，攻击自身内在正常细胞、损害自身组织，此时，免疫机制造成了机体的致病状态，这相当于社会内部的安全机制自身发生异化和肢解，以“必须保卫社会”[10]的名义来反噬内部系统，由此引发西方民主制度的崩溃，这是彻底的“内爆”，在使规训、纪律、制度、法规、治理技艺等规范化的基础上，规范化本身病态化，这暗示着，晚期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溃不是因外界因素的干扰、侵袭，而是来自它内部装置的畸形、异化、病态与极端，免疫机制成为对西方社会内部政治的、技术的一切治理术层面的核心隐喻。

免疫的平衡性显得日益重要，“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警惕免疫机制所带来的自残行为，不能让免疫处于自然循环的自我激发状态，解铃还须系铃人，物质力量还是要用物质力量来修补、维系、制衡。所谓自然的免疫机制在社会共同体生活中还是具有人为的因素，政治学、医学、社会学、文学、符号系统等都参与到对它的塑造过程中，没有各种形式的权力技术、人口治理术的介入，全球性大规模的疫苗接种便很难有效实现。免疫的形式不是僵化的，在新冠病毒疫苗产生之前，隔离区的设置是较为有效的自觉免疫措施，创伤记忆与生命政治在免疫的粘合下释放出权力主体新的生命诗性尺度，新冠病毒疫苗产生以后，每个权力主体都参与到生命政治记忆的建构中，在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过程中，完成一次又一次对现实的回访、实现一次又一次创伤的复原，疫苗使免疫空间的形成得以可能，一种敞开的、将内在自由释放出它的外在性的免疫主体得以生成，免疫性社会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此。在这里，在具体的实践中，政治处于生命之间（of the life），而不是凌驾于生命之上（over the life），新冠病毒疫苗作为免疫的现有较为有效的新形式使全球免疫屏障的建立得以可能，社区生活是免疫机制平衡运作于其中的共同体生活，创伤记忆过程的能动者通过疫苗在躯体上留下针眼这种另类空间，实现了创伤记忆与现在和未来的和解。在处于平衡状态的免疫空间中，免疫主体的社区生活不再是一种简单的权力关系性生活，而是被划归为一种伦理的生存美学。

免疫主体身份的获得首先经历的是主体化（subjectivation），“化”是动态过程（processusde），从法语的语境来看，是一套程序和附加在其上的原则起作用的经过。生命个人在程序过程中，获得的是主体的建构，主体建构的形式又是多种类型的，进而生成个人的主体性。免疫主体的生成存在于免疫空间内，形成了两个主体化的模式：第一，对于新冠病毒疫苗而言，生命个人是疫苗的对象，只有在接种疫苗的基础上，个人才转变为主体，成为新冠病毒疫苗对象化的主体；第二，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生命个体出于理性考虑的自我选择，它意涵着生命关注自我（heautou epimeleisthai）[11]的主题，通过呵护自我的自我技术，做出符合生命自身利益的选择，是自我对自我的关系，引导出正确的知识以及对事物的正确认知，在这种认知方式的主导下，通过行动选择构成自我存在的主体。其次，对免疫主体的档案化管理。在被对象化的基础上，将免疫主体归档，主体的行动构成其内部自身特性，同样具有他者性，一个免疫主体相对于另一个免疫主体而存在，在完成疫苗接种的主体中，不同剂次的接种被如实记录在通行码上，区分出接种一针、两针还是三针的免疫主体，划分出全程接种者和接种待完成者的主体类型。此外，在疫情防控个人情况说明表内也会显示免疫主体所接种疫苗的种类，灭活疫苗、腺病毒载体疫苗等类型的接种主体的情况不尽相同。由此，主体的档案化管理区分出不同的免疫实践，按照福柯的观点，这根源于主体化模式中存在的对实践的区分化（pratiques divisantes）。再者，知识-权力始终作用于免疫主体，权力关系导向免疫主体的形成。新冠病毒疫苗与生物医学知识领域密切相关，机构掌握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疫苗由生物制品研究公司研发出来，他们的科学实践产生了关于新冠病毒疫苗的一切知识性话语，话语是合乎理性的，知识总是与权力相关联。机构化的知识的运行必须依靠权力赋予它规训世界的力量，力量被用于不断制造、组织特殊对象的知识类型，并使产生的新知识传播开来。知识依靠权力流通，权力在规训社会的过程中，继续制造新的知识话语。话语不是一套完美的政治说辞，其落脚点是生命个人，作为被陈述的总体支配着某种法则的运行，它将接受权力规训，也就是接受知识而获得主体地位的生命个体对象化，并始终关注主体的具体化体验。

为生命个体注射新冠病毒疫苗是权力技术的彰显，但它的主题不是关于权力本身，而是关于主体。在整体性的人口，抑或是共同体概念产生之前，先有的是活体个人，即具体实践中的日常生活着的生命个体。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规训制度出现，各种强制性技术作用于个体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上，使每个个体处在敞视监狱式的规训管理模式下，生命个体的一切，如衣食住行、健康、生育等方面都成为政治的内容，生命政治演变为一种社会性医学，生命个体在规训权力的训练和操控下，个体间的关系性越来越突出，关乎治理生命的新型治理术呼之欲出，它作用于共同生活的全部生命个体-人口-生命，人口隶属于权力领域，由此，权力的形式赋予生命个体以主体地位。在新冠病毒疫苗产生后，有关疫苗的知识在社会主体间传播，按照福柯的观点，知识的产生是权力的结果，它在权力主体间发挥效应，于是，在现代治理术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一呼百应，主体认同有关疫苗知识的引导，实质是权力主体认同权力技术对他/她的引导（conduct），并服从于一种真正的权力经济学。当权力主体接受疫苗注射的那刻起，留下的针眼是创伤过程空间化的结果，针眼是空心的微型空间，因而不存在“入侵”的问题，主体必然不能和他/她所生存的世界分离，每一个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的主体在免疫的过程中，自身的活机体也被建构成一个免疫空间，其免疫主体性就在他/她自身的免疫空间内部获得，在一次又一次的行动（act）中（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第二针、第三针），由内而外地释放出作为免疫主体的外部性，从而获得自由。由此观之，免疫主体是政治-权力经济学、社会性医学和权力主体之间共谋而成的产物，免疫空间内的免疫人口实现了政治化的医学，从现实层面而言，医学知识也借助政治-司法的工具性将自身合法化、合理化。关于免疫主体的政治学既作为一种医学边缘学科出现，同时也作为一种政治现实拓展了生命政治学的内涵。

4 结语

质言之，免疫主体的形成过程是一部空间的历史，空间为免疫行动的开展服务，空间既是隐喻的，也是接受和行使命令程序的时空场所，因而，免疫空间的形成是权力施加于其上的结果，一系列为保障人类生命健康的安全配置被启动，譬如封闭的区域在疫情的动态发展过程中被划分得愈加细致：隔离区、封控区、管控区以及防范区，基层社区组织、专业医疗团队、治安警察和户籍警察等，各个场地和组织各司其职，并在巨大的免疫空间中得以展开，共同图绘出社会空间组织的交错纵横，随着新冠病毒疫苗的普及，免疫空间的建立必将影响建筑学与城市设计对未来空间规划的分类与调整。免疫空间存在的必要性理由是：第一，免疫的必要性在于疾病在患者的身体上产生影响，患体是疾病的空间化[12]，也成为医疗对象。新冠肺炎疫情一开始产生之时，人们对这种疾病并不了解，对它的处置返还到临床医学诞生之前的水平，只能通过抽象的处理方式，将其从总体上进行分类界定，确定这是具有很高传染性的疾病，感染新冠病毒的患者作为特殊个体，他们被普遍性的医学凝视目光所研究。第二，新冠病毒在阳性患者的躯体上创建了具体的可视化的疾病空间。随着人们对感染病毒的阳性患者进行观察，通过搜集、分析、比对新冠病毒片段，试图寻找新冠病毒的源头，抽象的总结再不能满足对世界范围内病毒发生转移与变异的原因的解释，疾病被还原到每一个生命个体上，才能探求病毒与人类机体之间的联系，得出关于这一传染病的具体临床症状。第三，政治与经济等因素介入医学领域，这是新冠肺炎传染病的真正空间化，同时是建立免疫空间的必然条件。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突发的、席卷整个世界的巨型公共卫生事件，近三年来一直处于公共领域的焦点位置，对其进行防控本身就是一个政治事件，包括疫苗的研发和普及。与疾病相关的机构，如医院、生物制品研究中心、疾控中心等都是权力机构，在权力的督导下一直发挥着制度功能。为精准防御这项传染病，对群体进行免疫，建立免疫屏障的行动势在必行，构建免疫空间是大势所趋，也是整场事件的必然结果，具有安全保障的、稳定特性的世界成为免疫空间的无限性目标。

过一种有生存美学维度在内的共同体生活，免疫主体不仅面对现在的权力关系，还有与自我免疫的关系，它把自己当作一个需要被制作的对象，从而造就自我。从自主方面来讲，要通过解放现实具体的实践来创造自我，新冠病毒疫苗富有意义的隐喻就在于此，它是一种基于创伤记忆的新历史叙事与空间创造，免疫主体在免疫空间中生成、存在，当免疫过剩时，又必将消失。由是观之，免疫主体的生活变成了一件处在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中的艺术品，免疫主体在创伤过程和创伤记忆中不断自我救赎、自我呵护、自我创造，以实现自己的敞开与自由，又在自我危机中不断消失，这种免疫机制是动态平衡的，并乘风破浪一起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