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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与探索:多维度挖掘秦文化深刻内涵
——陇东南·宝鸡首届秦文化论坛谫论

2022-02-26蒲向明张世明

甘肃高师学报 2022年1期
关键词:礼县文化研究

蒲向明,张世明

(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文学与传媒学院,甘肃成县 742500)

研究古代文化就学术目的而言,并非因时造势,而在于探寻历史发展与文化演进的规律。以此观照,研究秦文化仅局限于某个点位或某个时段显然是促狭的。如果我们把秦人、秦族、秦国、秦朝等作为一个文化网路置于晚商、周初至春秋、战国以及对后世中华文明影响的历史长河中,多角度、多层次、多方面、全方位研究,秦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底蕴便会抽丝剥茧般地被发掘出来。目前科技手段和学科发展,在秦文化研究领域不仅彼此影响还相互促进,随着文献学、考古学、历史学、博物馆学等学科的新进展而不断深化,相应成果也在不断涌现,但满足于守成显然是不够的。[1]学界对秦文化的探索从历史和考古等方面的既有积淀出发,向多面不断扩展,凝练出的主要研究方向有二:其一,以考古资料和文献资料为基础,多学科内链推进研究;其二,从比较文化的角度,深入探索秦文化内码信息,探索所有本质特色、内涵深邃的文化意义。这两方面,也可以看作是当今秦文化研究领域的最显著特点。

由甘肃省社科联及陇南、天水两市社科联和陕西省宝鸡市社科联共同举办的“陇东南·宝鸡第一届秦文化论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论坛以“秦早期文化与文旅资源开发”为主题,突破以往重在“方法阐释”“关键词陈述”设置主题的传统模式,将秦文化研究纳入更广阔的学科辐射、更多元的理论视角下进行对话。在聚焦秦文化研究不仅是一个系统、多元、科学的知识体系的同时,也重视学术思想碰撞的超越性、流动性与演进性,为多元融合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更深层次的挖掘秦文化内涵,并不断提出新观点,研究和解决新问题,助推秦文化研究不断向更高阶段发展贡献力量。

论坛于2020 年9 月21 日在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中国秦文研究会、中国知网、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给予学术支持。开幕式上甘肃省社科联党组成员、副主席崔建伟讲话,中国秦文研究会副会长武丽致辞,宝鸡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田晶主持论坛主题演讲报告会。论坛邀请了两位国内秦文化研究领域的顶级学者赵逵夫、田亚岐进行特约主题演讲,50 多位来自北京、陕西、甘肃等省市的高校、研究机构的学者,围绕秦文化研究在不同学术领域的多元化现状展开深度交流。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题为“从渭水看‘夸父逐日’ 神话的历史文化内涵”主题演讲,在阐述了神话的内核包含着历史的真实之后,指出西汉水流域今存乞巧风俗是远古秦文化的遗留,是周秦文化交融的结果。他认为,研究乞巧、先秦文化要从神话传说中寻找线索:一是从文学的角度去感受,二是从神话中包涵的历史内核去探寻。随后通过解读《尚书·禹贡》《诗经》《史记·齐太公世家》《山海经·西山经》等古代文献对渭水的记载,指出远古先民对渭水就很熟悉并存在于他们的早期记忆中,这同华夏先民早期活动发源于西北有关。在此基础上,他分析了“夸父”代表的社会形式和“夸父”神话的地域背景,探讨了“夸父逐日”神话的内涵,实际上反映的是商奄人追随秦人入昧谷的西迁史,夸父由商奄人而来:周王朝西遣秦人至朱圉山,山南有昧谷,即秦人所谓日落之处。经过漫长的流传,夸父被刻画为一个力大无比、追赶烈日的英雄形象,表现为中华民族不怕困难、英勇顽强的大无畏精神。[2]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亚岐研究员的“血池遗址考古新发现与秦汉鼎盛时期郊祀之礼程规复原研究”主题演讲,开宗明义指出血池遗址考古发掘的文献学意义和现实意义,介绍了雍郊秦汉国家祭祀中心的历史沿革、雍畤祭祀礼仪传承与启示,分析了血池遗址考古遗存构成、发掘的过程,展示了出土文物以及相关资料,指出血池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作为秦“九都八迁”历程中的正式都城——雍城完整功能区的重要发现,并为以后复原早期秦人祭天礼仪程规场景提供了借鉴。他们二人的主题演讲,从不同层面向与会领导、专家学者提供了认识秦文化内涵精深的种种可能,为进一步研究秦文化开阔了思路。

论坛交流发言,涉及面甚广,内容丰富,新见迭出。既有考古新发现,也有文献新解读;面上研究不离早秦畤祭、都邑、墓葬,个案研究深入到秦文字、青铜器、车马器等;既有秦文化的宏观探究和早秦文学研究的学术史归纳,也有秦文学的具体关照;既有秦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有神话传说的探源等等,涉及到考古、历史、政治、军事、经济、商业、文献、文学、地理、民俗、旅游、外交、体育、后勤保障等诸方面。

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和新认识,是一大亮点。董卫剑《吴山遗址考古发现的一些认识》通过对吴山遗址考古出土的车马及礼器分析后,认为该遗址是典型的东周、秦汉时期祭祀天帝的场所。曹定一《论甘肃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秦国青铜器铭文与时代》,通过对礼县大堡子山所出青铜器“秦”字的演变来论证推测秦公墓地墓主,认为A 类“秦”字可能属于秦庄公器物,B 类可能属于襄公器物。孙宗贤《非子封邑与汧渭之会探赜》对秦邑和汧渭之会地望问题,依据文献资料并结合田野实地调查和新的考古发现,从其所处地理环境、文化背景及都邑属性等多方面深入分析,认为“秦邑”地望应在陕西省凤翔县长青镇孙家南头村,汧渭之会在其以南不远处。景宏伟《雍城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玉鞋底初探》认为秦公一号大墓出土的玉鞋底不是实用之器具有象征意义,并与礼仪思想有关。辛怡华《陈仓城、陈宝祠的位置与现状》以 《宝鸡戴家湾考古研究报告》为蓝本,认为戴家湾是一处有数千年丰厚内涵的文化遗址,也是陈仓城、陈宝祠的所在地,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但遗址保护现状极为堪忧。杨曙明《秦汉雍畤考》以考古发掘为依据,认为秦文公之鄜畤,秦灵公之吴阳上畤和下畤,汉高祖刘邦之北畤俱在陕西雍城三畤原。张希仁 《论秦“西新邑”》指出,随着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的发现,如何确定西犬丘之地望,必须深入研究,他认为春秋战国的西犬丘、西垂之地和汉代典籍记载的西垂宫、西新邑应是同一地点,他依据经考古发掘、实地考察和综合多位学者观点后断定:这个地点就在漾水河汇入西汉水的夹角地带,即今礼县永兴镇和汉西县长道镇的毗连地域——店子川,别名天嘉川。[3]

出土材料个案研究,也有探究幽微之处。汪受宽《礼县战国铜人》认为礼县永兴乡赵坪村出土的战国铜人,印证了早期文献中对战国秦力士形象的记载,也是目前为止中国先秦唯一的裸体举重力士的金属铸刻形象,是中国举重和摔跤史上重要的实物,极具文化典范意义。韩蓓蓓《放马滩秦简日书“行”简考》通过对出土于天水放马滩的战国秦简日书“甲”种“行”简和“乙”种日书“行”简的释读考证,论述了早期秦人的出行仪式,即行“禹步”和行前除道,以庇佑出行之人的顺利平安。

秦文学文献研究分量厚重,涉及到以前容易忽视的领域。蒲向明《早期秦文学研究的学术史状况述论》认为秦文学研究主流和支流并存,而早期秦文学研究是从秦文化研究分化而来,并对晚清以来国内外秦文学、特别是早秦文学研究学术史做了归纳,早期秦文学即周代秦文学,应该把早秦文学贯穿在周代、并把传世和出土文献作为一个整体来综合考察研究,对早秦文学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应坚持“虚心搜求、力求全面、参之国史、平清而论的”原则。[4]王美盛 《诅楚文年代“旧说”“新说”之辨识》通过诅楚文中的“秦嗣王”“诸侯”“楚王熊相”“背盟犯祖”“边境”“百姓”“两、也”“张矜、底兵”、诅楚文不同版本比较和诅楚文作者解读诸侯共攻秦国等十个问题的辨证对诅楚文“秦二世说”作了进一步申论。王宏波对王美盛先生观点持不同看法,其《〈诅楚文>是赵高所做吗》对王美盛立论之处逐一辩驳,认为诅楚文战国说难以动摇,“秦代二世说”不能成立。邰潇玮《秦祀巫咸神文年代考》从历史地名信息角度探析后,认为神文作于秦昭王十一年(前296)。余永红 《〈西山经>的秦文化意蕴》一文,以 《山海经·西山经》对西北地理的描述来揭示其与秦人的关系,并详实论证 《西山经》隐含的早期秦人在西汉水流域的发展轨迹及特有的文化意蕴。

对于秦早期文学作品的解读,在时代、主题、地域方面的探索比较突出。宋婉琴 《从〈秦风·无衣>看秦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以解读作品思想的角度,认为 《秦风·无衣》展现出了秦人慷慨从征、勇于杀敌的尚武精神、团结协作和爱国情怀,具有中华民族的血性因子和大无畏精神气概。焦红原《〈诗经>中的〈蒹葭>与陇南》一文,通过对 《车邻》《驷驖》《小戎》《蒹葭》的解读,认为 《诗经·秦风》中与秦人先祖有关的诗歌,主要产生于今陇南西和、礼县,天水和宝鸡一带,它们是秦人崛起西垂的见证,与蒹葭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也很明显。张建奎 《〈蒹葭>〈无衣>创作考》从历史的角度解读《蒹葭》和《无衣》,认为《蒹葭》创作于女防或旁皋时期,《无衣》的“衣”当指“七章之衣”,即诸侯穿的官服,创作时间在前823 年左右,创作地点在秦邑。陈江英《权德舆七夕诗与乞巧民俗祭祀仪式》以权德舆七夕诗联系到当代西和、礼县的乞巧秦人遗俗,认为二者在祭祀仪式方面有传承和关联。

秦历史人物与神话传说研究方面,涉及秦历史人物评价、神话传说探讨和再认知。任建库《多主体视角看秦穆公》结合秦穆公的谥号和“三良从死”认为秦穆公谥缪无疑,评价秦穆公应该用东方、西方和秦人自己三种立场综合考量,即用共在论的立体而非单一主体视角来观察,才能符合历史实际。卢鹰《秦始皇的生身父亲考释》通过引述明代学者汤聘尹和王世贞、清代学者梁玉绳和钱大昕等人的观点,认为秦始皇乃吕不韦私生子的传说是弥天大谎,史学研究应该实事求是。郭延坡《伏羲形象和‘伏羲传说’ 再考证》从史料分析伏羲形象的演变是“层累”的结果,伏羲形象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神到帝的过程,就整个伏羲神话系统来看,记载衍化也是贯穿了一个从散乱到系统的演进,并对“伏羲生于成纪说”做了线性勾勒。

秦制度研究方面,主要集中于秦法治思想和精神研究,落点在对当代法治的启示。武丽《秦律与依法治国》认为秦律是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秦朝是一个自觉的古典法制时代,实际运行上并未离开“人治”,从历史贯通的角度看,法治兴盛与否事关国家强弱,就现代法治视野观察,治国必须依法。刘平海 《反思和超越:〈商君书>法治思想对当代核心价值观的启示》认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以历史为参照,规避“法治”理念中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意识和措施:法律至上而非极端“法治”、良法之治并非“以刑去刑”、人权保障而非保障特权。吴红叶《秦法治精神的现代启示》强调以史为鉴:建设现代法治中国,立“良法”是源头,执法和司法公正是关键,培育法治意识是主要内容。王百岁《论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和时代意义》从三个方面分析并肯定了秦始皇的功绩,指出了对当今时代的历史价值和借鉴意义。

秦文化宏观研究,成多重维度展开。张欣《秦文化探源》界定秦文化是典型的内陆型文化,经过战略地位的选择和地理环境的转换,秦文化得以飞速发展,不仅成为汉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政治上,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式和国家观念;经济上,确立了封建体制重农抑商、以农为本的自然经济模式;思想文化上,开创了文化专制主义的先河。贾占军 《秦文化尚法思想探析》认为秦文化是中国传统制度文化的基础,以法家思想为内核,其尚法精神对现代社会有四点启示:崇法、尚法的法律信仰,唯实、去虚的拿来主义,变革、创新的独立意识,规范、标准的科学精神。崔峰《秦文化的形成与秦朝的兴衰探微》探讨了秦文化形成主要得自四个因素:早期商夷的赢秦文化,周文化的影响,与西戎文化的融合[5],三晋法家文化的移植。卢鹰等《再论先秦时期周文化和秦文化互动关系》认为秦人全面吸收周文化,并创造性地加以融会贯通,通过接收“周遗民”,吸收周人信仰,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文字犹有丰镐之遗”,从而实现了秦文化的跨越式发展。田延峰《秦的礼乐文化与“德”的关系》认为秦“德”与礼乐密不可分,秦人对以恩惠与回报为主体的“德”的主动运用,易于处理君臣关系以及秦与其他诸侯之间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功利色彩。冯丽《为秦文化正名——浅析秦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认为秦文化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一支,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应纠正过去人们对秦人、秦文化的偏见,还原秦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应有的地位。赵琪伟《礼县红河流域在早期秦文化中的地位探微》涉及到具体地域在秦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作为周秦文化在西汉水流域的活动中心区之一,礼县红河流域有丰富的早秦文化遗存,红河六八图遗址发掘的墓葬及出土文物,为全面研究早期秦人在此地的文化和历史提供了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刘吉平 《廊道行走:西汉水流域旅游文化开发述论》以古带今,以西汉水上游早秦文化、蜀道与三国文化、茶马古道、盐官与骡马交易等文化资源为抓手,大力发展陇南文化旅游。袁筱平、卢辉 《先秦陇南体育的基本形态》认为早秦体育文化受当时社会整体需要和人们价值取向影响,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任维哲《秦商、陕商与西商辨析》对秦商、陕商与西商做了比较,认为对“秦商”的称呼应该明确而统一,由此可以增加陕西商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本届论坛在继承前人关于早期秦文化研究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发掘新材料,探寻新视角,提出了新观点,百花齐放,众家争鸣,是陇东南·宝鸡区域性早期秦文化研究丰硕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个属于地域性的早期秦文化论坛首次举办,进一步开启了早秦文化研究的回望与探索、多元交互与碰撞,启发了很多严肃而有深度的学术思考。随着后续每届论坛的举办,必将为早期秦文化研究提供新活力与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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