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龙

古今中外文学作品中关于“物件”的描写多如牛毛。《西游记》里各路神仙妖怪的法宝、《水浒传》里放倒英雄好汉的蒙汗药、《三国演义》里兵家必争的粮草、《红楼梦》里令人眼花缭乱的家什摆设、《荷马史诗》里的特洛伊木马、《圣经》里的诺亚方舟……都是“物件”。我们若将目光聚焦于短篇小说或者小小说，也不难发现“物件”的影子：《搜神记》中的《莫邪剑》、宋人笔记中的《金烛》、冯梦龙的《蒋兴哥重会珍珠衫》、莫泊桑的《项链》、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等等都是标题中就突出了“物件”，可见物件在短微小说中是不可忽视的一种存在。因此，我们就来探讨一下小小说中的“物件”及其艺术可能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动物的最大区别是人会制作并使用劳动工具。劳动工具可以说就是一种物件。从这个角度而言，作者在作品中关注“物件”是一种必然。实际上，在作品中出现的“物件”可以是天然的，也可以是人为的。但在作品中，不管这个物件是天然的还是人为的，物件的出现必然是作者主观能动性的一种创造。比如，作者在作品中对一个天然物件的描写，有一个从“眼中之竹”到“胸中之竹”再到“手中之竹”的复杂的主观加工的过程。而对一个人为物件的描写，更是包含了诸多的想象、联想、情感、灵感等因素。所以这些物件便有了“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艺术可能性，在文艺理论中，我们一般称之为“意象”。

小小说由于篇幅字数的限制，对“物件”或“意象”的描述如同对人物的描述一样，不可能如中长篇小说那么细致。但从小小说的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的角度而言，“物件”或“意象”的艺术可能性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是某个意象贯穿小说全文，成为小说叙事的情节线索，折射时代环境，刻画人物形象。希尼尔的《寿司》、艾禺的《风筝》分别以寿司、风筝为题并贯穿全文。“寿司”这一意象表现出老少两代人对历史的不同态度，“风筝”这一意象则表现出不同时代儿童的乐趣相同，但社会贫富差距依然存在的客观事实。林高的《花事》以一盆假玫瑰花贯穿全文，通过对待假玫瑰花的不同态度刻画了爱假花的女上司、T、J和爱真花的W两种类型四个人物形象；《空椅子》通过对待去世后奶奶留下的一张空椅子的不同态度，刻画了家中老大、老二、老幺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佟暖的《门里有人》以不同形式的门（木门、铁锁门、防盗门、自动门）来反映时代变化以及门后人的心理变化，物非人非之感油然而生。希尼尔的《角色》则以“他”担任抗日电影群众演员时，技巧性地俯身向下避免踩伤却无法忘却爷爷当年屈死的眼神这一瞬间意象来折射新加坡时代日军的残暴与“他”因此所形成的条件反射。

第二种情形是某个意象或多个意象在小说叙事过程中突然出现，成为小说情节变化或结局突转的道具。艾禺的《最后一次》中，在母亲弥留与见证末班火车进站的历史性一刻之际，他在妻子和孩子的强力要求下选择开车去火车站。当见到火车进站的刹那，他猛然想起七岁那年母亲第一次带他在这里搭火车探亲的情形，便义无反顾地去见母亲。在这篇小说中，“火车站”这一意象是贯穿全文的线索和矛盾冲突点。“火车进站”这一昨日重现的意象促使他改变行动，情节发生变化，结局随之突转。《风筝》中，“用玻璃线割风筝”这一意象不仅是小说的伏笔，更是小说中爷爷原谅男孩的原因。因为爷爷小时候也曾用过这种方式割人家的风筝换钱。通过这种看似程式化的往日重现的意象，小说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的虚实相生，扩大了小说的叙事容量。蔡志礼的《报喜》通过打火机、香烟等意象层层铺垫，实现情节的反转，刻画了一个表里不一的“全国反吸烟联盟中央委员会”主席形象。黄兴中的《七里香》以七里香为道具，引出老陈年少时的一段往事，导致陈太太吃醋，又以茉莉为道具消解陈太太的醋意，实现结局突转。希尼尔的《买棺》中，棺材店订棺材送纸扎宝马，麦哥为阿公定做棺材后却提出不要宝马而要三轮车。三轮车这一意象在结局出现，不仅与前文奢华的棺材和陪葬品形成对比，更是巧妙牵出老一辈华人来新加坡谋生的艰辛历史，让人在今昔对比中感慨历史的沧海桑田。《流言》中，阿嬷的儿子去世后，后辈因不会闽南语无法与之沟通，只能依靠菲佣希蒂传话。阿嬷去世后，“我们”不仅想学闽南方言，更希望去希蒂的故乡巴厘岛学习闽南的家乡菜谱。闽南家乡菜谱这一意象在结尾的出现表明“我们”在新加坡失去的不仅仅是家乡的语言，还失去了更多的传统文化，同时也表现出年轻一代新加坡华人的“寻根”意识。

我们在这里推荐的是王奎山的经典作品《红绣鞋》。《红绣鞋》选取麦苗出嫁前去看前男友贵的娘七婶这件事展开叙述。通过麦苗和七婶的对话，我们知道贵在部队牺牲了，平时都是麦苗照顾七婶。麦苗在出嫁前见七婶的所言所行表明她早就视七婶为“娘”，而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她和贵二人的爱意情浓。但在七婶将麦苗推出门外，回到西边屋子看到贵遗像前的红绣鞋时，小说前文铺垫积蓄的情感达到高潮。小说结局因这突然出现的红绣鞋显得出人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麦苗重情重义的形象也因这新娘的红绣鞋变得更加丰满，小说的余韵更加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