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桔　吴楠

费孝通：人民社会学家

“一个社会学专业的学生，绝不能不知道费孝通。”这句话，是我在上第一节专业课时，老师对我说的。

的确，作为社会学家的费孝通老先生实在是太有名了！

学界甚至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要把中国的社会学分派，可以直接分为费孝通派和非费孝通派，差不多就是“天下社会学才共一石，费孝通独得八斗”的那种感觉吧。

社会学？还是研究中国社会的？看起来冷门又小众，再有名也就那回事吧？没错，这就是我曾经的想法，浅薄得可笑。一道高中练习题就啪啪打得我的脸生疼——

我国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概括为“珠江模式”“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其中，你认为苏南模式应为（ ）。

A.引进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为主

B.发展乡镇企业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

C.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的模式

D.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

“what？这不是讲经济的吗？跟社会学有什么关系？怎么会是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呢？”打脸的更在后头。上了大学我才知道，《乡土中国》《生育制度》《江村经济》三本书被公认为是法学院本科生的必读书目，而这三本书的作者都是费孝通。其中，《江村经济》是先生的博士论文，被誉为“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乡土中国》就更不用说了，首次出版于1948年的这本书，是学界公认的中国乡土社会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现为部编版高中语文“整本书阅读”的指定阅读书目。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张乐天教授曾公开表示：“我学哲学出身，但我悄悄地把费孝通当作老师！”毫不夸张地说，不仅人文社会学科的学子，普通高中生都能在先生的书中读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且丝毫不用担心有阅读障碍，因为书中就没有什么专业术语。

先生的成就远不仅于此。事实上，为中国农民找一条出路才是他大半个世纪来苦苦追寻的，他“志在富民”。他长年到各地做实地调查，几乎踏遍了整个中国，即便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后也不例外。他研究乡村和农田，调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的发展，为推动地方发展提供了宝贵建议。先生从不说“你该怎么做”，他认为学者要用老百姓明白的话，告诉他们还不明白的道理。这让他的观点极易被基层接受。因此，先生的“小城镇建设”“乡镇企业”“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的理论才得以传播。

2003年，在93岁高龄时，先生第七次来到了甘肃定西，看到当地农民的生活比上次来时好多了，不再以土豆为日常生活的主食，他说：“我以后可以不用再来了。”

2005年5月，在先生逝世不久，新华社《瞭望东方周刊》发表纪念文章，文中这样写道：在20世纪的中国人文学者中，几乎无人能像他那样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无人能像他那样将“学人话语”化为“经世致用”的举动;而且几乎无人能以一生之心力，孜孜以求，“穷经皓首，志在富民”。

费孝通：永远的老校长

“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绝不能不知道费孝通。”这句话，是每一个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生都听过的。

不错，提到中央民族大学（以下简称“民大”），你可能会想到她是集齐了五十六个民族学子的高等学府，是拥有各民族美食的“帝都最强食堂”，是每逢节日便载歌载舞的“歌舞升平”大学。可在众多本校学子眼里，一提到中央民族大学，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却是永远的老校长——费孝通。

1951年初，刚过不惑之年的费孝通先生受命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工作，他参与制定学校的未来发展方向和办学宗旨，明确学校研究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定位，并于是年6月担任副院长。从此，费孝通先生与这所大学结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解之缘。

中央民族学院首批学语言的学生是从全国各大学文科调来的。为了让这些学生获得更好的教育，先生煞费苦心，多方奔走，邀请大师级的著名教授来上课。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罗常培先生第一次来上课时，是由费孝通先生陪同的。费老不仅介绍了罗常培先生的简历及学术成就，还亲自为罗先生脱大衣、搬椅子，极尽“后辈”之礼。这一切细节，都给学生们以深刻印象，令他们从中学习到尊师做人之道。为了各族青年学生们的健康，强调锻炼身体的重要性，费孝通先生特别邀请清华大学的马约翰先生来作体育锻炼方面的演讲。在礼堂舞台上，在讲完锻炼方法、生活规律之后，马约翰先生要给大家示范如何做运动后的按摩，于是问谁上台来帮忙示范。费孝通先生纵身上去，躺在冰冷的舞台上面，马先生则边讲解、边在费先生身上做示范，大概有20分钟。台下，大家先是惊奇，后是感动，那可是严冬时节啊！要知道，20世纪五十年代初北京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太多了。

1952年9月，费孝通先生负责组建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他以独到的战略眼光，抓住全国院校调整的机会，广泛招募学科人才，一批一流学者先后来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使这里大师云集、人才济济。他们当中，不仅有潘光旦、吴文藻、翦伯赞、吴泽霖、林耀华等著名学者，而且还有一批已经在民族研究工作中崭露头角的中青年专家。正是因此，研究部成为当时国内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和民族史学等领域学术权威的荟萃之地，中央民族学院也迅速成为国内知名、有国际影响力的著名学府。

可以说，中央民族大学能有今天，离不开费老的努力。而费老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六年有余，但身处民大的学子，仍然无时无刻不感受到他的存在。

如今，走在魏公村27号的校园里，你能看到大礼堂前立着“美美与共 知行合一”的校训。前半句“美美与共”便是取自老校长关于民族问题的十六字箴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老校长曾说：“如果人们真的能做到‘美美与共，也就是在欣赏本民族文化的同时，也能欣赏、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那么，地球上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就达到了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

除了校训，校园里还有许多老校长的题字与痕迹。雄踞海淀校区西南角的图书馆是学校第一座新建现代化建筑，匾额上“图书馆”三个字便是老校长所书。为了纪念费孝通先生，2016年，中央民族大学设立了创新实验班“孝通班”，秉承费先生“从实求知、美美与共”的理念。

时至今日，倘若费孝通先生能看见培养了众多少数民族第一个学士、第一个硕士和第一个博士的民大，民族学与社会学学科建设蒸蒸日上的民大，中国少有的校园里能汇集56个少数民族学子的民大，各族同学每周五晚欢聚在操场跳着锅庄舞的民大，一定会对学校的建设与发展感到欣慰。费孝通先生对待学术问题、民族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民大这所著名的學府，其精神早已与民大的精神融合在一起。

我在本科阶段便学的是社会学专业，已然深深地爱上了这门学问，“费孝通”这三个字，更是听老师们说过无数次。而今，我追随费老的步伐，考研来到了中央民族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硕士学位。时隔40年，我竟与费老在同一个校园里“相见”。在银杏飘黄的季节里，我坐在丰台校区崭新、充满现代化的教室里，听先生的学生为我们讲述我未曾了解过的费先生与中央民族大学的故事。

作为一名民大人，虽然我们从未见过费老，但他一生“行行重行行”，用他的实际行动影响着一代代学子，为每一位有志于学习社会学的学子，为每一位民大人指明了做学术应有的态度和方向，为我们树立了“大师”的风范和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