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运章　李迎年

2019年10月21日，在二里头遗址发掘六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以《揭示古老文明的无字天书》为题进行报道。二里头文化是否真的是“无字天书”，二里头遗址是否发现夏代的“纪事文字”，这是学术界普遍关心的重要问题。1981年，该遗址出土的一件小口陶尊的肩部就明显刻有3个“符号”。

二里头陶尊“符号”的发现和探索

考古发掘者在《偃师二里头遗址1980-1981年区发掘简报》中指出：这件编号为81yLT22⑤：2号的陶尊，为“侈口尊，泥质灰陶。口较小，有颈，沿外侈，广肩，腹急收成小平底，饰绳纹附加堆纹，肩部划有目状纹及勾形纹。口径20.5厘米，高30.5厘米”（《考古》1984年第7期）。

李学勤先生针对陶尊肩部右侧的“目状纹”指出：“它是由圆转流动的弧线构成的，右端略呈向下弯曲的尖角形，左端为向下卷钩的螺线形，图形中央有一圆点……或许有人会把整个符号看作眼形，中央圆点是睛珠，这同符号的轮廓实不相符。同时要注意到，‘臣’字形的眼，直到商代二里岗上层还不曾流行。”（李学勤：《二里头陶器的一个奇异符号》，载《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由此可见这个“奇异符号”构形的基本特征。他也注意到这个“奇异符号”与甲骨文、金文“臣”字的有机联系。

他还特别指出，“类似的符号”在20世纪3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发现的一件椭圆形黑陶杯上已“发现过”。在陶杯的外口沿上有“锯齿形纹饰在口沿上分布成一圈，而有两处不完全相对的缺口，各刻有一串符号”。这种在花纹间刻画“符号”的现象，在“良渚文化器物”上“屡见”不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