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 建 华

(中国石油大学 出版社，山东 青岛 266580)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站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大学出版社必须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大学出版社始终以“为高校科研教学服务”为宗旨，肩负着学术传播的重要职责，成为我国学术出版的主阵地，为我国学术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我国，可以按照码洋规模将大学出版社划分为微型出版社、小型出版社、中型出版社、中大型出版社、大型出版社和超大型出版社。[1]其中，数量最多的是中小型出版社。随着出版强国战略实施的稳步推进、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加速发展以及数字出版技术的不断革新，我国学术出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因此，中小型出版社应当抓住机遇，加快转型升级，以更好地服务于学术出版事业,促进学术出版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一、新时代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面临的新机遇

(一)国家战略实施的政策红利

当前我国正处于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大学出版社作为出版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肩负起推动学术创新与学术繁荣的历史使命，为我国学术出版事业贡献力量。为推动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为大学出版社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2018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出版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要推动出版行业改革创新，不断加强内容建设；确保产出高质量出版作品，出版行业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019年11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大力支持大学出版社发展学术出版事业。2021年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我国将于2035年建成出版强国，基本实现出版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版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中的作用更加彰显。可见，我国为出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力的政策指引，以推动我国学术出版高质量发展。

(二)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平台支持

“双一流”建设工程，助推高校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科技创新等方面迈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在过去，大学出版社，特别是实力相对较弱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并没有得到高校的关注与支持。但随着大学“双一流”建设的加快推进，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学术传播等方面的作用日益凸显，对高校重点、优势和特色学科的学术建设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各高校纷纷重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并以自身多元的学科背景、完善的人才梯队、丰富的研究资源来扶持大学出版社的发展。[2]很多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得到了所属高校的重视和支持。未来，中小型出版社应继续聚焦所属学校优势学科和特色专业，在契合高校“双一流”建设需求的同时，守正创新，抓住发展大好机遇。

(三)数字出版革新的技术赋能

技术正在改变着世界，数字出版技术的出现与应用也在悄然改变着学术出版的发展格局。过去，大学出版社一般采用纸质图书、纸质刊物等形式来出版学术著作，这在一定意义上限制了学术交流与学术传播。在数字出版技术出现后，各大学出版社纷纷开始创新和探索学术出版的新形式，力求争得发展新突破。作为一种新型出版方式，数字出版借助多样化数字技术对出版内容进行加工转化，并通过互联网传播数字内容产品，其具有提高审稿效率、缩短编辑周期、丰富产品形态、拓展传播渠道的优势。[3]目前数字出版产品形态多种多样，例如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据库出版物、手机出版物等。尽管数字化时代给纸媒出版行业造成巨大的冲击，但是迭代出现的数字出版也为出版行业提供了崭新的发展机遇。例如以电子图书、数字刊物为代表的新形式不仅为大学出版降低了成本，还大大扩展了学术著作的传播范围。数字出版技术的应用与革新，更有助于帮助资本实力羸弱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实现“弯道超车”。因此，中小型大学出版社更需要抓住机遇，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学术出版的融合，推进学术出版的数字转型。

二、当前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

专业化人才的缺失一直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所面临的严峻问题，阻碍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相较于大型出版社，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的薪酬水平、绩效激励、培养体系普遍处于较低的水准，这使得中小型大学出版社难以“招到人才”“培养人才”“留住人才”。另一方面，学术出版是对某一学科领域深入研究的成果，需要高水平专家的评审与论证，而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选题规划和论证普遍缺乏同行专家的参与，这就使得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选题学术价值性不足，选题的统筹规划不充分。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小型出版社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此外，大多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人才管理制度和方法较为落后，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科学规划和人力淘汰退出机制，导致出版社人才年龄结构失衡[4]，出版社内部环境缺乏创新和活力，致使中小型大学出版社长期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无法适应新时代社会发展需求。因此，解决人才队伍专业化程度不高的问题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当务之急。

(二)选题内容创新性严重缺失

互联网时代是知识爆炸的时代。这对学术著作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前所未有的“高要求”。出版业是一个“内容为王”的行业，优质的原创内容更是学术出版的关键所在。当前,“高质量发展”成为各行各业的主题，在“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指导下，各行各业都在提质增效以满足“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大学出版社也不例外，在提升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同样注重社会效益的提升。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高质量”不仅体现在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严格的审校流程上，更体现在高质量的选题方向与产品产出上。而由于方向把握、作者水平等原因，目前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的内容建设上存在着许多问题。以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为例，学术出版专业特色突出的优势背后是选题面临极大的局限性，比较突出的是偏重科学知识的陈述和灌输，没有对读者进行细分和定位，缺乏从读者角度对专业知识进行深入浅出的趣味化表述，在内容语言、表现形式等方面没有达到让专业知识贴合读者阅读需求、使其便于获取的根本目的。

具有创新意义的选题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脱颖而出”的关键,而在现实中很多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并没有依托所属高校资源，形成自有的、独具创新的主题出版。主题出版往往以某特定学科、专业或者国家重大事件、重大理论等为核心，持续地输出一系列有深度、有广度的出版物，形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研究，以“专而精”的出版内容打造学术出版的鲜明名片，从而提升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5]尽管目前少部分大学出版社推出了学术主题出版物，但存在着连续性差、传播度低、深度不佳等问题。

(三)宣传推广有效性存在不足

由于国家和学校的政策保护，大学出版社的创新能力与抗风险能力远低于市场化的出版社。尤其在网络销售、数字化出版等新的出版技术与营销手段的剧烈冲击下，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较为传统的销售观念、市场网络、营销手段已经不能适应急剧变化的市场需求。宣传推广能力不足、渠道形式单一的问题较为突出，营销手段一般仅局限于、习惯于传统的书评、书讯和讲座等形式，受众存在局限性。此外，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对新媒体渠道的利用也不够充分，在微信、微博、抖音、哔哩哔哩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利用方面，缺乏认真思考和勇敢尝试。从整体来看，在作者、内容和渠道推广等方面，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建设没有进行整体化、系统化、长期化的筹划，受众群体少，缺少品牌力，更没有形成很好的读者群体和读者黏性。在国家对学术事业高度重视，大力提倡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普及的新时期，大学出版社如何充分结合母体大学优势，应势而为，勇担学术出版的重任，发扬大学出版社的公益精神，彰显社会担当，值得大学出版社工作人员深思和进一步探讨。

三、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路径探索

(一)坚持正确导向，筑牢意识形态阵地

习近平在《坚持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正确政治方向》《做党和人民信赖的新闻工作者》等文稿中指出，要坚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6]习近平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出版工作坚持正确导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做好学术出版工作，首先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旗帜，守牢意识形态阵地，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其次，以“成为先进思想的倡导者、学术研究的开拓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党执政的坚定支持者”[7]四个定位为工作基准，坚持正确的学术出版方向，坚决维护马克思主义学术话语权，树立精品意识，打造高质量学术出版阵地。

(二)依托学校母体优势，挖掘培养学术作者

母体优势是大学出版社得天独厚的优势之一，对于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而言，在人力、财力、物力较为匮乏的情况下，唯有修炼好“内功”，依托与母体大学之间天然联系的纽带，有效整合母体大学的专业优势、学术科研能力以及较为齐备的科研人才队伍等资源，才能走出一条符合自身实际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专业化、精品化、特色化、创新化发展路径。

首先，与其他类型出版社相比，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因自身“弱位”，其发力方向应聚焦内生发展，而非外生发展。大学出版社应该先“做一些自己熟悉的事”[8]。其中人才资源是支撑中小型出版社发展的“第一资源”，母体学校的人才资源则是大学出版社最为忠实与可靠的作者资源。一方面，教育行为本身就与学术创作一脉相承，因此，从大学中挖掘培养的学术作者更容易从专业学术性的科学研究中进行专业化、系统化知识的提炼，生发出兼具专业特色与实际操作意义的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无论是从情感认同还是从工作归属来看，母体学校作者与本校出版社的联系更为密切，也更倾向于为学校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发展“增砖添瓦”。因此，挖掘母体大学优质作者资源是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最容易做到、最容易做好，也是最能保证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产出稳定的事情。基于此，大学出版社获取优质学术作者的最优途径，就是结合母校“科”(即特色学科、一流学科、科研团队)的优势，立足学校母体，在教师中挖掘一批具备优质科学素养的作者，按照学科领域、学术成就等信息进行分类管理和维护，建立专业作者资源库，培养“水土相符”的“本土”专家式作者。

其次，构建学术出版工作的长效运行机制在于整合现有人脉资源，打通现有作者、专业读者与同领域专家的阻隔，形成作者、读者与专家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在培养“本土化”作者资源的基础上，还可以考虑打造专家延伸式作者团队，即“专家+研究生+本科生”模式。大学不只有专家，还有充满活力的学生，学术领域的专业性使得学术出版的作者与读者身份会时常转换。因此，获取读者信息也是提升学术出版实效性的关键所在。笔者所在的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就通过立足石油学科特色，与学校团委联合，结合每年举办的校园科技文化节，每年面向师生举办科普原创大赛。自举办以来参与者从一开始的大三、大四学生为主逐渐扩大到硕士生、博士生，甚至年轻教师与专家教授也有参与；作品既有科普文学、科幻文学，也有科普小视频、科普摄影等，至今已挖掘培养出了数个专家延伸式作者团队，实现了学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对话，积累了大量的原创文、图、影、音等内容资源与选题资源，为将来的学术图书立体化出版提供了良好基础。

最后，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工作不能盲目冒进，也不能固步自封。出版社依托母体资源并不意味着仅仅局限于母体资源内进行学术出版活动。“借势而为，借力而行”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有效策略之一，“合作”始终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主旋律”。许多具有明显专业特色的组织机构，如科研院所、科协、科技馆、博物馆等，大都与大学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这些组织机构云集了一批兼具实践经验与专业背景的人士，与这些组织机构合作，不但能够挖掘出长期从事科研工作的优质作者，而且往往还能获得丰富的数字资源。但培养和挖掘专业知识素养高且具有较高文学素养的专家学者从事学术出版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大学出版社领导、编辑秉持持之以恒的出版决心、出版定力和发挥高超的编辑智慧，不断巩固、加深与老作者、新作者资源之间的关系。

(三)“共性”“个性”双管齐下，内容形式守正出新

推动学术研究，即大学出版社以学术成果出版行为推动学术进步是学术出版的关键要义之一，优质的内容是一切成功的保障，也是培养读者、建立品牌的前提。这意味着学术出版的内容应推陈出新，在一定程度上具备创新特色。一般而言，学术出版就是把研究者和专门学术工作者关于某一领域或专门领域的重要发明或思想创见根据专业标准经过编译处理,以著作方式面对大众进行出版的一种方式。[9]这意味着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首先应当遵循一般出版工作的规则“共性”要求，遵循市场规律，参与市场竞争，具备经济属性；同时，作为文化建设的一环，学术出版工作还应具备社会属性，服务于国家需求、大学建设与当地发展。[10]

在遵循“共性”特征的基础上，特色化与创新化是提升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发展前景的最有效途径。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依托的高校实力一般并不出众，这就导致与实力较强高校的出版社相比，其发展的资源优势并不突出。因此，从地方特色、母体特色与专业特色中汲取“个性”特征，从细节、局部上进行提炼，才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克服现有资源局限困境、拓展发展空间的关键所在。

一方面，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需要打造特色内容，实现学术出版的内容创新，而内容创新的第一步是找准自身的战略“定位”[11]，找好定位点，即内容的切入点，不需要大而全，而应该做到精而专，将文章“写在中国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从精细化与精准化维度着手学术出版建设。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依托本校一流学科资源优势，秉持“专而精”的差异化发展思路，产出系列精品学术出版项目，极大地促进了学术出版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优质的内容还要配以优秀的表现形式。全媒体时代，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更加多样性、便利化，慢慢形成了碎片化阅读方式，这些都给传统学术出版带来了挑战，也决定了学术出版在形式上需要创新。在全媒体时代，学术出版在表现形式上可以说是“专业知识+大众艺术”的综合体。首先，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内容创新应向大型专业出版社看齐，着重从尖端发力。如浙江教育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在新冠疫情这一关键时期，携手专家策划了一套全面、系统、深入研究重大公共安全事件应急管理的心理学丛书，打响了出版社品牌。其次，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形式创新应针对读者群体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与传播形式。最后，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需要在注重媒体融合，实现多元化、立体化内容表达的同时，细分读者需求，重视专业化知识的“专业化”与“大众化”有机结合，提高学术出版物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撬动广大读者的阅读神经，为读者提供学术盛宴。比如，高校出版社可以充分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将学术文本图形化、音频化，让学术成果贴近民众生活，推动学术出版内容的创造性转化。

(四)拓展新媒体新渠道，精细定向宣传推广

当前，数字化浪潮正在席卷全球，以更加多元化、立体化、便捷化的新媒体渠道改变着人们的信息获取和知识学习的传统方式。因此，大学出版社应该紧握时代脉搏，引入数字化信息技术，实现运营管理数字化、出版流程智能化。2017年7月，《国务院关于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将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推广到出版业，政策的数字化转型导向预示着国家未来将以信息化、智能化促进出版业的转型升级。[12]2021年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以及科技部印发《关于推动学术期刊繁荣发展的意见》的通知，推动学术出版数字化转型，“要顺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势，通过流程优化、平台再造，实现选题策划、论文采集、编辑加工、出版传播的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探索网络优先出版、数据出版、增强出版、全媒体出版等新型出版模式”[13]。在数字化与全媒体的时代背景下，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开展学术出版工作更需要有效运用大数据提升学术出版实效，积极主动地融入新的业态，实现高校学术出版的数字化转型。[14]

宣传推广，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学术出版的关键一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相较于内容、技术、品牌更加成熟的大型出版集团，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始终没有建立起宣传推广环节的自有体系，以至于其品牌建设不健全、学术传播影响力低下。当前，随着微信小程序、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的发展，使得阅读推广渠道不断丰富。首先，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可以借助新媒体、自媒体等新渠道来宣传推广学术作品，从而扩大影响力,并且借助数字化信息技术，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能够实现学术作品精准化定向推广。大数据技术能够根据阅读习惯、搜索习惯精确划分人群类型，这项技术可以帮助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准确地找到作品受众群。如此一来，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不仅可以减少宣传推广的成本，也可以建立起“忠实”的“粉丝群”，从而更好地建设自身的学术品牌。其次，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也可走整合营销的路子。整合营销是指借助融媒体，因势施策，通过锁定读者、精准投放大量信息来达到扩大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的目标。目前，许多大学出版社在微信、微博、知乎等新兴媒体平台建立账号，以求实现更迅速和更有效的宣传推广，但这些新兴媒体账号大部分是单向交流，仅仅输出学术资讯信息或为读者提供简单的线上服务，线上与线下互动较少，难以吸引新读者的注意力，导致新兴媒体账号的关注量和阅读量少之又少，运营成本和收入不平衡。中小型大学出版社由于缺乏谙熟新媒体工作的人才，新媒体平台推广停留在较浅的层次，“短时间内难以成为出版社数字营销服务、渠道交互和内容增值的复合体”[15]。因此，今后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必须注重整合营销。最后，通过跨社合作、社企合作等途径拓宽传播推广渠道。一方面，中小型大学出版社间可以加强深度合作，建立协同出版机制，共同打造精品学术出版物，齐心塑造优质出版品牌；另一方面，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可与掌握数字技术、规模基础较好的出版企业等开展互利合作，整合碎片化的资源，打造专业化数字出版平台。以《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为例， 2016年为拓宽网络期刊传播平台，《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与美国数字发行公司开展网络期刊的全球推广合作[16]，美国数字发行公司的数字平台持续投放其网络版相关论文，不仅提高了本刊的国际影响力，也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出去”。

四、结语

学术出版是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一环，是提升我国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的关键途径。2021年11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中明确提出要“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17]。“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各种国际交流为我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尽管部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依托“一带一路”的有利契机，与中西亚、南亚等地区建立了出版合作项目，逐步扩展“走出去”版图，但是大部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对海外市场的认知不足，未充分把握海外读者与国内读者的文化差异性，“走出去”的质量欠佳、创新性不够，学术出版的传播力度较低。新时代赋予中小型大学出版社新的历史使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需要大学出版社扛起学术创新与学术传播的责任。作为大学出版社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型大学出版社应该抓住时代机遇，认清并克服自身问题，从人才资源、内容创作、媒体宣传三个方面发力，摆脱“弱位”，助推学术出版事业的新蜕变与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