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小说中服饰与女性形象

2022-02-24代苗雪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年6期

代苗雪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与女性形象

代苗雪

(中共安徽省委党校培训部，安徽合肥 230022)

张爱玲将人物形象难以言说的性格情感物化为了具体的服饰，在她的笔下，服饰成了人物性格的载体，是人物心理活动的外化。这里我们在梳理张爱玲小说中服饰描写的基础上，来探讨其服饰描写与女性人物形象的关系。横向上，主要探讨服饰和人物性格、情感、身份、地位等关系，纵向上，探讨服饰和人物命运变化之间的关系。

张爱玲小说；服饰；女性形象

服饰是社会生活的基本事实，在小说中张爱玲描写了各式各样的服饰，这些服饰用张爱玲的话说就是，“衣服是一种语言，是随身携带的一种袖珍戏剧。”[1]98为了在横向上揭示服饰描写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我们从服饰构成的三要素入手，即从服饰的款式、色彩、材料入手。

一、服饰款式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张爱玲小说中女性服饰的款式琳琅满目，据统计，有睡衣、雨衣、披风、斗篷、棉袍、长袍、旗袍、罩褂、夹袄、大衣、外套、长裙、窄脚裤等。总体上说，张爱玲小说中女性常见的着装形式主要有三种：裙袄（衫）、衫（袄）裤和旗袍。这三种着装形式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

（一）裙袄是女性身份的象征

裙袄是张爱玲较为关注的着装方式之一，她在散文《更衣记》中就详细探讨了裙子款式及其穿衣要求。曹七巧的铁线纱裙、愫细的大红平金裙、靡丽笙的山东绸裙等都在小说中一一呈现。张爱玲在小说中对人物的裙子做了精心细致的描绘。

清朝中期以后，民风虽然有所开化，但裙袄着装的穿着依然有着严格的要求。寡妇必须穿裙子，这在张爱玲的笔下就有表现：《金锁记》中，曹七巧在丈夫死后，有两件服饰，都是衫裙着装，一件是丈夫与婆婆刚去世，分财产时的“白香云纱衫，黑裙子”，另一件是财产分后的几个月，季泽忽然找上门，这时她特意系上的玄色铁线纱裙。本来是西式家庭的蜜秋儿太太在丈夫死后也系上了黑裙，这是因为，从小说内容看，她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宗法制度，因此以穿黑裙来表示自己的身份。同样遵守这一礼节的还有靡丽笙，丈夫死后，她的服饰也是衫裙着装。张爱玲用裙袄着装塑造了一系列的寡妇形象。穿着“寡妇服饰”的她们，遵循的是男性世界要求的“严谨守礼”。

女性的裙也与塑造女性的上层地位有关。曹七巧、靡丽笙等自然属于上层地位，因而着裙，小寒的女同学芬兰家境富裕，穿着的也是裙装。《五四遗事》中的女学生，张爱玲给她们设计的也是裙袄装。《花凋》中，张爱玲用服饰代表女性的上层地位这一点写出了川嫦生命的苍凉。

（二）旗袍标注女性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的转变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新女性往往是旗袍着装。受到新思想影响的吴翠远，走出了闺房，进入了学校，毕业后还在社会上谋了一份工作，穿着旗袍。曼桢和曼璐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出来工作，穿着的也是旗袍。流苏试图把握自己的命运，从她那个封建家庭的摆布中逃离出来，也是旗袍着装。另外一些类似的人，如静静、言丹朱、葛薇龙、梁太太等，张爱玲给她们设计的服装同样是旗袍。

旗袍塑造了那些从家庭角色向社会角色转变的新女性，她们大多是学生、职工。张爱玲之所以会用旗袍塑造这些人物的形象，与她认为的旗袍起源有关。在《更衣记》中，张爱玲认为，传统上守在闺门内的女性，只能两截穿衣，而社会上工作的男性则是一截穿衣，清朝末期，这种赤裸裸的歧视受到了女人们强烈不满，她们也要求和男人一样权利，要求参加社会活动，要求一截穿衣，排斥女性化的一切。

辛亥革命前后，一些女性效仿男性穿起了男士长袍，而这长袍就是后来的旗袍。秋瑾对自己为什么穿长袍曾做过这样的解释：“在中国，通行着男子强女子弱的观念来压迫妇女，我实在想具有男子那样坚强的意志，为此，我想首先把外形扮作男子。”[2]除了秋瑾，当时许多女性社会活动家如张竹君等人都穿着长袍。随着影响力的扩大，在社会上工作、学习，抛头露面的女性纷纷穿起了旗袍，旗袍也就因此象征着女性能够在社会上工作、学习，抛头露面的身份，象征着像男人那样的身份与地位。旗袍的这层意蕴，被张爱玲认识到了，在她的小说中，这层意义被凸显出来。

（三）衫裤意味着对道德约束的反抗

在革命的浪潮推动下，当时的女性大胆革新，不断叛逆，追逐时尚，偏爱裤子。小说中葛薇龙开始想按照传统的社会道德理念来生存奋斗，好好读书，当时她对社会道德还是遵从的，穿的是裙子，后来在梁太太的引诱下，葛薇龙最后也不管不顾社会道德了，最后爱上了乔琪，在她努力争取乔琪的那次约会上，张爱玲为她设计了一条裤子，以突出葛薇龙藐视社会，奋力掌握自己命运的努力。

裤子和女性在压抑中的反叛形象联系在一起，在小寒那里也是如此。小寒喜欢上了她的父亲，而这种乱伦之事，很明显是无法为社会所容纳的，而小寒却拼命地挣扎着，努力着，试图和她的父亲走到一起，不顾社会戒律。曹七巧嫁给一个瘫痪的丈夫，面对这一现实，她不能接受。她和小寒、葛薇龙一样，试图努力改变。在姜家森严的封建氛围中，毅然穿起了小脚裤子，彰显自己的青春魅力，不顾别人的脸色。衫裤着装成了张爱玲塑造叛逆的人物形象的艺术手段，蕴含着女性顾不得与藐视社会压力的精神内涵，她们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东西。

在张爱玲笔下，衫裤还多被用来塑造下等女人的身份。清朝中后期以后，农村女子为了干活方便，多数就只穿裤子，不穿裙子。裤子和裙子一个代表下层女子，一个代表上层女子的意义就被渐渐确立了。

二、服饰色彩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色彩是服饰设计的三要素之一，张爱玲对色彩极为敏感，她曾说道：“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1]2张爱玲把色彩和人物的情感性格结合在一起，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增添了不少亮彩。

（一）红色代表着情欲

红色本身指代着喜庆，芝寿嫁给长白时，举行半新式的婚礼，穿的就是粉红喜纱，粉红彩绣裙袄。邱玉清在婚礼上穿着的旗袍同样是红色的，婆婆给她做的鞋也是玫瑰红的。除此，在张爱玲的笔下，红色服饰暗示着小说人物是一个有情欲需求的女性，代指着女性裸露的情欲。

段绫卿穿着一件红色服饰，而她是因为家境贫寒，身心压抑，希望得到魅力男性的关爱，以求摆脱困境。在小说中，她通过这件红色旗袍，展现了自己的妩媚，成功诱惑到了小寒的父亲，最终二人走到了一起。曹七巧嫁给了一个“废人”，但她也有着常人的情欲需求，便试图引诱小叔子季泽。在一次调情失败后，张爱玲这样描写曹七巧的服饰：“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3]霓喜书中三次穿戴红色的服饰。第一次，她的养母带她进城，想把她卖给雅赫雅·伦姆，她戴着映红宝石耳坠，穿着大红的鞋子；第二次，和雅赫雅·伦姆生活在一起后，她感到他并不爱她，为此，为了得到爱，她穿着粉红杭纺衫裤随时随地和别的男人调情；第三次，在和米耳调情时，她谎称自己的戒指丢了，米耳就送了她一枚红色戒指，满足了她的情欲需求。

（二）绿色代表着掌控男性的能力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穿着绿色服饰的女性往往具有掌控男性的能力。她们通常善于交际，充满着自信与活跃。言丹朱在小说中盛装打扮，穿着一件翡翠绿斗篷，而她的性格就是非常活跃，开朗热情的，许多男同学都和她交朋友，她也能够很好地处理好和这些朋友的关系。王娇蕊和言丹朱一样，也是一件绿色衣服，而且是“最鲜辣的潮湿的绿”。而她也有着不少朋友，年轻的时候因为玩，坏了名声，手忙脚乱地抓住了一个丈夫，婚后的她，依然放浪自如地把握着不少男人。给“我”性爱故事的克荔门婷，和言丹朱、王娇蕊一样，也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张爱玲给她设计的服饰也是绿色的。葛薇龙初见梁太太时，梁太太的绿色面网和她善于应酬众多男性的形象暗自呼应。

张爱玲对绿色极其偏爱，源于她记忆中的母亲印象：穿着件绿短袄，别着根翡翠胸针。绿色，作为服饰色彩，蕴含着游刃有余的社交应酬能力。穿着绿色服饰的女性都在试图掌控男人，自由周旋在多位男性之间，引得众多男性围绕着她。

（三）白色代表着凄惨单调

人们所欣赏的洁白，在张爱玲那里代表着凄惨乏味。无论在散文中，还是在小说中，我们都能很容易地找到张爱玲讨厌白色的证据——“白布是最不罗曼蒂克的东西，至多……病院的干净，有一点惨戚”[1]183；“她（烟鹂）的白把她和周围的恶劣的东西隔开来了，像病院里的白屏风。”[4]白色和充满病气的医院联系在一起是张爱玲笔下常有的情况。

小说中，张爱玲更是常常用白色来塑造单调乏味、没有生机的女性形象。所谓的“红玫瑰”与“白玫瑰”就是这般，“红玫瑰”充满着激情的情欲，“白玫瑰”则毫无生机。白玫瑰孟烟鹂给人感觉是一身笼统的白，是那种封建家庭教育下的“好孩子”，兢兢业业中尽是迟钝无知。《第二炉香》中的愫细同样是被母亲教育为对性一无所知的可怜少女，张爱玲给她设计的服饰也是白色，并评论道：“像玻璃纸包扎着的一个贵重的大洋娃娃，窝在一堆鬈曲的小白纸条里。”一个玻璃纸包扎的洋娃娃，哪里有什么生命？《花凋》中的川嫦一身病气，穿的也是白色服饰。总的来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那些被封建家庭教育的迟钝无知、毫无生机、老老实实的“好孩子”，张爱玲往往用白色来象征她们的性格。

三、服饰材料对女性形象的塑造

中国的服饰文化历史悠久，传统的服饰衣料种类繁多，晚清以来，国门打开，西式布料又大量涌入我国，到了民国时期，市场上的服饰布料已是空前的繁荣。这些布料大致可分为：棉织物、麻织物、丝织物、毛织物、混纺织物、皮革等六类。作为一位现实主义的作家，张爱玲在小说中自然也描写着这些各色种类的布料质地，并灵活地运用这服饰面料烘托人物心理，塑造人物形象。

（一）棉织物象征着贫困

川嫦家庭穷困，穿的是棉织物，她常年穿着蓝布长衫，她的姐姐们也穿着空心的棉夹袍。《郁金香》中的金香是一名佣人，和川嫦姐妹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张爱玲给她设计的衫裤同样是蓝布面料的。《第一炉香》中的陈妈，也是一名佣人，“上不得台盘”，小说中她穿着竹布罩褂，也是棉的。《桂花蒸·阿小悲秋》中的佣人秀琴，《封锁》中穷困的董培之等也都穿着棉织物。棉织物成了底层人身份的象征。

（二）丝织物象征着富贵

葛薇龙姑母梁太太特别有钱，葛薇龙刚搬到梁家，姑母特地给她置备的衣物都是纱的、绸的、软缎的、织锦的。这些丝织物自然是昂贵的，是一个穿竹布衫的穷学生所羡慕不已的，葛薇龙陷入了姑母的圈套。《琉璃瓦》中姚先生依靠祖上留下的房产，再加上自己的一点工资，虽然并不算富裕，但对女儿的服饰花销却拿的出手。大女儿穿的旗袍是泥金缎的，二女儿穿的则是冰纹绉的，三女儿的旗袍是镂花纱的，这些布料都是一些昂贵的丝织物。不过这里需要补充的是，虽然丝织物在张爱玲的笔下象征着富贵，但是有一种丝织物是例外的，那就是拷绸。拷绸虽然也是丝织物，但是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它却与人物的贫穷形象有关。睇睇的娘是梁家的佣人，她的衫裤就是拷绸材质的。霓喜讨厌穿拷绸的服装，认为那是穷人穿的衣服。之所以如此，其实，张爱玲在小说中已经揭示了：广东的穷人终年穿黑拷绸。因此，拷绸是丝织物中的一个例外，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它具有贫穷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