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光亚

今已不惑想起儿时，母亲耳提面命的教导，仍觉时时在耳。那时自己的毛病挺多，也因此而被母亲多次责挞。至今想来能够平安走到现在，与当年母亲不时的鞭挞教导有着直接关系。

学前时，母亲会在被窝里教我数数字，这个是每天醒来必做的功课之一，也是我会被反复教训的开始。现在想来儿时是太过笨了，以至于连母亲都怀疑她为何会有这样笨的孩子。这样的数数字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的腿上遍布的拧痕就是有力证明。结结巴巴地好不容易把一百个数字背会，最直接的收获不是为自己记下而高兴，而是从此不必再为数数而被拧了。母亲为了启发我记住数字，她每天一揭开锅就会让我透过蒸汽数一下锅里有几个馍馍，数错的结果就是要接受惩罚不能完全吃饱。母亲让我在挨饿与数数之间强行建立条件反射，这样以来果然有效，能数出来的数越来越多，直到可以完整记下一百个数。

上一年级时，完全没有上学的概念，每天被母亲从床上撕扯起来，然后把军绿的小书包挂在肩上，然后让我去位于村子中间的学校上学。彼时的乡村学校，是前后三间不知建于何时的土屋构成，三间教室由三个年级填满。老师是从村里挑出有学识的本村人出任，他们既要完成教书育人的任务，同时还得兼顾自家田地的耕种。那时的老师是全科的，每个人代一个年级所有课程。上下课的标志是一个接近破碎的铁钟，一根长的麻绳系住铃芯，一节课的时间到了老师便会扯动绳子摇出钟声。印象里老师是一位可爱的老先生，他教会我们拼音字母，教会我们加减乘除，教会我们七个音符，还教会我们拙劣的绘画。关于绘画记得母亲从货郎那里换来小小十色蜡笔，让我在作业本背面乱涂乱画。那时能想到的能够接触的，只有《地道战》一类的抗战题材老电影或是小人书，于是挥动蜡笔趴在矮凳上涂抹一个抽象的岗楼一类的东西。还会激动地把这个“作品”交给母亲看，母亲仔细看了好一阵完全不能领会这幅“抽象”作品的意思。

上学之后，因学习和不听话会频繁被母亲责挞，基本上每隔两三天就会挨揍。每每此刻我只会大哭不已，乞求母亲能怜在我的哭声饶恕过我。这样大哭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可以引来邻居的注意，如果适逢他心情好或许会隔墙相问并劝解一番，而我因此则可能少挨一顿揍。挨揍原因里最多的是“都是我的”这句话，或许是挨过饿后对食物的占有欲望格外强烈。母亲一揭开锅我就会从灶台跳过去深深吸一口气，闻闻那煮熟的饭香，同时会发自潜意识中地大喊一句“都是我的”。结果迎来的不是香喷喷的饭，而是母亲重新盖好顺手把我一顿好揍。这句表达自我内心想法的话，给我带来许多次的挨打。母亲似乎并不在意我是否会承诺改掉，而是在这句话与挨揍之间建立起条件反射。后来我终于理解了，在这句话和挨揍之间做出了理智抉择。

当然挨打的原因不只是这些，还有一回是因为强烈的好奇心。记得那是跟着一帮略大于我的孩子，他们对于在田地里挖鼠洞有着丰富的经验，并且他们描述的挖鼠洞过程中有太多有趣的事。于是我的好奇心被调动起来，就跟着他们在漫地里寻找田鼠洞。直至近晚才艰难寻到一个鼠洞，于是期待中的挖洞终于上演了。他们果然经验丰富老道，一面开挖一面着人在周围寻找另一个出口。随着挖洞开始每一锨似乎都会有发现，而恰好在挖洞的关键时刻，再有数锨就要打开期待看到的鼠洞粮仓。远远听到母亲尖锐的呼喊和疲惫的身影，在母亲呼喊与鼠洞之间，我选择了先满足对鼠洞的好奇心。那边的母亲自然情绪越来越坏，而这边的进度怎么都感觉缓慢。好不容易看到了打开的鼠洞粮仓，那里面果然储存有满满的小麦一类的作物。好奇心得到了满足后，已经不能再顾上看后续可能存在的小鼠崽，向已经发怒的母亲跑过去。果然如期所料，母亲狂怒地向我大打出手。而这次我没哭连眼泪都存在眼圈里不掉下来，我觉得自己是用挨揍换取了这次了解鼠洞构造的机会。我挨揍的同时母亲的眼泪也下来了，我知道那是她对生活压力的自然反应和对儿子不理解的委屈。

有段日子里，邻居那个赤脚医生从外面请来一位坐诊的医生。那是个看起来很温暖舒服的精神老人。他在问诊之余会偶尔来家串门，他身上散发淡淡香皂味，还会带来不起眼但在农村孩子看来是珍贵的小礼品。因为他的出现母亲每每要揍我的做法被制止了。哪怕是躲不过也会在挨揍后从他那里得到些意外的“小惊喜”。他喜欢抚摸着我脏脏的头，试图让我变得聪明些。他劝解母亲对孩子要有耐心，不要总是习惯于“行教”。那时我不知道这是为何，总之少挨揍是我所愿。老人出现时间不长，因种种缘由他选择回到城市，与我这个农村的孩子擦肩而过。那之后母亲还是会时时动手但已十分节制，而且挨揍的频率远没此前那么高，对这我是心满意足的。

有一天夜里，无意醒来见母亲端坐在床头，就着煤油灯豆子大小的火苗下，运针为我缝制一个沙包。这是我一直想要的玩具，母亲在这个夜晚放弃休息时间为我缝制，那一刻我心里是满满的幸福和对母亲的依恋。那个时期对母亲的依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我时时担心因自己太笨，母亲会不喜欢我而且会摒弃我，以至于在睡觉时都会非常警觉地观察母亲，一听母亲穿衣离开起身就会也跟着坐起来。若是母亲因为晨起下地耕作，我睁眼后就会立即大哭起来，直至母亲荷锄归来为我持炊方有缓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听母亲讲了太多关于后妈的故事。我们传统中有一个丑化后妈的倾向，并在戏剧故事中塑造了大量的坏后妈的形象，而有后妈的孩子往往是非常悲惨的。这在我内心造成了强烈困扰，所以我比任何时候更黏着母亲，也只有如此方能获得安全感。

现在想来母亲那时一个人在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操持一个家庭，同时还要分神抚养我这个孩子。生活和生存压力在她身上积蓄了太多，以至于她寻找不到宣泄的出口，而她身边的这个孩子因为表现拙劣就自然成了这种压力的宣泄出口。母亲身上表现的悖论就是一面她爱着这个孩子，而另一面她不能完全接受这个蠢笨的孩子。这份不接受其实还有部分其他原因，那是因为那时大舅舅送给我一个外号“迷登”，另一个通俗的叫法是“傻瓜”。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诗金公爵，这个笨蛋是在一声驴叫中找回了自己的灵魂。而我则比之幸运在读高一那年忽然明白自己得为将来的饭碗考虑了，于是才在那一年开始了大量阅读直到今日。

时至今日我从未为儿时母亲责挞我而心存怨念，而我感到幸运的四十余年间，母亲一直陪伴我在身边未有须臾相离。早年读技校时，母亲从老家回高原顺道路过来看我，那一次我真正感觉到了母亲的衰弱，那是一种旅途疲惫加上来自兄弟姊妹之间压力所致，当然也有来自家里必须面对的种种窘迫。母亲和我絮叨了老家的“遭遇”，言语间充满着不自信和不能改变现实的无奈，那一刻我真正意识到了身为子女要接过她肩头的责任了。第二天我送母亲回家时，目睹母亲拖着消瘦的身体登上车，留给我一个充满爱意和牵挂的一瞥。这一瞥没了先前她揍我时的凌厉，有的是一个母亲对儿子浓浓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