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雄威

(上海大学 历史系，上海 200444)

抗战前夕，周作人在给梁实秋的书信中自言与舆论氛围的格格不入：“日前曾想写一篇关于《求己录》的小文，但假如写出来了，恐怕看了赞成的只有一个——《求己录》的著者陶葆廉吧?”(1)梁实秋：《忆周作人先生》，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249页。《求己录》是一部创作于甲午战争期间的反战作品。作者陶葆廉是晚清著名疆臣陶模之子。他从甲午战时开始汇集历史反战文字并加以论说，最终以《求己录》之名面世，意在利用传统思想资源敦促朝野反思和战问题。

中国历史文献素以浩繁著称，但汇集成卷的反战文字却十分罕见。进而言之，甲午战败之后变法声浪日高，骎骎然成为时代潮流，陶葆廉及其所代表的部分晚清士大夫群体的和战观念与时代显得格格不入。其后在20世纪流行的革命叙事、现代化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中更是无一例外地处在失语地位。(2)高拜石曾搜集各家论说，揄扬陶模、陶葆廉父子政绩，且代为辩诬。参见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第4集,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311页。关晓红教授的研究也对陶葆廉随父从政等事有所关注。参见关晓红：《陶模与清末新政》，《历史研究》2003年第6期。二人的论述重点不约而同地放在陶氏父子对维新和革命的态度上。与此相应的是，《求己录》至民国时期已近乎不闻，直至今日学界也罕有论及者。但这也正好提示书中有不同于上述话语体系的治国理路。新文化史主张借助陌生的历史面相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3)参见罗志田：《不改原有之字以开启“相异的意义体系”——旧文新解二则》，《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4期。，本文即尝试由此书切入考察甲午战后朝野士大夫对和战问题的反思。

一、《求己录》的阅读史

1967年周作人去世后，梁实秋为写纪念文章向梁容若教授请教了《求己录》的来历，被告以卷册、刊本、馆藏和作者等信息。但梁教授也未读过此书，只是据陶葆廉的身份和“久佐父幕”的阅历推想：“陶模曾于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上书清廷请全废宦官，耸动天下，主稿者当为其哲嗣。《求己录》中如有此种思想，自当为岂明老人所倾倒也。”梁实秋也据此感慨道：“岂明先生想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当无疑问，惜不知《求己录》内容究如何耳。”(4)梁实秋：《忆岂明老人》，陈子善编：《梁实秋文学回忆录》,第242页。可见此书在彼时已觅之不易。

但此书在晚清刊出之后曾风行一时。已知有兰州官书局、求是书院、山东官书局、东河节署、江南制造总局等多个版本。《求己录》刊布于1897年，面世不久，翁同龢即得读之，并在日记中赞许作者“说时务，而引诸儒之说为根本，通才也”。(5)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7卷,1897年5月7日，中西书局2012年版,第3043页。此书主旨是反战，翁同龢作为甲午战争中主战派的领袖人物，尚且推许其为“通才”，可见其议论之动人。多年后，翰林恽毓鼎亦得缘一览，自云“灯下看末卷，不忍释手。夜深遂尽一册”。(6)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2册,宣统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513—514页。显然也为此书所折服。

由当时读者反馈可推知，《求己录》展露了陶葆廉的才学。1902年夏，报界披露“有引见某员到京，以《求己录》一书赠与某京堂”，而“某京堂得书大喜，以为是三百年来未有之文字，言于某邸，欲以是书进呈御览，并拟奏保陶公子”，结果“为某相国所阻而止”。(7)《所闻录》，《选报》第23期，1902年7月25日。此说今已难考，不过1908年春，疆吏锡良在荐举陶葆廉时确曾专门提及此书。无独有偶，1910年江西巡抚冯汝骙保荐陶葆廉为硕学通儒议员时，亦以此书为据，称其“援古鉴今，通而不迂，平而不激，洵属深识远见，体用兼备之士。”(8)《本署司袁奉抚宪札准江西抚院咨陶绅保(葆)廉保为硕学通儒议员文》(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21期。不仅有官场的揄扬，也有学者的推崇。谭献即在日记中称此书“以内治为本，不鹜外功。感时多沉痛之言，陈古刺今，折衷巨儒。少年贤哲之言可陈当宁”。(9)范旭仑、牟晓朋整理：《复堂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09页。

不乏读者希望将书中见解推而广之。汪康年的一位友人提到：“拙存《求己录》足以醒世，兰州道黄观察赏识之，嘱寄阁下采择传播。”(1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1、3458页。另有某君亦曾希望推荐给《时务报》以“使中外识时务者观之”。(11)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4),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第3421、3458页。除了向报馆推荐，也有朋友间的转赠。江瀚便“以拙存所著《辛卯侍行录》及《求己录》赠紫翱大令”。(12)郑园整理：《江瀚日记》,1904年2月2日，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第247页。杭州知府林启还曾将《求己录》与《明夷待访录》《天演论》及曾、胡文集指定为求是学堂的必读书目。

陶葆廉在书成之后的几年中，亦曾分赠各方士人。1900年冬，郑孝胥日记载：“陶拙存来，遗所撰《求己录》。”(13)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0年12月25日，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778页。1903年，江瀚日记载：“拙存来拜，撝谦过甚，并赠所刻书，惟《求己录》已早读之耳。”(14)郑园整理：《江瀚日记》，1903年10月16日，第235页。恽毓鼎得读此书则是1910年，时陶葆廉在京任事，交游之中以书相赠。进入民国之后，《求己录》已罕有人言及。但周作人偶得读之便将其作者引为知己。陶葆廉究竟是何种人物，值得深究。

二、陶葆廉其人

陶葆廉(1862—1938)，浙江嘉兴人，字拙存，号芦泾遁士，晚清疆臣陶模之子，副贡生。1891年随父赴任新疆巡抚，其后又相继随赴陕甘和两广总督任。1902年，陶模去世，得荫封为员外郎。1904年浙抚聂缉椝因其“品端学粹，名实相孚”奏请其代替劳乃宣任职为浙江高等学堂总理。(15)《浙江巡抚聂奏请遴员接办大学堂片》，《申报》1904年3月25日，第11版。其后入浙抚张曾敭幕，1906年张抚任命其襄助办理新政兼交涉商务、矿物、路政等事。(16)《遴员分科襄理政治》，《申报》1906年1月15日，第9版。1908年春，因端方屡屡相邀，由浙抚冯汝骙幕赴江督端方幕。(17)《陶部郎襄办洋务》，《申报》1908年3月6日，第10版。同年经东督锡良力荐，蒙召对后擢为郎中，供职陆军部。1910年经保荐入选咨政院硕学通儒议员。1911年任内阁法制院参议。鼎革之后定居沪上。其后仍参与嘉兴乃至浙江地方社会活动，主要事迹是1919年担任江浙两省联办的太湖水利工程会办，至1922年辞职。

陶模晚年在两广任上，父子二人以政见开明著称，对革命党人亦颇有包容。特别是曾将吴稚晖等人纳为幕友，故其后在革命党中口碑甚佳。吴稚晖即谓陶葆廉之“议论全与今之党人契合”。(18)吴稚晖：《勤甫传略》，《吴稚晖全集》卷13《杂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页。此外，陶葆廉亦与江浙的维新派士人交游密切。

陶葆廉是晚清士林公认的时务人才。郑孝胥便“素闻其考论时务”。(1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0年12月20日，第777页。与郑氏一样有外洋履历的谢希傅颇钦佩陶葆廉的见识，向报人汪康年推荐说“偶检行箧，得陶哲臣公子书一通，慷慨时局，与诸公为并世奇英”。(20)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3),第2814页。陶葆廉的书信也折服过袁昶。其阅信后大喜道：“论新疆事具有识略，不惟保家之子，抑亦经世之才，难得难得！去宋贤高平范氏、蓝田吕氏之子弟不远，尤想见中丞公家法之严也。”(21)孙之梅整理：《袁昶日记》下,凤凰出版社2018年版,第979页。吴稚晖后来亦许其为“名世才”。(22)吴稚晖：《勤甫传略》，《吴稚晖全集》卷13《杂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页。锡良在上奏荐举时则称其“于新政多所赞画，绩学励行，世罕其匹。京内外争相荐引，并辞不就”。(23)《遵旨荐举人才摺》(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二十四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主编：《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763页。荐举的文体性质决定荐举者必当为人说项，然而“世罕其匹”四字荐语毕竟分量不轻，可见锡良对他的格外认可。冯汝骙也以幕主身份亲承“于新政外交治枭多用其策”。(24)《本署司袁奉抚宪札准江西抚院咨陶绅保(葆)廉保为硕学通儒议员文》(宣统二年三月十六日)，《浙江教育官报》1910年第21期。

除《求己录》外，陶葆廉有多部编著行世。其成名作《辛卯侍行记》可与《求己录》并称，此书考辨其1891和1892年间西行途中的地理风物，颇为时人推许。可以说，这两部作品是陶葆廉生平代表作，体现了他的经世之才，同时也为他带来广泛声誉。

历史人物之性情最为微妙难察，但又不可不察。陶葆廉在陆军部供职时的同事汤用彬曾在一部掌故书《新谈往》中写道：“其后父死，家贫窘，数入督幕，内任陆军部郎。余前年与之同官戎署,见其趋奉铁良,怡色柔声，委琐卑陋,英气尽矣。甚矣,生计之困人也!”(25)汤用彬：《新谈往》，国维报馆1912年版，第14页。但其后江庸《趋庭随笔》则不以此说为然:“殊讥之太过，拙存为人卑以自牧则有之,何至若此?”江庸还举例说明“《新谈往》一书纪载颇多失实”。(26)江庸：《趋庭随笔》，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9辑，(台湾)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9—30页。江庸为江瀚之子，江瀚与陶葆廉会面时即觉其“撝谦过甚”。若说此时因失怙而气短，何以1900年底郑孝胥所见之陶葆廉亦“颇无贵介气”？综而观之，则知汤用彬之不识人。其实，陶模父子二人性皆中和，岑春煊谓陶葆廉“持躬端谨，一如陶模”。(27)《署两广总督岑奏参道员招权纳贿请旨惩办片》，《申报》1904年2月25日，第10版。此固是岑春煊在参片中为陶葆廉辩护，但参照前后左右史料，可知用语甚确。朱宗良后来忆称在求是书院执掌教鞭的陶葆廉“性温和”(28)朱宗良：《浙大前身之回忆》，《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4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此印象亦属可靠。

陶葆廉不惟谦卑，亦且淡泊，可称安贫乐道。有论者谓：“陶拙存性行敦朴，居恒端坐一室，镇日读书无怠容。声色货利征逐游观之乐去之若浼，布艺蔬食，怡然自得。”(29)陈赣一：《新语林》,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其父病逝后，家境当不富裕。吴稚晖即称其“至高隐于穷饿”。且辗转听说其“入民国曾一度以饥不举火，隐姓名为官中佣书，得小胥值”，如此仍“夷然不为忤”。(30)吴稚晖：《勤甫传略》，《吴稚晖全集》卷13《杂著1》,九州出版社2013年版,第234—235、235、235页。沃丘仲子谓其“足迹不至权贵门”，“天性介洁”(31)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下,崇文书局1935年版,第204页。，洵非过誉。1924年，陶葆廉有诗句云：“安定儒风欣未坠，跼身斗室道心宽。”(32)陶拙存：《朴安以消寒九集诗索和步原韵答之》，《民国日报·国学周刊》1924年3月6日，第4版。所云可视为夫子自道。

河流健康功能得到改善，有效修复了生态。在实施增效扩容改造时，重庆市对纳入改造的非季节性河流电站均按规定完善了生态流量泄放措施，提高了水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有效改善和恢复了202条河流流域生态功能，保护了河流健康。通过改造新增了清洁能源供应量，每年可减少燃煤75万t，减少排放二氧化碳191万t、二氧化硫近3万t和烟尘5万余t。

在晚清与民国间，流传四公子之说。汤用彬即谓：“戊戌维新人才，首推四公子。四公子者，谭嗣同复生，陈三立伯严，吴保初彦复，陶葆廉拙存……当时人士率以葆廉高尚，非时流所及。”(33)汤用彬：《新谈往》，第13—14页。民国之后，四公子具体所指为谁，其说不一。查汤用彬此书出自民元，可知晚清时即有四公子之说。在汤氏听到的版本中，陶葆廉名列其中。从其生平行止来看，这一雅称可谓名副其实。

三、《求己录》中的和战反思

关于《求己录》一书的主旨，陶葆廉在甲午冬所作的叙目中自解其题云：“窃取孟子祸福无不自己求之之意，名曰《求己录》。”1896年，止园主人史梦兰为其所作的序言则进一步阐发其义道：“法之当变，人人知之，特恐谈变法者第震惊乎外国富强之说，举古昔圣王经世大法，儒者之要道，一是芥弃，以为迂拙虚伪而不切于事，于是竞务为功利，以穷兵黩武为能，甚且假孟子民重君轻之说以饰其奸而济其诈。”(34)芦泾遁士：《求己录·序》，林庆彰等主编：《晚清四部丛刊》第2编，(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页。这一看法，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之旨相去不远，反映的是晚清“变法”声浪中的另一个源头。(35)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陈寅格集·寒柳堂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67页。

在陶葆廉乙未春所作的跋中，可知此书并不以康梁为对手方，而是针对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对手。其跋先是交代说：“此编属稿于平壤告捷之初，脱稿于鸭绿沉舟之后，以示友人，有病其多宋儒学究之语详义理而略事功者。”继而解释说：“今天下言事功者不外变法与不变法两途。余独以为法可变而义理不可变。”进而又两面出击：“余尝痛夫世之识时务者往往有才而无行，而迂夸之徒又复托名于儒以守旧为正，以主战为高。纷呶叫嚣，至于误国而不之悟。虽名公巨卿，负中外重望，明知其说之必不可恃，犹必假此自重，以博一日之虚名。”(36)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结合甲午史事，可知所谓“识时务者”是指向得势多年的洋务派，且或特指负有战败之责的李鸿章。而“以守旧为正”和“以主战为高”的迂夸之徒，则又指向当时极力主战的天下士人，所谓的“名公巨卿”或特指主战派领袖翁同龢等人。

是书分上中下三卷，兹择要摘录并解读如下：

上卷叙述或摘录先秦至东汉六个时段的史例，并分别加以论说。其一为《左传》卫文公“务材训农、通商惠工、敬教劝学”等事。陶葆廉开篇第一句评论即谓：“自来振衰起弱，必无速效。”(37)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这种观点贯穿本书始终，如其后所谓“王道无近功”之说便是如此。(38)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陶葆廉借“通商惠工，卫文以之中兴”之事，批评“今士大夫平居贱视工商，迨身任理财之责，惟以重税商贾为计”。(39)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通商是此节论说的重点，陶葆廉列举了欧洲列强因重商而致富强的例子。值得提及的是，在本书的前后论说中，欧洲列强皆以正面形象出现。如提到泰西预算制度便感慨“岛族竟有古法”。(40)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

其二为《左传》虢公败戎事。虢以小国而欲张威于晋，遂向犬戎用兵，晋国的有识之士遂预言虢之将亡。陶葆廉据此论述道：“回天之力，宜培养根原，不宜尚虚骄之客气。慑敌之方，恃有久长之政本，不恃有一日之武功。”(41)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这显然是对当下战事的回应。有论者曾畅想对日“一鼓作气，战胜取威”以“雪积耻而戢它族”。(42)《言有章致盛宣怀函》(1894年7月4日)，陈旭麓等主编：《甲午战争》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其用意与虢公败戎差相仿佛。

其三节录《吴越春秋》越王勾践事。陶葆廉强调的是其战备过程，声称“自强本也，战功末也”。在论说中，陶葆廉对五类潜在读者提出警告：一是“肩大任柄国政者”，二是“不问根本肆口谈兵者”，三是“不惧天灾不顾民贫不闻邻国非笑不量强敌才力而妄求一逞者”，四是“儒臣身居局外交章论战者”，五是“骄将狃于前功鄙夷新法者”。(43)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69—270、1、62、3、157、5、19—20页。通览甲午战争前后的朝野言论，这五类人随处可见。

其四述《汉书》匈奴事，借西汉和亲等史事向主战派发难。批评道：“老将谈兵，多凭客气以欺人，书生最易受欺，慎勿人云亦云。”(44)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老将谈兵”之说似有所指。当时朝野士人皆以老将为柱石，号称知兵的李鸿章在甲午战前也有“刘省三不出，环顾诸将无可属”之感。(45)张佩纶:《复鹿菘砚尚书》,《涧于集·书牍》卷6,《续修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第15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总第598页。事实证明，老将如刘坤一和吴大澂者，一试之后皆不堪用，刘铭传则以老病得保晚节。陶葆廉屡次讥讽儒生不知战而好战。并指出：“北宋以上至汉唐，公卿吏民均不讳言和。”(46)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这一论断在曾国藩等中兴名臣的文集中多次出现。

其五述《后汉书》所载匈奴及西域事。此节重点谈班超在西域的事功，陶葆廉指责其“动作孟浪，类亡命无赖者所为，盖以佣书之苦，投笔之愤，日悬一封侯之想于心目间，不惮行险以侥幸”。(47)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班超经营西域事为历代论者所推重，惟王夫之《读通鉴论》自立异说，揭“其兄弟相奖，诬上徼幸以取功名”。(48)王夫之：《读通鉴论》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5页。陶葆廉当是借鉴其说而略作文字发挥。

其六述汉灵帝击鲜卑事，提到灵帝未听蔡邕劝阻用兵而兵败。陶葆廉的结论是：“两汉君臣但以虑匈奴鲜卑及西域各国为汉患，然亡前汉者外戚，亡东汉者阉寺。”(49)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并推及晋隋唐宋元诸代，认为亡国之因皆在萧墙之内。

中卷摘录两宋儒家论和战事，共十则。第一则录丁度论契丹请绝夏元昊进贡事。陶葆廉以宋辽夏关系比附当下之中日韩，据此说明不当为朝鲜开战，此说已跳出藩属观念框架。第二则录司马光乞戒边城疏。陶葆廉由疏中论说谈及当下边吏“藐视外人，或于文牍寓讥讪，或于酬接示倨傲”。(50)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读晚清对外交涉史，可证其说。第三则录苏轼上皇帝书，此书针对王安石变法而论道德风俗。陶葆廉据此批评宋神宗和王安石君臣“不能隐忍补苴，恐惧激发，受小屈以求大伸，尽人事以待天命，而大言不惭，遽构兵端，未有不受大祸者”。(51)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这一悲剧，在稍后的庚子年便不幸上演。无怪乎谭献是年读《求己录》而感慨“乃至今日，则针砭痛切，更使人感涕盈襟也”。(52)谭献：《复堂日记》，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廿七日，第409页。

第四则节录程氏遗书。二程主张治道的根本在于“格君心之非”。第五则节录《程子易传》的履卦传。陶葆廉由“民志定然后可以言治”之论出发(53)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阐发科举、保荐、捐例之害，主张改科举严保荐废捐例。这一主张，亦出现在其父的奏折中，折中谓“人才之所以不振，皆由考试太滥，捐纳太广，保举太多”。(5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32辑《内政·赈济》,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53页。其余数则皆录朱熹格君心和正人心的文字。陶葆廉指出人主不能正心，是源于宫室、嫔妾、阉寺三弊。(55)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庚子后，陶模上奏请废除宦官，其旨即在于此。陶氏父子这一政见实有所指，陶葆廉致汪康年函便断言“义和团之见信于王公，实由太监揄扬”。(56)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2),第1924—1925页。

下卷为朱子语类节录，又分三部分，分别为忧时之语、经世之语、论和战及恢复之语。其下又按主题分成若干条目。每一主题摘录朱子语类若干条不等。或于文中按语，或于文后论说，形式不拘一格。

忧时之语，包含因循酿患、上下隔膜、科举无益、吏治苟且、财匮用侈、将多兵劣、旧制拘牵、变法未善、文学无凭、正学不明等十个主题。论上下隔膜时，陶葆廉说：“汉唐以来，人主崇高太过，上下悬绝，万事蒙蔽，至尊之极，即以召至卑之祸。”(57)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晚清不少士人如宋恕、俞樾等谈论时弊时都曾提到君位过尊之弊，皆是复古理路。论科举无益时，陶葆廉引朱子之语反对“崇尚文辞”。(58)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是书反复表达过对文辞的不屑。论将多兵劣问题时，陶葆廉详列当下十四项练兵问题。在文学无凭条目，陶葆廉痛陈“宋人奏疏，辄诟人为奸邪”。继而又谓“言路壅塞固可忧，言路厖聒尤可患”。(59)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8、59、77、96、105、114、116、153、173、173、194页。晚清政治存在疆臣与言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故而言路对疆臣的弹奏连篇累牍，而疆臣对言路的非议也屡见不鲜。

经世之语，包括君心、变法、政体、用人、裁冗官、通下情、励臣节、兴学校和为学本末诸条目。在用人条称：“古来致治大率用一贤相，近今岛族如意国用嘉富洱侯而强，德国用毕士麻克而兴，得此道也。”(60)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在裁冗官条，陶葆廉主张对中央与地方各机构的官员大加裁并，激进程度远甚于戊戌变法。故有论者回应说“何职为赘，何职为要，应裁应并，可议者甚多，断不能于一朝之间悉数改革”。(61)《裁道府增知县各缺论》，《申报》1901年4月21日，第1版。其后陶模的奏折亦曾主张裁冗官，但方案已颇和缓。在兴学校条，认为科举“不足利国而转以病国”。(62)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标榜理学的士大夫竟主张废科举，折射了清末新政不易为人察觉的复古面向。实际上《求己录》通篇有复古倾向，前述裁冗官条主张设党正，便是从顾炎武封建论借鉴而来。

论和战及恢复之语包括慎战、浪战、和议、失机、猜疑、敌情、复仇、恢复诸条目。在慎战条，陶葆廉谓：“耳食者概以天幸为人力，几若无敌于天下。余常论兵力远不如外人，冀或警悟发愤，而闻者诟为狂。”(63)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浪战条指出：“世人第知安石以新法误国，不知其新法非为求治安，特为揣摩上意，欲用兵而设。读此乃知安石直以主战误国耳。”(64)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又由朱子自谦不能带兵打仗说起，嘲笑“胶庠小儒闾巷鄙夫时有平戎之策”。(65)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和议条感叹“吾读汉文帝与外蕃诸书，语和而气谦”。(66)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在敌情条，陶葆廉对当下战事多有批评。如谓“昨见某总兵上书谓敌军一人持一械，我亦一人一械，何畏之有！岂知敌械十发九中，我械十不中一”。又力言报纸之谬，如“捏造某大将战绩，铺张克敌之易，若惟恐中国士大夫之或醒而重投迷药者”。(67)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在复仇条，陶葆廉批评士大夫“哗然以中华夷狄为词”。在恢复条，陶葆廉指出：“近时谈兵者，不思败军之恇怯由于积年之虚夸，第云勿惧即可制胜。”(68)芦泾遁士：《求己录》，第207、223、233、235、240、247、256、267页。战争胜负已见之际，光绪帝向刘坤一问以当和当战，刘借旧典答以“三战必克”(69)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253页。，实则所谓士气、血气及后世所谓意志等战争心理，都受制于相当苛刻的客观条件。

四、甲午后的和战反思

甲午战败之初，天下士论集矢于李鸿章。其婿张佩纶即谓“目击我师四十年之勋名威望，一旦为倭约丧尽”。(70)《张佩纶致李鸿章》(1895年)，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16页。此时和议未成，张佩纶原意在于劝阻。但李鸿章屈服于时势不得不背负骂名。攻击李鸿章误国甚至卖国的奏折和报章难以计数，一是责其不当和而和，二是责其治军而不能战。但陈宝箴则另辟一径，怒其不当战而战：“勋旧大臣如李公首当其难，极知不堪战，当投阙沥血自陈，争以生死去就，如是十可七八回圣听。今猥塞责望谤议，举中国之大、宗社之重，悬孤注，戏付一掷。”(71)陈三立：《先府君行状》，钱文忠标点：《散原精舍文集》,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74页。

其时主和的声音本就微弱，陈宝箴这一批评显得曲高和寡。但其后朝野痛定思痛，便难免有不当开战的反思。于是便又有了“甲午之役，人皆谓战之罪”的舆论转向。(72)《答客问索地事》，《申报》1899年3月21日，第1版。其矛头自然也指向主战派。传言恭亲王奕訢临终遗嘱大骂翁同龢“是所谓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者”。(73)《圣怒有由》，《申报》1898年6月27日，第1版。陈宝琛著名的《感春》诗暗讽“冒昧主战，一败涂地，实毫无把握”。(74)陈衍：《石遗室诗话》(1)，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页。士人梁济私下品藻人物时则谓，孙毓汶当国十年，虽有可议，但“其见事明决，听信合肥，能知敌情，不轻主战，比较同朝诸老，如徐荫轩之愚蒙，李高阳之沽誉，翁常熟之轻信人言，号称忠义，而实懵于国情致误大局者，相去天渊”。(75)梁济：《梁巨川遗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4页。

甲午战争不仅造成了翁李双输的局面，更导致国事日非。1897年初，翁同龢拜访李鸿章，二人“纵谈时事，不觉流涕”。(76)翁万戈编、翁以钧校订：《翁同龢日记》第7卷,1897年2月9日，第3022页。从传统政治观念看，此时国家已处在和战两无可恃的局面。庚子之后，清王朝并未亡于外战，因此这一时段的和战问题便淡出后世论者的视野。不过对于当时的行动者而言，外患是真实的存在，军事上屡挫于列强的屈辱和恐惧一直相伴，这也意味着和战是个无法逃避的问题。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练兵上。

1900年冬，陶模由陕甘调任两广途中，在武汉有数日逗留。在此期间与张之洞谈及练兵问题。据郑孝胥日记载：“南皮言：‘陶子方制军、景月汀中丞皆稍谙时局之不可不和，而皆谓军事之不必讲，此未达也。’余曰：‘今地球列国谋国之宗旨，皆练兵而主和，宜陶、景之不解也。’南皮嗟讶久之曰：‘然。’”(77)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1900年12月16日，第777页。景月汀即景星，此时是江西巡抚的身份。这三位疆臣一致主和，所不同的是，陶、景认为连军备都没有必要讲求，而张之洞则以为二人不解和战奥旨。其幕宾郑孝胥自诩通达，笑陶、景不了解列强治术。

其实陶模父子对兵事有自己的理解。陶模作为地方督抚，练兵自是他的关注点。陶葆廉后来任职陆军部，亦是缘于他在军事上的知识。他在《求己录》中专门列举十四条具体问题，足证其了解并非泛泛。陶模并非不知欧洲国家以战备为常态。只不过陶氏父子另有顾虑。1901年，陶模上疏论新政事，仍坚称“举行新政，兵事只可缓言”。(78)陶模：《变通政务宜务本原摺》(1901年5月22日)，杜宏春补正：《陶模奏议遗稿补证》,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594页。根据他的解释，缓言兵事是因为用费太巨。后来，陶葆廉在给锡良的信中更是痛陈练兵之害，语气十分激越：“国家推行新政，原欲扶危定倾，无如百事竞兴，胥资财力，未收寸效，已损本根。其立名最正、耗帑最巨而酿祸最不可测者，莫如添练新兵之策。”这一推论，也主要基于经费问题。他认为：“兵愈练，饷愈匮，终岁诛求，则舆情离散，一朝不给，则骄卒必哗，是以扬威尚武之虚名贾瓦解土崩之实祸。”(79)《锡良收陶葆廉来函》，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3辑第135册,大象出版社2017年版,第669—670页。

这一见解在《求己录》书中有充分发挥。在论及东汉和战史事时，陶葆廉指出，耿秉说以战去战，班超说以夷攻夷，“后世策士奉此二语为至计”，但实际上“匈奴、西域仍屡次背畔，中国反因劳费激变”。(80)芦泾遁士：《求己录》，第86页。陶葆廉担心国家练兵耗帑将重蹈覆辙。

历史证明这一见识可称高远。清王朝的土崩瓦解正是始于新军的发难，而从更深层次的角度看，新政带来的财政压力加速了王朝的瓦解。民国肇造，南北政府即陷入巨大的财政危机，而军费正是最大最急迫的支出项目。袁世凯当政时，武人的地位有增无已。迨其死后，国人迎来一个漫长的军阀混战时期。

宋人苏洵曾以极其冷峻的笔调写道：“夫兵者，聚天下不义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教之以杀人之事。”(81)《苏明允上韩枢密书》，姚鼐纂集，胡士明、李祚唐标校：《古文辞类纂》,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387页。早年曾鼓吹富强的严复，日后深病“武人世界”之成，屡次借用苏洵此说回顾和检讨清末以来的世变。其致郑孝胥书说:“自铁良、袁世凯席德、日之说,举国练兵,至今使不义之人执杀人之器,祸在天下,始知不揣其本而务其末之为害也。”(82)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4册，1920年9月25日，第1842页。在与熊希龄信中语气更为痛切：“吾国原是极好清平世界，外交失败，其过亦不尽在兵。自光、宣间，当路目光不远，亦不悟中西情势大殊，僩然主张练兵，提倡尚武……此吾国今日所由赜赜大乱，而万劫不复也。”(83)严复：《与熊纯如书》(1921年)，王栻主编：《严复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14页。

清廷因外侮而强兵，结果未亡于外侮反亡于所练之兵。北洋政府由练兵起家，最终又带来连绵内战。对比严复的事后反思，陶葆廉的事先预警更显得难能可贵。但在强敌环伺之际而反对尚武，乍看近乎悖谬。1906年时严复尚且视强兵为理所当然，认为“国不诘戎，民不尚武，虽风俗温良，终归侮夺”。(84)严复：《有强权无公理此语信欤》(1906年)，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5页。

晚清理学名臣倭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之说在求富求强的时代氛围下沦为笑柄。传统治国理路在时代语境下越来越失语，故陶葆廉在标榜义理的同时不得不为此再三辩护。原本的“深谋远虑之言”，如今的“谈经济者鲜有不以为迂”。(85)芦泾遁士：《求己录》，第87页。无独有偶，素守“隐居放言”之戒的俞樾在甲午战后针对盛行的变法言论(86)俞樾：《致钱应溥》，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上，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也忍不住向翁同龢、钱应溥等当道力陈孟子“反本”之言为“自强之上策”，其文即自名为《迂议》。(87)俞樾：《致翁同龢》，张燕婴整理：《俞樾函札辑证》下，第442页。此后一百多年时间，中国不仅未曾脱离富强话语，还与传统义理渐行渐远，《求己录》不仅无力为义理招魂，还从迂腐之论走向失语。

结 语

《求己录》是一部创作于甲午战争期间的反战作品。作者陶葆廉意在利用传统思想资源中的“义理”敦促朝野反思当下的“事功”。这无疑是传统王霸之辩的延续。在晚清，事功主要表现为强烈的富强诉求，富强又进而分化出洋务与和战两个时代命题。二者特别是后者正是《求己录》的对手方。这导致它与后世流行的现代化叙事和民族主义叙事颇多扞格，加之与另一流行的革命叙事亦甚抵牾，故而在历史大潮中陷入失语境地。与历史主流的背离致使《求己录》这类宣扬义理的论著，或蒙受污名，或湮没无闻，或失去声光。但从严复、章士钊等一批近代人物由新向旧的心理轨迹来看，传统治理自有其独特魅力，这也正是《求己录》一书在思想史上的价值体现。